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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写小说的人需这样训练自己的“语感”

 追梦者5401 2023-06-05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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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语 言   

在西单听见交通安全宣传车播出:“横穿马路不要低头猛跑”,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语言。在校尉营一派出所外宣传夏令卫生的墙报上看到一句话:“残菜剩饭必须回锅见开再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语言。这样的语言真是可以悬之国门,不能增减一字。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蹠,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

同样的话,这样说,那样说,多几个字,少几个字,味道便不同。张岱记他的一个亲戚的话:“你张氏兄弟真是奇。肉只是吃,不知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会吃。”有一个人把这几句话略改了几个字,张岱便斥之为“伧父”。

一个写小说的人得训练自己的“语感”。

要辨别得出,什么语言是无味的。

   结 构   

戏剧的结构像建筑,小说的结构像树。

戏剧的结构是比较外在的、理智的。写戏总要有介绍人物,矛盾冲突、高潮(写戏一般都要先有提纲,并且要经过讨论),多少是强迫读者(观众)接受这些东西的。戏剧是愚弄。

小说不是这样。一棵树是不会事先想到怎样长一个枝子,一片叶子,再长的。它就是这样长出来了。然而这一个枝子,这一片叶子,这样长,又都是有道理的。从来没有两个树枝、两片树叶是长在一个空间的。

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

我想用另外一个概念代替“结构”——节奏。

中国过去讲“文气”,很有道理。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血脉流通”“气韵生动”,说得都很好。

小说的结构是更精细,更复杂,更无迹可求的。

苏东坡说:“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的是结构。

章太炎《菿汉微言》论汪容甫的骈体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写小说者,正当如此。

小说的结构的特点是:随便。

  叙事·抒情  

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
法朗士专爱在小说里发议论。他的一些小说是以议论为主的,故事无关重要。他不过借一个故事来发表一通牵涉到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的大议论。但是法朗士的议论很精彩,很精辟,很深刻。法朗士是哲学家。我们不是。我们发不出很高深的议论。因此,不宜多发。

倾向性不要特别地说出。

一件事可以这样叙述,也可以那样叙述。怎样叙述,都有倾向性。可以是超然的、客观的、尖刻的、嘲讽的(比如鲁迅的《肥皂》《高老夫子》),也可以是寄予深切的同情的(比如《祝福》《伤逝》)。

董解元《西厢记》写张生和莺莺分别:“马儿登程,坐车儿临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这是叙事。但这里流露出董解元对张生和莺莺的恋爱的态度,充满了感情。“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何等痛切。作者如无深情,便不能写得如此痛切。

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

怎样表现倾向性?中国的古话说得好:字里行间。

  悠闲·精细  

写小说就是要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可以说得娓娓动听,使人如同身临其境;另一个人也许说得索然无味。

《董西厢》是用韵文写的,但是你简直感觉不出是押了韵的。董解元把韵文运用得如此熟练,比用散文还要流畅自如,细致入微,神情毕肖。

写张生问店二哥蒲州有什么可以散心处,店二哥介绍了普救寺:

“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普天之下,更没两座。’张生当时听说后,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

张生与店二哥的对话,语气神情,都非常贴切。“说谎后,小人图什么”,活脱是一个二哥的口吻。

写张生游览了普救寺,前面铺叙了许多景物,最后写:

“张生觑了,失声地道:'果然好!’频频地稽首。欲待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垂拱二年修。’”

这直是神来之笔。“垂拱二年修”,“修”字押得非常稳。这一句把张生的思想活动,神情,动态,全写出来了。——换一个写法就可能很呆板。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人入胜。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张岱记柳敬亭说武松打虎,武松到酒店里,蓦地一声,店中的空酒坛都嗡嗡作响,说他“闲中著色,精细至此”。

唯悠闲才能精细。

不要着急。

董解元《西厢记》与其说是戏曲,不如说是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董西厢》的《前言》里说:“它的组织形式和它采取的艺术手法,为后来的戏曲、小说开阔了蹊径”,是很有见识的话。从小说的角度来看,《董西厢》的许多细致处远胜于许多话本。它的许多方法,到现在对我们还有用,看起来还很“新”。

  风格·时尚  

齐白石在他的一本画集的前面题了四句诗:“冷艳如雪箇,来京不值钱。此翁无肝胆,空负一千年。”他后来创出了红花黑叶一派,他的画被买主,——首先是那些壁悬名人字画的大饭庄所接受了。

于非闇开始的画也是吴昌硕式的大写意的。后来张大千告诉他:“现在画吴昌硕式的人这样多,你几时才能出头?”他建议于非闇改画院体的工笔画。于非闇于是改画勾勒重彩。于非闇的画也被北京的市民接受了。

扬州八怪的知音是当时的盐商。我不以为盐商是不懂艺术的。艺术是要卖钱的,是要被人们欣赏、接受的。

红花黑叶、勾勒重彩、扬州八怪,一时成为风尚。实际上决定一时风尚的是买主。画家的风格不能脱离欣赏者的趣味太远。

小说也是这样。就是像卡夫卡那样的作家。如果他的小说没有一个人欣赏,他的作品是不会存在的。

但是一个作家的风格总得走在时尚前面一点,他的风格才有可能转而成为时尚。

追随时尚的作家,就会为时尚所抛弃。

一九八二年二月载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天津文艺》(选自“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系”《汪曾祺全集·三·散文卷》,汪曾祺著,邓九平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04-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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