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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与章草形成问题 隶为篆之解散，在解散过程中，已经有草之意味，从今天发掘的秦隶中已经获得实证，最早的隶书，若以今天所能见到的地下墨迹来说，当是从秦开始，但是，在《水经》（《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中已经有记载的是从周朝中期便存在，这个只是汉朝人见古墓中的文字而说的一番话，张怀瓘的《评书药石论》中亦提到此事，但他不相信此说，仍然定在程氏所创，若其获观神州大地涌现出来的秦汉简牍，不知作何感想呢，由此我以地下宝而推断，《水经》中说周朝时的隶书初步形成是可信的，当然我们说秦隶汉隶时，我们把不曾留存的周时的隶书称为周隶，应当是合于事实的。 隶书初创，当是篆书不流便，此种情形早已在周朝的时候就存在，自然会有地方与民间的写手，会不自觉的解散篆书，而形成流便快捷的隶书，并运用于日常的抄写与各种文字的运用中，在墓碑墓表中的运用只是其一。这个解散篆书而入隶书的普及其中过程是相当漫长，跨周秦汉三代，到汉末的三国吴，仍然是广泛的运用，这个在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中已经明证。解散一书体，过程中不泛草意的伴随，所以章草同时亦出现在篆――隶――楷演变的过程中，诸多的简牍风格的书写，事实上是有章草的意味，若我们说陆机的《平复帖》是经典的章草作品，珍贵程度过于《兰亭稧帖》，那么我们看到的武威医简中的一些稍草的字的风神，已经是平复帖的前奏了。说章草起于史游不确。说准确的是为更古代的写手们不自觉的在长期的书写中形成的书体风格，但可以把史游看成集成者，而不是创制者。 古代的书迹，有时候会呈现时代混乱或错乱，这个是因为书写者并不个个是随流俗者，一些写手会为了实用便捷而解散创制新体，另一些却在复古，仿古，所以这书迹的现实往往与时代相左，不仅是书写风格复古宗古，连衣冠亦异于当时，比如米芾好唐时装束，唐宋明清间的书法理论者，无缘与我们今天的人一样见到地下的墨迹重现江湖，并不是越近古时代的理论者越能知前世书法的真相，因为埋在土里的真迹是可以说话的，或者书法艺术有一个评价的问题，一些书家可以在史上有声誉与地位，另一些只是写手，普通写者，无书史的地位，亦没法入品级，进入神妙能三品之中，不值一提，问题是真相往往在不著名而有书迹留传（当然要出土现世）的迹那里，无论是睡虎地秦简与龙山秦简，皆已经推翻古人以为隶书创制程氏说。若要证实隶书创制在周之中叶，亦当期望地下有新的发掘，目前是不能肯定亦不可否定，毕竟古人所见不虚，只是迹不留存罢了。 世上的历史，只是一个重复的历史，若我们明了佛之劫数理论，便知，我们的历史，只是一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而已，昆明池的劫灰，已经有古是明者知历史只是一瞬间，沧海桑田之变，已经是很多回了，比如柏拉图记载的“大西洲”便是沉入海底的前世文明，还有玛雅文明，诸多世上的奇迹，或与前世文明相关，我们不过是走一个轮回罢了。 书法的历史亦是如此，河图洛书，八卦太极，是前世的遗存还是古贤者所创，并不能有一个清晰的说法，历史其实过去是朦胧的，未来亦是无法清晰的预见，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可怜的时段，渺小而如尘沙，说历史不仅是书法的历史，说皇家的历史，太史公父子写史记，记录的三十六郡，在秦龙山的简册中，记有洞庭郡，这是真实的历史，却不见司马迁同志提到，这司马迁父子难道是深入民间，只采野史而当正史，或无缘读秦朝的文献，只凭口头的传说而编成的史记。皇家的史记，总要讲政治的，哪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这太史公父子总是要掌握好分寸的。 所以所谓的史，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那就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为现实的所在。《神乌赋》简书只首三字“神乌傅”是正隶，其正文却完全是流便快捷的章草书成，这个现实的古人章草墨迹，意义不下于《平复帖》，古人的不知名者的书写，对于今天的人，皆是难得之宝墨，象龙山里耶的墨迹，那是秦朝的公务员所书，书者有署名者，比如还有一个叫“色”的秘书，这些抄书公不书篆书却书隶体，可知秦之地方政府，并不把李斯的标准小篆当一回事，这繁重的抄写，只有隶体方通能通行。上有令，下不行，难道只有今天的社会不成，古已有之，不要见怪。 晚清时人可以见到甲骨卜辞，这是他们的福分，但他们仅到此，而今天的人能见到大量秦汉隶书之墨迹，为今人之福，但我们不会比未来人更有福，因为地下的宝，其实无法清晰的，历史是沉埋了，沉埋的不仅是一个劫数的历史，还有前世劫数的历史，这个是无穷尽的，唐人其实比我们清白：人生代代无穷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代代不仅应当理解为家族的代代，亦有皇帝轮流做的代代，当然还有劫数的代代，理解更远更深时，一切就只能看破，看透然后淡然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你可以当美诗来读，亦可以当哲理诗来读，并不是宋朝有起始于哲理诗，哲理诗起始其实很早，只是有人没有察觉罢了。 