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莹，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过程研究”首席专家。方太坤，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12期
[摘 要]工业化道路作用于工业劳动过程的机制，从宏观层次看，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制定的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劳动过程中的社会总体劳动关系和劳动保障体制；从中观层次看，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从微观层次看，工业企业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水平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劳动控制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我国工业化战略的总体目标到工业劳动过程的具体特点，都体现出劳动至上、人民至上的价值宗旨，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决定我国工业化和工业劳动过程具有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工业化道路；工业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加强工业化道路的工业劳动研究尤为必要。这一研究需要全球视野、历史视野、结构眼光以及对本土学术传统的挖掘。以劳动过程研究为代表的劳工研究领域，学者相对比较注重全球化视野，在历史视野、结构眼光、本土学术传统等方面亟待拓展。从历史视野看，部分研究已经注意到地方工业化历史、计划经济制度遗产等对当前劳动问题的影响，以及工厂管理方式、劳工生活形态的历史变化，但部分劳动过程研究仍然只是横截面研究，如企业管理文化、工作流程、职工结构、用工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形成等。这使以工业化历史视野审视我国工业生产劳动过程的演进成为一种必要，将有助于从外在市场环境和政府规制方式等方面对我国工业劳动过程的整体性演进做出历史考察。
一、工业化道路对工业劳动过程的影响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可以不经历工业化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变革的历史推动力极其强大，社会意义极其深刻。工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进、彻底，生产力最活跃和变革最迅速的领域。工业生产力是推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劳动过程变革最强劲的革命性驱动力。我国工业化道路，既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又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时代之需。
工业化道路作用于工业劳动过程的机制，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审视。从宏观层次看，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制定的工业化战略决定了劳动过程中的社会总体劳动关系和劳动保障体制；从中观层次看，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资料尤其是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例如，第四次技术革命产生的信息化、数字化生产工具极大推动了第四产业即信息业发展，也对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之后新兴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同时，我国工业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不同时期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不同要求；从微观层次看，工业企业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水平直接作用于企业的劳动控制方式，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低直接决定了企业员工劳动报酬的高低。
从工业化道路来看，宏观层次的目标指向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中观层次的目标指向是产业结构的协调，微观层次的目标指向是工业企业的效率。工业劳动过程是践行工业化道路的关键环节，由此，发展、协调和效率这三个目标也贯穿我国工业劳动过程。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协调劳动力供需、提升生产劳动效率和劳动报酬、推动劳动保障的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工业劳动过程提出的具体要求。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上认识我国工业化道路主要特点，并由此分析其对我国工业劳动过程的影响，能够在工业化道路整体视角下更全面把握我国工业劳动过程的演进逻辑。
二、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劳动过程（1949—1978）
中国以一个前工业化国家的实力同工业化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进行了长期战争，国民经济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走上大规模国家工业化道路。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非常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开始的。从宏观层面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促使政府对劳动力进行计划管理，使得劳动关系行政化；从中观层面看，为了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国家对劳动力的区域性布局做出了以“三线建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措施为代表的安排；从微观层面看，工业企业自行探索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的重大创举，极大激发了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劳动关系行政化
我们党和广大人民推进工业化的愿望是非常急切的，自新中国成立起就以革命思维依靠政治力量，采取动员方式，实行“大推进”战略。我国正常的经济建设步伐常常受到外部战争威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带来了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世界的重大威胁。面对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历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党和国家认识到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建设，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保障。这种赶超思想在具体工作中直接反映为对各项经济指标的高要求，产生了全民大办工业和“以钢为纲”的思想和实践，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以群众运动方式来大炼钢铁，是“大跃进”中“以钢为纲”做法的突出表现。在举全国上下之力大炼钢铁的努力下，小土炉和小高炉一时间遍布城乡。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到来，政府越来越需要对当时的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控，实行计划管理。职工人数、就业计划、工资总额及城乡人口流动，就成为国家严格控制的指标。城市职工端国家“铁饭碗”制度基本形成。国家、企业和产业工人的劳动关系遵循国家“统包统配”的指标制劳动力用工制度、固定工终身就业制度和固定等级工资制度，劳动关系呈现行政化特色。劳动关系建立后，工资分配、保险福利都由国家政策统一调整。“单位”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工人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工人，在获得社会资源方面处于更有利地位。单位制度下的职工标签本身就代表体制认同、政治身份、社会地位，是产业工人的隐形福利。
（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劳动力布局
“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以大中型项目为基础，以发展重工业为主，采取重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重工业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当时大部分工业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这决定了发展重工业必须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与供给。这就要求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化改造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经营机制。由此，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内含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内容，满足了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保障了重工业的资本积累和投入。
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内陆十几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工业交通、国防科技工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三线建设者以他们对祖国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坚贞不移的忠诚，身处逆境仍坚持在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陆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培育出了规模较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城市实行劳动工资计划管理，统包统配、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进一步强化，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就业基本上只有全民所有制单位这一条途径。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我国采取了精简职工等措施。
