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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中国自古即盛行“龙虎并立”的二元主题。隋唐以来，随着突厥族系的迁徙，蒙元大军的西征，以绿玉雕琢龙柄杯、罐的习俗盛行中、西亚，直达东欧。南宋以后，带有神性元素的“螭虎”成为中国艺术仿古母题的主流纹饰。但螭虎纹并未如龙纹那般西传远域。兀鲁伯曾治理萨马尔罕三十八年，期间选择一件雕有螭虎把柄的玉杯加刻名款；登基为帝国皇帝后，特制带有帝王尊号的白玉龙柄罐。身为中、西亚“突厥－蒙古”族系的领袖，却在制作刻款玉器时选择“虎纹”与“白玉”的“亲中国”元素，难道是年轻时的远游令这位学者型帝王难舍心底的“中国情结”吗？在本文中，邓淑苹给予了细密的论证。“观像”栏目刊出此文，以飨读者。 龙虎西域 帖木儿帝国玉雕探索 文 / 邓淑苹 一 南北朝、隋唐玉器文化的新面貌 （一）文献记录的西域玉器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对定居东亚，主要以农业为生的中国人而言，玉门关以西即是大片分布草原、沙漠、绿洲的“西域”。中亚为广袤西域的东部，以游牧或农畜为生业的民族在此称雄争霸。 昆仑山横亘于今日新疆、西藏与青海交界。山脉里多个地点蕴藏闪玉（nephrite）矿。美玉的围岩经风化、崩解，玉料随着融化的雪水自高山滚落，沉积于和田地区（清代以前名为“于阗”）一带的玉河中。可能从公元前九、八世纪以后，就是供应东亚华夏民族玉料的主要产地。 事实上，和田地区除了长期供应丰富的玉料外，在南北朝时（公元五、六世纪）就发展了本土玉雕工艺，成品东输中土。中文史料甚丰，笔者曾于2012年论文附录中表列从南北朝到北宋（公元420-1126年），约七百年内六十多笔，有关从于阗、高昌、康国、吐番、龟兹、沙州、回鹘、竺西等西域诸国输入玉料与玉器的纪录。此外还有二则中国官员奉派于阗、高昌后有关当地制作玉器的文献： 1.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奉派去册封于阗国王李圣天，回国后撰文记载该国“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今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 2.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供奉官王延德奉命出使高昌，回国后也记载当地居民：“人白晰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 若将前述六十多则史料与考古发掘出土实物核对，可知当时直接从西域传入的玉器有：带銙（带板）、钏、环、指环、佩、簪等服饰；盘、碗、杯等食器；枕、奁、匣、杵、印等杂器；以及玉鞍辔铰具等拴马皮带上的玉扣等。不但器类新颖，且所雕纹饰的母题与雕琢风格都与汉魏两晋玉器不同。 统计文献可知，在西域诸国中，于阗国入贡次数最多、贡品最丰，推测也是当时西域制作玉器的中心。当地居民本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塞族，直到五代宋初，于阗国的王族仍属此族。十世纪初始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所灭，后者是阿尔泰语系的突厥、回鹘族群所建立。 南北朝以来，属伊朗人种的粟特长期经营中亚丝路上的商贸，他们聚居于今日萨马尔罕一带，隋唐文献中称之为“昭武九姓”。