过去我们用笔写文书，今天我们用电脑与手机写文书，这个实事上是“解放”了，当然我们中的很多人，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仍然用笔来写文书，只是无法通行于世了，这世道变了，不随时俗，还真的寸步难行。 如何跳出历史的轮回，一些政治人物在思考这个问题，亦是饱读历史的人，亦是中历史之毒很深的人，所以无法想到真正跳出轮回的办法，或者说那时做的是彼，南辕北辙的，我们书写古人之迹，临仿亦是在交流，在吸精，或者在吸古之元神，汲古得修绠，人生有限，只能到此为止，无法获得理想圆满的结果，只是尽量的多罢了。所以有年可以深入一点，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只到那个地步。 已经是不用笔作工具的时代，古之各类的书体风情皆成为今天人的元素与借鉴，只在一种艺术的生活，无用却是有用，有用亦是无用，所以一任自然，随意所适的。今天的人视野更广更深，亦更远离古之宁静，这就是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亦不可能，再长亦终为土灰，所以今天的人若有看得开者，会是今朝有酒当如何的，事实上我写《墨酒祭》时，亦以为书写是酒，不过此“酒”只醉心不醉身，但醉心时身亦可适之。不作工具的书写应当更注重艺术性，所以往初始时寻找可以推动醉意书写的元素应当是最元初的最醉人，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文字，以东方的来说，就是甲骨卜辞了，我们从最初的迹开始，重新一个书写艺术的历史，这个历史事实上却是当代书写史，是借着古瓶灌注的新酒。这是哪个哲人说的“一切艺术史皆是当代史”便是这个意思。 过去的变体不会脱离工具的完善性，今天的变体却是可以超脱的，字象写的能读还是不能读，丑还是美，妍还是质，因人而异，并无绝对的标准，随人喜好，各有所适的。在战争年代，当然是远古的战争年代，快捷的书写是关系成败与生命的保存的，所以笔阵者，并不完全得漂亮，这时间的效益是首位的，所以草书成于战争年代，在军情的传递中，所以以此来推断，草书（章草）成于上春秋战国秦汉间，到史游所集成，为章草，是与篆书解散与隶书并行的结果，秦一海内而毁旧文献，书同文，各国古之书迹，保存的自然不多，包括军情文书，所以能够证实的文献，最早隶书还有章草形成的史料还是渺茫的，只能推想而待将来。 章草是治今天之草之病者之良药也，草书能入晋人格还不是最好，不入秦汉人之格，聊徒成下品方是真，米芾少见秦汉墨迹，只觉得晋人就不错了，能追晋人风情就QK，那只是他的时代局限，今天的人当然更应当溯回从之，宛在水中央其实就是明了书写的真谛。习赵者不知赵追远古，其草先习章草，所谓晋人格其实不过是隶法与章草之风情而已，知高古之法书有晋人骨者，明辨其中的隶意与章草意，便知真读懂晋人。 晋人解放心理归于所处时代的危机四伏，为了保全性命，解散隶法的章草成为他们的最爱，这里面含有自由舒展放逸的元素，元之云林逸气亦源于此，若钟王不创新体，他们只会在这个隶法意的章草中沉湎下去，这种章草风情，郁勃中含又不失放纵飘逸，郁勃者在前，放逸者在后，此章草字形之书法的风情特征。 以机器作书写方式时代，古老的书体变革事实上已经完全终结，留下的书迹碑石（将来还会有新发现），只是成为今之人与后之来者的一种凭借，若运用得当者，书写艺术会因此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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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思想者与草莽英雄――春秋战国秦汉之隶变与草情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西周之礼乐崩坏，亦伴随金文这类大篆的崩坏，按《水经》最先的记录，在边区的齐地的铜棺墓中现三字为篆，多字为隶，应当是文献所记载当时文字的隶变的发端。当然或许不是最早，但离最早已经不远，不仅是隶变，同时伴随着草意的展开，或者是章草的孕育。春秋战国不仅是文化的觉醒与思想的自由展开（诸子百家之双百），亦是草莽英雄并起施展身手的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衰落，意识着要经历一个武力的竞争，获得重新一统的时代确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血与火之洗礼的时代，文字变革亦随时代的变化而起舞，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魏晋人看来，书法是笔阵，是纸上的战争，那么这种书法的军事喻言，应当追溯春秋战国的文字风情，羽檄传书的书有时会飞快，这篆体的写法有点麻烦，不改进是不可能的。于是，各国产生与周朝正式文字不相类的书体的出现，或者是隶变的开始与进行式。这样大篆之解散不仅是一个自由解放时代的风情展示，亦是一个文字变革的历程的需要。 
