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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走了,她用百岁人生告诉我们:活着就是胜利

 积沙成塔0u3svg 2023-06-07 发布于天津

Prim丨作者

青音约丨来源

(ID:sweetamily)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yǐ)去世了,享年103岁。

杨苡是谁?

她是第一个将《Wuthering Heights》以《呼啸山庄》之名介绍给国人的翻译名家。

她是第34届金鸡奖最佳纪录片《九零后》中受邀采访的16位大师级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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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九零后》截图

她是五四运动同龄人,见证了中国百年的历史变幻,风起云涌。

然而,相比这些,她更是一位以赤子之心,面对人生百年起伏的女性,以达观之态,面对生命死亡的智慧老人。

今天,我们就来读读她痛苦与觉醒的心灵,天真与浪漫的心性,求真与卓然的风骨,纯粹与热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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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中的少女

1919年,杨苡出生在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父亲杨毓璋,早年曾留学日本,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的行长。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刚出生2个月后就过世了。

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作为家里的二姨太,曾被家族的人要求殉节。

好在她的母亲不是那种唯命是从的封建女性,很有主见,勇于反抗:

“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正因为此,杨苡才得以在母亲的疼爱、哥哥姐姐的陪伴下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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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哥哥杨宪益、母亲徐燕若、杨苡、姐姐杨敏如

杨苡从小就爱跟着哥哥。“小时候,我常跟着哥哥去书店,哥哥说这个书好,我就拿着,都听哥哥的。”

也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十四五岁的杨苡就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尤其喜爱巴金先生的《家》。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各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杨苡就读的天津中西女校也不例外,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然而,念及杨苡是贵族小姐,更是出于对她的保护,家人不同意她上街游行。

此时的杨苡,苦闷、彷徨、忧郁,一腔热情找不到出口。

有一天,杨苡悄悄给巴金先生写了封信,将心中的情绪向这位从未谋面的作家一吐为快。

她写道,“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我对我的家不满,我要做你笔下的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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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向巴金先生倾诉的内容

她问巴金先生自己要不要“出走”?外面兵荒马乱的,而自己还过着贵族小姐似的生活,这难道不是醉生梦死吗?

然而,出乎她的意料,巴金先生在回信中给她的热情泼了冷水,让她不要冲动。

同时,巴金先生还劝这个已经觉醒的小姑娘,你要懂得向前看,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

很久以后,杨苡才意识到,这是巴金先生对年轻人的一种保护——希望他们走最安全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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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若无的情愫

1936年,哥哥杨宪益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姐姐杨敏如也离家去燕京大学读书,失去陪伴的杨苡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

而在和巴金建立通信后不久,巴金先生便写信告诉她,他的哥哥李尧林也在天津,她还可以与哥哥通信。

从燕大外文系毕业后,李尧林当时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语老师。课余时,他还为一位姓冯的富裕人家做家庭教师以补贴家用。

凑巧的是,冯家小姐是与杨苡一起学画的同学。有一天,冯小姐笑嘻嘻走到杨苡面前,悄悄地对她说,“李先生问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玩?”

“我一下子非常窘”,多年后,杨苡微笑着回忆说。

就这样,在冯家,杨苡与戴着眼镜、清瘦的李尧林第一次见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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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在天津中西女校毕业后留影

见面过后,他们有时会约定一起到某地汇合,或是买同一场的电影票,坐在影院的不同角落,一起看电影。

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通信。

”与巴金的通信不同,与李尧林的通信却是避着母亲的,连姐姐、哥哥也不知道。

写好了信,按电铃叫来佣人,说是传给同学某小姐一封信,而信却通过同学转到李先生手里;

李先生回的信,也被偷偷地藏在书里,成功地逃过母亲的检查。”

而听唱片,则是两个人共同的爱好和秘密。

“并不像你们想象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欣赏唱片,我这个家庭不会给我那种自由。”

两人只是偷偷分享各自听音乐的感受,学英文出身的李尧林有时还会把词写出来给她。

通信最密切时,他们一天两封。半年下来,积攒了40多封信。

就这样,遇到李尧林后,杨苡终于觉得自己又开心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天津沦陷。

在英国留学的哥哥杨宪益写信回来,劝母亲允许妹妹离开天津,而杨苡也希望能南下继续学业。

在离开天津去昆明前,杨苡与李尧林先生的关系仍定格在“友情”中,但似乎又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他们相互挥手告别,全然没有离别愁绪,甚至一团欢喜。因为她和他约定好,他不久后也会抵达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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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同行的岁月

1938年,杨苡和流亡学生从天津、上海、香港、越南一路辗转至昆明。途中,在轮船上,在闷罐车上,她们一路高唱着歌曲《松花江上》。

到了昆明后,杨苡开始在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即著名的“西南联大”就读,并与同住在青云街的沈从文先生相识。

那时,杨苡刚刚摆脱大家庭的管束。初次出门,每天想得都是玩耍。

她开始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几座庙宇,时常和同伴出行。

而这常常惹得住在她楼上的沈从文,为她的功课着急,经常一大早就来问她,“昨晚写了什么了?看了什么书?才十八九岁不要那样贪睡,要睡懒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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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沈从文与杨苡

