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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溪公园，旧名曹氏墓园，全称曹氏茂生墓园，位于上海市徐汇区漕溪路203号，公园西临漕溪路，东近漕溪二村，南靠漕东二路，北抵漕东路，全园面积3.6万平方米。公园南半部原为上海棉布商曹钟煌祖茔所在，始建于1923年前后。园内有仿古式琉璃瓦建筑物，有太湖石假山、水面及雕刻精细的亭廊。抗日战争时期该园被日军盘踞，园内建筑物及花草树木损坏严重。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修葺，曾一度打算售票开放，但未成事实。1957年5月29日，该处被规划为公园。1958年10月，该园经重修后对外开放，定名为漕溪公园。经后世多次扩建，至2002年形成如今格局。 漕溪公园是市区以牡丹闻名沪上的自然式公园。公园景色旖旎，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亭廊水柳，古朴典雅，奇峰异石，随处可见。南园以牡丹、芍药为主，北园则以桂花、腊梅为主。植物随景栽植，室内陈盆景、池中栽植荷花、山旁种腊梅、亭侧植木犀、路边布修竹，各尽所宜。园中的牡丹名闻遐迩，品种繁多，牡丹特色花坛面积近千平方米，有本地和曹县品种牡丹60余种600余株，其中名种有五色牡丹、白牡丹、花形大而色纯、复瓣，颇具洛阳遗风。年龄最长者已逾120余年，为沪上仅有。 有关漕溪公园的历史，早先在《上海园林志》、《上海名园志》等志书中皆有专篇记载，然而细究之下，其专篇百余字，疏漏谬误者无断。笔者不忍百年古园之史事随时间湮没，故于2023年数度入园勘察，将公园史迹与园主生平尽作考据，以使该园史事广传于后世。 
曹钟煌，字启明，上海人，1882年前后生人。曹氏先祖可追溯至周朝，由周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子孙遂以国为姓氏，始有曹氏。明成化年间，曹氏有族人曹孟春迁至上海定居，由此在上海开枝散叶，家丁兴旺，传至曹钟煌一代已历十三世。其二世祖曹守愚生四子，家族遂分为四支，其中第三子名曹养潜，为曹钟煌三世祖，族中称老三房。后老三房又分三支，长房曹茂生，二房曹馥生，三房曹欣园。曹钟煌生父名曹达甫，被过继于四支四房名下，其子曹钟煌则被过继给长房曹茂生家。后来曹欣园无后，由曹钟煌兼祧三房。曹茂生生平不详，但据闻一生勤俭持家，为当地乡绅，颇具君子风范，晚年热心公益，但建树无多，其曾在漕河泾购置土地，待身故后作墓地使用，这片五亩多的土地即成为了曹氏墓园建立的基础。曹钟煌早年经营花行，曾开设同兴泰花行商号，后以经营棉布花纱起家，在江西路宁绍里开设宝丰花纱号，其在汉口采办特等细绒制作花纱，并独家经营吉祥、仙女、富贵、荣华四种品牌的纱布，颇受顾客欢迎。其后他加入上海总商会，又成为苏州苏经苏纶两纱厂股东。曹钟煌发迹后，其在法租界劳神父路（今合肥路）贤成坊购置地产以作自宅，名曰松庐，他在老北门长生街也坐拥一批地产，以收租营生，可谓富足，但曹钟煌仍保持着勤俭自持的作风，为时人所赞誉。1919年，曹茂生离世，曹钟煌依照其遗愿，将其葬于在漕河泾先前准备好的墓地中，墓地坐东朝西，面朝马路，两年后曹钟煌之母张氏离世，亦葬在曹茂生墓边。20世纪20年代起，徐家汇一带兴起了建造私家花园的热潮，在潮流中，曹钟煌也开始考虑扩建自己父母的墓地，1923年前后，其买下墓地与公路之间近二十余亩土地，前后投入十万余元兴建园林，园内叠石为山，凿泉为池，并建门楼，厅正门题字为曹氏墓园。1930年又在园中兴建祠堂，名崇礼堂，又称曹氏支祠，用于供奉曹钟煌所在老三房长房祖先，至次年春，即奉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祖考妣神主入祠，曹钟煌生父曹达甫的神主也一并入祠供奉，每年春秋祭祀与园林修葺的费用，则依靠长生街地产收租所得抵充，曹钟煌还考虑未来继续扩建墓地，以为族人墓地所用。曹氏墓园落成后，每周日对外开放，民间称“曹家花园”或略称“曹园”。 