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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冬季的一天，中南海。
正在办公的毛主席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之声，正要起身查看情况，一名卫士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主席，外面有位叫李治的同志说要见您，我们看他身上带着枪，就把他给拦在外面了。”
毛主席听罢，原本紧蹙的眉头顿时舒展开了，说：“别说带着枪，就是带着刀子也要让李治同志进来。”
从俘虏到红色军医
1899年，李治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父亲是光绪年间的秀才，受家里的影响，李治年幼时期就立下了治学的人生目标。从当地的四教书院毕业后，李治升入县立禾川中学，恰逢此时当地爆发了霍乱疫情，百姓因疫死亡者不计其数，而亲眼见识到人间炼狱的李治深感“读圣贤书救不了乡民”，于是立志学医，成功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
李治
从医学院毕业后，李治返回家乡，在省会南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对于那些看不起病的穷苦百姓，李治每月都会下乡义诊，被当地人称作“赛华佗”。
当时李治的心中并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只想当一个不问世事的好大夫，然而天不遂人愿，一次意外改变了李治的人生轨迹。
1930年，一名患病的国民党军官来到李治的诊所，那人在接受了李大夫的治疗后，觉得此人拥有这么一身好医术，如果不能为党国所用，那太可惜了。于是他威胁李治来到国民党军中工作，面对这种“不讲武德”的邀请方式，李治没有办法，只好拿起随身药箱前往张辉瓒统领的18师中担任军医一职，为了方便在军中行走，还被授予上尉军衔。
张辉瓒对李大夫的“盛名”有所耳闻，在亲眼见识到李治的医术后，便将他安排到自己身边，让他专职为自己服务。
张辉瓒
从救死扶伤的良心名医到被迫成为反动派将军身边的私人医生，李治人生理想遭到了狠狠地践踏，眼见张辉瓒和手下的白军士兵在当地为所欲为，无恶不作，自己却无能为力，李治心中惆怅不已，终日生活在良心的谴责之中。幸运的是，这种痛苦的日子很快就划上了句号。
1930年下半年，张辉瓒收到了南京发来的军令，要他对新生的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张辉瓒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大兵压境”，“赤匪”必定落荒而逃，于是大摇大摆率领队伍钻进毛主席为他精心准备的口袋阵里。
一战之下，他带来的人马几乎损失殆尽，全军溃败之时，李治仓皇之中和张辉瓒一起被红军生擒。
一朝成为阶下囚，李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如此充满戏剧性，但既来之则安之，李治一向对济贫扶弱的红军抱有好感，此时虽然被俘，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红军的先进思想。
第一次反围剿示意图
在接受了相关教育并和红军相处了几天后，李治明白了何为革命，也懂得了什么叫做天下大义，思想的蜕变让他的人生得到了升华。于是他选择加入红军，为红军的医疗尽一份力。
加入红军队伍之初，由于自己有在国民党队伍里服役的经历，李治一度产生了思想包袱。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亲自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在交谈中在得知李治乃江西永新县人士时，主席抚掌大笑，说道：“贺子珍同志也是永新县的，这么一来，咱们俩还算是半个老乡了。”
苏区政府
毛主席和战友们的关怀让李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原本闭锁的心房也悄然打开，卸下了思想包袱的他开始大展身手，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医务工作之中，很快成了红军医务团队中的领军人物，并成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开创者之一。
革命的恩人
1933年9月25日，蒋中正集结百万大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誓要扑灭中国革命之火。由于李德等人的从中作梗，导致红军战术出现重大失误，最终不敌白军的汹涌攻势，被迫于次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此时已经成为红军第一医院院长的李治也率领医疗团队跟随主力开拔，踏上了长征之路。
长征之路异常凶险，天上有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地面则有陆战部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李治率领医疗团队坚持在作战的第一线，从“鬼门关”中拉回了不少宝贵的生命，尽可能地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1935年3月，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地面部队的追击，然而队伍庞大，行军目标过于明显，反动派的侦察机很快就发现了我军的动向，随即数架战斗机向我军方向扑来。
正在队伍中组织相关工作的贺子珍察觉情况不对，一把推开了在她身边的红军战士，招呼所有人寻找掩体隐蔽。可话音未落，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贺子珍的身边，爆炸的气浪瞬间将贺子珍掀飞……落地之后，贺子珍浑身是血，昏死了过去。
此时，李治正在队伍后方安置伤员，听到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后，立刻拿着药箱赶到了事发地点。刚一到，就看到一群战士手足无措地围在贺子珍的旁边，因为不知道怎样处理伤口，他们面带悲色，有些战士们误认为贺子珍已经牺牲，坐在地上痛哭了起来。
