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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述往昔峥嵘岁月，畅叙初心一脉相承， 2023年5月29日14时，中央音乐学院琴房楼演奏厅里，一场题为“我们从鲁艺走来”的访谈讲座如约而至。本次讲座作为第五届中央音乐学院“5.23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安平教授主持，主讲人为著名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家李淑琴教授，并特别邀请嘉宾音乐家马可之女、中国延安鲁艺校友会会长马海莹女士，音乐家向隅与唐荣枚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向延生研究员，音乐家郑律成之女、总政歌舞团作曲家、中国旅游出版社音乐编辑郑小提女士，音乐家李焕之与李群之子、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中国录音师协会音乐委员会主任李大康教授现场对话。一帧帧历史画面，一件件温情往事，一幕幕激情岁月，引领着现场的师生们重温鲁艺精神，感知鲁艺的革命历史与央音接续的血脉传承。  从左至右分别是：安平教授、马海莹女士、李大康教授、向延生研究员、郑小提女士、李淑琴教授 讲座开场，安平教授对活动的形式与内容进行了介绍， 随后主讲人李淑琴教授开始了讲解和对四位嘉宾的访谈。访谈讲座分为三部分，以回顾、传承、展望为线，结合图片、作品与口述形式，不仅展现了一个个历史故事背后的温情、欢笑与感怀，嘉宾的讲述更具有着重要的史料钩沉价值。 一 爱国抱负的家园 “红色”文艺的摇篮 ★ 访谈前，李淑琴教授首先对鲁艺成立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回顾，讲述了为什么说鲁艺是抗战时期文艺青年实现爱国抱负的家园：鲁艺成立于中国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内形势愈发严峻，在西北边陲延安， 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正规高等教育机构陕北公学开始正式招生的八个月后，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极为困难的当口，1938年4月便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成立后，那些或处于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抗战宣传、或不愿作亡国奴而处于逃难路上的高等音乐院校的师生、海外华侨纷纷奔赴延安，在延安实现着他们的爱国抱负，因此鲁艺成为了那个时期文艺青年实现爱国抱负的家园。参与访谈的四位嘉宾是与中央音乐学院有着亲密关系的艺术家、音乐学者，他们的父辈是鲁艺人，他们自身也是在鲁艺乳汁养育下、在不同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 ★ 访谈从老照片的呈现引入，第一位讲述者是延安音乐红色音乐家后代的向延生研究员。  1940年初春，前排左起：马可、冼星海 后排左起：张鲁、杜矢甲、唐荣枚、向隅、李焕之 冼星海怀抱中的婴儿为冼妮娜、向隅怀抱中的婴儿为向延生 向延生老师首先追忆了父母选择来延安的初衷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教学工作与音乐生活。向延生老师讲到：他的父亲向隅是由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动员到延安去的。他的父母分别于1932、1933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父亲向隅学习小提琴、钢琴等，母亲唐荣枚学习声乐。抗战爆发后，父母本打算赴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留学，但在回老家与长辈告别时，恰逢徐特立在向延生老师的岳父家中，因二人同在长沙从事教育工作，是结拜兄弟，徐特立便动员他们去延安，由此向延生老师的父亲向隅先生在1937年底先行到达延安，不久即参与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办。在鲁艺创办的过程中，戏剧系与美术系的创建比音乐系显得顺利，音乐系当时只有从绥远来的音乐家吕骥先生，还有的就是刚到延安的向隅先生。1938年向延生老师的母亲唐荣枚女士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便将她从长沙调到延安，当时与唐荣枚女士一起去往延安的，还有向延生老师的一个远方的姨，一位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她们二人拿着徐特立先生的介绍信，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安排他们赴延安的路程。唐荣枚女士到达延安后主动希望多学习马列主义，但因办学师资极度匮乏，并未有专门时间单独再学习马列主义，而被任命为鲁艺全院的声乐指导兼音乐系的声乐教师，自此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吕骥先生、向隅先生、唐荣枚女士三人的教授下开始逐渐创办起来，但在3月份开学时已过了招生的季节，所以“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只有15人左右，其中有郑律成、安波等，第二期招有40人，有李焕之、梁寒光、李凌等人，直到第三期，冼星海来到延安鲁艺任教、李焕之先生在第二期学成后担任助教，第三期的教员才壮大了很多，学员扩大到近60人左右。  