建成后的曹氏墓园占地二十余亩，呈前园后墓格局，园内花木池亭布置精美，自正门门楼入园，门楼底层为厅，厅前设金鱼缸，门后为空地，分南北两路，北侧有九曲走道，设湘妃竹栏杆，鹅卵石铺地，直通园中，中部设狭长园池，池中心最窄处架有桥梁，桥顶置六角水泥亭名集贤亭，池边置韫碧亭，园池往北有寿星亭，后又称忠孝亭，池南侧有石岗，岗顶置四角亭，池东置八角亭，名赑屃亭，以亭中置赑屃石像得名。园西北角建有宫殿式大厅一座，面阔七间，四面飞檐翘角，厅内画栋雕梁，是园内主要建筑，四周有两米宽的回廊，廊外点缀花木山石，布置精巧。祠堂在园南侧，面阔五间，内供牌位，颇为庄严。墓地在园东，与园林以墙相隔，设有两门，门额提“象贤”、“崇德”二词，墓道两旁设文武石仲与石马石兽，平日闭门，不对外人开放。 
墓园自建成后，其与后来的黄家花园和冠生园农场，共同成为漕河泾的三大景致，无论官办团体或私人出游，凡游览西南近郊者皆会来此观光。在1934年，上海市儿童幸福会与冠生园食品公司合办了儿童园游会，总计124所学校、八百余名代表参会，由时任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夫妇亲临大会指导，众人分别前往黄家花园、曹氏墓园与万年公墓等处游览，是为曹氏墓园接待大规模团体观光的首次明确记录。此后除私人小团体观光外，又有经济社等旅行社在此设置游览线路，游客逐步增多。而随着黄家花园与冠生园农场名声鹊起，墓园更多被游客视作前往漕河泾与龙华旅游的中途休憩地，而墓园平日不开放，也限制了游客人数的增长。 
曹钟煌虽事业有成，但唯独未留子嗣，成为了其一生的遗憾，在建造墓园时曹钟煌已年近半百，其建园的动机之一便是在此消磨晚年。此外，曹钟煌又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心系国家，捐资无数。自1919年起，广益中医院、国医平民医院、新普育堂、同仁辅元堂、联益善会等机构皆受其援助。1921年任中国棉花交易所理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全市罢工罢市，时至六月中旬，曹钟煌发现长期的罢市使商家蒙受巨大损失，以致无力承担商铺租金，为此，他向上海各团体联合会致函，呼吁给予商家免租救济，函称：“沪上自五卅惨案以来，罢巿罢工屈指半月，毫无解决之法，商界为义愤所激，损失尤重，如再迁延，恐难持久，转瞬端节，困苦之情，令人悲感，此案如欲达圆满之目的，应请各房东自商界罢巿之日起毅然收房租以资救济，谅沪上各房东皆系巨绅富翁，决不以区区之数而有所吝惜，鄙人薄具房产自愿首先实行以为各界倡。”此函一出，众人响应，曹钟煌因此备受商界爱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曹钟煌于次年为浦东同乡会劝募东北义勇军与难民救济事务捐助大洋四元，以支援东北抗战；1933年3月又向振济东北难民联合会捐助大洋三十元；这一年上海聋哑学校获准设立，曹钟煌任校董职务，积极参与学校建设，为许多聋哑儿童带来福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6年曹钟煌在一次金融投机中遭遇失败，损失惨重，平日又乐善好施，捐资无数，致使家道中衰，负债累累，不久又遭歹徒垂涎，险些遇害。1937年4月，曹钟煌家连续收到两封恐吓信，第一封信要求勒索五万元大洋，第二封信又将勒索金增至七万元，并要求在中山路交接，曹家人依信中要求前往中山路交钱，却未见歹徒前来收款，曹家人为防患未然，便先向法租界巡捕房报案，但未获重视。至当年5月6日上午，四名歹徒趁曹钟煌准备坐车出门之际，试图将曹绑走，幸有路人见状大呼强盗，惊动了在此巡逻的巡捕韩俊才，韩俊才遂与歹徒展开枪战，因身无掩蔽，韩俊才不幸身中三枪而亡，年仅二十九岁，歹徒绑人未遂，也很快躲入人群中无影无踪。事后曹钟煌感悼韩俊才舍身救人的精神，为其家人给予了一大笔抚恤金，以作慰问。而逃之夭夭的歹徒在事后气焰嚣张，仍不甘放弃，又连日向曹家投函恐吓，每日竟有四五封之多。经此一劫，曹钟煌受惊过度，一度精神错乱，便由家人陪伴，安排送往北平疗养，其经营的宝丰花纱号也就此关门歇业。