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舞蹈人类学导论》《舞蹈学摭论》

书名：《舞蹈人类学导论》

作者：刘晓真

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书名：《舞蹈学摭论》

作者：刘晓真

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作者简介

        刘晓真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舞蹈人类学和舞蹈史。

出版专著：《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舞蹈人类学导论》《舞蹈学摭论》；译著：《世界舞蹈文化研究文选》《舞蹈人类学十讲》；合著：《秧歌》《图说中国舞蹈史》。发表舞蹈和戏剧评论文章和学术论文五十余万字。曾为《国家大剧院》舞蹈评论专栏作者。独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舞蹈人类学、方法论与中国经验》（2014）、文化部青年专项项目：《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与当代民间舞蹈传承和变迁》（2005）。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进行访学（2015-2016）。曾获国家图书奖（2003）、舞蹈荷花奖评论奖（2012）、中国舞蹈评论年度推优（2020）、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长评作品（2022）。

《舞蹈人类学导论》

《舞蹈学摭论》

简介

《舞蹈人类学导论》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基地“中国舞蹈学科理论体系”项目丛书之一种。作者从学术史的视野出发，系统梳理了西方舞蹈人类学不同时期的发展，并在总结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方法论的探讨。作者认为对舞蹈人类学的认识不应局限于对某个概念或理论的阐发，还应该看到概念和理论内在的脉络，因而，深入细读学术文本，包括人类学家的经典著作、舞蹈人类学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优秀的舞蹈民族志，呈现其学术思想及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舞蹈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课堂实践经验非常宝贵，有其鲜活的独特质感，本书专辟一节呈现课堂讨论内容，从实践层面切入对舞蹈人类学的认识和总结。最后，附录收有四篇翻译文章，这些文章或者开启了对舞蹈研究的反思，或者刷新了舞蹈人类学的新高度。

《舞蹈学摭论》是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蹈文化基地“中国舞蹈学科理论体系”项目丛书之一种。作者系统梳理了中国舞蹈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吸纳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涵盖了中国舞蹈史研究与舞蹈应用理论中的诸多研究领域，从学术史论述和反思的视角，对中国舞蹈史研究、舞蹈研究的人类学方法探讨、舞蹈批评实践三个方面选取几个着重点进行分析和阐释，针对的是当今舞蹈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对于中国舞蹈学的学科建设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重审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历程并对其局限进行反思；二、通过舞蹈个案调查，探讨舞蹈研究中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及其与中国治学经验的关系；三、围绕中外各类舞蹈创作的实例，阐释何谓有效的舞蹈评论活动；四、对中国古代传统戏剧进行考察，指出其对中国舞蹈史研究的借鉴意义。

画出舞蹈人类学的“同心圆”

刘晓真

2012年，我写完舞蹈民族志《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之后，很想从具体的田野经验中脱离出来，进入理论的探寻，因此开始思量日后的学术规划。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赴域外深入了解舞蹈人类学。

2015年，我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访学机会，此后一年，在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系统地研修人类学和表演理论。除去在两校访学之外，还顺便通览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公立图书馆的全部舞蹈藏书。这期间，我带着明确的诉求在课堂和图书馆收集和梳理了大量文献，同时，在和美国舞蹈研究同人的交流中调整思路，厘清了一些自己的学术认知，逐渐明晰了舞蹈人类学这个交叉学科的面貌，也意识到翻译的重要性。专著《舞蹈人类学导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中国舞蹈学科理论体系丛书”之一）和译著《舞蹈人类学十讲》（文化艺术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艺术人类学经典译丛”之一）、《世界舞蹈史研究文选：历史演变与舞蹈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海外艺术学经典译丛”之一）就是笔者访学一年中积累的成果和学术总结，专著《舞蹈学摭论》（学林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中国舞蹈学科理论体系丛书”之一）是其余绪和延伸。