向延生老师还讲述了他名字由来的故事。其名“延生”是毛泽东主席所起，他的父母亲与毛主席同为湖南老乡，偶有来往，并且向老师出生在延安，生日日期是7月1日，所以他的舅舅希望请毛主席来为他起名。一个多月后，向隅、唐荣枚夫妇便收到毛主席的回信，信中说：取名“延生”如何？如果不妥，也可举出两三个名字，帮忙圈定。后来，向延生老师将这封信无偿地捐献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 访谈过程中，向延生老师补充和纠正了历史照片的信息，并通过对历史图像的讲解，生动地展现了延安的自造乐器，仅以下图这张鲁艺乐队照为例：  1939年的鲁艺《黄河大合唱》伴奏乐队 向延生老师不仅纠正了照片的文字信息，还介绍到：照片中最右侧陶剑心手中的乐器，为鲁艺师生用洋油桶自制的低音乐器，只能发三四个音。 李淑琴教授简略地介绍了向隅先生的音乐创作：曾担任四幕话剧《血祭上海》（1938年2月）的配乐工作，创作延安最早的歌剧《农村曲》，以及光未然带领的演剧三队到达延安后，向隅与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同时创作而成的歌曲《红缨枪》，并现场播放了音响。 由于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吕骥先生之女吕英亮女士因身体原因未能到场，李淑琴老师在此穿插介绍了吕骥先生在延安的工作与创作，播放了至今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校的必唱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并对向隅的《红缨枪》和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两首歌曲的风格进行了对比性的简要分析。关于向延生老师的母亲唐荣枚女士，李老师介绍了其探索从西方美声唱法向民族唱法最初的转变过程。 向延生老师的父母均为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音乐家，因此对座谈会合影的音乐家进行了补充，其中李焕之、郑律成是照片信息中未能得以体现的两位音乐家。 ★ 第二位讲述者是总政歌舞团的郑小提女士。首先郑女士也讲述了关于自己名字的故事。  郑小提1945年照 郑小提女士出生于延安，当时的延安物质条件较差，她的父亲郑律成先生就将自己背来延安的两个乐器：一把小提琴、一把曼陀林中的小提琴卖掉，跟老乡换得了一只带着小羊羔的奶羊。为了纪念这把小提琴，给女儿取名“小提”。郑小提女士追述了父亲郑律成先生来到中国的原因。郑律成1914年出生在朝鲜半岛，出生地是现在的韩国光州，在他出生前的1910年，朝鲜半岛被日本吞并，导致朝鲜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郑律成的父兄不愿做亡国奴，所以他的三位哥哥都来到中国参加革命，他的父亲则辞去了本在日本政府里的工作，在光州附近的一个农村租种几亩田地，以种地为生。1933年郑律成跟随三哥来到中国参加朝鲜的抗日斗争。  李淑琴教授介绍了郑律成先生创作的两首歌曲《延安颂》与《八路军进行曲》（即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播放了音响片段，并讲到这两首作品和之前的抗日救亡歌曲相比，在风格上的明显变化，认为我们可以从《延安颂》中感受到那时延安年轻艺术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八路军进行曲》中感受到年轻艺术家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明显变化。郑小提女士特别补充到，郑律成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国籍，因此他是朝鲜族的中国作曲家。 ★ 在李淑琴教授对鲁艺到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和1945年鲁艺华北音乐工作团离开延安前在鲁艺教堂前的合影的介绍中，引入了对第三位嘉宾李大康教授的访谈。  1945年华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出发前再教堂门前的合影 李大康教授讲到，他的父亲李焕之先生，是1936年在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萧友梅专门学习了和声的，所以音乐功底比较强。到了延安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学上，虽然也创作了较多的作品，但并未在延安流行，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流传广泛。李大康教授讲到，在他家父亲的资料中，曾发现一张特殊的手稿，一面是李焕之先生的作品，一面是郑律成先生的作品，二人共用一张纸的正反面写作，可见当年延安的艰苦条件。在延安时期，李焕之师从冼星海学习作曲、指挥，上述鲁艺《黄河大合唱》乐队的照片，李焕之手中并未拿乐器，他实际在乐队中承担着“打击乐手”的角色，用他在广州买的一个瑞士的大洋瓷缸子，里面放上吃饭的勺子，冼星海作为指挥对他说，看到指挥手势后就可以摇晃发出声响。演出后，冼星海对李焕之打趣地说，你是一个打击乐的好手！  