马王堆帛书 当然秦最终成了这个花落我家的幸运国，他们曾经期望的是小篆统一天下的文字，这种死守篆体之法其实早已不合于时代的潮流，何况还有六国虽灭，精神未死，反抗的心理沉潜下来，事实上篆体随着时代的演进，文书的频繁运用，大量的抄写，早已是不合时宜了，所以李斯等人的秦篆（小篆）所运用的范围事实上被限制，往往在一些记功碑或者少数发号令的文书中还能通行，这有点象唐代的文字多是楷与行立碑，往往碑首（额）仍然用篆体书之，以示古雅，汉代的隶书之碑中比如《张迁碑》的碑首亦是用方笔的篆意文字。 秦汉时的平常的文字抄写，尤其在地方，恐怕是各国的隶变而成的书体成了主流，这个从各地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简牍书的风情中看出所以然来。那些汉碑中的隶书，工整庄端，算是对于不同风格的自由一点的竹木简上帛书上的隶书的规范化，但风格众多的简牍隶书面貌，却是书写艺术的宝库，充满美学与欣赏的价值。 
从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治理的角度谈文字的风貌的优劣，所以自由潇洒的而且充满草情的简牍隶书，更能够为今天的书学者所钟情与喜爱，也是必然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古人自由浪漫的情性，他们的悲喜之情：他们的抒展与收敛，他们的失落与激昂，他们恸哭与欢笑，他们的快意与怨恨――即说字是心画，我们从墨迹中认知我们的先民，已经不是单单从外形上，而是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古人需要散怀抱，往往简牍片的空间是纵长横窄，所以他们往往会行笔的过程中往下把尾部笔画写得很长，往往是一段文字的尾部有此作派，而龙山里耶的秦简风格纵长的笔画众多，似乎不纵不快的感觉，难道这古人亦如今人，忧郁得很？而已他们的笔画总有点左高右低与今天的左高右低的字相相逆。字相如人，字相如心，藏不住任何心思的，所以我们追到先人的墨迹，就寻到古人大致的心灵的所在。文字不太属于正式庄重一点的时候，自由性也就会被强化，古人亦是无意如佳，相信那些随意的写手只是写写，并没想个万古流芳的，不意这些墨迹放在今天有点希贵，所以一字如金的，我们找到古人心的跳动。 
神乌赋 时代越往后，比如汉魏，文字的草情在进一步加重也就出现章草便不奇怪，章草从随意的隶书中演化而来，事实上隶书向楷书演进是隶书的一个分演进，隶书还演进一个草书，其中有一个章草的过程，最终成就今草的格局。所以隶书不仅是解放了篆体，亦孕育了楷书与草书，两者一个是着力于实用，一个是着力于抒情，最终两者的精华墨迹，或者碑版，成为优美书写艺术的宝库。 尽管本人的行文风格是行云流水的随笔风格，但对于严谨一点的问题，还是要有点寻章摘句的老雕虫作派，所以我录一点与文章有关的古人言： 卫恒在其《四体书势》中写道：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緼。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翾翾。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攡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卫恒《四体书势》 另外在《水经注》有记录最早的隶书文字： “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水经注－卷十六－谷水》” “西望胡公陵，孙畅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铜棺隶书处。《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 除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外，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亦提过这事。 
楚简 近代已故学者郭沫若以为“两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的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给予否定。郭沫若的观点亦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齐国当时已经陷入纪国的迫害中，齐胡公的前任被周夷王在纪国的谗言下蒸杀，胡公立位后竟然因害怕而迁都（从营丘迁到淄水西北处的薄姑），国人不安且不满，胡公在位七年后又被自己人害死，这所谓的齐王与草民有何区别，今天不知道明天，性命难保的，死后之葬也未必隆重，多半是跟随胡公的后人或下人所葬，规格不齐可想可知，所书之人所书之字也就不是特别的正规了。边区之国已经不容于周王室，边区之国所书不仅有便捷的原因多书近隶之字，落拓的王者之死，不再讲究，草草写上草隶之字，也是合理的解释。 卫恒不相信隶自周朝之说，但他的所谓隶书是“篆之捷”，以此理论之，何时有篆便在其延后的过程有形成其书之捷，也就是佐篆之体，这个只是通常的道理而已，虽然有古人的记载，相信者不多，却不能否定这个选项，而且只能等待未来的发掘来证明。 