时有《立报》对此事评价称：“曹启明（曹钟煌）业纱花有年，颇有积蓄，惟年近花甲，而伯道无儿，桑榆暮景，倍感凄凉，乃出私蓄，在漕河泾道上自行督工经营墓园，藉点缀地方风景，并以消磨晚年，陆续斥资达十余万元，毕生精力，盖已尽耗于此，去年又因投机失收，亏蚀颇巨，并闻曹荣善好施，地方公益，捐输尤多，故年来实已外强中干，债务丛集，乃竟遭匪徒垂涎，亦可谓冤矣。”一个月后曹钟煌得以康复回沪，不久后歹徒也相继落网。康复后的曹钟煌再次投身公益，当年6月便参与筹备工商业协进会，任筹备委员。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曹氏墓园不幸遭日军占据，园林损坏严重，周遭有游击队活动，时常与日军交火，而曹钟煌并未随其他社会名流撤离，而是留在上海继续主持公益，尤其关注难民救济事务。1938年10月，其参与难民救济协会的筹备，任委员职务；1939年2月，曹钟煌与教育家王子扬在新闸路胶州路口租地创办启明小学兼幼儿园，其校名以曹钟煌之字得名，因其学费低廉，并设有免费入学名额而颇受当地学子欢迎。然而由于长期战乱与经济萎靡，至1939年，曹钟煌的营收已是每况愈下，此时日军已悉数撤离，曹钟煌返回墓园收拾残局，见园中堆积着大量寿材没有用处，便将这些寿材悉数出售折现，自此开始与丧葬行业产生交集。最初其经营的重心仍在棉业，对丧葬业没有深入涉足的打算，至1943年6月还受命参与棉花业同业联合会的筹备工作，但也从这一年起，曹钟煌正式以曹氏墓园的旗号，自设工场，对外公开出售各类寿材，获利颇丰，最后竟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棺材大王”。墓园也由此得以修复，逐步恢复了生机，并重新对外开放。沦陷时期，漕河泾的几处园林景观或坍塌荒废或谢绝参观，唯一开放的曹氏墓园吸引了不少游客，人们纷至沓来，时有游客撰文回忆称： 走到曹氏花园，后面是墓地，在夹道中兜到侧门，门是开着，有人在进出。于是我们打侧门中走了进去。经过前面的几进屋子，整个花园已呈现在我们的前面，这里和都市中的公园不同，园子里先我们去的游客的确相当多，看一般游客的模样儿，中小学生占据半数，大半由教师率领。孩子们的天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最是流露。此外摩登士女和那些年轻的人也有不少。有几个西装少年，带有摄影机，忙着找镜头，为妻子或爱人摄影，留下一个纪念。 至抗战胜利后，入园游客愈发密集，几成摩肩接踵之势，曹钟煌一度还考虑将该园如公园般实施售票制度，但未成事实。园内为吸引游客，又推出出租游艇的服务，游客可以租赁游艇，在园池中泛舟游荡，只不过由于池小艇大，游艇在池中回身乏地，看着十分滑稽。只不过，在游客络绎不绝的景象背后，隐藏着时局不稳的危机，随着时间线进入民国末期，墓园也发生了诸多事件。 在将日寇逐出中国之后，美军也来到了这里，美国海军与中国军警在跑马厅成立了上海市车辆联合检查所，并在沪郊设置关卡，检查往来车辆，而其中一处关卡就在在曹氏墓园南侧的漕溪路漕宝路口一带。1946年5月10日，检查所拦截了一辆可疑吉普车辆，并对车上司机进行盘查，至下午四时，检查人员欲将司机带回调查，车刚开到墓园大门口，司机随即向美国宪兵开枪，宪兵躲避不及，当场身亡，司机试图驾车往南闯卡而过，最终被关卡士兵连发三枪击毙。经查，被击毙的闯卡司机名陈逮伦，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学生，被击毙时年仅十六岁，其父名陈时侠，即曾经万国商团中华队队长，此时已任职于海关，并任上海市保卫团沪中区第一大队长，陈逮伦所驾驶的吉普车是偷来的，所持手枪经查明系保卫团团副姚康福所有。事发后，大批宪兵将当地包围戒严，至当天晚上八点后才恢复通行。昔日万国商团中华队队长之子竟沦落到行盗车、闯卡、杀人之事，该案经多家报社报道后，舆论哗然，在谴责暴行的同时，已经有人注意到社会的动荡不安，《神州日报》称：“以一在学青年，竟敢作奸犯科，盗车杀人，岂非人心不古？”
