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第7章）
◇无论是辉格式还是道德说教式的路子都不可能成功，结果，历史学家们再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这是不是件坏事另当别论。如果你问我的同行：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或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历史是关于什么的，你看到的将是一脸茫然。优秀的历史学家与糟糕的历史学家的差别在于，前者在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情況下还能进行历史研究，而后者则不能。但即便他们找到了答案，也仍然是糟糕的历史学家——他们只是有了一个可以在里面操作的框架。事实上他们所得到的是一些小的模板一一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别等等——甚或一种残存的新马克思主义剥削解释。但我在这个行当中看不到一个共同的方法论框架。
◇你不能出于当前的目的而虚构或利用过去。这可能不像它看上去那么显而易见。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事实上都将历史视为实际政治论辩的一次演练。其要义是要揭示某些为传统叙事所遮蔽的过去：纠正对过去的某种误读，通常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偏见。这么做的人对之毫无羞耻之心，我觉得这种行为很令人失望。它如此明显地背叛了历史的目的，即理解过去。即便如此，我十分清楚，我自己或许也沉迷于这样的演练当中。《未竟的往昔》不仅试图纠正对不久前的过去的一种严重误读，它还——尽管是次要的——试图确认当前的类似过失。所以我错误地坚持认为，历史学家若不关心当前的意义，就不应论述过去。
◇历史学家往往更愿意被列入社会科学当中——当然，他们也试图得到这一分类将会带来的经费。……与此同时，人文学科则陷入了理论的泥淖，它们开始认为历史学可恶地缺少自我反思性的元范畴，而充作其方法论的则是令人讨厌的经验主义。这一自卑感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理论、模式和“框架”的迷恋。尽管这些工具也不过如此，但它们提供了令人欣慰的智识结构的幻觉：一门具有规律和程序的学科。当人们问你做什么时，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你从事 “底层研究”，或“新文化史研究”等等——就像一位化学家会形容自己专精无机化学或生物化学。
◇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假定我们要想为当前的公共行为辩护，就必须要利用过去，那么真正认识历史的理由便是无法回答的。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 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一部好的历史作品，你能够感觉到历史学家的直觉在起作用。而你自己是否掌握这些史料则并不重要。
◇我深信历史与记忆之不同，也深信让记忆来取代历史是危险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一种记载，它无止境地对新旧证据进行重写和重新检测，而记忆则适用于公共的、非学术性的目的：一个主题公园，一座纪念馆，一座博物馆，一幢建筑物，一套电视节目，某个事件，某个纪念日和一面旗帜。这种对过去的记忆性呈现必定是片面的、粗线条的和有选择性的；编排这些记忆的人迟早得告诉人们片面的事实，甚至是彻底的谎言一一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不然。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不能替代历史。……如果没有历史，记忆便容易遭到滥用。但如果历史是第一位的，那么记忆就有了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并得到评判的模板和向导。那些对 20 世纪史有过研究的人可以参观一下大屠杀纪念馆，他们可以思考呈现给他们的都是什么，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对之加以评判，并带给其一种批判性的智慧。在这一点上，该纪念馆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它将它所记载的记忆跟观众头脑中的历史并置在了一起。但那些仅仅知道正被展示的东西的观众便（且大多数时候如此）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切断了跟过去的联系，他们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一个他们没有能力做出评判的说法。 【11】托尼·朱特：那些对20世纪有着正确理解的人，无论是在预言中——比如卡夫卡——还是作为同时代的观察者，都必须有能力想象一个没有先例的世界。他们必须设想，这一前所未有且表面上荒谬绝伦的境况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不是如其他每个人所以为的那样是荒诞不经的。能够这样来思考20 世纪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人安慰自己说，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因为它毫无道理。它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对德国人来说是毫无道理的：既然他们想要赢得战争，那么纳粹显然可以利用犹太人，而非以巨大的代价来杀害他们。将—种极其理性的道德和政治计算应用到人类行为当中，对成长于19世纪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20 世纪则根本不起作用了。（《思虑20世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