唐代曾在萨马尔罕一带设置“河中府”，故近代多称该区为“河中地区”。《通志‧儒林传》《隋书·列传三十三》等数据记载西域昭武九姓中的何姓族人甚多，何通则以“善斫玉”为名。 突厥与回鹘关系密切，隋唐五代时，较多回鹘聚居的高昌（今日吐鲁番），与较多粟特聚居的康国（今日萨马尔罕）也分别进贡过玉盘、玉环。 总之，南北朝至隋唐近五百年（公元420-907年），玉器器类与纹饰风格的变化，可能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同交织的成果。直到元、明时期，突厥与蒙古族系的融合，才给中亚、西亚的玉器文化带来新的面貌。 （二）多曲杯流露的萨珊风情 图一是出自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白玉多曲杯，长10.2厘米、宽5.5厘米、高3.8厘米、壁厚0.15厘米，同出还有多组光素或雕纹玉带板、羚羊首玛瑙杯、玛瑙长杯（图二）等，以及大量具西亚风格的金银器。考古出土六朝到唐代的金银器甚多，经研究可知多属粟特人的作品；中亚粟特金银器有波斯萨珊金银器的风格，却因地制宜地出现新的元素。事实上，据笔者的研究，隋唐玉雕也受到波斯风格的影响。  ▴ 图一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白玉八曲杯 何家村出土  ▴ 图二 南北朝晚期至唐初 玛瑙长杯 长11.5厘米 何家村出土 伊朗裔学者麦理凯（Melikian-Chirvani,A. S.）根据伊朗西南苏萨市（Susa）出土二件可能是六至七世纪萨珊王朝时小容器上的纹饰，（图三、四）认为图一的白玉多曲杯是八世纪波斯诗歌中的“Rekab”，即是“从萨珊时代到塞尔柱时代的多瓣酒船”。并根据图一白玉杯推论公元八世纪伊朗地区已有玉雕工艺。  ▴ 图三 6-7世纪 萨珊王朝 绿玉石小容器 长5.2厘米 器底 左图 ，局部 右图  ▴ 图四 6-7世纪 萨珊王朝 水晶加金框小容器 苏萨征集 罗浮宫博物馆藏 但是笔者也作了深入研究，认为图一何家村玉杯可能是七世纪中亚地区玉工的作品。经比对研究可知，图一白玉杯器表以宽斜纹雕琢三片尖叶成束的图案，（图一b,c）与图三b、图四c非常相似。也与萨珊王朝建筑上的植物纹（图五）雷同。虽然器形受到波斯文化酒船的影响，但在实用的前提下，器身已演变得比较宽、深、平坦了。 此外，唐代遗址出土很多如图六这类以宽阴线雕琢卷发胡人像的玉带版，也出土不少如图七花鸟纹玉簪。 图六带版上胡人手持者，相似于图一、二这类由波斯酒船发展的长杯。图七玉簪上宽斜纹雕琢的植物纹以及斜格纹，可视为萨珊风格在中亚的变化。这些受到西亚波斯风格影响的玉器，究竟是在中亚的康国、于阗、高昌哪个地方制作？值得研究。 统计文献记录可知，于阗是当时西域最主要的玉作中心，但不排除有粟特玉工参与创作。  ▴ 图五 萨珊王朝 灰泥墙纹饰  ▴ 图六 唐玉带銙 合肥市省粮校工地出土  ▴ 图七 唐 鸳鸯海棠纹玉簪饰 长11.5厘米 唐兴庆宫遗址出土 二 元、明时期的西域 十三世纪蒙古大军三次西征，皇室子孙分别统领四大汗国，整个中亚地区在察合台汗国辖内。1347年，分裂为东、西二汗国。西察合台汗国主要基地为河中地区。 帖木儿（Timur, 1332-1405年）出自突厥化的蒙古家族，也有的记录认为他就是突厥人。他娶了成吉思汗七世孙女，也是西察合台汗国公主，以“驸马”身份辅佐可汗，当自身势力壮大后就篡位建立了帖木儿帝国（Timurid dynasty）。以萨马尔罕为国都，三十年南征北讨，最强盛时领土东自今日印度德里，西至叙利亚大马士革，北从咸海，南到波斯湾。即是以中亚为基地，囊括西亚及一部分南亚。（地图）  ▴ 1.和田地区 2. 