1946年6月，随着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国社会陷入严重动荡，次年国统区经济危机爆发，百姓苦不堪言。1947年5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等校积极组织反内战、反饥饿委员会，开展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请愿活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采取了各种镇压措施，并紧急颁布《勘乱时期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5月20日，华北、宁沪等地学生分别在北平、天津、南京和上海等地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各地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特务和军警的血腥镇压，前往南京举行联合示威游行的宁沪苏杭16个专科以上学校6000多名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水龙、皮鞭、棍棒袭击，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天津学生有17人被捕，近50人受伤，是为“五二〇”惨案。
在上海，市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的四项紧急措施》，各校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一百三十余人被列入黑名单予以监视，近六十余人被逮捕，被捕学生家属组织了“上海市被捕同学家属联合会”，向各界呼吁营救学生，并进京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6月6日，原关押于蓬莱警察分局的复旦、交大、暨大等十一所高等学校学生57人，被转移至曹氏墓园关押。此时墓园围墙上装上了电网，一百多个武装警察在四周布防，被捕的男学生全部住宿在祠堂大厅，女学生住在大厅后侧的一间房间里。吴国桢、宣铁吾纠合了大批人手，在这里开设 “青年训导班”，对被捕学生实行所谓“感化”教育，由宣铁吾任“训导班”主任，方治和苏麟阁任副主任。据《1945-1949上海学生运动史》记载，该训导班作息实行军事化，起床后要升旗、跑步，吃饭只有五分钟，学生没有人身自由，不准外出，不准通信，只准阅读指定的国民党机关报纸《中央日报》。集训班每日召开讲演，规定每人听讲时都要记笔记，当天要上交审查，演讲者包括吴国桢、宣铁吾、叶青、张国焘等。但学生听讲时或闭目养神，或在笔记本上涂鸦，或是给演讲人出各种难题，让演讲者丑态百出。
早先吴国桢曾答应会尽快释放学生，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不仅释放无期，还将学生转移到曹氏墓园继续关押。为营救学生，有中共地下党员酝酿起草了一封抗议信，在信中对市政府颁发的紧急措施逐条驳斥，要求实践诺言，立即无条件释放学生。抗议信在训导班中秘密传递，经大多数学生签名后，通过前来探视的家长秘密带出，并由家属联合会向报界披露。在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同意为学生改善生活条件，允许每天傍晚时到花园去散步，吃饭时间有了延长，并提供《大公报》阅读，允许十一校负责人和被捕学生家长集体探视。家属联合会向吴国桢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无条件释放；(二)全部释放；(三)反对分批或按情节轻重释放。吴国桢迟迟不答复，于是家属联合会提出，学生“如有破坏公序良俗之行为，请当局提供确证，诉请法院依法诉究，拿不出证据，应立即无条件释放。”6月24日，家属联合会正式向上海高等法院递上呈文，要求施用提审法提审，同时在墓园内的五十名学生也提出要求公开审讯。迫于压力，自7月7日到7月下旬，部分学生得以在家长探视时被领走，到7月23日止，还剩二十余人。