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正当性摘要： 近年来，人类应对全球性灾害的举措折射出科学正当性的脆弱，及其对更广泛的文化语境和制度规范的依赖。本文审视在目前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中作为文化的科学，以及科学和专业知识何以正在经历深刻的正当性危机。这些挑战源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内部和外部。内部威胁包括欺诈、可复制性、知识传播和公平性危机、学科分裂和学术过度生产。外部威胁包括观点极化、极权主义、宗教信仰、信息技术和科学共同体背后的资本运作。虽然社会学在研究这些问题上具有优势，但它自己也在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和自身的学科正当性危机。 作者简介： Gordon W. Gauchat，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本文作者Gordon W. Gauchat 默顿模型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首次定义了“科学共同体”作为研究对象。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引导我们关注科学界的两个维度：作为生产科学知识的有组织的专业网络；背后微妙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科学”描述了一个文化里程碑——一个生产专业知识的程式化网络，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它在20世纪完全建成，并在二战后加速发展。将科学的文化正当性概念化，使社会科学家能够评估科学的政治背景，例如，有组织的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政治认同的边界对象和仪式化空间（比如研究型大学）。 基于迈克尔·曼对社会权力的区分和场域理论的发展，“科学”是一个更大的组织空间的一部分，包括军事、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组织网络。在战后美国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界通过提供创新、生物医学进步和高科技发展，以及通过教育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公民意识，越来越被认为与经济繁荣高度相关。科学界与国家和政界的联系有两个方面：从50年代起，有组织的科学共同体与美国的冷战军事机构合作，当时的国防部向新兴的公立大学系统提供大量财政资源，同时还有面向退伍军人的巨额学费资助。其次，科学界成为行政机构甚至政党的组成部分，在支持政府决策的过程中开始起到决定性作用。 随后，军方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但政府机构及其基于证据的管理决策体制继续扩大，将科学界与公共政策的正当性联系在一起。科学不再是十七世纪学者日记中所揭示的普遍方法，而是在具体组织环境中发展的可识别的社会活动。于是，科学无法再还原为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而成了充满偶然性的有机体；科学客观性依赖于松散的社会习惯，而不再扮演一种超越它们的手段。科学的文化意义包含了一个基本的神话：对科学的信任，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尤其是生命科学），提供一种驱逐弥漫在复杂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手段，以便人类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一观点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当科学真的（让人类认为）可以帮助认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时，它就会茁壮成长；反之，当它无法做到时，它就会遭受人们的拒绝——人们可能寻求科学之外的信念体系来认知、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  上图中，默顿的机制模型展示了“科学共同体”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个模型最为关键的问题意识是将科学的底层组织网络与公众与科学互动和关系联系起来。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无法绕开机制模型的逻辑。例如，Gauchat（2012, 2015）研究监管科学（比如对新兴医疗技术和药品的评价）的兴起，其一方面是有组织的科学界与行政国家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相关情境下，主要表现为公众对科学家的态度的互动；两者通过一些微妙的文化意义相关联。图中a部分表示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基础，或曰组织环境和网络，涉及专业人员、市场、国家、政治力量及其次生影响，比如对国家能力的历史比较和想象、资源分布、地位分化等。图中b部分是作为中介的文化机器（cultural apparatus），反映了文化认知与a中持续变化和冲突的组织网络的联系，即个体、社群、社会体验理解环境与系统的复杂机制，可以从个体心理过程与社会媒介和话语塑造两个角度展开。图中c部分则表示科学/科学界在社会公众最终的自我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底层的权力动态和组织冲突不能完全替代科学的社会呈现，“呈现”不仅涉及科学对公众的影响（科学素养、实质性科学信息知晓等、科学精神的发扬），还涉及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比如对科学家的期许、对科学精神的理解），对冲突的认识和诠释（比如对“科学边界”的讨论），甚至被动员为冲突的一方。c部分在过往文献中时常表现为对公众对科学的态度的大规模普查，或者对科技相关社会议题的舆论研究，此类研究其实都属于对c部分（科学的社会文化呈现）的测量和识别。最后，模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系统环境的冲突和变化（a），会经由文化机器（b）的中介过程，传导至c，引起作为“科学”在广泛社会文化中呈现的发展。