萨马尔罕 3.土鲁番 4.哈烈 5.大布里士 6.麦地那 7.里海 地图 帖木儿帝国最强盛时的疆域（绿色）及本文提及都市 帖木儿帝国（1370-1506年）的成立，仅比大明帝国（1368-1644年）晚二年。帖木儿曾雄心壮志地想征服明帝国，却病死在东征途中。其子孙内讧后，四子沙哈鲁（Shah Rukh）于1405年继位，迁都哈烈（Herat）。1409年命其长子兀鲁伯（Ulugh Beg）为萨马尔罕的总督。兀鲁伯治理萨马尔罕长达三十八年，最有名的业绩是建立了闻名的天文台。1447年沙哈鲁去逝，兀鲁伯继位，仅二年后即被杀。 当初与西察合台汗国分裂的东察合台汗国主要领土在今日新疆。虽然这里没有发展成很强大的帝国，但国祚却绵延较长。先后定都于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亦力把里（今伊宁市）、吐鲁番（今吐鲁番市），在明代史籍中称这地区时，均以汗国国都为名。从地图可知，帖木儿帝国强盛时和田地区（地图中的1号）在其辖内。 从文献可知，中亚地区使用玉带的习俗至少到十一世纪初。《宋史．外国六》记载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于阗还呈贡过白玉带。蒙元西征及统治各地可能是中亚地区改变服饰的原因。 东亚地区在元代时，玉带并非正式官服。明代再度将玉带作为象征爵位高低的官服配备，由官匠户大量制作。所以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九年（1407年），分别赐哈密领袖脱脱、哈密领袖兔力帖木儿以玉带，永乐十七年（1419年）赐给失刺思酋长以玉系腰。 明成祖是个相当有汉族优越感的皇帝，不但会赏赐象征爵位高低的玉带给西域番邦，且退回西域回回进贡的玉碗。综合《明史》和《殊域周咨录·卷十一》可知，永乐四年（1406年）有接近天方（今之麦加）的默德那国（今之麦地那，地图中6号）的国主派遣“回回结牙曲”进献玉碗，但被明成祖“却之”。 西域各族常以赠送“碗”表示友好，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回部大和卓木赠送玉碗，乾隆皇帝还为之赋诗、配制锦盒。（图八）由于乾隆皇帝对西域传入玉器的兴趣很高，随着精美的莫卧儿玉器传入清廷，也有不少制作粗劣，有明显使用痕的光素玉碗、盘也传入清宫，经研究这些多为十五、六世纪中亚地区的生活用品。（图九）  ▴ 图八 中亚 厚足碗 口径13.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玉碗（器表刻御制诗）左图 收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右图  ▴ 图九 中亚 玉碗 口径12.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玉碗及回子布套 左图 器底 右图 西亚波斯地区与阿拉伯地区相连，帖木儿帝国盛时，波斯地区也在帝国辖区。图十、图一一是该区在该时段的雕纹嵌金碧玉碗，金丝多脱落。由此可知，元、明时期，玉碗在中亚、西亚并非稀有，从雕纹嵌金到光素都有。 ▴ 图十 帖木儿帝国1425-1450年伊朗地区 碧玉碗 高7.5厘米宽13.3厘米 ▴ 图一一 帖木儿帝国15世纪伊朗东部碧玉碗 高6.7厘米口径14.4厘米 帖木儿帝国的核心地区在中亚，但疆域包括西亚波斯地区。所以学者多称此时所制作的玉器等艺术品为“帖木儿—波斯传统Timurid/Persian Tradition”。后因国势渐衰，1501年波斯地区被萨非王朝（Safavid dynasty）取代。