（三）“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劳动竞赛
新中国成立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指引下，广大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空前高涨，劳动热情得到极大激发。“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劳动者们为摆脱苏联模式的弊端而自行探索出来的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被概括为“鞍钢宪法”的核心内容，也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的重大创举，对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效益和效能起到了巨大作用。全国广大职工热烈响应党中央号召，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过程中，各级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工作的优势，做好具体的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使广大职工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社会主义竞赛和先进生产者运动，在生产上不断创造新的先进生产定额。铁路、邮电、纺织、后勤、公路、各公私工厂，都根据具体情况，克服困难、改进技术、订立劳动公约、减低成本、节省原料、提高质量或数量，彼此挑战竞赛，体现出工人阶级极大的劳动热情。在企业、矿山、建筑工地和科研单位，到处呈现出“学先进，帮后进、先进更先进”的局面。先进生产者运动成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市场取向改革初期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劳动过程（1978—2002）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是我国工业化加速时期。社会价值取向具有典型的物质主义特征，追求财富和收入增长，这一时期工业化最突出特征就是“求快做大”。从宏观层面看，以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为主要动力的工业化战略促进了我国劳动关系的市场化，也要求初步建立起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保障”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从中观层面看，工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带来了城乡就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分化；从微观层面看，工业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并加快向市场化转轨。
（一）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推进工业化：劳动关系市场化与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工业化战略从封闭进口替代转变为实现对外开放，致力于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特别是以优惠政策待遇鼓励引进和利用外资，以逐步降低关税等方式推进出口替代并加速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道路上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趋于一体化，即国内市场开放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以不断降低关税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等方式，推进工业经济国际化。
在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和劳动者利益诉求开始分化，具有市场经济属性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主体逐渐形成。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身份制和单位制逐渐解体，产业工人的劳动关系逐渐从行政化转向合同化。1992年，国家要求各省市试行全员劳动合同制，试行范围包括企业干部、固定工人、劳动合同制工人以及其他工人，“铁饭碗”制度走向终结。各类组织劳动关系市场契约化发展趋势明显，劳动关系逐渐由国家对劳动者的行政隶属命令、服从性向契约化、社会化的市场雇佣关系转变。我国劳动关系开始由过去单一、静止状态向多元化、动态化发展，劳动关系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和矛盾也由过去隐形状态逐渐转向外化凸显状态，劳动关系双方利益趋于复杂化，劳动争议问题日渐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职工个人可不缴纳任何保险费，劳动保险费全部由企业负担。这些制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条例》是在计划体制下拟定的，存在保障水平超前于生产水平，保障对象局限于在业职工，保障费用由国家、企业或农村集体组织包揽等弊端，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去单位化”，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参与，实现由企业自我保险向社会互济的过渡。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开始全面启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只能保证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社会公平与市场原则相结合，除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由国家支付费用外，养老、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其中社会统筹支出部分体现公平，个人账户按本人工资基数设计，体现效率原则。
（二）工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化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工业化利用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竞争，迅速扩大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尽管这样的增长方式具有高消耗的局限性，但其历史贡献不容否定。所谓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主要指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我国工业竞争力主要依赖基于低价格要素的比较优势，而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明显不足。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较低的产业技术水平，决定了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势必以大量生产中低档工业制成品，并以低成本替代方式逐步提升的发展路径，来扩大生产能力并占据更大市场。
我国居民较低的收入水平和国际市场上的低成本比较竞争优势形成了对我国价廉物美的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也形成了对低工资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可以抑制工资成本上升，从而为该时期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生产提供支持。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急需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并增加收入。这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开创了“就近转移、就地进工厂”的就业局面。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对劳动力需求旺盛，一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开创了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离乡进工厂”的新局面。进入21世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农民工数量和素质均显著提升，开创了农业劳动力“跨省转移、进厂又进城”的新发展时期。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成为我国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主力军。不同于曾经捧着“铁饭碗”的国企工人，农民工与生俱来的市场经济特质，使他们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抱有积极态度，与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来推进的工业化道路高度契合。在我国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工为城镇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改革发展增添了活力。然而，农民工缺乏高技能已成为现代产业工人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多数从事中低端劳动，就业稳定性差、合同期短、流动性大，难以融入城镇。工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技术、设备、管理和劳动者素质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高储蓄、高投资推动的高增长具有历史合理性，在工业化一定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投资效率递减，在国际工业制造领域的技术竞争中落后等。20世纪90年代，不少传统工业产业增速减缓，部分工业产品出现负增长现象，突出表现为全国能源需求量和生产量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在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减缓的严峻形势下，推进经济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调整，就成为紧迫任务。工业结构调整要围绕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来展开。同时，在工业生产领域，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工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加强了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从劳动过程的中观层次来看，这也带来了劳动力的分化。职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突出，高工资和低工资的工作不断增加，中等工资的工作所占比例越来越小。
