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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於柳宗元謫居永州的第七年(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作品以遊覽山溪小潭為主線，事中見意，處處流露出放逐投荒的身世之慨和懷抱難伸的不平之鳴。 第一段是記遊。因作者隨行隨遊，隨覽隨記，看似平淡自如，隨心所欲，卻筆趣橫生，天然妙合之中現出無限的精致。文章起筆先寫石渠，水鳴幽幽，忽大忽細，石渠雖然小得不起眼，其特征卻十分鮮明。水流潛過大石，便注入石泓，昌蒲、青蘚，襯出石泓的清澄凜冽，較之石渠，風趣全異。水入石潭，頓然開朗，水面之闊，水底之深，別有一番氣勢。別石潭而北行，曲折迂回，又回到了袁家渴。這一路風景中，作者以石渠、石泓、石潭作為重點描寫，以水流作為中心貫穿，而一路之上其他的風物，僅以“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一筆掃過，輕重有致，重點突出。而石渠、石泓、石潭又各有特色，絕不雷同。石渠之幽，石泓之清，石潭之闊，都非常富有個性。作者抓住特征，動靜交錯，蟬聯成篇，儼然是一首優美的風光小詩。作品在結構安排上，以水流為線索，由“西南行”轉“西行”，又“北曲行紆馀”，一圈下來，又回到起點。這樣安排，行有其始，回有其歸，顯得完整而又緊湊，首尾銜接，暗中呼應。“風搖其巔”四句，是作者的神來之筆。作者坐歇於詭石怪木之間，一陣山風吹過，崖谷中樹聲驟起，有琴韻之美聽。隨聲轉目視之，見樹已歸靜，而崖谷中的回聲卻一波一波地傳向了遠處。這種情景易於感受，卻難於表達，柳宗元用短短十六個字，寫盡了它的神韻，足見其筆力之強。 如果僅僅以表現手段和描寫能力見長，那還算不上是文學的上品，只有將作者自己的感情、氣質、品格和哲思，都無間地融入描寫對象之中，作品才有可能獲得永恒的藝術生命力。在《石渠記》中，風光景物的描寫僅僅是文章的表層，作者借物寫懷，以景序志，真正的主角則是埋藏於作品深層的身世之慨和悲涼之情。細讀《石渠記》，作者筆下的泉、渠、石、流、泓、潭都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征：它們都顯得蜿蜒紆曲，坎坷艱難，清幽孤寂。無論是有意寓情於景，或是出自無意之筆，均與作者的身世坎坷和此時此地的境遇情懷有著密切的吻合。泉之聲“乍大乍細”，“渠之廣”或狹或寬，剛流“十許步”，便受阻於大石而“伏出其下”，入石泓后“又折西行”，復“陷巖石下，北墮小潭”，“又北曲行紆馀，睨若無窮”，這短短的歷程顯得何等的艱難曲折啊！“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別舍弟宗一》)一切景語皆情語。有此遭遇，便有此情懷；有此情語，便有此景語。在文中，石渠和作者自身，已達到難解難分的高度交融，山水草木，皆已染上了作者的喜怒哀樂。柳宗元在元和四年《與李翰林建書》中曾對這一情形作了確切的說明：“仆悶即出遊，遊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墻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 但是，作者的性格深處，並沒有被這些磨難輕易地擊垮，作品強烈地表現了作者不屈從於“翳朽”的抗爭意識，以及抑丑惡、揚美善的正義感。石渠微流，本來就已曲折紆餘，歷盡磨難，然而土石壅塞，荊棘叢生，枯枝遍地，更使渠水滯澀不暢。在這“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永州韋使君新堂記》)的環境中，作者親自動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掃除令人憎惡的障蔽之物，還山水的自然本色美。作者的愛憎之情，借草木山水而發，表現了他憂郁中不絕望，重壓下不易轍的難能可貴的高尚品格。 作品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主旨，那就是為埋沒無聞的自然山水鳴不平。作者有感於永州山水的沉埋不遇，歎惜之情，溢於言表，故撰文刻石，以昭示後世之知音。山水有佳境，卻無聞於世上；而人間之英才，沉埋無聞之餘，更兼遭遇扼殺和迫害。作品更深沉的浩歎，正在於此。明代文學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中指出：“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抑可見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並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這個“兩相遭”說得很中肯綮，只有柳宗元的身世遭際，才有可能傾心於石渠幽景；也只有永州的無名勝境，才有可能激發出作者如此強烈的共鳴。所以說，《石渠記》既寫了石渠，也寫了人：石渠就是作者，作者就是石渠，妙在似與不似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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