1506年，河中地区也被乌兹别克族建立的布哈拉汗国所灭。帖木儿帝国灭亡后，皇族成员巴布尔（Babur）自阿富汗地区向南发展，1526年征服了印度半岛的北部，建立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 公元1403-1406年，西班牙人克拉维约随使节团出使帖木儿帝国，所撰写的旅行记录被翻译为多国文字。中文译文记录在萨马尔罕城内，有自和田地区运来宝石、玛瑙、珠货，及各样珍贵首饰。和田地区所产极名贵商品皆可求之于萨马尔罕市上。和田琢玉镶嵌工匠，手艺精巧，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 印度学者Dr. M.L.Nigam在印度海得拉巴市Hyderabad的色拉金博物馆Salar Jung Museum的图书馆中找到一篇古老的波斯文抄本，记述和田地区产玉、制玉，也用玉。纪录沙哈鲁的臣子Mohammed Haji奉命将各种玉石疗效撰写成书。强调沙哈鲁及其皇后对玉的珍爱，更令美玉成为和田地区人们社会地位的象征。以上二笔文献记录了十五世纪前半，和田地区崇玉风尚和雕玉实况。 沙哈鲁继承帖木儿的帝位后，刻意修好与大明帝国的关系，公元1419-1422年间，曾派遣五百余人的使节团到中国，觐见明成祖永乐皇帝，在北京居住五个多月。随行官员记录编撰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根据此书英译者的序言中记录庞大的队伍中：“不仅有沙哈鲁王的代表，也有他长子兀鲁伯王子、次子阿布勒法特‧亦不刺金王子、三子贝孙忽儿王子、四子苏玉尔格特迷失王子和五子穆罕默德‧术克王子的代表。”此译文中的“兀鲁伯”就是本文中的“兀鲁伯”。此次参访，很可能提升兀鲁伯对中国艺术品的兴趣。 兀鲁伯在1424-1425年成功抵御东察合台汗国后，发动二千人从卡尔希（Qarshi，在今乌兹别克东端）运回二大块深绿色玉料到萨马尔罕。其中一块用来制作目前放在古尔埃米尔陵墓（Gur-i Amir）中帖木儿大帝的棺材，长192厘米、一端宽30厘米、一端宽36.75厘米、厚30厘米；棺的一端上刻有帖木儿祖先世系及获得此玉料的经过。 不少文献记录突厥族对绿色玉有近乎迷信的喜爱，认为绿玉象征勇敢，能保护配戴者在征战时胜利。但是笔者仔细观察，在帖木儿帝国时，主要从昆仑山西端取得绿色玉，多为匀净的深绿色，极少有黑色颗粒状包裹物，与今日地质学界通称变质自蛇纹石化超基性岩的“碧玉”，虽同属“闪玉nephrite”类，但产状不同。为免混淆，故称之为“绿玉”。 ▴ 图一二 帖木儿大帝 绿玉棺 a. 全照 b. 棺之一端刻字 帖木儿帝国时期并不流行服饰类玉器，所以只有少数实物存世：图一三是用作印章的戒指，由帖木儿第三子米兰沙（Miran shah）所有。图一四是约1470-1500年哈烈地区的作品，是刻有波斯文诗句，具有护符意义的雕花玉佩，宽7.5厘米，典藏于爱尔兰Chester Beatty Library。图一五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典藏，约1400-1450年伊朗或中亚的龙首玉剑柄。 虽然服饰类玉器不多，但玉制容器倒为数不少，包括碗、杯、罐及小首饰盒等。图一六白玉珠宝盒，高3.5厘米、径3.2厘米，器表刻吉祥诗句及帖木儿之孙Ali al-Daulahibn Baysunghur之名（约1450年），以及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汉吉于1621年的刻铭。 ▴ 图一三 帖木儿帝国 戒指式印章 ▴ 图一四 帖木儿帝国 玉佩 ▴ 图一五 帖木儿帝国 碧玉龙首剑柄饰 ▴ 图一六 帖木儿帝国 玉珠宝盒 三 兀鲁伯款玉雕二件 虽然被西方艺术史界订为十五世纪前半的玉雕容器不少，但只有二件加刻兀鲁伯名款。（图一七、一八），印度大学藏一件所谓兀鲁伯款凤首杯，关于其刻款真赝尚无定论。 图一七是雕有螭虎造型把柄的椭圆形绿玉杯，长19.5厘米、宽12.2厘米、高7.3厘米。它的口缘曾破损，又以银片包覆，刻着土耳其文“上帝之恩无限”，推测是1600-1800年间在奥斯曼帝国修复。早在1960年，华威廉（William Watson）等就曾撰文讨论它的制作地，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中亚的萨马尔罕？日后陆续有多位学者讨论此一问题。 导致西方学者心生困惑的主因，是因为玉杯器柄雕作中国人喜用的“虎”，而非中亚、西亚流行的“龙”。但雕纹粗放、又以绿玉制作，这些特征又与元代、明代中国玉器偏好白玉，制作精良细致的风格不同。 笔者在《明史‧西域传》找到明英宗正统十年（公元1445年）曾赠予兀鲁伯“金玉器”的记录，据此，曾于1987年撰文推测：图一九这件螭把杯可能就是明英宗赠予兀鲁伯的玉器。兀鲁伯颇珍视之，故加刻自己的名款。笔者当时的推测曾为国际学术界接受长达二十多年，笔者曾于1995年造访大英博物馆检视实物，当时也维持既有的看法。 ▴ 图一七 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前半 中亚 玉螭把杯 （兀鲁伯款） 但近年来考古出土不少宋、元、明代雕有螭虎纹的玉器可供对比。笔者于2012年再度赴大英博物馆检视实物，因而撰文修改观点。认为图一九玉杯： 螭虎面孔五官扁平，以阴线刻画橄榄形眼睛，额头三条短线，表情有些凶狠。双耳间的长角压在大片代表鬣毛的玉块上，整个披向后脑左侧，玉块下的肩颈部位有大块凹缺，玉工未加修磨；螭头下巴下方留有一大块应该切除的玉料未被处理，有如极厚重的赘肉。这样粗放的风格，实在不像明代中国玉工的作品，基本排除了作为明英宗赠送给兀鲁伯国礼的可能性。 玉杯上攀爬的螭虎，额头刻三道短横线，背脊上刻有一道宽深阴线，呈现元代风格。或因中亚玉雕艺术风格的发展稍慢于东亚中国，故暂将图一七玉杯定为元末至明早期，也就是十四世纪后半至十五世纪初和田玉工的作品。 玉杯一侧边上阴刻草体阿拉伯文“Ulugh Beg Kuragan（皇室驸马兀鲁伯）”。据华威廉等人考证，兀鲁伯因娶了蒙古成吉思汗家族女子为妻，而获得Kuragan尊号，故刻此名款的时间应在1417-1447年间，当时东亚已进入明代中期。 图一八白玉龙柄罐，高14.5厘米、直径16厘米，在短颈上浮雕兀鲁伯担任帖木儿帝国皇帝时（1447-1449）的尊号。此器在十七世纪时被北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室收藏，所以在此玉罐口沿与柄下端，分别加刻了莫卧儿帝国第四任皇帝贾汉吉于1613年，以及第五任皇帝沙加罕于1646年的收藏款。目前典藏在葡萄牙Calouste Gulbenkian 基金会。 ▴ 图一八 帖木儿帝国 兀鲁伯款白玉罐 a. 全器 b. 口沿贾汉吉纪录获得此罐 c. 玉柄上端龙头 d. 玉柄下端鸟头 这件玉罐的器柄以另一块白玉雕琢，再以金属铆钉固定。龙头造形颇相似于中国元至明代早中期的立雕龙头。（图一九、图二十）但与下节帖木儿帝国典型龙柄玉杯的龙头造形差异甚大。 有学者怀疑图一八玉柄部分是1620年代由莫卧儿帝国宫廷御用工匠所制作。但若通盘了解十四、十五世纪亚洲各地龙纹造形，以及十七世纪莫卧儿帝国玉雕中的动、植物纹特征，就不会怀疑玉柄应该是与玉罐同时完成于兀鲁伯称帝期间。但是否由和田地区玉工特制？还是当时萨马尔罕也发展了精良的玉作？