（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工资制度改革
长期以来，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规模，忽视经济效益，形成了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种粗放型增长，在微观层面表现为相当多的国有大集体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差，缺乏市场经营意识和经验，资产负债过高，经济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等。由市场化推进的工业化在工业企业层面表现为由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工业企业逐步实现了管理自主化，工业企业的功能开始由单一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劳动效率问题也就日益凸显。引入市场机制后，客观上要求工业企业直接进入市场，直接面对消费者。工业企业不得不增加经营职能，不得不直接参加同行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为了提升企业效率，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开始借鉴农村改革经验，引入承包经营的做法。但由于缺少资金、人才和长远的发展战略，工业企业开展市场竞争的活力仍然不足。20世纪90年代初两大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国有资本社会化转型、企业股本结构社会化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国有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实行公司制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自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来，国有企业改制有了新思路，其中两个主要方面即“减员增效”与“抓大放小”的战略方针，旨在通过结构调整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能够快速推进，除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的“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产生了政府和企业分配与个人分配比例失衡的问题，从而挤占了消费。工资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并加快向市场化转轨。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1993年12月，劳动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出，“八五”后期和“九五”前期，要与企业改革相配套，积极探索企业自主分配方式，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效挂钩办法。同时改进和加强对工资的宏观调控，基本建立劳动力市场指导价位制度，并逐步使之成为职工与用人单位协商确定工资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进一步落实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权，初步建立职工民主参与为基础的工资民主协商制度。初步建立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为辅的工资收入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类管理体制。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劳动过程（2002—2012）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当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我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基本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以低成本替代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工业化已成为历史，我国工业化的继续推进必须有增强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我国传统工业化模式，以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对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作用有限。新型工业化道路注重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强调工业化对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和城镇化程度提高的带动作用。从宏观层面看，新型工业化道路战略要求提高劳动参与能力，进一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从中观层面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实践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分割逐渐趋于统一；从微观层面看，党和政府积极稳妥地处理国有企业改制中分流安置的富余人员，体现出国家对职工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一）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实行工业化、加快现代化，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成为我们首先要解答的问题。党中央根据当时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指出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世界上一些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结果社会矛盾激化，阻碍了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妥善处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实现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的有机统一，提高劳动参与能力，促进创造财富和公平分配的协调。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主张。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11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班明确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2011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专门设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节，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升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为劳动关系的发展及其制度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用工形式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劳动关系的矛盾逐渐凸显，不少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随意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短期化等现象频繁出现，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面对这些问题，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合同法》通过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在此基础上，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规范了劳动合同的订立、解除和终止，以及劳务派遣特别规定和法律责任等具体事项。实践证明，劳动关系市场化和法制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不能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发展经济。
（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劳动力市场从二元分割到逐渐统一