29 日晚，国民党当局将大夏大学的4名学生架上汽车，转移到劳尔东路(今襄阳北路)一号中统监狱。另有黄开、戴新民、郑华山 3人被转移到江湾国民党军二〇二旅处关押。这时墓园内还剩下21人，中共地下党通过不同的渠道指示留在曹氏墓园的党员串连学生共同出狱，对被转移的同学另作营救安排。至8月4日，最后8人离开墓园，营救行动取得成功。也就在这年7月，国民党当局颁布“勘乱建国总动员令”，9月9日，上海市政府为配合“总动员令”，落实“厉行节约”措施，下达“禁舞令”，限9月底前关闭全部营业性舞厅。1948年1月31日，上海市社会局抽签决定第一批实施禁舞的舞厅，包括仙乐、百乐门、米高美、丽都等一流舞厅，数千舞女等从业者反对禁舞法令，集体向社会局请愿，遭到政府官员拒见后愤怒捣毁社会局大楼，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舞潮案。此时由于市区舞厅的关闭，不少从业者着眼于沪西郊区，在虹桥等地私设地下舞厅与夜总会，以躲避社会局的查禁，至当年六月，又有人另辟蹊径，竟借曹氏墓园开设夜总会。自此，原本夜深人静的墓园每晚灯火通明，游人如织，呈现出极其诡异的热闹景象，时人揶揄称：“从此龙华道上，入晚乃多人影车尘，逐时髦者，咸假此以为宵游胜地，一般乡下人，则且疑此辈少年男女，或系向龙华去烧夜香耳。”时至1949年，随着国民党当局在战场上的全面失败，在沪国民党军开始了最后的顽抗，这年4月末，由交通警察第6总队受命进入漕河泾，在冠生园农场周边布防，部分军警驻扎于曹氏墓园，对墓园造成了严重破坏，而曹钟煌对墓园的破坏已无能为力。5月24日，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经漕河泾、龙华一线攻入市区，国民党军警仓惶撤离，漕河泾得以解放，至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此时的曹钟煌卧病在床，再无精力打理荒废的墓园，不久病势沉重。在其人生的最后时段，他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至1949年11月，曹钟煌在家中病逝，终年67岁。
在上海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曹氏墓园因长期无人管理，更趋荒芜。1957年5月29日，上海市市规划局行文，确定该处土地由市园林管理处辟为公园，为此，市人民委员会拨款进行全面整修，并将公园向南扩建至漕东三路沿线，公园于1958年10月对外开放，公园定名为漕溪公园，墓园门楼门额由此改书“漕溪公园”字样，园内恢复生机，景色优美，荒废的墓地经平整改建，成为花坛、绿地与小广场，融入为园林的一部分。文革初期，漕溪公园受波及，门楼墙面被张贴、写满各类标语与大字报，颇不雅观，内部部分景观略受影响，后经修缮恢复原貌。
1978年，上海市隧道工程公司在漕溪公园北侧设立基地，开启了漕溪路段地铁隧道试验工程，为建设地铁线路做足准备。工程建起两条各长560米的地铁试验隧道，并在漕河泾河床下8米深处穿过。承建这个试验段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进行研究、探索，初步掌握了盾构开掘和防止巷道渗水、地面沉降等关键技术，进一步取得了在上海地区建设地铁的经验。至1983年底，工程完成一井一站和圆形隧道913米、矩形隧道274米，该隧道作为地铁1号线营运隧道的一部分使用至今。 1984年，依据总体规划，桂林公园、康健园、漕溪公园、龙华烈士陵园等共同组成上海市西南龙华、漕河泾风景游览线，公园开始大规模扩建改造，公园东北1.89万平方米土地被征购，用以兴建公园北园。扩建工程由市园林设计院柳绿华、秦启宪负责总体规划及绿化设计，市园林工程公司施工。扩建后全园呈南北园格局，南园基本保持原状，北园内新辟睡莲池、湖心亭、碧泉等景观，大门设于漕溪路漕东路口，两园中间被隧道公司基地相隔，仅在基地东端设一条小路相连。1996年，因沪闵路漕溪路建设高架，并拓宽马路，公园向东缩地4700平方米，边界退至园池边，此次缩地对公园的影响十分严重，门楼、大厅等景观在此次缩地中被拆除，崇礼堂祠堂也在之后被拆除，公园东南侧又建有宠物市场，公园历史风貌受到较大破坏，此时公园管理方曾计划将公园与宠物市场结合，将公园改建为宠物公园，但未能成行。2002年，隧道公司撤离，将基地腾出，划拨给公园，公园面积扩大至3.95万平方米，公园南北园得以合二为一，至2003年门楼重建，修缮工程完毕，公园遂形成现有格局，直至今天。
