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思考（二）姒姓起源与司后之争
商朝迷信鬼神，重视占卜，卜辞类似日记，简短难读，且不追述往事，难以弄清来龙去脉。西周人对夏商史产生了政治敏感，但历史意识依然淡漠，错过了整理夏朝史料的最佳时期。
春秋末期，鲁哀公找到孔子的学生宰我，向他请教神主牌位所用木材，宰我侃侃而谈，列举了夏商周时期的不同木材。事后孔子却给出了十二个字的评语：“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连孔子都对夏商周史表现出如此态度，西周人自不必说。此后的学者们奋起直追，收集了不少史料，然而由于时代久远，人们对很多历史问题的理解存在大量讹传、误解和脑补。夏史难求，那么作为号称夏王朝后裔的族群姒姓的起源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国语》里有一段话，系统阐述了姒姓起源问题：
“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例如《左传》也在阐述类似的理论。总之姒姓作为夏王朝后裔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圈普遍认可。
金文中的“姒”字有许多变体，但是经过解析，其中大部分的字形，除了女旁外，分别或同时包含着“台”、“司”、“㠯（以）”这些元素，用古文字学的理论来解释，“㠯”、“台”与“司”都是“姒”的声符。“㠯”与“口”组合就是古文“台”，“台”可通“嗣”，与“司”的读音相同。从女从台的“姒”分化出“始”字，从女从司的“姒”分化出“㚸”字。《叔虎父簠》（集成4592春秋早期）中，杞孟姒的“姒”甚至写作“辝”。“辝”后来成为另一个汉字“辞”的异体字。
从台从司之姒
从台从辛之姒（辝）
姒姓的“姒”字的这些复杂的写法和演变表明，这个姓不是凭空出现，必然带有某种旧制的痕迹。然而我们通过研究大量卜辞资料发现，商代对于王妻最典型的称呼是妇某，其中某字多数表示王妻的娘家之地，同时加上女旁。这与周代女性往往称某姓的模式完全不同。这一现象表明，周代社会耳熟能详的姓氏制度可能在商代之前并不存在。那么进入西周的姒姓之族在商代又是如何自我识别的呢？为了明晰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回顾一下甲骨文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司后之争”的问题。
很多爱好文博的朋友都知道，2011年国家博物馆将商代重器司母戊大方鼎的标识牌更换为“后母戊”，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鼎也被“正名”为“后母辛”，引起广泛关注，于是“司后之争”也进入了公众视野。早期学者基本上一边倒地支持读“司”，支持“后”的只是少数派。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后”的支持者声音渐大，逐渐盖过了支持“司”的学者，才有了如今“正名”之事。不过从双方论辩的文章来分析，支持“司”的观点并没有完全被驳倒，因此从理论上双方观点很难分出胜负。综合先秦古文字的各种例证，可以得出一些双方都可以承认的观点：
1、甲骨文中“司”可通“祀”，表明其读音应该与“祀”相同。
2、“司”字其写法正反无差别，都是一个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说文解字》时期提出“司”为反写的“后”，对司后的写法做了明确的规定。
3、明确表示君主或王后的“后”字的古文资料分别出现在春秋晚期的吴王光鉴和战国时期的中山王兆域图。
4、战国楚简中经常用“句”表示“后”。
也就是说，作为表示男性君主或王妻的“后”字的写法长期与“司”混淆（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字），其读音无法确认是否与“司”相同，一直到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才能证明“后”的读音与“句”相近，从而“司”“后”泾渭日渐分明。
在这一系列争论的文章之中，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所写的《说“㚸”(提纲)》为解决这一矛盾指明了方向。按照裘锡圭先生的研究，“司母戊”也好，“后母戊”也好，释文都不太准确，正确的释文应该是“司（㚸）戊”，“母”字应该理解为女形偏旁，不做为独立单字解释。所谓“司（㚸）”字，在甲骨文中又可以写作“
