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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解除隔离的第一天，在“解除隔离通知书”上按下手印的那一刻，我短暂地松了一口气，但旋即想到武汉，我的心又沉了下去。在武汉学习、工作的第六个年头，我从未想过这场“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的疫情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从武汉回来”会成为我的“罪过”。2020年1月19日，我从武汉启程返回安徽老家，车票是2019年12月底买的。在此之前，关于“不明原因肺炎”，我是有所耳闻的，但只止于微博热搜上的信息，对此，武汉人并不比外地人多了解多少。19日这天，形势陡然严峻起来。我在车上看到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消息:截至17日24时，武汉市累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62例，死亡2例。又在微博上看到广东省出现首例输入性确诊病例。从12月31日的27例到1月17日的62例，即使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我，也看出这个病毒并不简单。我下意识地拉了下自己的口罩。戴口罩是我的习惯，因为从小就有鼻炎，天气、温度、灰尘都有可能导致我的鼻炎复发，所以我的包里常年备有口罩。我再环顾了下四周，除了我，只有一个大爷戴了灰色的棉口罩。“爸妈，你们都离我远点。”见到他们，我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武汉出现了一种肺炎，已经有62人感染了，可能会传染。我从武汉回来的，你们得注意点。”那天晚上，一家人聚得并不开心，因为我回到家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晚饭也是在房间吃的。虽然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当第二天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现象”，且已经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时，我还是震惊不已。我赶紧戴上口罩到附近的大药房又买了一盒口罩。当时没想买更多，也没想到要买消毒液。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应对疫情的常识和经验；一方面，街上浓浓的年味让我误以为病毒离我们这个十八线小城市还很遥远。买完口罩，我坐上公交车回到了离市区30多公里的乡下奶奶家。回老家过年是我们家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老家的房子是农村常见的那种两层小楼，坐东朝西，我的房间在二楼的最南面，窗外是一片竹林，下午两三点，阳光会透过稀疏的竹叶在房间洒落一地的阳光。如果没有这场疫情，坐在窗前看群山如黛、听近处溪水潺潺、读书、品茗、练字将是我最向往、最舒适的假期生活。然而，这个假期注定不平静，我也无心欣赏这窗外的景色。回家前两天，奶奶每餐都会到房门口喊我出去吃饭，后来见劝我不动，也就不来了，一日三餐的吃食都由妹妹放在房间门口的凳子上，等她走了，我再开门去取。洗漱也跟家人错开时间，一般到晚上十一点多，大家都睡着了，我才走出房门。除此之外，我每天量三次体温；用过的卫生间、器具都用60度以上的热水冲洗、浸泡。1月22日，回家第4天，村里来电话登记了我返乡的时间。尽管被视作来自武汉的“危险分子”，我还是很开心。短短几日，安徽省的防疫工作能做到了农村的最基层，说明有关方面上心了，他们上心了人民也就安心了。但疫情发展得太快，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1月23日早晨醒来，发现武汉封城了，连公交、地铁也停运了。一时之间，我惊慌失措。我的诸多师友、同学、同事都在武汉，现在武汉封城了，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吗？他们的安全能得到保证吗？与我的惴惴不安不同，家族微信群里一片庆幸之声。“幸好大丫头19号就回来了，否则现在就回不来了。”姑妈说，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如果我知道情况这么严重，我应该不会回来。”我回答道。“不回来你就完蛋了，你租的什么破房子，厨房都没有，不回来你吃啥，有钱都买不到吃的。”老妈怒气冲冲地在群里扔下了一条语音，“让你回来工作你不听，租的房子又费钱又住不好……”如果是平时，我一定会跟她辩论几句，但是那天我默然了。很快，我就明白，那些庆幸我回来了的人是真正关心我的人。一个小学同学看到我朋友圈发的防疫的内容，发语音质问我：“你为什么要从武汉回来？你们武汉人都病糊涂了吗？”我的一腔愤懑正无处发泄，听到这样一个语音，我彻底怒了：第一，我不是武汉人，我只是在武汉上班，这里是我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回来；第二，我12月底买的车票，19号回来的，当时钟南山院士都还没有说这个病毒会人传人，武汉也并没有封城，我不能未卜先知，凭什么我不能回来；第三，武汉人也是这场疫情的受害者，你可以骂那些武汉封城后从武汉偷跑出来的人，可以骂那些从武汉返乡后依然四处聚餐、玩耍的人，但不能骂所有武汉人，大部分武汉人都在家老老实实待着不敢出门。我从回来就居家自我隔离，没有祸害任何人，更没有祸害你，你无权指责我。我木然了一分钟。老实说，自武汉封城后，对于不幸被感染，我是有心理预期的。毕竟是从武汉回来的人，16日为公司年会去了武汉一个繁华的街道租衣服，18日参加了公司三四百人的年会，19号在车站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无论是哪一环节，我都有可能被感染。