漕溪公园作为百年园林，历经数次扩建，留下了诸多人文古迹与园林景观，截至2023年5月，全园计有古迹与景观如下：墓园门楼，现位于公园西侧正中，坐西朝东，属砖混结构建筑，占地120平方米，为原墓园与现公园正门所在。门楼原位置偏南，处在墓园中轴线西端，楼正中设铜钱样铁艺大门，门额原书“曹氏墓园”字样，两侧分别书有「济仁」、「亭义」字样，改建公园后改书“漕溪公园”四字，底层有大厅，面阔三间，第二层南北两边各设置阳台，前后设雕花长窗，屋顶原为绿色琉璃瓦歇山结顶，飞檐翘角，屋脊设脊兽、鸱吻等构建，檐下有成片彩绘，整体造型美观大方，气势不凡。1996年，门楼因漕溪路沪闵路拓宽而拆除，至2003年，门楼在原址北侧复建，复建门楼前后皆设广场，其立面装饰被大幅简化，屋面改用黑色瓦片，飞檐上翘角度明显偏低，已不复往日神韵。
园池位于公园西南部，面积约1200平方米，是原墓园的中心地带，园池南北狭长，呈哑铃状，环池用太湖石叠成十二峰，形态各异。1996年漕溪路拓宽时，园池十二峰景致受到波及，池西北角部分太湖石被撤去，直接与公园围墙相接。池东岸南北各设一亲水平台，平台原为鹅卵石铺地，后改水泥铺地，今南侧平台走道尚存水泡金鱼图案旧铺地一处。
紫藤架位于公园西南部，园池东岸，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系解放后改建公园时所建，其立面、地板采用水刷石、水磨石等多种工艺，极具时代特色，周边遍植紫藤缠绕，环境阴凉惬意。
集贤亭桥 亭桥位于公园西南部，原墓园中轴线上，横跨园池中心最狭窄处，为钢筋混凝土桥梁。桥身以太湖石点缀，因周围环池十二峰形如十二生肖在观鱼赏荷，故在桥身两侧中央篆刻 “观鱼”、“赏荷”二词。桥中间建一六角亭，为钢筋混泥土结构，琉璃瓦攒尖顶，并设莲花宝顶，其本名集贤亭，亭内顶部绘有诸多绘画，其主题包括“桃园结义”、“百寿图”、“龙凤呈祥”、“三次访贤”等。后集贤亭改名倚望亭至今，亭中绘画已不存。
园池北端设有一四方亭，名韫碧亭，其亭身全白，亭额书“韫碧亭”字样，两旁刻对联“石色波光雲入画，亭幽檻曲艸生香”，系民国书法家七子山人于1923年3月所书。七子山人，本名朱潜，字染尘，号松隐，民国时期上海文化名人，书法家。其书取法魏碑，于北朝诸碑版墓志用功颇深。后投身影界，曾导演电影《观音得道》、《兰因絮果》等。亭下为水桥，直通园池水面，以便游客入池戏水泛舟所用。
园池以东至赑屃亭之间，曾设有一铁塔，其体量不大，计有七级，取“七级浮屠”之意，塔上每级塔檐悬挂六只小铃，一阵风过，钉钉之声不绝于耳，此塔今已无存，或为战乱中遭劫所致。赑屃亭坐落于园池与铁塔以东，墓园中轴线东端，面积30平方米，高10米，钢筋混凝土结构，琉璃瓦攒尖顶，八角翘起，亭中置马赛克铺地，中立一花岗石赑屃，造型逼真。亭南北为小牡丹花台与草坪，东西两面种植龙柏、女贞、广玉兰、桂花、重阳木、香樟。亭中石赑屃原背驮一石碑，名《曹氏茂生墓园之碑》，该碑刻有《曹氏墓园记》一文，系园主曹钟煌于1932年7月所撰书，并延请前清翰林院侍读郑沅书丹立碑，后该碑不存，修复时另新立寿字碑，并背刻赑屃介绍。幸因郑沅为书法名家，此碑落成后即有人慕名拓碑，今《曹氏茂生墓园之碑》尚有拓本流落民间，可观其碑文如下：曹氏之先出扵成周，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曹，子孫遂以國為氏，明成化時孟春公始遷上海，迄扵煌十三世矣。二世祖守愚公生四子，遂分為四支，第三支養潜公，煌三世祖也，族中称老三房，其後老三房又分為三房。先考茂生府君為老三房之長房，馥生公為二房，三房欣園公無後，以煌兼祧。茂生府君一生勤儉，臨事不苟，有古君子風，嘗購本邑二十六保十四圗絲字圩則田五畝有竒，以備窀穸之事，即今称漕泾區二圖宙字圩十二號十九與二十一坵之地也。