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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托马斯·鲁格斯·品钦（英语：ThomasRugglesPynchon,Jr，1937年3月8日－）是一名生于纽约的美国作家，以写晦涩复杂的小说著称。品钦来自长岛，曾于美国海军服役两年，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英语学位。在于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早期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后，他开始创作他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V.》（1963年），《叫卖第49组》（1966年），《万有引力之虹》（1973年），《葡萄园》（1990年），《梅森和迪克逊》（1997年）和《抵抗白昼》（2006年）。品钦被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视作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心中永恒的誓言/托马斯·品钦原文发表于纽约时报
日期:1988年4月10日
撰稿人: 托马斯·品钦（著有《万有引力之虹》）
主题: 《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著）
正如歌手米奇和西尔维娅1956年度的热门单曲《奇怪的爱》告诉我们的那般，爱情是奇怪的。爱情会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变得愈发奇怪，直到某一个时刻，死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范围，那时的我们一下子就困囿于这所剩无几的时光，然而我们同时又在继续讨论着一种关于永恒的游戏。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我们对待那些情歌、爱情小说、肥皂剧和任何以爱情为主题的属于年轻人们的宣言的态度愈发不耐烦，甚至是忍无可忍。
与此同时，如果没有这些浪漫爱情的建构，没有这种在死前的青春期般的希望，我们将会在哪里呢？至少会在离生命的枝干相距甚远的地方。假设宣誓爱之永恒是可行的，那么终其一生履行这一誓言，将这漫长、丰富且真实的人生建筑在这个誓言之上，将自己那仅有的宝贵光阴倾注于心之所属，这也是可能的么？这正是马尔克斯在他的新书《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提出的大胆假设，他在书中实现了这个假设，并且是成功地实现了。
在七十到八十年代的后浪漫主义思潮中，所有人都被洗脑了，甚至对爱情怀有极度的恐惧心理，爱情，曾经是让一代人着魔的流行字眼，而如今任何一个作家都要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一步，用爱情的语言写作，严肃地对待爱情这个主题，尽管爱情有时愚蠢、暧昧，而且它已不再流行。这就是说，这个主题值得我们使用在虚构文学中被看重的更高级的文字游戏。对马尔克斯来说，这一步也是革命性的。他曾经在同他的记者朋友普利尼奥·门多萨【曾与马尔克斯一起出版《番石榴飘香》（1982）】交谈时提到：“我认为有关爱情的小说与其他小说一样有存在价值。一个作家真正的职责——换句话说，那种革命性的职责，就是好好写作。”
那么，他是否好好写作了呢？马尔克斯写作的时候充满热情，却不会过激，带着一种近乎疯癫的宁静：我们已经从他另外一本小说中见识到了那种典型的马尔克斯式的声音，而如今这种声音更加成熟，在发现了许多新资源之后，它已经到达了一种新的境界——既古典又随意，既模糊又干净，嬉笑怒骂，喜怒哀愁，既是寓言，也是歌谣，而一旦被唤醒，这种声音就会扶摇直上，纵情高歌，就如同下文描写的世纪之交的热气球之旅一般：
“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以及供奉着那些因瘟疫而在盔甲里腐烂的历任总督的金色祭坛。”
“他们从特洛哈斯·德卡塔卡的水上村庄上空飞过，那里的房子涂得五颜六色，到处是饲养食用鬣蜥的小棚，湖边花园里长着成串的凤仙和一簇簇的百合。听到人们的呼喊，几百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乱哄哄地跳入水中，有的是从窗子跳下来，有的是从房顶上，还有的是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他们如鲱鱼般潜入水中，打捞起一包包衣物，一瓶瓶大蜡烛木制成的咳嗽药水，还有救济食品，这些都是那位戴羽毛帽子的美丽夫人从气球的悬篮里抛给他们的。”
这本小说的革命性还在于它大胆地暗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等我们年老的时候，当我们懂得了更多的时候，那些在生命不朽的前提下所做的爱情誓言（这对有些人来说简直是青年人的痴心妄想）在不可否认的必朽之实面前仍旧值得尊敬。事实上，这也断言了肉体可以重生这一纵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革命性的想法。通过小说这种自始至终都具备颠覆性的媒介，马尔克斯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如何合乎情理地发生，甚至借助小说狂野地期望这种事情能在小说以外的世界中的某个人身上发生，即使这个人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难免会被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残酷而腐朽的世界打击、收买或者出卖，折腾得遍体鳞伤。