尚待研究。 ▴ 图一九 元 玉帽顶（局部） 明早期梁庄王墓葬出土 ▴ 图二十 明 玉带饰（局部） 明神宗定陵出土 四 典型帖木儿帝国龙柄玉杯 图二一至图二八共八件绿玉龙柄杯（包括酒船），除图二一的制作年代稍有争议外，其他七件大致都被定在十五世纪前半帖木儿帝国时，个别的被认为制作上限可提前到十四世纪晚期。（图二二）它们的尺寸、典藏地、图片资料来源，见下表： 图二二至二八玉杯的杯身主要有圆形（图二三、图二六）、椭圆形（图二四、图二七、图二八），椭长形（图二五）和不规整椭长形（图二二）。当器身正圆时，器底作圈足。当器身椭圆或椭长时，龙首柄被安置在器身长边的中央或一边，器底或作二个圈相连的“8”形（图二七），或做四个对称花瓣形（图二八）。从图片看，图二二这件器底有镂雕厚片的装饰延伸至器腹下方。（图二四、图二五器底不详）图二八的腹壁下有刻阿拔斯一世呈贡阿德比神殿的祭祷词。 ▴ 图二一 十至十四世纪（？）伊朗或中亚 碧玉龙柄酒船 ▴ 图二二a 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早期 帖木儿帝国 绿玉龙柄酒船 图二三a 15世纪 帖木儿帝国 绿玉嵌金龙柄圆杯 ▴ 图二四a 1400-1450年 帖木儿帝国 绿玉龙柄椭圆杯 图二五a 1400-1450年 帖木儿帝国 绿玉龙柄椭长杯 ▴ 图二六a 1400-1450年 帖木儿帝国 绿玉龙柄圆杯 图二八a 1400-1425年 帖木儿帝国 绿玉龙柄椭圆杯 ▴ 图二七 1400-1450年 帖木儿帝国 绿玉龙柄椭圆杯 笔者刻意将图二二至图二八这七件玉杯的龙柄排列一起，可看出龙头造形基本相似：头顶都有从额头向后脑门作弯弧形的双角，卷鼻头、张口露齿。但龙头与杯身接触点却不一致：可以从龙的鼻头尖端（图二二至图二五）、前门牙（图二六），到龙下巴（图二七、图二八）。它们都与杯身用同一块碧玉雕琢，且器柄与杯身接触形成圆弧，可供穿系绳索勾挂于人的腰带上或马鞍上。 ▴ 上排左起：图二二b 酒船 图二三b 酒杯 图二四b 椭圆杯 图二五b 椭长杯 下排左起：图二六c 圆杯 图二七d 椭圆杯 图二八b 椭圆杯 引自Lentz and Lowry 1989 研究过这七件龙柄玉容器的特征，再来细审图二一剖面呈菱形的碧玉酒船。它的器身的确似真正的“船”，一面器表浅浮雕长条带纹及菱形纹，宽扁的玉柄刻二道凹槽，龙头的后脑门浅浮雕菱形图案。麦理凯根据器表菱形纹等相似于早期伊朗金属器纹饰，推定它是十至十一世纪东伊朗地区作品，但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全面认同。 有学者认为这种龙柄玉杯，源自元代（1271-1368年）的金属龙柄杯（图二九）。后者常在龙口处有一圆环，用以穿系于人的腰带上或马鞍上。总之，从东北亚、北亚、中亚、西亚，许多擅长骑马征战的民族，喜好随身携带自己的饮器。目前考古出土带环状龙柄碗中，年代最早的可能为辽晚期黄釉龙柄碗。（图三十）属十一世纪瓷器。 ▴ 图二九 元代 金帐汗国 1300-1325年 金龙柄杯 长13厘米 圣彼得堡艾米塔吉博物馆藏 ▴ 图三十 辽晚期 黄釉龙柄碗 口径14.6厘米 宣化第10号墓（1058年）出土 引自《宣化辽墓》 五 传播至东欧的龙柄罐 龙首把柄除了出现于玉杯（包括酒船）外，也出现于罐子上。事实上，龙柄罐造形是源自中国还是中、西亚？学术界似乎尚无定论。但龙柄罐比龙柄杯传播更远，直达东欧的奥斯曼帝国国都伊斯坦堡。 有学者认为十四世纪在伊朗地区已出现光素单一“S”形把柄的有盖陶罐（tankard），后受中国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青花瓷器把柄上出现龙首的影响，（图三一）约于十五世纪中叶帖木儿帝国首都哈烈地区才出现多件将“S”把柄一端铸成龙首的铜罐。