民國八年，府君棄養，煌恪遵遺志，卜葬扵斯，立甲山庚向。十年，先妣張太夫人棄養，合葬扵府君之兆嗣，煌又續購地二十餘畝，闢場圃，植花木，曡石為山，鑿泉為池，亙橋竦亭，略具四時之景，題曰曹氏墓園。十九年建祠屋五楹，名其堂曰崇禮，祀本支近代祖先。二十年春恭奉本房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祖考妣神主入祠，而煌之本生父達甫公昔出嗣扵四支四房，並設主虔祀，至扵春秋祀事及修葺園林之費，則以長生街房租所入充之，天下至鉅之事皆基扵至微，念我府君當日所経營，其初不過數畝，而其意則遠大而無涯際，逯煌之身視前已有加焉。煌且擬扵園之附近闢地若干，推及扵族人，又當設學校建醫院，凡此皆府君之志，而煌所亟欲踵成者也。後之人苟䏻兢兢業業保其固有而増所未及，其所裨于吾宗者豈有涯量耶？故為之記，刻諸貞石，以詔来者。注：标红部分系当前因未收入Unicode中文字符集而无法在电子设备中正常显示的异体字，此处以与之字形最相近者代替显示
《曹氏墓园记》拓本 四方亭位于公园西南侧，其建在占地40平方米的太湖石假山顶上，砖混结构，高约5米，面积12.25平方米，其重檐翘角，彩色琉璃瓦结顶，亭脊游龙矢桥。亭四周种植八仙花、核桃、龙柏、罗汉松、桂花、蚊母、大叶黄杨等植物。1996年该亭因漕溪路拓宽而被拆，未得恢复。寿星亭，位于公园西侧，墓园门楼原址以北，又名忠孝亭。该亭为三角亭，三边各长10米，钢筋混凝土结构，顶覆盖黄色扁平琉璃瓦，上置一红色圆形石球。亭边有石凳，石凳下以镂空绿色瓷砖镶嵌，亭周围散置石笋，植有女贞、桂花、青枫等植物。1996年该亭因漕溪路拓宽而被拆，未得恢复。
大厅位于原墓园西北角，今公园西侧，为原墓园主建筑之一，面积150平方米。为宫殿式建筑，砖木结构，绿色琉璃瓦结顶。其面阔七间，四面飞檐翘角，厅内画栋雕梁，四周设有两米宽的回廊，廊内点缀花木山石，布置精巧。1996年该厅因漕溪路拓宽而被拆，未得恢复，是为漕溪公园最大的损失。今公园门楼前的广场，便是昔日大厅的原址。
崇礼堂，即曹氏祠堂，或名曹氏支祠，位于原墓园最南端，今公园南部，面阔五间，用于供奉曹钟煌所在老三房长房祖先，1947年成为了关押五二〇运动被捕学生的场所。20世纪90年代末，崇礼堂被拆除，并改建为绿地。今公园南部一小径边尚留有一石供案，或为崇礼堂遗构。
曹氏墓地旧址，位于公园东南部，系曹钟煌父母曹茂生与张氏的埋葬地。墓地与园林以墙相隔，设有南北两门，门额提“象贤”、“崇德”二词，墓道两旁设文武石仲与石马石兽，颇为庄严，后墓地经战乱而荒废。至1957年改建公园后，荒废的墓地经平整改建，成为花坛、绿地与小广场，融入为园林的一部分。改建后的墓地原址设有牡丹园，其占地约744平方米，东部有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的梅花形的花坛，坛中有百年牡丹多株，其中一株逾120年，系嫁接而成，花期长达月余，花朵逾百。花坛东面一株百年紫薇高约3米，枝杆粗壮，虬曲苍劲，姿态婆娑。牡丹园西面是一组花坛群，从北到南排列着三个大花坛。北面为长方形，面积282平方米；中间为椭圆形，面积153平方米；南面为圆形，面积50平方米。坛内丛植牡丹，品种甚多，并植有海棠、茶花、含笑、紫薇、郁李、石斑木、金雀、红枫、罗汉松、石楠等作为衬托。各花坛中均置有太湖石峰。其中一座底高1.3米，峰高3米，从一个固定的角度看，酷似维纳斯塑像。在东西牡丹花坛之间，建有一座平顶半游廊，长54米，钢筋水泥结构，廊顶四周出檐，铺盖橘红色平瓦。廊东侧为砌有各种形状花格窗的漏空墙，西侧廊柱间设有石凳，向东还有小广场与健身苑，以供游人锻炼。小广场中央有一大理石铺地，图案系漕河泾地图。健身苑一旁花坛内立有一不锈钢材质标志碑，系徐汇区政府于2003年10月为公园健身苑揭幕所设。
今墓地旧址尚存南侧大门与一小段墓园围墙，系墓地原构，门额题字已灭失，围墙上挂有“五二〇运动被捕学生关押地遗址”标识牌，以作历史纪念。
睡莲池，位于公园东北部，面积约800平方米，系1984年后扩建北园的景观。池中有一座四角湖心亭，面积9平方米，高4米，重檐翘角，砖木水泥结构，小青瓦攒尖顶，亭四周置木凳，木靠背，水泥地坪，亭东与三曲平板石桥和池岸相连。池内有三丛不同品种的睡莲，每年夏秋季节，红、黄、白三色睡莲在翠绿的浮萍中怒放。至公园西北角有喷水碧泉，泉水经小溪曲折注入池塘。小溪两岸山石嶙峻，树林茂密，有石桥与汀步连接。