201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作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和要求，指出要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附就业能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国工业化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工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受制于人，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方式迫切需要转型。工业生产技术整体水平不高，众多传统产业急需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升级，大量落后产业亟待淘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时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21世纪以来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开始进入信息化和智能自动化时代。我国工业劳动过程逐渐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特点，工业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了对活劳动的需求相对减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此也造成我国劳动力内部分化，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在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劳动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出现了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对此要通过繁荣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来解决。因此，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统筹起来，协调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陆续制定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多年来束缚农村劳动力的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特别是小城镇放宽了户籍准入。同时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却出现了强化趋势，体制内外部门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落差迅速放大。2009年人社部研究审定了《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研究报告》，提出了管理体制统一、运行机制健全、公共服务完善、经营性服务健康发展、政府职能根本转变的市场建设目标，明确了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的基本内涵、形势要求、方向任务和工作路径。在这之后，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有序推进，促进了人力资源的流动，优化了人力资源的分布，逐步打破和消除了各类人员的身份界限，引导了社会观念变革，促进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形成。2004年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相继出现“民工荒”，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入“有限剩余”阶段，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新增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新增劳动力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场急剧的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显著下降。而从劳动力需求来看，伴随着我国经济高位增长，城乡劳动力需求不断扩大。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我国已经跨过最大化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
（三）深化企业内部改革：下岗职工分流
随着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淘汰旧的产业、发展新的产业是必然趋势。淘汰旧产业，旧产业从业人员必然面临转换就业岗位。这种因技术进步创造的新就业机会，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劳动素质。此外，高新产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较低。这就使淘汰产业的劳动者因一时找不到就业岗位而下岗。从这个意义上说，下岗职工增多，也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速度加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一方面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带来了大量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1998年下岗后进入再就业中心的职工，到2001年已满3年，即到了“出中心”的约定时限。出于对未来就业出路的迷茫和对原有体制的依赖，仍有部分下岗职工不愿意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截至2002年年底，全国“出中心”下岗职工191.4万人，解除劳动关系人数有90.2万，占出中心人数的47.1%。北京、浙江、上海、福建等省市已经撤销再就业服务中心，天津、辽宁、广东、海南等省市基本实现并轨。
2004年6月21日，劳动保障部印发《关于做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处理、社会保险接续、审核备案程序等相关问题做了规定。这一系列政策，在操作层面被演绎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两个置换”来深化改革。所谓“两个置换”是指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解除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关系，让企业走向市场；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身份，解除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关系，让职工走向市场。这一改革思路的确立，对微观层面的工业企业劳动过程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带来了国有企业下岗和破产所导致劳动关系的纠纷。为此，国家开始加强职工对各项改革活动的参与。《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就规定，企业的改制分流方案须经过改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充分听取职工意见。[13](p.218)让职工以职工代表大会的形式参与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方案或破产方案的制定，体现出国家对职工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
五、新时代工业化道路与工业劳动过程（2012—）
工业化是一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推动产业发展和大规模物质创造的过程。我国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主要是由资源和资本投入所驱动，技术创新尤其是原创性技术创新的作用不强。因此，必须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基于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2014年我国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新阶段的关键词，我国工业化要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从宏观层面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为城乡劳动关系的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中观层面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了劳动协作方式进一步社会化；从微观层面看，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劳动控制方式，劳动时空的弹性化和劳动控制的柔性化成为新趋势。
（一）从“两化”驱动到“四化”同步：劳动关系的协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方针，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范畴体系和目标要求，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我们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强调新时代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四化”中，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基本取向都是追求创新和增加产业竞争力；而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则将发展的中心由沿海引向内陆、由城市引向农村，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四化”加上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构成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取向。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化起步阶段依靠农业积累为工业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工业和农业发展都发生了阶段性变化，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应反过来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中央关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部署，强调要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的发展整体来考虑。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统筹考虑地区人口分布、工业发展现状、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协调发展。