“姒”在先秦还可以作为“姐姐”使用，一家的妻妾以姐妹相称，可以有资格称“姒”者也基本上就是家中正妻。《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了一段事，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在外面找了个妾，并没有正式迎娶，鲁宣公夫人穆姜瞧不起这个女人，说了一句：“吾不以妾为姒。”穆姜不愿意将丈夫弟弟的小妾称为“姒”，可见“姒”可以理解为正室，这种用法可以视作商代制度的遗存。
那么作为商代王妻的称号“姒”又是如何成为西周姒姓一族的家族标志呢？笔者认为联系两者之间的纽带就在于周文王的妻子太姒。
商朝末年，周文王称王，商人称之为“周方伯”，周文王的正妻，在西周青铜器《班簋》称之为“王姒”，其他一些传世的先秦文献则称为“太姒”或“文母”。“文母”这个称号，应该是文王去世之后，周人开始确立谥号制度，以“文”为谥，然后妻从夫谥而来。而“太姒”这个称呼使用的时间可以更早。按照《国语》、《左传》等春秋战国文献传达的意思，“太姒”的“姒”表示她父族的姓，与杞、缯等国都是夏朝王室的后裔。“太”可以理解为一种尊称，类似的还有古公（文王之祖）的正妻称太姜，季历（文王之父）的正妻称太任。
如果我们引入裘锡圭先生的考证，来分析“太姒”这个称号，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周文王已有称王的野心，那么“太姒”之所以称“姒”，是表明文王视其为王家正妻，与后世称“王后”没有区别。这一时期姓氏制度还没有形成，太姒的父族应该还没有姒姓这个族群标识。等到武王伐商之后，周朝开始逐步革新殷商旧制，文字、语法、历法多有承袭，商朝的祭祀制度裁撤殆尽，日名制度则演进为谥号制度。同时，按照贵族集团的划分设立姓氏制度。这套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按照父系血缘，给居住在不同地区的贵族设立了一个更大的家族标志，也就是“姓”。不同的家族设立的姓的缘由未必相同，比如商朝旧族为子姓，可能是承袭商代多子族名号而来；姬、姜、妫等姓，可能与河流名称有关；媿姓可能承袭鬼方之名而来。每个姓的起源还需要一一研究，这里不做展开，太姒之族之所以定为姒姓，很可能就是源自“太姒”这个称号，“姒”是周文王向商王朝示威的象征，也是太姒在周王朝核心地位的象征，用这个字来特指太姒的父族，也是相当于昭示天下，姒姓一族为周王朝的国舅一族。
在商朝末年，商人开始使用“帝”作为商王死后称号的一部分，例如帝甲（即祖甲）、帝乙、帝辛等，并发展出“上下帝”的说法，“上帝”代表着上天神灵，而“下帝”则表示历代商王，带有“人神合一”的意味。周朝建立之初，除了沿用“王”这个称号，也曾用过“帝”，并在“上下帝”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天命观。《应侯鼎》铭文中有“珷帝日丁”，“珷”即表示周武王，“帝日丁”应该是周人模仿商代日名制度来称呼武王。
应侯鼎铭文
周武王死后可称“帝”，那么他的妻子可称“帝司（姒）”，1976 年12 月陕西扶风县庄白家一号窖藏发现西周早期青铜器商尊、商卣就有“帝司赏庚姬贝卅朋”的铭文。武王正妻按照先秦文献记载为邑姜，而商尊、商卣称为“帝司”是沿用了商人旧制。此后的周人书写系统中，应该继续保留用“司”指代王后的用法，但是在写法上有意与“姒”区分，不再附加女旁或其他声符，让人觉得是两个没有联系的字。
商尊铭文
东周时期开始出现用“句（后）”的读音来代替“司”的读音，于是才出现了“王后”的“后”表示君王正妻的用法。这种音义悄无声息的转换，就成为“司后之争”的源头所在。
而《国语》、《左传》等先秦文献倒果为因，误认为姒姓是夏禹时代就已经出现，太姒或者王姒的“姒”就仅仅当作姓来理解了，“姒”与“司”之间的联系被逐渐分离。西周建立之后，将古公追尊为太王，季历追尊为王季，由此看来，两位先祖的配偶太姜、太任应该是姓氏制度确立之后，模仿“太姒”的称号模式追尊的。
既然姒姓实际上是西周时期才确立的姓，那么西周时期的姒姓一族在商代的祖先们，就不会使用“姒”作为辨别婚姻的标志，他们在商代的发展历程，也很难通过商代资料解读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