反应过来后，我的第一件事是将房间的门反锁上。如果家人知道我发烧了，一定会一窝蜂地闯进来看我，而如果我确实被感染了，他们闯进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我这么多天的自我隔离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坐回到床上，我马上给村里负责观察我的村医发了一条短信：“我发烧了，37.5度,请上报。”接着，我又给几个一直关心我的好友发了一条微信：“我发烧了，37.5度，已经联系了医生。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能会被隔离，祝我好运吧。”然后，我又联系了男友，把我爸妈的手机号码都发给了他，告诉他万一我被隔离了，不要担心，让他与我爸妈联系。做完这些，村医的电话也到了，他询问我有没有其他症状。由于体温不高，且没有其他症状，他建议我在家观察一晚上，暂时不要吃药。虽然有些发烧，但是那时的我格外清醒，我请村医打电话给我爸妈，告诉他们目前我有点低烧，让他们不要恐慌，不要来我房间，要让我严格居家隔离。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楼下我爸接电话的声音，接着是一阵躁动，后来又恢复了平静。过了十几分钟，妹妹敲门，说奶奶给我熬了两大碗姜汤，让我趁热喝下。又听到门外妈妈说给我准备了盐水泡脚。等他们都下楼了，我打开门，门口放着一碗姜汤，一个水桶，一件旧大衣。姜汤很浓，甜得有些腻，但满满一大碗我都给喝下了。盐是倒在100度的沸水中的，冒着腾腾的热气。桶里面放着一个小凳子，因为水太烫，可以把脚先放在桶里的凳子上蒸一蒸，等水温降低了，再把凳子取出来，直接泡脚。而旧大衣是盖在腿上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暖，另一方面是为了保留水蒸气，让水蒸气通过双脚暖遍全身。这些我从小就知道的小窍门，不用奶奶再嘱咐就知道怎么做。小时候但凡有咳嗽、流鼻涕，奶奶就这样给我蒸脚，直至汗流浃背，再裹上被子，暖暖地睡一觉，第二天又能活蹦乱跳了。想到这些，我的眼眶有些湿润，真希望这只是普通的感冒。泡脚的时候，男友打来视频，他的眼眶有点红红的，他絮絮叨叨地跟我说了好多：“也许只是普通的感冒，每年过年都会有一堆人得流感，你不要担心。即使真的被感染了，也会被治好的。不幸遇到病毒，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是打败它啦！我们心态要好，这样才能配合医生治疗。你一定会好好的，你要坚信，我们还要结婚呢……”我不住地点头。我们在珞珈山相识、相知、相爱，至今已4年有余，对于武汉，我们是有着别样的情愫的。2018年，他到上海读博，我选择留在了武汉。在我看来，只要两个人感情坚定，异地会让我们各自更好地成长。但是在那一刻，我暗暗下决心，等疫情过去，我要去上海。成长固然重要，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丢掉了最爱的那个人，成长又有何意义呢？那天晚上，我的体温一直在36.8到37.4之间徘徊，我的心情也随之波动。当天晚上十一点多，男友的妈妈给我打来视频，问我的月经周期和时间，她告诉我，体温偏高有可能是因为处于排卵期的缘故，一般女性在排卵期体温会比平时高0.3-0.5度，让我不要紧张，不要害怕，好好睡一觉。这个新发现让我的心情由雨转多云，挂了视频的我居然真的很快就睡着了。根据27日-29日的观察，医生判断我只是普通的感冒，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症状，且大部分时间的体温都是正常的。到1月30日，体温不超过37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月31日，妹妹发微信告诉我，奶奶前一天晚上发烧了，且咳嗽。爸妈说，奶奶有肺结核，是二三十年的老毛病，冬天经常咳嗽，发烧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洗澡着凉了，吃点药就好，不用担心。但是奶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发烧了，我心里无法接受。我自动屏蔽了爸妈的分析，只听到说奶奶发烧了，于是断定奶奶是被我感染了。与得知我自己发烧时的沉着冷静不同，那一刻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我蒙在被窝里泣不成声。我思前想后，自20日返回老家，就未与奶奶有过任何肢体接触，刚回来时虽说了几句话，我也是戴着口罩的，奶奶怎么就被我感染了呢？我完全慌乱了，不知所措，我打视频给男友，问他该怎么办。他严肃地对我说：“你都没有被确诊感染病毒，你怎么就断定奶奶是被你传染了？此刻，你应该去问医生，而不是在这儿臆断。”对，我一个人在这儿哭得六神无主有何作用呢？挂了视频，我就给医生发了几条微信。告诉他奶奶的情况，然后说由于奶奶年纪大了，不适合马上去医院检查，以免被交叉感染，而我可以去做一个检查，确认我是否携带病毒。几分钟后，医生给我回复了，他说：“从这一段时间观察和新冠状病毒的发展来看，你应该没有问题，不要紧张。你奶奶的症状应该没关系，如果需要去看病，随时可以去医院。”看到医生的回复，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比起自己感染病毒，我更害怕家人因为我被感染，尤其是爷爷奶奶，他们年纪大了，身体本身就不好，免疫力差，哪里又受得了这份折腾？好在奶奶吃了感冒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虽然现在还在咳嗽，但没有其他症状，与往年冬天无异。因为居家隔离期间有发烧症状，因此我的隔离期和观察期比其他人要长，但总归结束了，而全国，尤其是武汉的战“疫”还处在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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