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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嘉猷（公元1906年—1981年），字鸿逵，号仲虎，今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温泉镇里睦村里睦中寨小组（简称里睦村）人。袁嘉猷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袁恩锡系同盟会会员、云南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今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人，出生于云南德宏州梁河县九保乡，时任广东韶关督办）的顾问高参，袁嘉猷系袁恩锡之次子。蒋介石（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的得意门生，国民党军总司令、军政部长何应钦（今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人）义子，李弥（今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人，祖籍今保山市腾冲县）的干哥（袁恩锡曾收李弥为义子）。杜聿明（今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人）、黄杰（今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人）、陈明仁（今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人）是其同学，陈明仁是其亲家。 袁嘉猷出身于官宦家庭，曾祖父袁祈曾任清朝武翼骑都司，以军功授清把总。祖父袁建中，青年从军、英勇善战，获清朝诰封武将，授游击衔顶戴花翎武翼都尉之职。父亲袁恩锡参加“辛亥革命”，为“同盟会”会员，历任八县县长、护国军四等嘉禾章少将等职。袁鸿逵身处将门世弟之家，自幼受其家训及影响。少年即随父到广东广州，攻读书史。袁嘉猷好学上进，论文习武样样精通。在孙中山（今广东省中山市人）“三民主义”思想激励下，投笔从军，民国十三年（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蒋介石十分器重袁嘉猷并亲自介绍其加入国民党。毕业后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今江苏省淮安市人）身边任卫队长，深受其教育和影响。北伐军至湖北武汉后调任何应钦部任卫队长、警卫团长，后又调任湖北武汉行营任交际处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少将参谋，后随北伐军参加汀四桥战役（遗址位于今湖北省咸宁市汀泗桥火车站北约500米的京广铁路西侧山头上），腿部受伤，痊愈后到上海，被委派为上海市海上警察局长，不久又被委派江苏苏州任市长兼宪兵团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因袁嘉猷迟迟未执行上级“清党”命令而被查究，只好弃职回云南。据《元谋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元谋县（今云南省楚雄州元谋县）县长，组织抗日宣传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袁嘉猷跟随其姐夫滇军58军军长鲁道源（今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人）参战，任少将副长官，后因工作需要回到云南，任川、滇、黔铁路线区少将司令兼兵工厂厂长。此后，袁嘉猷又由云南省政府委任为云南省第五区行政督查专员。 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1945年），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军政部长时，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很多军事会议均在袁鸿逵家——安宁温泉别墅或云南昆明大西门文化巷喜人公馆召开。经常到会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有：卫立煌（今安徽省合肥市人）、杜聿明、黄杰、关麟征（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人）、黄维（今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人）、张耀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霍奎彰（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人）、桂永清（今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县人）、陈明仁、邱清泉（今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人）、郑洞国（今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何绍周（今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人）、廖耀湘（今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人）、李弥等，有时卢汉（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龙云（今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也参加会议。袁鸿逵成为当时在云南昆明的显赫人物，有时还起到为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和国民党中央疏通关系的作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袁鸿逵由云南调至东北杜聿明长官司令部任中将高参。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兼营口（今辽宁省营口市）市市长。