我国传统工业化是外延式和粗放型发展模式，主要依靠物质资料消耗、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投资和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以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为主导，工业发展对于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作用有限。产业协同发展促进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使城市农民工市场的供求态势发生了逆转，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关系的和谐。但是劳动者分享到的经济增长成果份额却在不断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总体劳动关系没有得到很大改善，这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分割是息息相关的。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要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释放效率，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就业选择。数字技术展现出活力和韧性，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社区团购等新业态持续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发展鸿沟问题，让越来越多人从中获利。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是建立城乡协同发展的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驱动下的劳动协作方式
当传统工业发展到发达水平，市场需求扩张空间有限，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缺乏新的主导和支柱产业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成为尤其重要的任务。传统工业各个部门都有很大的技术升级空间，要寻求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工业技术路线优化，发展新的产业领域。在现阶段，虽然确实需要面向未来，鼓励发展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但我国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基本还是要依赖于重化工业长足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的主要内容。互联网平台正在从商业领域向制造业领域拓展，全球领军企业围绕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竞争愈演愈烈。工业互联网平台所具备的这些核心能力，使工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极大提高，使得劳动资料越来越表现为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表现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生产资料。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加快全社会“人、机、料、法、环”等制造资源和制造能力的泛在连接、聚合共享与柔性配置，全面打通设备、产线、车间和产业链的上下游信息壁垒，推动制造资源互联互通互操作，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态构建能力。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工业生产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时，工业企业对与信息的产生、传递和处理有关的服务型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急剧增长。“大平台+小前端”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分工协作模式，“巨平台+海量小前端”成为这一新型分工形态的全新载体与重要依托。聚合模式和产能共享在实现生产方式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制造业的服务化、技术信息的协同化和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化都是生产资源和生产能力共享的结果，是劳动协作进一步社会化的表现。
（三）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劳动时空弹性化和劳动控制柔性化
数字化正在引领全球工业变革，其渗透性、创新性、引领性和带动性的重要标志是不断激发和推动中小企业成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是企业把自己的产品形态、渠道、商业模式和组织文化管理进行数字化升级，用数字化方式决策，去做产品创新，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驱动机制。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益。技术与企业经营的发展一直是相互促进、相互拉动、协同演化的。在数字技术条件下，企业面临的市场特征、经营理念、技术诉求、技术开放性和技术交付形态等与以往相比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企业正进入数字智能化转型新阶段，基础设施云化、中台化、移动化推动企业从业务数据化向数据业务化转型。伴随着传统IT基础设施云端化、移动化，企业不断打通线上与线下、内部与外部、消费端与供给端数据，以消费端数据智能重构供给端的品牌、营销、研发、渠道、制造等供给体系和价值链体系，以消费者运营为核心，建立企业的智能运营和决策体系，构建强大的竞争优势。制造业已经走过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代工直销、高精度零部件的精密制造、导入自动化设备的智能制造三个阶段。制造业下一个十年将会是这样一番图景：在智能制造基础上，整合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供应链的互联互通。未来我国传统制造业会从粗放式向精益生产升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将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在工业企业生产中的应用，企业劳动过程呈现出劳动时空弹性化和劳动控制柔性化特点。从劳动时空来看，远程在线工作变得日益普遍，在劳动过程中注重人与智能化机器设备的协作，强调科技为人赋能。数字化设备让劳动者可以远离危险、有伤害、简单重复的工作。从直接用工人数来看是减少了，但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减少，而是转向需要既有传统产线的生产经验，又能了解智能化设备操作的高级技工人才，尤其是对有跨学科知识、了解多项新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可以看成制造产业的另一种升级趋势。企业授权员工，让他们有一定自主权，可以创造性地应对成本、质量与物流等挑战性目标。当工厂现场的机器设备越来越多时，企业却会越来越缺人，缺的是具有高技能的人。如何帮助企业缩短培训高技能员工的时间，减少新员工的失误，让好的员工经验如何被机器学习并推广等诸多问题，都不是“取代”人，而是如何“赋能”人。智能制造不是无人工厂，而是如何让人与智能化设备可以在制造现场更好地合作，这是数字化时代工业企业劳动过程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市场取向改革初期的工业化道路，再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道路的接续探索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其建设发展呈现出连续性和递进性特点，充分说明我国工业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工业化战略的总体目标到工业劳动过程的具体特点，都体现出劳动至上、人民至上的价值宗旨，体现出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是决定我国工业化和工业劳动过程具有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之所以能创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奇迹，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共同意志、共同行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进工业劳动过程演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重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工业生产劳动过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经验。从“以人为本”到“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推进攻坚脱贫，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共享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以工业高质量现代化推进“人民生活质量现代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革新的发展，我国劳动过程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点，其中既有积极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解决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培养更适合新技术要求的劳动者、更好发挥工会的作用以及树立正确的劳动精神等，都是我国劳动过程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是经济现代化的内核和主体，也是整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道路蕴含于其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模式从整体上决定了工业化的基本方式和具体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囯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关键在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数据共享来保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