李焕之、李群伉俪在延安 李淑琴教授进而介绍，李焕之先生和李群女士是1945年随延安鲁艺华北文工团到了张家口，在张家口李焕之先生对《白毛女》进行了加工改编，从此开始了他的音乐改编生涯。新中国成立后，李焕之先生先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配器，为《东方红》配器，参与《黄河大合唱》的加工等等，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李大康老师谈到，歌剧《白毛女》创作初期李焕之并未参加，《白毛女》开始创作时他被派往甘肃参加其它活动，待他1945年春天回到延安时，《白毛女》正处于创作后期，有些段落尚未写出来，李焕之先生便参与了创作，其中王大春的经典唱段就是出自其手。父亲在华北联大时期，曾利用一年时间，将教学的积累写成了20万字的《作曲教程》，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著作，写出后大家争相传抄，作曲家唐诃、石夫都表示是学了李焕之先生的这本作曲法走上音乐创作道路的，遗憾的是原稿在传抄中丢失。 李大康教授也讲述了自己名字背后的故事，因生活条件艰苦，所以在小时候他的身体比较虚弱，起初李大康教授的父、母亲并未给他起名字，在他即将被寄养到河北正定的一个奶妈家中时，他的父母亲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有了“大康”这一名字。后来，他被送到保育院，因为姥姥是保育院的负责人，对照顾孩子很有经验，李大康的身体在姥姥的照顾下才逐渐好起来。 ★  马海莹女士1969年插队前与父亲马可的合影 第四位讲述者是马海莹女士。在李淑琴教授的介绍中，她开始了对父亲马可的追忆。马海莹女士从她15岁去黑龙江前和父亲马可先生的合影，联想到父辈在同样最好的青春年华，走上抗日救亡宣传道路、走进延安鲁艺大门的过程。马可原是河南大学化学系学生，父亲是基督教徒，所以马可从小经常进出教堂，也会和兄弟姐妹在家里唱四部合唱。《牙牙集》是马可先生最初的作曲习作，他有一张照片，手中拿着一个试管，上面自己写了几个字，意思是在这大时代里，是汉子就要自己创造自己。  冼星海先生到达延安鲁艺音乐系后，几次给马可先生写信、托人带话，要他到鲁艺去学习，马可在日记里写道他去鲁艺是希望去好好学习技术，但当他到鲁艺后，音乐系派他去民众剧团当音乐教师，对此他并不开心。民众剧团是在陕甘宁边区很有名的一个秦腔郿鄠剧团，在深入接触后，马可在剧团开始热爱上了戏曲，并奠定了他坚定走民族民间音乐道路的坚实基础。李老师对马可先生在延安的创作同样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播放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歌舞中《南泥湾》的视频片段。 陈复君教授是我校离休干部，曾担任音乐学系书记，是1944年从重庆育才学校赴延安的鲁艺人。陈老师今已96岁高龄，不能亲来现场，因此李淑琴教授带着音乐系学生章林欣、李渲如同学，到陈老师家中对她进行了采访，并请她谈了1944年赴延安时的心情，以及育才学校同学们对她和她当时男朋友黄晓庄能够去延安的羡慕之情的原因。活动现场播放了陈复君老师讲述的陶行知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延安鲁艺在物质生活上优越于育才学校的情况。从中让我们认识到延安从物力维艰到相对丰衣足食的发展过程。 二 “央音”初建时的血脉传承 面向未来的全新发展 ★ 李淑琴教授根据有关记载、《中央音乐学院院史一九五〇——一九九〇》和《中央音乐学院校友录》，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音乐学院的建立基础，结合图片，梳理了进入央音工作的鲁艺、华大、东北鲁艺人员，认为中央音乐学院和抗战时期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一样，是具有包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高等音乐教育机构，在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初期，无论从鲁艺、华大来的师生，还是北平艺专、中华音乐院的师生，以及南京国立音乐院、燕京大学音乐系的师生，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外归国人员、民间艺术家、苏联专家等等，都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央音乐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中国最高音乐学府，而四位嘉宾则与这两所学校有着浓浓的血脉传承关系，由此李老师请四位嘉宾分别分享他们本人及父母与央音的关系及他们个人的央音校园生活。 郑小提女士是1956年进入天津央音附中，后升入大学作曲本科的校友。她为大家分享了她的央音学习与生活的经历与趣事，一件件趣味小事，让在座的师生领略到了当时校园生活的活跃、课堂上和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以及刘诗昆、殷承宗等校友的学习生活趣事。 向延生老师为央音54级校友，1960年升入本科，他的专业方向是在当时的党委书记赵沨的提议下确立的。赵沨书记认为他在研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建议他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学习。