李治连忙挤进人群，经过细致检查，他依稀听到了伤员还有心跳。这让他兴奋不已，于是他叫停了一旁战士的哭声，立即开始施救！旁人听到贺子珍同志还活着，又惊又喜。
片刻之后，一个露天手术台搭建而成，众人小心翼翼地将伤员抬上病榻，等待李治的下一步指令。
在野外环境下进行外科手术，考验的不仅仅是大夫的医术，还有主刀者的心理素质。李治心知这场手术非比寻常，简直就是和时间赛跑！
他拿起手术刀，切开了伤者的皮肤，从肌肉组织里取出一个又一个弹片，之后不断用酒精冲洗创口。虽然手术及时，但是以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无法对伤者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李治只能凭借经验，尽可能地取出崩入体内的弹片……两个小时后，李治已经筋疲力尽、满头大汗，但终于将贺子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然而，老天给李治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就在从死神手中夺回贺子珍的五个月后，周恩来在跟随部队过草地的途中突发重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人也瘦得厉害。
当时，周恩来在前线指挥部工作，那里的医生认为周恩来是因为操劳过度而导致的重感冒，也有医生觉得是罹患了疟疾。可在给他服用了相关药品后，病情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日益加重，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周恩来送到李治所在的野战医院。
事不宜迟，李治立刻对周恩来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根据临床症状，李治认为是病菌引起的肝脓肿，但其他医生却对李治的诊断存在质疑。为了能及时确诊、尽快展开手术和治疗，李治决定对周恩来做穿刺检查。
所谓穿刺检查，通俗一点就是用医用针头刺到病患处，通过上面留存身体组织来判断患者的实际情况，这种确诊方式要求具备相当高的医疗条件和技术。
然而众所周知，红军的医疗资源极其匮乏，平日注射使用的针头长度较短，不利于穿刺检查。而且周恩来是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一旦穿刺检查没有抽出脓液、又对病人造成二次伤害，或者出现医疗事故，后果都不堪设想。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患者的病情危急，不能再耽搁了，与其放任病人“慢性死亡”，不如放下顾虑搏一把！
于是他毅然决定为周恩来做穿刺检查。果然，李治一针下去，抽出了许多脓液，证实了他对病情的判断，周围的医生纷纷对李治竖起了大拇指。
虽然确定了周恩来的病症，但如何进行治疗仍是摆在众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外伤不伤及肺腑，只要做好治疗消毒工作，可以极大降低感染的风险。但如今周恩来病在肝脏，若要手术治疗必须打开腹腔，野战医院的简陋环境无法完成如此高难度的手术，众人束手无策……
就在众人苦思冥想之际，李治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他想起来当年在医科大学读书之时，老师教给他们的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的治疗方式，那就是一个字——等。
在病理学中，如果不对肝脓肿进行干预，那么脓肿就可以将结肠壁烂穿，脓液就可以从结肠排出体外，盘踞在肝脏上的脓肿也就自然痊愈。但这种不加干预的方式非常凶险，因为它主要依靠的是病人自身的抵抗力。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唯一可行的疗法了。
既然选择了“保守”的治疗方案，那就要在其他层面上多下功夫，为了帮助周恩来快速恢复，李治和手下的医务兵们在泥泞的草地里四处寻找清热解毒的草药，还找来了大量富含维C的豌豆尖。李治一有时间，就守在周恩来身旁，观察病人的状态，检查病患的排泄物……
几天后，李治终于在排泄物里发现了脓液，这让他不由松了一口气，在服下了李治开的几贴药后，周恩来终于痊愈，随即便回到了前线指挥部中。
对于毛主席而言，李治救的这两个人，一位是他的妻子，一位则是他一辈子的革命战友。于公，李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于私，李治给焦心的毛主席带去了动力和希望。对于这样一位对革命有功的当代华佗，毛主席对他充满了感激。
红军抵达陕北后，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极度缺乏，没有长途行军经历的李治终于支撑不住，一病不起。
消息传来，毛主席对李治的情况很是关心，不仅安排最好的医生给他进行治疗，又委托贺子珍去看望他，让她陪这位救命恩人说说话，并送给他亲笔写的字条——“李治不能死！”
感受到主席的殷切关怀和期盼后，李治笑了笑：“跟毛主席说，我李治还死不了，我还要给战士们治病呢！”
周总理打趣：
上了刘伯承一个当啊
到了延安后，李治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被任命为边区医务学校的校长。
当时前方战事吃紧，医务救治人员极度短缺，因此有人提议，能不能让医务兵的受训时间缩短一些？但李治态度坚决，认为医学问题不能当作儿戏。在校任教期间，李治不仅自己对学生言传身教，还经常请边区的一些著名医生讲课。
马海德
毕竟那时候的延安有大量国际主义战士，诸如专攻皮肤病的马海德，野战创伤治疗专家基洛夫等。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在国内外各方专家的指导下，边区的医务护理事业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拯救了无数战士的性命，为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