隶书到汉代进入一个各地风格多样的书面，其中的汉时西北的简书可以说是边塞之隶，或者塞上之隶，这种塞上之书风延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风情，战争与书法，有一种快捷之外并且流露的一种浪漫的激情，血的洗礼与生命的流逝的寻常与玉碎心理的情势下的书写风情，与历代的边塞诗的意境一般的，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与魔力。这种书风有豪情，有旷远之思，有故国之想，有“家书抵万金”的杜子情怀，当然杜甫是后来者，但汉与唐的子民风情没有太大的分别。还有“潇潇易水”的慷慨心情，同样存在这些军人（在军队中书写的文人亦算半个军人）书法中，他们写这种草情的隶书展示着军人的一种思绪与情感，还有情报的传递的情形下的无意与紧急风情，在这种情形下的书写，什么点画的完善，鸟虫的装饰对于朴素的兵士来说皆是蠢猪式的作派。我们见到某些字总是笔画拖得很长，象一声长叹，比如“年”字，“也”字，占了好几个字的格式，正是塞上书写者一种郁勃之气中结而不得不发。 我们从那些竹木上的墨迹中亦能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明月出天山”、“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诗情画意，我们亦从古人的迹中联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们心中会唤起“月黑塞上，单于逃遁”的激情，“边马，边马”的歌咏不歇，会在耳边的回响。 尽管有一段上碑的规整汉隶时代，出现礼器，乙瑛，曹全，孔宙，衡方诸碑，但终究在书写的时空范围上，自由流畅的草隶风格是占据数量的上游，当然我们知道的是沉埋后出土的迹，若灰飞烟灭的草情隶意的书写应当是更多的，若恒河沙数，无以计算的。 书是笔阵，是木面纸面布面的搏杀，是古人的心理展示。周秦汉，隶变的历史如此漫长，当然周隶近篆，秦隶近中，汉隶近楷，风格有异，皆同此一理，便捷是书写之生命，不仅是生命的搏斗需要快捷，书写的生命要与心灵合拍，有利于这种合拍的书写的样式存在，我们在这些周秦汉的隶法流风中，涌现的是陇亩英雄辈出，草莽群星灿烂的时代，史上的故事，还不是特别的鲜活，只有他们的迹，你才触摸到他们的心灵深处，才算完整意义上了解当时的古人，穿越无阻隔。 书风的变化因时代而变，尤其是战争的年代，篆体的麻烦终究被便捷的佐助的书写风格所替代，其诞生在篆书运行的同时延后一点，是大致的情形，已经有文字的记载，只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当然“反正我是信了”的还不是占多数，未来地下的证据，是问题解开的关键。 放下这个争论，我们更多的应当是从草情隶意的古人之迹中，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与跳动，触摸古人的心脏在动，在飞动，我们穿越千年，同其所思，同其悲喜，同其担忧，同其展望，读古人之迹，深入进去，古人与我皆化去，不知古人是我还是我是古人，这样，我们读到古人书迹之真谛。 关于齐国造隶书的实证： 上文有这么一句： “卫恒不相信隶自周朝之说，但他的所谓隶书是“篆之捷”，以此理论之，何时有篆便在其延后的过程有形成其书之捷，也就是佐篆之体，这个只是通常的道理而已，虽然有古人的记载，相信者不多，却不能否定这个选项，而且只能等待未来的发掘来证明。”
最近楷夫兄给我发来一组图片，是三代青铜器物，上面有一些文字，他指出一些文字与另一些文字的区别，我经过识别，认定是齐氏三量或陈氏三量的同类文字，器物也是同类，与国家历史博物馆一器物，还有上海博物馆二器物同时而文字内容同，书体风格相近但有区别，见图，其中楷夫发来的图片器物的书写风格或者比博物馆的三器物还有早，因为保留更多的金文字体，其中此器物上的关字，明显是早期隶书风格，能够印证齐国隶书的发源，与记载的不虚，事实上此器物图片未出现前，实证早已存在，也就是齐氏或陈氏三量器物上的文字，不少文字明显是早期隶书风格，书体方正平实。这个与我的视野受限有关，当然我要感谢楷夫兄发来这组图片，使得我的文章的观点能够确立。 从时间上看，齐胡公吕静崩于前860年，田陈篡齐发生时间是前379年，相距481年，而传说程邈造隶书，以秦朝始年（前221年）推算，相距158年。这种时间其实就是由金文（大篆）向隶书演变是时期，时间长度六百多年，或者我们把程邈看成隶书集大成的整理者，也说的过去，同时此文也证明古史记录的齐胡公时代有早期隶书的出现，一点不虚，从齐氏三量（事实上民间还有不少）器物上的文字风格可以得到证明。 我们常常说郑板桥的六分书，诸体相杂，会追溯到颜清臣的《裴将军帖》，其实从齐陈氏三量类的器物上的篆隶相杂的文字风格中，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溯源。 附器物图片：
博物馆器物（图片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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