故事是这样的。那是在大约1880年到1930年之间，在某个加勒比的港口城市中（据说是卡塔赫纳和巴兰基亚的综合体，又或者是那种没有在地图上被标明的城市），三位主人公纠缠在一段三角关系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这三角形的一边，他是一位既写世俗之爱又歌颂灵魂恋爱的诗人，尽管他的世俗生活是和加勒比的河运公司以及那些小型的蒸汽船队联系到一起的。作为一个年轻的电报员学徒，他偶遇了费尔明娜·达萨，“这位长着一双杏核眼的美丽少女，走起路来有一种天生的高傲，就像一头小母鹿，仿佛完全不受重力的束缚似的”。弗洛伦蒂诺疯狂地爱上了她，尽管他们之间面对面说过的话没有几句，但是他们靠电报和信件维持着他们火热而隐秘的爱情。即使在女孩的父亲发现了这一事情并将她带去一段广阔的“遗忘之旅”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依旧没有中断过。然而当她从这次旅行中回来的时候，费尔明娜却拒绝了这个相思成狂的年轻人，最终与她遇到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成婚，胡维纳尔就像那些19世纪小说中的主人公，出身良好，衣着时髦，有些自恋，但却十分迷人。
对弗洛伦蒂诺这个以爱为生的生物来说，这是十分痛苦的打击，尽管并不致命。他发过誓要爱费尔明娜一生一世，于是他安顿下来，想要等到她重获自由的那一天。而这一等就是51年9个月零4天。1930年的圣神降临节，胡维纳尔在爬树捉鹦鹉的时候不幸身亡。葬礼过后，弗洛伦蒂诺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了，才走上前去。他将帽子放在胸前，对费尔明娜说：“费尔明娜，这个机会我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为了能再一次向您重申我对您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费尔明娜在震惊之余，也很气愤，她呵斥弗洛伦蒂诺，想把他赶出去。“在你的有生之年，都别再让我看见你。我希望这也没有几年了。”
那心中无尽的誓言撞到了这世界上那些有尽头的事物——生命或者时限。这种碰撞发生在第一章末，这一部分详述了乌尔比诺死前的一天和费尔明娜成为寡妇的第一晚。然后时光回溯到了50年前——霍乱时期。中间的章节以三位主人公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乌尔比诺的婚姻和弗洛伦蒂诺在河运公司的地位的提高，时间的钟摆从一个世纪进入了另一个世纪。最后一章重拾了第一章未讲完的故事：弗洛伦蒂诺在遭到了许多人视之为拒绝的说辞之后，毅然决然地要重新追求费尔明娜，尽其所能重新赢回她的爱。
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动荡，死亡曾经在这里肆意蔓延，不只是那席卷整个城市的传染迅速的致命恶疾——霍乱，还有那与霍乱形似的内心的抑郁和愤怒，发展到极致就演变成了战争。在这部书中，一种“霍乱”的受害者多次被误认为是感染了另一种“霍乱”。“总是同一种战争”这句话在此并不是任何政治手段的一种延伸，而是代表了一种消极的力量，一种疫病，它带来的后果是大规模的死亡。在这样阴暗的背景下，生命如此岌岌可危，它进入了一种自觉的抵抗死亡的状态，甚至成了死亡不共戴天的敌人。乌尔比诺医生，继承了他父亲的遗志，成为了这场与霍乱战斗的领袖，他专注得近乎着魔般地推动公共卫生措施的发展。费尔明娜则仍担任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但是却如同那些上战场的战士一般勇敢地承担起自己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管家的重任，为自己的家营造维系了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弗洛伦蒂诺则选择拥抱死神著名的宿敌——爱神，他沉沦情欲之中，扮演起了引诱别人的大众情人角色，最终积累了多达“六百二十二条较长恋情的记录，还不包括那无数次的短暂艳遇”。与此同时，弗洛伦蒂诺的内心深处仍然保持着对费尔明娜的忠诚和不灭的希望，这种忠诚和希望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或者消失。最终他诚实地告诉她，他为了她仍然保留着处子之身，尽管她并不相信。
这就是弗洛伦蒂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一部成长小说，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了我们自己，他赢得了我们的信任，我们为他加油，希望这位以爱的名义与时间和死亡对抗的勇士能够成功。然而正如所有最优秀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他坚持自我，拒绝成为任何毫无野心的低等生物。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他，追寻着他在这城市街边巷陌或者情人爱巢中那雄性野猫般的足迹，他活得随性，可以迅速地发展出一段亲密关系，随时处在遭遇灾祸的危险边缘，但正是弗洛伦蒂诺对于这种与犯罪疏忽相近的后果那滑稽而危险的冷漠态度，使他对这些灾难充分免疫。拿撒勒的寡妇是注定会被弗洛伦蒂诺取悦的众多寡妇中的一个。她在一天夜间城外的持续轰炸中引诱了他。奥森西娅·桑坦德尔那栋房子曾经拥有精美的家具，如今却被洗劫一空，而她和弗洛伦蒂诺就在这被洗劫的房子中嬉戏缠绵。弗洛伦蒂诺在嘉年华庆典上搭讪认识的一个女孩儿竟然是一个从当地精神病院跑出来的手持弯刀的杀人狂。奥林皮娅·苏莱塔的丈夫在发现弗洛伦蒂诺无心之下用红漆写在她身上的肉麻情话的时候，一怒之下杀了她。弗洛伦蒂诺在道德上的是非不分不仅仅造成了个人的悲剧，同时也破坏了生态：正如他在书的结尾发现的那样，他的河运公司对于汽船燃料的无法满足的欲望已经毁掉了整座曾环抱了马格达莱纳水系的森林，如今那里只剩下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激情使他晕头转向，从未为此事操过心，待到发现实情时，已经无计可施，除非能开辟一条新的河流。”