这四本书的写作和翻译涉及三个方面：一、内外关系；二、整体规划；三、问题探索。

一、学术（文化）交流中的内外关系

对于求新求变的美国学界来说，确立学科边界的做法早已不是主流，在具体研究中拓展和挑战前人学术认识的边界和局限才是大势所在。这既让我感到其学术内在的活力，也意识到自己如果着手有关舞蹈人类学的写作需要面临的问题，即对知识掌握方式的中西差异。

当下占据国内舞蹈学界主导的仍然是“概论”、“通史”思维，如何呈现多元变动的舞蹈人类学研究并能够在学术上达成有效的理解和认识，让我思之良久。对产生某种学问的语境有所了解之后，就会明白，理论其实就是某个范围内和标准下的认识经验。美国学界纵然有热衷于理论翻新的弊病，但其优点就是不吝辩论，学者们对问题的探讨有着追求真理的热情。当笔者的文献阅读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学术谱系也就自然地浮现了出来。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舞蹈人类学十讲》的翻译和拙著《舞蹈人类学导论》的撰写同时交叉进行。一方面，《十讲》的作者德里德·威廉姆斯（Drid Williams）作为这个领域的权威，展现了强劲深入的思考力，提供了一个局内人视角中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我以局外人的身份带着特定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诉求，在《导论》的撰写中呈现了西方舞蹈人类学界的研究图景。这个两相呼应的过程让我对西方舞蹈人类学的研究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我也藉此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译笔在学界之间思维方式和治学路径的差异中，为国内同人打开一扇窗户。

翻译《世界舞蹈史研究文选：历史演变与舞蹈文化》的主因如上所述，确立学科边界的做法早已不是美国学界的主流，而舞蹈人类学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知识结构，其发展脉络和学理逻辑并不是将认识仅仅拘于对某个概念或理论的阐发。新千年之后，美国的舞蹈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逐渐融入到在流行的“世界舞蹈文化研究”和“表演研究”（以哲学、文学的思辨性研究为导向，非舞台表演经验层面的探讨）中，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和跨文化研究、少数族裔研究形成互为表里的关系，这一点是有必要为国内同人所了解的。而这本书很好地展现了国外学者就世界范围内各类舞蹈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所展现的思路和方法，也可增益我们对舞蹈人类学的认识。

从2012到2022年十年间，本人的研究关键词不仅是舞蹈人类学，还有中国舞蹈史和戏剧学，这种跨越实际反映了本人出国前后的文化心态改变和学术方向的内在演进。因为身在异乡的经历让笔者有了比获取知识更为迫切地想要解决的问题——探明文化上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在异文化环境中，处境和视角的改变更容易让人产生反身自观的意识，这使得笔者重新调整了思路去审视中国的舞蹈研究。由此，在寻找自我文化身份的内在驱动下，笔者考取了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学博士。戏剧学不仅和舞蹈学有“血缘”关系，也是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这一切都让四本著作的成型多了一层自觉。

二、整体规划下的四本著作

如果说《走向剧场的乡土身影》是笔者的学术原点，是人类学方法启发下对本土文化的一次凝视。那么《舞蹈人类学导论》就是出于理论上的自觉，对舞蹈人类学学术脉络进行了梳理和厘清，是笔者作为西方学术系统的局外人所做的分析和总结。与之相呼应的，德里德·威廉姆斯著的《舞蹈人类学十讲》是来自西方学术系统内部的自我批判，通过所批判的学者、作家及其著作、理论，提供了局外人难以了解到的学术思想的内在逻辑。《舞蹈人类学导论》和《舞蹈人类学十讲》这两本书就像是从笔者的学术原点向外画出的两个同心圆，一本是局外人总结出的舞蹈人类学学术史和谱系，另一本是局内人通过学术批判所带出的思想脉络，两本书不仅在内容上互补，也从不同的视角打开了思想维度。在此基础上，《世界舞蹈史研究文选：历史演变与舞蹈文化》一书形成了最外围的同心圆，与纯粹的理论思辨不同，诸篇学术文章呈现了国外舞蹈学者不同的研究方法、路径和思考方式，为对比和辨析舞蹈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参照。