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从实证角度关注这一具体机制，简单地通过面板数据、时间序列分析等，探索组织机构变化与公众认知变化的跨时联系。 遗憾的是，社会学长久以来有着将专业科学与“冷漠、疏离、霸权”的形象联系起来批判的倾向。这一传统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当属福柯对知识-权力的批判：科学知识为不平等辩护，为当权者提供正当性，并事实上成为压迫弱势人群的帮凶。然而，这种倾向如今无疑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作者指出，对科学的概念化应当分为科学界的组织网络及其更大的社会、经济和制度背景，和往往以“科学主义”表述的科学的文化权威在社会中的呈现——这一区分被福柯式的批判路径简化，仿佛两者的共谋是自然而然的。默顿对科学存在社会文化意义，存在价值倾向性的识别和探索，本意是唤起对科学作为一个客观空间如何在民主社会中发挥关键建设性作用的探讨，却在随后对专业权力与科学神话的批判中发展为另一种极端——既然科学研究的价值倾向在所难免，不如拥抱科学的政治化，甚至作为阴谋论和武器。这一点在美国新冠疫情的应对中格外显眼。毫无疑问，社会学本身也受此影响。 作者认为，应从默顿的机制模型的角度重新审视科学的社会文化意义。这不是说过去流行的对科学霸权进行批判和概念化的路径是错误的，而在于其框架容易使问题简单化，使分析缺乏全面和系统性。接下来，作者以当今美国社会观点极化和科学政治化问题为例，展示运用默顿的科学机制模型分析高度复合的科学呈现机制的优势。 下图显示，美国的科学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其驱动力是激烈的党派分歧和极右翼势力的复苏。可以看到，二十年来，持极端政治观点的人群（极右翼或极左翼）对科学信任度的差异越来越大。疫情以来，右翼表现出对医学专家、疫苗、口罩、隔离的不信任。关于政治身份和科学的正当性之间的关系，仍有许多未解答的问题需要关注。
首先，在美国，公众对大型机构（跨国企业、最高法院、立法机构、军队、警察等）的信心有所下降，这种变化在2010年后尤为明显。研究者需要辨别这种下降是暂时的，还是晚期现代社会的永久特征；对机构信任的下降是针对特定群体的，还是一种普遍模式？公众对大型机构的看法转变是渐进的，还是受历史事件和选举周期的影响？ 美国国民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也是一大焦点。一方面，一味指责公众对专业人员的质疑是不公平和危险的，因为当权者可以通过将无知或非理性归咎于公民（尤其是边缘化的社区和弱势人群），来撇清自身的责任，甚至做出不利的决策。但另一方面，对科学知识极端拒绝的态度，在科学具有一定先进性和建设性的事实下，仍然可视作一种反常。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如何在调查中对科学能力（scientific sophistication）进行概念化和测量。对于其他一些相关指标，如推理或认知能力、智力、计算能力、科学素养，其量表可能也是成问题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多数测量方式忽视了其事实上蕴含两个部分：科学能力和基于权力动态和文化资本的科学观念——在21世纪，对科学的文化认知可能取代文学、音乐和艺术品位，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科学能力与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的关系也非常微妙。例如，Carlson & Ramo（2022）根据2020年的访谈数据研究了美国保守派的阴谋论思想，并认为这种文化倾向帮助人们理解和接纳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此外，他们发现，反精英主义的怀疑主义是阴谋论思维的一个关键步骤，它将科学家、专家和研究型大学描绘成敌对的文化地标。 晚期现代性提供了各种文化工具来帮助人们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不）信任科学和专家是一类重要模式。因此，（不）信任科学家和专家代表了一种启发式倾向，影响着个人对抽象系统（abstract system）的信心，最突出的是政府和政策机构。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扩散时，这种倾向的重要性就会增加，同时，那些相信专家权威的人和那些强调在地信息和个人经验的人之间的文化分歧也会增加，且已经越来越强地与左-右身份联系在一起。作者认为，研究者需要特别关注测量方法，以及诸如“科学”、“科学界”、“科学家”和“科技”等术语对不同子群体的意义之间的微妙差别：通过运用文化工具组合（比如偏个人的文化机器），不同群体可以同时保有对“科学”的信任和对“科学家”、“科学界”（有组织的、机构化的）的不信任，对实用技术的信任和对抽象知识的不信任，同时接受科学范式和拒绝科学结论（如气候危机、防疫政策、疫苗犹豫）；测量对科学态度的方法除问卷外，也可以测量研究对象的行为是否“科学”和“理性”；应该避免政治倾向测量和特定信念测量的混淆（如左-右取向和反专家信念），等等。 基于默顿的机制模型，作者批评了社会学长久盛行的对科学“知识-权力”式的霸权想象，认为其扼杀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美国社会观点极化和科学政治化问题，指出美国公众对科学的拒绝，可以进一步还原为对背后政府机构、研究型大学、智库，及（想象）作为整体的“抽象而有组织的科学共同体”的广泛拒绝。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层面的分歧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冲突的浮现，最终导致美国社会观点两极分化和科学政治化问题。 在过去的50年里，专业科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长期稳定期，美国大学的发展导向了一个坚固的组织网络和权力基石，知识生产的边界和组织结构变得更加稳定和规范，将不同专业学科和它们各自的领域统一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组织网络扩大了其文化影响范围，也拥有了更强的能力来挑战社会中的竞争对手。于是，围绕着种族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新冠疫情，愈发极端激烈的政治化更像是经年累月所压抑冲突的爆发，民主社会由此面临威胁和挑战。 编译 | 王友 审核 | 王雨晨 终审 | 张征宇 ©Sociology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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