事实上，这无声的幸运之神，与弗洛伦蒂诺至真至纯的梦想一起助他度过了这些浩劫。作者对于主人公的偏爱并未完全超越在书中暗藏着的对大男子主义的颠覆。马尔克斯很不喜欢大男子主义这种东西，他曾在某处将其描绘成对他者权利的篡夺。我们在他的小说中也发现女人才是这个故事中的强者，她们更加贴近现实。当弗洛伦蒂诺为蔓延不息的霍乱病症癫狂之时，正是他的母亲特兰希多·阿里萨将他拖出疯癫之境。他那无尽的情欲并不是传统男性特点的恩赐，而是源于他想要被爱的明显的急切的需求。女人们正是喜欢这一点。“他很丑，而且可怜兮兮的，”费尔明娜的表姐希尔德布兰达对她说，“但他身上洋溢着爱。”
马尔克斯这位一本正经地说着荒诞故事的讲述者正是弗洛伦蒂诺的传记作者。如他所记录的那样，19岁那年，这位年轻的作者在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开篇最著名的段落的时候曾经灵光乍现，突然顿悟。那一段描写了一个男人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天哪，”马尔克斯惊呼，“这正是我祖母经常讲的故事啊！”他还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对小说充满了兴趣。他说在他那被称作“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存在的不过是她祖母讲故事的声音。
然而如今在这本小说中的地方与《百年孤独》中的那个魔幻小镇马孔多还是有一段距离的。马孔多的人们都是在空中畅游，而死者仍然每天同生者聊天。如今我们从空中下降到了地面，可能还是沿着同一条河，一直往下游走到加勒比海岸的边缘，陷入了战争、瘟疫以及城市的动乱。这里不仅仅被那些个人的死亡所纠缠困扰，还被这宏大的历史所包围和缠绕，这历史洪流令人恐惧地一声不响毫无痕迹地就击垮摧毁了很多人。拯救这种无声的消亡的职责就是革命性地好好写作。这也正是马尔克斯在这本书中饱含同情与敬意所完成的职责。若说这本书超越了《百年孤独》，这只是个假设。但是很显然，马尔克斯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特别是对于生活有了一种更深的觉悟，如同弗洛伦蒂诺认识到的那般：“谁也别妄图当生活的老师。”书中依然有一些与现实相反的令人愉悦惊叹的瞬间，这些时刻依旧是以一种同样的诙谐呈现的：床边的鬼魂、寄来的无名的身上带有咒语的娃娃、那个微不足道却最终导致乌尔比诺医生丧命的邪门的鹦鹉。然而作者的注意力和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些与事实并不相悖的方面，即我们常说的“现实”，这其中爱与爱会灭亡的可能性是不可或缺的动力，而各种魔幻之事无非是在这扩展的视野中被精心利用的工具，它们更加成熟、阴暗却并不仁慈宽大。
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诚实地书写爱情的方法：当然没有阴暗面和有限性，这个故事也可以集浪漫爱情、情欲、社会喜剧、肥皂剧于一身，但是却不能真正地体现那个大写的“爱”字。这除了需要有一个有利的视角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之外，似乎还需要作者能控制自己对笔下人物的爱，向读者隐藏他所关注的全部内容，换句话就是说作者千万不能沦落到说胡话的境地。
艾迪丝·格罗斯曼在翻译《霍乱时期的爱情》时特别注意了这一个原则，她十分敏感且充满想象力地迎合了作者多变的声音。我的西班牙语并不好，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极好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跟上了马尔克斯写作的节奏，掌握了他写作的透明度，她传神地翻译了他用的俚语和高雅词汇，还有那些抒情的篇章和马尔克斯喜欢用来暗示我们的句末击中要害的话。
曾有那么一刻，在他早期的河运公司的职业生涯中，弗洛伦蒂诺根本不能写出一封没有那些浪漫诗歌踪迹潜藏其中的简单的商业信函。他跟河运公司的经营者他的叔叔莱昂十二讨论自己的这个问题。他为自己辩护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爱。”
“糟糕的是，”叔叔对他说，“没有河运就没有爱。”对弗洛伦蒂诺来说，这恰巧就是事实：他的生命轨迹被两段里程碑式的河上航行所定型，这两段航行间隔了半个世纪之久。第一段航行中，他做了回到费尔明娜的城市并永久居住在那里的决定，第二段航行中，他穿越那荒凉的土地，与费尔明娜一起，开启了与时间对抗的爱之旅。我再没读过如此令人惊叹的结尾，它的节奏和活力如同交响乐一般，那种律动也像是一条在河里行驶的船。这篇章的作者，也是我们这次航程的导航员，用一生的经历指引着我们，毫不迷失地在那条我们都知道的河流之上航行，在怀疑与悲悯之间穿梭。如若没有在这条河上的航行，就没有爱情可言，而正是逆着这条河的水流，那奋力回归的努力才会值得尊重和铭记：这样航行的最好产物就是那些把我们破损不堪的灵魂归还给我们的作品，而这其中不可置疑地包括这部炫目且令人心碎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诗品》走起，2013年10月—— 本期编辑：石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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