杨苡本来读的是中文系,但沈从文了解她的情况后,力劝她进外文系。

“你的英文底子那么好,不适合去读线装书。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沈从文还借给杨苡很多译过来的书,说将来她也能做翻译。

就这样,杨苡改上了外文系。

与安宁的读书时光相对应的是,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的情形:

轰炸声、爆破声、大火焚烧声、墙倒屋塌声,与大人孩子的哭喊声,相互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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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在西南联大翠湖留影

多年后,当杨苡回忆起西南联大的往事,她讲的却是无人留意的细节:

“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而巴金则在信里跟杨苡说,这敌机来袭好比“强迫我们游山”,天气好的时候,全当游山玩水。

杨苡和同学们便抱着这样的心态,一面下着山河疮痍我辈必将奋起的决心,一面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度过着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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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相契的伴侣

经历过日本的几次大轰炸后,杨苡又提笔给李尧林先生写信,详述她经历的那些恐怖的场景。

一天,杨苡终于收到轰炸后的第一封远方来信。信中,李尧林说:

“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然而,期待的这一幕最终也没有实现。漫长的等待最终在一封封长信中消磨殆尽,两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

1939年春,在堂姐的订婚宴上,杨苡与高两班的学长赵瑞蕻(hóng)第一次相识。

此后,赵瑞蕻便对杨苡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这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

一个从小迷上了《爱的教育》并想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主义者;

一个被朋友戏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谙人情世故的幻想家;

一个进了课堂便滔滔不绝,愿为年轻人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

又是一个不问书价多少,进了书店便被堆满了书的书架牢牢地吸住的书痴!”

多年后,在杨苡的回忆里,刚结识的赵瑞蕻是如此丰富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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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1940年,大二暑假时,杨苡与赵瑞蕻结婚。之后不久,便生下了大女儿。

1942年,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离开西南联大,到重庆中央大学去借读。

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一天,在中央大学的图书馆,杨苡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这才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电影《魂归离恨天》的原著。

爱恨交缠的故事再次打动了她。当时,丈夫赵瑞蕻正在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受其影响,杨苡也动了翻译的念头。

自此,杨苡的事业之花也开始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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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山庄的经典译作

1946年,杨苡一家迁到南京。

丈夫赵瑞蕻在国立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任助教,她则进入了国立编译馆,在哥哥杨宪益的翻译委员会工作。

1950年代初,巴金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让自己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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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和巴金

与此同时,杨苡也开始翻译《呼啸山庄》。在她之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本书,把书名译为《咆哮山庄》。

杨苡对这个书名不以为然,甚至直言“滑稽”,毕竟没有人会把自己住的房子称作“咆哮”。

1954年,在翻译这本书期间,丈夫赵瑞蕻被外派到民主德国教书。

一天晚上,窗外狂风呼啸,雨点打在窗户上,此情此景,犹如亲临 Wuthering Heights 的故事中。

就这样,灵感突然而至,杨苡决定将其译作《呼啸山庄》。无论从音译,还是意译的角度,这一译名都堪称完美。

有了惊艳的书名后,杨苡激动地告诉了巴金。巴金回信鼓励杨苡,并提出要帮她出版。

“你要译W.H.(《呼啸山庄》英文书名缩写),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

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来,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1956年,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由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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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

在十年浩劫期间,因为“宣扬'爱情至上’”,《呼啸山庄》被抹黑成一本“禁书”,一度湮灭,无人造访。

1980年,杨苡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终于重回人们的视野。首印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

直到今天,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仍然独步译坛,被誉为“不可撼动的经典译本”,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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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和希望”

年纪渐长后,杨苡不得不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知交零落,亲人渐故。

1999年2月15日,相濡以沫了一生的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

她曾自嘲地引用自己翻译过的一篇短文:

“前80年过得不容易,后80年就是一连串的生日宴会了……您到了80岁,人们就会惊奇您还活着,于是满怀尊敬地对待您,因为您已成了长寿老人。

他们甚至惊讶您还能走路,而且思维敏锐。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

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是的,老人杨苡就是这样达观,她觉得,“活着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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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杨苡

她对死亡的观念最早源自小学。当时她在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天津中西女校读书,课堂上学了赞美诗。

她不信基督,却从中明白一个道理,死亡是“应许之地”,谁都要去。所以她说,“再难也没有什么好怕的,最后都是去那儿嘛。”

因此,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常与人说起身后事,语气里没有丝毫不详的意味,不悲、不伤,还笑嘻嘻的。

碰到有后辈在她面前避讳,她还要诧异,“怎么比我年轻的倒忌讳说这个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真奇怪!”

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伯爵》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百年时光,呼啸而过,她达观依然,一如1940年她留在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

与你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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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rim。本文原创首发于公众号:青音约(ID:sweetamily),和青音姐一起,有节制地爱他人,无条件地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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