童同报石碑残件，位于公园东北部丛林小径上，成碑于民国时期，石碑已破损，碑面仅余“沪北”与落款“童同报”等字样，碑文系何主题已不得而知。碑文书丹者童同报，上海人，1882年前后生人，居住在老城厢大南门，早年从军，位至别动队司令，后在阜民路经营公茂木行。其父名童迥，为前清解元，后加入中国同盟会，跟随孙中山参加革命，革命后退居上海，著书自怡，为大南门有名的绅商。童同报石碑本非公园所有，1984年公园扩建北园期间，园方从外部购买大量石材，用作小径铺地，此碑混入其中，嵌于小径路面至今。该碑虽与漕溪公园的历史主线并无关联，但阴差阳错间于园中发掘，亦不失为公园历史中的一件趣事。
曹茂生墓碑，位于公园东北部丛林中，其本位于南侧墓地中，正对现存的墓地大门，因常年荒废，1957年改建公园时，该墓被平整改造，墓碑被移置他处，至1984年公园扩建北园，建造了睡莲池与溪流景观，墓碑由此被移置溪流上方，充当石桥之用，并维持至今。现墓碑正面字迹已完全灭失，仅余边框花饰，碑身两侧刻有“中華民國八年臈月十四日”与“辛卯未時登穴立甲山庚向”字样，代表立碑时间与立碑方位的信息。由于墓碑所留字迹能一一与《曹氏墓园记》中关于曹茂生的记载相对应，故最终得以确认该墓碑即系墓主曹茂生本人的墓碑，该墓碑的发现对公园有着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应予以妥善维护。
公园的石凳放置在园中多处，多是新老石凳混置，其中有一部分石凳便是属于墓园的原构石凳。原构石凳本位于墓园中，1984年公园扩建北园后，部分石凳被转移至北园，一部分被置于公园东北部丛林中，一部分被置于公园西北侧小山丘上。丛林中的原构石凳装饰简单，仅以花卉图案装饰，辨识度低，而山丘上的原构石凳，其四周不仅刻有“曹氏墓园”四个大字，字与字之间皆刻画有暗八仙装饰，外形美观，是公园里不可多得的文物，可惜鲜有人注目。此外，还有部分原构石凳因各种原因被推入集贤亭下的园池中，未能得到利用，殊为惋惜。
在公园西部偏北，西北山丘之南，有一小山冈，高约3米左右，冈上建有一座六角亭，即为畅远亭。该亭建于1984年后，面积6平方米，高4米，砖木水泥结构，重檐翘角，小青瓦攒尖顶。亭内置木凳，靠背，方砖地坪，南通睡莲池。亭西竖立两根挺拔石笋，高约10余米。亭四周植桂花、海棠、榆树等植物。
自墓园初建起，园主曹钟煌便在园中手植诸多树木花卉，其中有一部分历经百年风雨，得以存活至今，它们不仅有着曼妙的身姿，会绽放美丽的花朵，更承载着时空的变迁，是历史的见证者，蕴藏着文明的记忆。目前漕溪公园内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全部集中于原墓园范围，包括第80-87号牡丹、第1242号紫薇、第1325号重阳木、第1473号核桃、第1717号香樟与第1786号油柿，共计13株。
结语 时至今年，为配合漕溪片区“三旧变三新”工作，漕溪公园已于今年5月15日起整体封闭改造，施工工期约为一年。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公园围墙打开、园内古树保护、古建筑修复、增添园内新景观、整体给排水与照明工程更新等。改造方案对外宣称以“溪山行旅，漕溪飞云”为设计理念，将保留百年漕溪的厚重历史，发扬海派文化的兼收并蓄，打造全龄休闲，古典与现代文化并重的城市开放公园。笔者对漕溪公园的历史梳理与古迹考察，其意义之一便是为此项工程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以使“保留百年漕溪厚重历史”的方针得到落实。待改造工程完工后，笔者将更新本文的相应内容与地图，以便游客入园观景寻故所用，让我们期待来年漕溪公园重现于世人面前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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