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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看完电视连续剧《福贵》，我买了余华的小说《活着》，阅读时很有体会。我赞成他这个观点：“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小说采用白描的手法，既不讽刺也不悲悯也不批判，反而给读者留下了不少想象和批判的空间，对书中所描述的事实，让不同读者以各种价值观、以自己不同的经历和经验来进行判断，确有他独特的艺术效果。 由谢丽虹编剧，朱正导演，新人陈创、刘敏涛领衔主演的三十三集电视剧《福贵》给我的感动是持久的，同时让我感到电视剧给余华的原著《活着》增添了不少亮色。剧情以福贵参加联产承包而结束，女儿凤霞也没有难产，有了幸福的爱情，外孙小苦根也没有被豆子撑死，而是留下来和福贵一起勇敢地面对生活。有凄苦的幽默、无奈的苦笑、含泪的欢乐、痛苦中的温情。苦乐相伴，悲喜交集，这才是芸芸众生的真实写照。电视连续剧《福贵》通过福贵一生的经历，描写了从解放前的一九四六年起，到三中全会这几十年间，中国农村的生活画面和时事变迁。把一部历史长卷微缩于一人、一家、一地，小中见大，历史的沧桑感渗透于细节之中。看到在大饥荒中当了粮所职工的陈掌柜，将自己的口粮送给外孙而自己饿死的情节，我心潮翻涌，为灾难岁月里逝去的那些慈爱无边的先辈们悲叹不已。《福贵》这部电视连续剧中，像陈掌柜舍生救人这样的细节很多，每个细节都饱含着对生命崇高精神的赞颂，真实生动，令人难忘。全剧的确没有一个大人物，他们和福贵一家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在一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他们和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一起共同经历了土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食堂，又共同经历了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电视剧把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推到人物的背后，舞台很小，背景很深，只能从人物的命运变化中感觉到当年发生的一切，这就是历史。一个小人物的历史，中国农民上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也是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段历史。余华在《活着》的自序中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福贵》拍得非常质朴、平实，没有当红大明星，也没有让人眩目的商业推介，但是应当承认，连续剧的主旨很好地体现了余华原著自序的这一观念。《福贵》的艺术真实，最能触动心灵深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内涵如此丰富的电视剧了。近年来尽管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也不算少，令人不安的是大都虚假庸俗，甚至荒诞不经。不看则已，一看堵心，从真正意义上讲，关注农民真实生存状态的电视剧难得一见了。《福贵》，正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的农村题材的影视作品，剧本的改编尊重了原著的思想内涵。为了更适应当代观众和丰富电视剧作品的观赏性，编剧谢丽虹对原著作了一些改编，改编中尤为可贵的是全剧末尾留下了苦根。这个在原著中吃豆子撑死了的小男孩，让整个故事在最后保留了希望的种子，使观众对苦根寄予了重振徐家的希望，希望他能延续徐家，重新“由一只鸡变成一只鹅，再由一只鹅变成一只羊，最后变成一头牛”的中兴故事，避免了故事过于萧瑟凄惨。总之，看过了电视剧又看了原著之后，感到结局改编是理性的，使电视剧既尊重了原著思想，又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忘不了的，还有《福贵》的主题曲。如果世间情感与精神非笔墨所能表达时，音乐便是唯一能通向灵魂深处的精灵，当《福贵》主题曲音乐在耳畔响起，很快会让你心醉神迷。谢强写的歌词对“福贵”二字的诠释，大有新意，令人回味无穷：“福贵啊，福贵，谁福谁贵。福在那无求，贵在实惠。花鼓声声唱江南丝雨，喜怒哀乐听小桥流水。五福临门是天上的云朵，大福大贵那只是铁树的花蕊。福贵啊，福贵，啥叫福贵，福在那平安，贵在滋味.莫道天上神仙就好，活在人间实在最美。平常事平常心是平常的人，好好地活着那就是百姓的福贵。”读这篇比兴皆佳的歌词，深感字里行间闪耀着人生哲理，像时光老人在凄美的音乐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样，牵动着人们的灵魂深处，不由得你不放逐思绪，抚今追昔，深长叹息。忘不了电视连续剧《福贵》，就是希望老百姓永远好好地“活着”。重温这段辛酸的历史，珍惜眼前的来之不易。由此联想到，当政者要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真心实意地放下身架，设身处地的为老百姓着想。深入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倾听他们的呼声，尊重他们的意愿，踏踏实实践行中国共产党的承诺，不搞自以为是的瞎折腾。只有这么做，才能振作信心，获得光明前途。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建成一种长效机制，以确保不因个人主观意志重蹈历史复辙，再去演绎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200809）曲德胜，字任之。一九五〇年生，山东利津县人。曾务农于黄河尾闾，后从事群众文化、机关文牍、中国银行等方面工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小说、散文发表，作品多为乡村旧事、河口风物描写。多年前出版散文集《跟着黄河走》、长篇小说《五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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