向延生老师还当场展示了他1965年的毕业证书，毕业证上是马思聪院长的签字，也是马思聪作为院长的最后一次签字。 李大康教授回应了李淑琴教授谈及的父亲李焕之新中国成立后的配器工作，依稀记得父亲在家中为《国歌》（代）配器时的身影。在李大康教授眼中，父亲是一个低调勤奋的人，为那些他喜爱的作品配器完全出于他的兴趣。李大康教授的讲述恰也说明，李焕之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配器的工作，正开始于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音工团团长工作时期。向延生老师借机对李焕之先生离开中央音乐学院后，从北京回到设立在天津的学院学习的事迹进行了补充。李大康教授提到，父亲曾将《春节组曲》第二乐章《情歌》的总谱作为作业拿着去天津请教正在中央音乐学院讲课的苏联专家阿拉波夫，苏联专家看到后便问父亲是和哪位老师学习的配器，父亲说是自己学的，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肯定，使得他对管弦乐创作更加有信心。李大康教授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校友，后成为中国录音界的领军人物，他为上世纪80年代“新潮作曲家”们录制的最初的音响制品，至今仍是乐界佳话。 马海莹女士无论本人，还是父亲马可，均未曾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但机缘巧合地是，在马海莹女士担任鲁艺校友会会长期间，校友会落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因此，李淑琴教授请她对鲁艺校友会和落户中央音乐学院的过程进行了介绍。马海莹会长介绍到：因中央音乐学院创办“5.23”艺术节的契机，延安鲁艺校友会便和中央音乐学院俞峰院长和院办的王歆主任有了深入的接触、了解与合作，因此有了2018年在俞峰院长的盛情邀请下，校友会回到中央音乐学院办公的机会，为此，学校为校友会精心地选择、提供了办公室——筒一楼，这栋充满央音记忆的建筑。马海莹会长还介绍了延安鲁艺校友会及其工作，希望能以此让当代的年轻人了解鲁艺，认识鲁艺，敬仰鲁艺，传承鲁艺。最后，马海莹会长对现场的师生们讲到：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将延安精神、鲁艺道路传承下去，将文艺为人民的精神植根在祖国的大地上，植根在生活的沃土里，对青年文艺工作者一生的艺术道路来说一定会是受益匪浅的。 三 85 年后再回首 新时代下新企盼 ★ 本次访谈讲座的第三部分原计划是反思与期盼，因已超时较多，主讲人李淑琴教授对访谈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略的总结：本次访谈与讲座，不仅补充了诸多史料，也纠正了以往的诸多谬误、补充了一些细节上的缺失。85年后再回首，延安鲁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立，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尽管鲁艺人和整个国家的曲折发展一样，经历过辉煌，也遭受过磨难，有些也许至今尚不能释怀，但在当今百年之大变局环境下，回归传统，阐释传统，已成为当下学界的热门话题。因此，对延安鲁艺的建立及其发展不仅有必要回顾，还有必要不断总结，不断提炼其精华，以有益于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由此，四位嘉宾在活动最后，对后辈、对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给予了殷切希望： 作为音乐学家，向延生研究员对音乐学子讲到：从音乐学研究来讲，现在历史的重任到了你辈的肩上。自己今年已经84岁，只能发挥点余热，研究的主力要靠在座的各位！ 郑小提女士寄语大家：随着社会的发展，学音乐的人越来越多，合唱团、乐团越来越多，现在社会特别需要你们的工作，希望同学们好好学习，未来走向社会，为社会的发展、音乐的发展发挥作用。 李大康教授谈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东西还有待挖掘，有待整理，这些工作都需要依靠在座的大家来推进！ 最后安平教授对整个活动进行了总结。他首先向现场师生提出了鲁艺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他看来，鲁艺精神就是一种创造精神，一种创新精神，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李淑琴教授认为，鲁艺是具有包容精神的，是实现爱国抱负的家园，是“红色”文艺的摇篮。另外，四位嘉宾讲述的鲁艺生活的点点滴滴，为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最后，安平主任表示，中央音乐学院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血脉相承，我们要将鲁艺精神不断地传承下去，让鲁艺精神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在师生与四位嘉宾的合影与各自交流中，“我们从鲁艺走来”活动圆满结束。 供稿：音乐学系 文：钟毓文 责任编辑/ 设计：六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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