据当时驻守营口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今黑龙江哈尔滨市巴彦县人）回忆，袁鸿逵到营口任职时身着中将军服，见面声称：“兄弟叫袁鸿逵，此次奉东北行辕熊（熊式辉，出生于今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籍贯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主任和长官部杜（杜聿明）长官的命令来营口任市长。”在此期间，因东北联军攻打营口，袁鸿逵返回辽宁沈阳长官部，王家善兼任营口市长。营口形势渐趋稳定后，袁嘉猷手持杜聿明“令袁复原职”的手谕，又回到营口继续任市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二月二十五日，王家善以召开紧急城防会议的名义将国民党营口市党、政、军要员扣押，同时宣布率部起义。 时任营口市长的袁鸿逵也被王家善逮捕，后经中国共产党组织四个月的教育后释放。在这期间，东北解放军司令员林彪（今湖北省黄冈市人）、政委罗荣桓（今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人）、纵队司令员肖劲光（今湖南省长沙市人）在哈尔滨接见了袁嘉猷，要求袁嘉猷不要忘记曾经是周恩来黄埔一期的学生，是周恩来的卫队长，要看清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实质，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来，革命不分先后，争取到国统区去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袁鸿逵表示要弃暗投明，为解放事业尽点力量。袁嘉猷被释放回江苏南京后，面见蒋介石，遭到冷遇，幸得何应钦保任其为国防部中将部员。后被任命为云南第六编练司令部副司令、中将高参。1949年5月，袁鸿逵由广东广州回到云南昆明，途经湖南长沙，找其黄埔同学、亲家陈明仁。当时陈明仁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袁鸿逵告知其在东北被俘情况，讲了共产党的主张及解放区的大好形势，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间不会长了等。不幸，袁鸿逵与陈明仁的讲话内容，被陈明仁身边的人告密。当袁鸿逵抵达云南昆明下飞机不久，就被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今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人）下令由宪兵13团逮捕审查，被关押在云南昆明市圆通寺，当时《中央日报》报道了此情：“袁鸿逵叛党叛国，不日押解重庆查办”。后经何应钦力保，才被释放，仍任原职。袁嘉猷没忘记在东北中国共产党组织对其的教育，在云南昆明期间仍向国民党第八军、第六编练司令部上层将官李弥、贺慰苍（籍贯不详）、卓立（籍贯不详）及云南著名人士和亲友如李希尧（籍贯不详）、李希平（籍贯不详）、杨汝仙（籍贯不详）等介绍其在东北的见闻，说解放区好、解放军好，将来的天下肯定是共产党的等等。 国民党第六编练司令、第八军军长李弥是云南省盈江县人。袁鸿逵的父亲袁恩锡见其好学上进颇为赏识，便纳为义子，经济上也给予很多的资助。经袁恩锡保送其上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入步兵科第1团第五连学习。从此，李弥逐步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成为蒋的嫡系将领。因袁家对其有恩，李弥对袁鸿逵是言听计从。 据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第158页记载：“1949年6月，蒋介石认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非自己嫡系，不听招呼，为控制云南以便在大陆作最后挣扎，他又令第六编练司令部及所属第八军开入云南。不久，李弥率部经泸州移驻云南的沾益、曲靖等地，原驻滇东南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拨第六编练司令部指挥。李弥在奉化被蒋介石召见时，得到明确的密嘱：'云南政局不稳，卢汉不可靠，西南是反攻的最后根据地，云南地位很重要，要保住通往缅甸的路线，你到云南任职后，把第八军带回昆明，到时机成熟就改组卢汉政府，给你当省主席。’该编练司令部副司令袁鸿逵听李弥转述蒋介石的这番密嘱后说：'败局已定，士无斗志，西南抵不住，小小的一个云南也不堪一击，短命的省主席有何干头。’又说：'在云南只能同卢汉合作，开诚相见，不要动干戈，这是上策。’李弥点头称是，暂不作赶卢汉下台的布置。” 袁鸿逵这样做既保护了卢汉免遭迫害，也为云南和平起义能顺利进行赢得了时间，间接为云南的和平起义做出了贡献。 后来分配到抚顺（今辽宁省抚顺市）战犯改造所。1964年，作为第五批特赦对象计划安排在北京，但袁嘉猷依旧要求回云南与家人团聚。 二十世纪60、70年代“文革”爆发后，袁嘉猷在云南昆明市第二农场劳动改造。1975年，70岁的袁嘉猷写信给周恩来和邓颖超（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不久，中央指示当时的云南省昆明市委书记黎伟（籍贯不详）：将袁嘉猷按起义军人对待。后安排在云南省昆明市政协秘书处担任专员。1981年4月5日，袁嘉猷因肠癌医治无效，在云南昆明去世，享年75岁。  袁嘉猷像  袁嘉猷（后排右二）和夫人曹曼霞与国民党中央宪兵司令长官张镇（后排左二,今湖南省常德市人）等合影  袁嘉猷之妻曹曼霞（后排左一）  1949年5月，登载袁嘉猷被捕消息的云南报刊（仲虎为袁嘉猷号）  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袁嘉猷的特赦通知书  袁嘉猷在云南省昆明市政协时的工作证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道军校路160号（长洲岛内）——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遗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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