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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铭（1917.5.25——2004.9.9）湖北监利人， 1933年在中华大学学习，1937年中央军校第十四期结业，同年参加国民党。 吴先铭口述： 1938年武汉撤退前，议长何成浚和陈诚等与汪精卫、周佛海等，对在武汉进行“焦土抗战”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  1938年汉口街景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在座的还有参议员许莹涟、王延烈、刘隽、胡兆和等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军事侵略的同时，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并于1937年12月2日通过希特勒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以下和平条件： （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 （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的华北不驻兵区域； （三）扩大淞沪停战协定区，以国际警察代替中国保安队； （四）中日经济合作； （五）中日共同防共； （六）根绝反日运动。 南京沦陷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1938年元月16日发表声明，进一步迫蒋介石接受上述条件。 否则，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提携之新政府”。同年11月3日和12月12日，近卫又两次发表声明，继续对蒋进行威胁，极尽讹诈吓唬之能事。 汪精卫利用这种险恶形势，蛊惑人心地抛出“焦土抗战”的谬论，迷乱国人，以达其呼应近卫声明的罪恶目的。 抗日战火逼近武汉，1938年8月，在一次国民党党政军首脑会议上，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宣布： 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的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往重庆。  汪精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还以抗战“激进派”的面貌出现，大放厥词： 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无非想占领我国土地，奴役我国人民，如果侵略者所得只是荒无人烟，一片瓦砾，侵略有何用处？如果我国处处如此，侵略者自然不能不回头的。我们必须有一致的决心，实行“焦土抗战”的方针。 毋庸置疑，汪精卫拐弯抹角的这番话，为的是得出如下结论： 在前线要实行“焦土抗战”，在靠近前线的地区要坚壁清野。 那么，在武汉应进行“焦土抗战”，把武汉变为一座废墟，使入侵之敌无容身之所，使入侵之敌不能掠夺和利用我们的一草一木。 汪精卫谈完话，会场一片死寂，气氛低抑沉重，到会的人都吃惊地不吭声。过了一会儿，还是汪派反战分子组成的“低调俱乐部”的干将周佛海打开僵局，他说： “当前抗战形势，濒临势穷力竭之境；我拥护汪先生的主张，惟有焦土抗战，把一切一切彻底破坏，使敌人一无所得，陷入绝境。” 接着，少数附和汪派的人，大谈其如何着手破坏的措施。 有的建议把汉口张公堤炸毁；有的建议以汉口盐业银行（中山大道北京路口）的高层建筑为爆炸目标，计算出炸掉这座楼房需要多少重量的炸药，以此类推，计算将武汉市所有高楼大厦及大小住房彻底炸毁所需的炸药重量。 与会者何成浚（当时任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开始沉思不语，听了以上发言后，他面带戚容，慷慨地说： “各位高见，我不赞同。尽管武汉守不住，我们撤退也只是暂时的转进，将来我们还要回来的。 焦土抗战不会把敌人烧得焦头烂额，对自己却是点火自焚，我们千万不能干这种蠢事。 我是湖北人，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忍看到武汉成为废墟，也不能看到其他城镇成为废墟，我坚决反对！” 何成浚的话，使到会的人受到震动，即使是对抗战意志消沉的分子，也感到汪派人物所发表的论调确实有些奇怪和蹊跷。 他们窃窃私语，觉得汪精卫的主张不对头，大有问题。 陈诚（当时任湖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也急不可耐地跟着发了言，他声色俱厉地指出： “我们不能炸张公堤，不能毁自己的房子，这种作法，等于自杀，是下策的下策。敌人虽凶顽，然泥淖深陷，不义之师，终必失败，最后胜利必属我们。 我们要回来的，一定要打回来的！直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我同意雪公（何成浚别号）的意见，反对在武汉实行焦土抗战……” 随何成浚、陈诚之后，发言的人越来越踊跃，情绪越来越激昂。唐生智直截了当地说： “焦土抗战，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我百分之百地反对！我相信两湖群众、全国群众都要反对！” 一向和汪精卫关系很深的张发奎也不赞成把武汉夷为平地，甚至一些过去对汪精卫具有好感的人，也异口同声地发表了反对的意见。这对汪精卫不啻是一个极大的揭露。 汪精卫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军事首脑持不同意见，反对他的主张，在窘迫难堪的情况下，自觉孤掌难鸣，只好作罢。 由于汪精卫武汉焦土抗战主张的破产，这座历史名城、华中重镇、九省通衢，才逃脱了彻底毁灭的命运。 宋瑞珂口述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蒋指示全国部队分三期轮流整训，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军后方担任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去整训，一年之内把全国军队整训完毕。 南岳会议结束，陈感到兼职太多，便向蒋请辞兼职，1939 年1月31日，湖北省政府主席由严立三代理，4月7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陈则集中精力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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