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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读书】 名人谈读书（六） 枕边书系列之51： 真正的读书生活是非功利的 ——清华大学教授刘兵谈枕边书 您主编过《补天——科学文化名人访谈录》，主编过“科学大师传记丛书”。据您了解，科学名人的读书生活有何特点？您推崇怎样的读书生活？ 刘兵：《补天——科学文化名人访谈录》是20年前我和几个朋友所做的“木犁书系·补天文丛”中的一种，其中收集了一些媒体上对一些著名科学文化学者的学术访谈，应该是属于广义的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类的图书吧，而我仅仅是编者。不过可以提及的是，那时，国内关于科学文化和传播的出版既是新的发展的转折阶段，也是当时的热点。现在，虽然仍然有大量的科学文化与传播，或者说是大科普的图书问世，但似乎总是缺少了一些当时的热情和锐气。“科学大师传记丛书”，也是我在20年前主编的一套科学家传记的译丛，基本上都是国际上科学传记中的名著，也正因为是名著，这套传记译丛在今天仍然没有过时，遗憾的只是现在不容易买到了。其中我翻译的普朗克的传记《正直者的困境》一书，后来也有人希望再版，但版权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近听说版权又已经被国内什么人买走了，也不知道是哪家出版机构。 至于科学名人的读书生活的特点问题，我觉得，一般来说，科学名人当然是读书的，而且读书本来也不仅是科学名人，更是有文化的学者的共同特征，从科学大家的传记也可看出这点，而且其读书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惜，看看现在，国内有不少科学家已经不怎么读书了——因为只为工作而读最前沿的研究论文，那是不算读书的。其实，那种只为了特定的目的去读课本之类的书，以及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读职业技能类的书，都不算是理想的读书生活。真正的读书生活，应该不只是为了工作，而是包括了出于非功利目的的兴趣所在并带来个人文化的提升的阅读，肯定要包括所谓的“闲书”，那才说的上是生活。 您平时怎么安排自己的读书？有计划吗？ 刘兵：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着冲突的。其实我自己收藏的书很多，想读的也很多，但在这种工作压力下，真是很难有充分的时间去读那些想读的书，经常也是迫于压力去先读那些工作需要的书。因此，差不多是没有系统的读书计划。比如，我很喜欢读小说，各类的，而不只是文学名著。在现在的小说中，与科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就有很多很多。对其中有些文学作品的阅读，甚至也被引入到科学文化与传播的研究和教学中。在经常的出差中，我一般是会带上一本小说之类的图书，在飞机或火车上，以及在出差的其他空余时间去读，不过，以这种方式，还是尽可能地阅读了不少的作品，尽管与理想相比，还差了很多。 在主编《新世纪中学生通才读本：中外经典阅读·科学卷》时，您为中学生选了哪些重要作品？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刘兵：我曾经编了不少的读本系列。《新世纪中学生通才读本：中外经典阅读·科学卷》只是其中的一种。另外还有“新科学读本”，以及面向大学生的“大学生文化读本”之“科学文化卷”的《认识科学》，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的《性别与科学读本》《艺术与科学读本》和《科学哲学读本》，还有几年前出版的面向高中生的“科普分级阅读书系”中的《科学幻想》《真实的科学家》《艺术与科学》《博物情怀》和《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应》五种。我觉得，面向不同层次的读者的读本对其内容的选择标准是不同的。就中学生而言，当然首位的是要引起其阅读兴趣，且有思想性，能提出供其思考的问题，并且也不仅限于对知识的介绍，可以将各种不在传统的知识普及概念范围内的文本包括进来，而且不低估其阅读和理解水平，最好能够让读者读到相对更高的、略超出其现有水平标准的文本。 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您经常为学生推荐书目吗？如果推荐，推荐最多的是哪些书？ 刘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学生来说吧。一类是上我的课的学生，对于他们，主要推荐的是与学习内容相关的书，但也没有一个标准的书目，有一定的随机性，是根据讲到的话题和学生的个人兴趣需求。而对于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则除了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基本要求的专业书之外，我有时会更希望他们尽可能地阅读一些像小说之类的非功利性阅读的作品。我一直觉得一个不读小说的人会是很无趣的。再可以提及的是，在我的经历中，有一个有趣的体验，其实当你向某些朋友推荐你特别喜欢的某本像文学作品之类的书时，根据其反应，你会发现朋友也是可以分类的，其中就会有更与你相似，更能理解你的一类。