（图三二）因此也影响了玉器造形（图一八）。但也有学者认为传播路径正相反，明代的龙首柄青花瓷罐是模仿中亚、西亚金属器的作品，只是目前尚未找到早于永乐时期的金属罐。 ▴ 图三一 永乐时期 青花龙柄瓷罐 大英博物馆藏 图三二 帖木儿帝国 铜罐 图三三是一件刻有萨非王朝建立者伊斯玛仪一世（Shah Ismail，1501-1524年）名款的绿玉嵌金丝罐，高11厘米，龙首柄是以金属制作再用铆钉固定的。伊斯玛仪属突厥族系，发迹于伊朗地区西北，所以学者推测这件绿玉罐的制作地可能在帖木儿帝国首都哈烈Heart，也可能在伊朗西北的大布里士（Tabriz，地图中5号）。相似造形的嵌宝石黑曜石罐也出现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图三四）后者也是突厥族系建立的帝国。 ▴ 图三三 帖木儿帝国 绿玉嵌金龙柄罐 图三四 十六世纪后半 奥斯曼帝国 黑曜石嵌金镶宝龙柄罐 所以，随着突厥族系从北亚向西亚、东欧的迁徙，突厥族对玉、尤其是对绿色玉的信念，对龙造形的钟爱，也就逐步西传。图三五、图三六、图三七都是奥斯曼帝国的玉雕，发表的学者认为是十五、十六世纪的作品或半成品。但笔者认为应是十七世纪受到莫卧儿帝国玉雕影响，奥斯曼帝国才发展了选用浅色闪玉作器的新风尚。位于伊斯坦堡的托普卡匹皇宫博物馆藏有未完工作品，（图三六、图三七）证明西亚、东欧都曾发展本土的玉雕工艺。 ▴ 图三五 奥斯曼帝国 单柄玉罐 高12.9厘米（左） 图三六 奥斯曼帝国 未完工玉雕 宽20厘米（中） 图三七 奥斯曼帝国 未完工玉雕 高16厘米（右） 六 龙、虎争于何方？ 了解了十四世纪晚期、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龙柄杯、龙柄罐在中亚、西亚甚至东欧的传播后，再检视图三八、图三九、图四十这三件玉罐，就有扑朔迷离的困惑感。 这三件都是以整块玉料制作，但各有一些晚期特征： 图三八绿玉罐是John Gellatly的私人收藏，高10.3厘米、腹径13.2厘米、颈径8.5厘米；麦理凯指出该器下端与罐体接触部位的叶纹显属十七世纪“痕都斯坦风格”；认为这是由于莫卧儿帝国贾汉吉皇帝（1605-1627年）爱好收藏王室祖先帖木儿帝国时期玉器，所导引的复古风尚下的作品。 图三九私人收藏玉罐，高11.5厘米、腹径6.8厘米，被Pinder-Wilson当作十五世纪前半帖木儿帝国玉器发表。但发表者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玉料并非如本文图二二至图二八玉杯，那般匀净深沈近乎墨绿色的和田绿玉，而是用色泽较浅，明显有很多黑色点状的包裹物的闪玉料。 外观深浅不均，内含颇多黑点状包裹物（多位铬铁矿、磁铁矿）的碧玉，大约十七世纪前半（明晚末期）才出现于中国玉作中。玉料可能出于昆仑山，也可能出于天山北麓玛纳斯，还有待地质学界研究。除了玉料特征不类典型帖木儿帝国玉器外，图三九玉罐器身较长，龙首造形也较精致。 ▴ 图三八 17-18世纪 制作地不详 碧玉龙柄罐 图三九 17-18世纪？制作地不详 碧玉龙柄罐 图四十玉罐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藏品，高13.3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7厘米。笔者曾三度亲自检视实物。它的质地是典型和田绿玉，但罐体不正，圆腹部靠螭虎柄的一侧较凸；器表浅浮雕式样化茛苕叶纹多周，但在虎形器柄下方器表（即红色框内）不雕叶纹。