出国访学何尝不是一次学术田野调查，需要辨经纬、识高下，从学者之间的争论和观念中找到自身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这对于笔者而言并非易事。因为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有些理论和观念于中国学者的价值和意义可能会因时空的转移而削弱，这也使得笔者意识到，在文化上的反身关照和自我剖析有多么重要。《舞蹈学摭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反思之作，也是延宕在舞蹈人类学“同心圆”最外围的涟漪。这本书在吴晓邦所建立的舞蹈学学科体系下，继承其合理性，并结合当下的舞蹈学术发展趋势，对中国舞蹈史修撰、舞蹈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舞蹈评论及实践、戏剧学对舞蹈学的研究借鉴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新见。

三、三个问题探索

在四本书的撰写和翻译中，笔者逐渐清晰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导向。

第一是作为方法的人类学在舞蹈研究中究竟解决什么问题。

在著书和翻译的过程中，笔者厘清了两个层面的认知：一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存在适用与否的情况，但不存在必然对应的关系。在舞蹈研究中，人类学不仅提供了可行的调查手段，更提供了一种思考角度。当研究方法被转化为研究者的主体性视角时，我们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就充满可能性。因此，将对人类学方法的借鉴和民间舞蹈研究捆绑在一起的看法是对学术认识不足所致，而这种认识在当下中国舞蹈研究中占据主流；二是人类学方法之于舞蹈研究的可取处在于，它为探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但人类学方法有其自身形成的经验基础，舞蹈研究者不必附着于人类学的思路和话语，而是通过它的方法找到路径并切入舞蹈研究自身的问题。

第二是民间舞蹈研究和舞蹈史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笔者撰写舞蹈民族志时，就意识到研究要手握两个工具——“放大镜”和“望远镜”。“放大镜”是在说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第一现场能够带来诸多细节，“望远镜”是在说明历史学能够使具体的研究对象有准确的时空和价值定位。这一点决定了笔者虽然用人类学做田野调查，但著书时有明确的历史学取向，即从民间舞蹈研究的视角切入现当代舞蹈史的研究。

由此，笔者开始思考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匹配关系？人类学方法在舞蹈研究中的使用就一定对应民间舞蹈研究吗？在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为什么民间舞蹈（“俗乐”“百戏”等）可以被纳入视野。但在现当代舞蹈史的研究中，主体总是专业舞蹈人及其作品和活动，而民间舞蹈研究就像一种类型或专题，无法进入史述？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结果体现在《舞蹈学摭论》一书中。而上述一连串的提问也不只是针对民间舞蹈研究和舞蹈史研究的关系问题，也与笔者研究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有关。

第三是舞蹈艺术和舞蹈学术的关系问题。

舞蹈作为身体实践活动，其经验系统与文字语言的意义系统是各自独立的。舞蹈实践者对自身活动的经验思考和理论总结有其内在合理性，而在文字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也有其内在特性，二者之间是需要接洽的。舞蹈学界往往将二者的关系简单归结为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会导致对艺术经验的过分强调而忽略了学术的经验。

以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为例。在古代文献中，经、史、子、集各部的典籍对乐舞的描述是不一样的。经部和子部典籍中的文字侧重对舞蹈性质和功能的阐发，史部典籍中的文字侧重对舞蹈相关事件和人物的记载，而集部中大量文学作品对舞蹈的描述充满了艺术性的渲染。在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中，将文学作品中的舞蹈描述作为信史材料来征用的情况比比皆是，也许是因为这类文字本身所带有的表演性在某种程度上与舞蹈所彰显的形态特质更为亲近和更容易贴合。但这是一种附会，其根源在于研究者处理艺术和学术的关系时遵循了艺术经验，而忽视史实考订所需的训诂、校勘等学术经验。由此可以看出，舞蹈艺术和舞蹈学术之间仍有值得思量和探讨的地方。这一点在《舞蹈学摭论》中对20世纪知识分科和舞蹈研究的关系中，做了深入分析。

总之，本人用十年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学术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清晰的问题意识，并将思考付诸于具有内在整体性的学术成果。然而，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望方家不吝指正，惟此不误后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