这样的茛苕叶纹是十七世纪莫卧儿玉雕上才流行的纹饰，不排除稍早也可能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罐口磨薄且微外撇，单柄琢成攀爬的螭虎：大眼，口鼻端触及器之口沿，脑后飘鬣上有左右长耳夹一独角。虎的双前肢紧抓器口。后肢右高左低，有火焰纹。躯干中央雕一条分节刻画的脊椎，尾尖如毛笔的笔头。 ▴ 图四十 17-18世纪 制作地不详 碧玉叶纹虎柄罐 虽然分析了这三件碧玉罐各具有“非帖木儿”的晚期特征，但是它们的制作地又在哪儿呢？许晓东在其2015年专书《仙工奇制》中认为，图四十应是十七、十八世纪中亚地区作品，这不失为可考虑的方向。 七 小结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现以蚌壳堆塑的龙纹、虎纹，说明约距今六千五百年前，东亚大地就开始发展了“龙‧虎”并立的二元文化；约距今四、五千年前红山文化晚期、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早期，都盛行以胚胎造型表现“龙‧虎”二元并立的图像。约在战国、西汉时，从“龙虎并立”发展出象征宇宙的“四灵”，也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但“龙虎并立”的艺术母题比“四灵”更广泛存在于周、汉各种物质文化中。 中世纪以来，随着突厥族系的西移，蒙元大军的西征，龙纹传遍中亚、西亚，直达东欧。但“虎纹”却没有相同地广为传播至异域，笔者怀疑是否因为异域早有同属猫科动物的“狮纹”存在之故？ 虽然在六朝隋唐时期，许多传统文化长期沉寂，但宋代本土文化再度复兴时，“龙虎并立”主题再度活化。尔后，增添某些神性符号的虎纹，也就是头顶长独角，四肢常饰有火焰纹的所谓“螭虎”，成为宋、元以来仿古艺术母题的主流。 兀鲁伯，这位年轻时曾远游中国的帖木儿帝国君王非常喜爱中国文物。过去学者们已注意他派人采买中国瓷砖，贴饰“瓷厅”的部分墙面；然而，若了解在帖木儿帝国里，正流行绿玉龙柄容器，而兀鲁伯却选择了螭虎柄的玉杯加刻自己的名款（图一七）；登基称帝后，特制雕琢他的帝王尊号的白玉龙柄罐（图一八）。这种对自身专属玉器的装饰题材与玉色的选择，更反映了兀鲁伯心底深处的中国情结吧！ 注：此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12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故宫文物月刊》总号393册，2016年曾收入笔者的小品文集《古玉新释—历代玉器小品文集》。当时受限于月刊体例及字数限制，文句颇为浓缩，附注也受限制。后笔者略加修改补充，令全文较为清晰易读。尤其是笔者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在傅斯年图书馆查获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火者‧蓋耶速丁原著，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书中附有《英译者序言》，其中清楚记录兀鲁伯曾以王子身份，参与帖木儿帝国派遣赴北京的使节团的史事。他亲自在中国境内旅行，并住在北京半年，此一经历或说明为何他选择“虎纹”与“白玉”两种特征的玉器，加雕自己的名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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