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刘兵：说枕边书，应该可以联系到古人所说的“三上”，即“马上”“枕上”和“厕上”。就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来说，近些年来，真正意义上的“枕上”或枕边书，倒是几乎不读，而差不多躺下时就睡了，但与之相关的“马上”，大约可对应于今日之出差路上，以及“厕上”，却还是重要的读书时间，尽管按照当下一些“科学”的说法，“厕上”读书是不太有利于健康的。在我的理解中，这些场合应该是更应选择一些出于兴趣而非出于工作需要的阅读。在路上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带上一本小说，而在“厕上”，因为属于碎片时间，读得就比较杂。曾有一段，“厕上”主要是刷刷手机，后来感觉不对，还是改回读书，例如，最近，就选择了翻翻积攒下来一直未读的好多本《中国国家地理》刊物，读上个一篇半篇的。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刘兵：在类似于枕边书的另外“两上”的阅读中，我更加注重的是基于兴趣的阅读。这种对于“闲书”的非功利的阅读，可以扩展不少眼界，让人想一些问题，但更多的还是一种休闲式的阅读，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尽管有时也会部分地转化为与工作间接相关的内容，但那毕竟不是初衷。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刘兵：出于工作的需要，有些书是经常需要重温的，这是一类，像科学史、科学文化之类的一些经典著作，在这方面有一点突出的感受是，很多书在不同的年龄段阅读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思考，应该说这也是经典著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所以也会有重温的需要。对于非工作需要的休闲阅读，其实也有很多的书想重读，但限于时间，基本上这还只是一个美好而难以真正实现的理想。 很想知道您比较喜欢哪些当代作家的作品? 刘兵：因为在休闲阅读的范围里，主要是读小说，就国外当代作家来说，杂七杂八地也看了一些。相对来说，与休闲的目标相一致，我会更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小说，像《译林》上的长篇小说，我应该大部分都看过，又如，像克莱顿、丹布朗，他们的小说我几乎是逢出必买。另外也会喜欢看一些有特色的学者式的小说，像戴维·洛奇、莱姆、勒古恩的小说等。 科幻文学您是否关注得多？比如刘慈欣等人的作品？您如何看待当下的科幻热？刘兵：这几年，我对科幻文学还是相对关注的，还曾做过一次国内“星云奖”的评委会主席和几次评委。前面提到的像勒古恩、莱姆等，就是我很喜欢的国外科幻作家，但我对传统主流的那种硬科幻倒是感觉一般。就国内来说，我最喜欢的作家还是王晋康和刘慈欣，前者对于生命伦理的思考和后者超凡的想像力，都足以吸引我。最近，我还在《小说评论》上主持了两期王晋康研究的专栏。就当下的科幻热来说，对国内科幻界和科幻小说的发展显然是好事，但我觉得，国内像达到王晋康或刘慈欣那种级别的作家还是太少，在顶级科幻作家不足的情况下，科幻热能维持多久，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刘兵：具体要带哪三本，还真是不太确定，不过，都到了无人岛了，肯定是不会带什么专业书了，麻烦的是，如果在无人岛要呆很长的时间，带小说又不太够看，很纠结。不过，很可能会带上金庸和克里斯蒂的书吧。 很想知道您最喜欢金庸的哪部作品，喜欢他作品中的哪位女主？说到克里斯蒂，您不觉得她的作品有些模式化吗？ 刘兵：我觉得金庸的各本小说都不差，很难说最喜欢哪部，但其中如果要说最有特色的，我个人觉得倒应该算是《鹿鼎记》。至于喜欢他作品中的哪位女主，这还是让我保留一点个人隐私吧。 我不否认克里斯蒂的作品有些模式化，但在类型文学中，模式化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例如，那些武侠小说不也同样是很模式化的吗？就满足休闲和好看的功能来说，有些模式化也无所谓吧，这毕竟不同于对纯文学的阅读要求。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科学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 刘兵：我希望能够见到我在科学史等领域研究过的或者因研究而感兴趣的科学家，应该不止一位。我会希望能够从他们的回答中，对比自己在研究中的疑问。或者，我会希望见到那几位最顶级的科学家，听听他们对于科学自身的评价，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以便对我们现在有关科学的争议有一个参照。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您最想邀请谁参加？ 刘兵：不知是为什么要策划宴会，因为不同目的的宴会，相应邀请的来宾应该会有所不同。不过，要是没有什么限制，就是随心所欲的一场宴会的话，我只想请几个日常最要好的朋友，那些大人物，一个都不请！ 枕边书系列之52： 我挑枕边书可是“以貌取人”的 ——易中天谈枕边书 枕边书是读书人的标配 您也有枕边书吗？ 易中天：当然，那是读书人的标配。没这个，只能叫爱学习，不能叫好读书。 读书与学习有什么不同？ 易中天：学习是生存需要，读书是生活方式。要睡觉了，枕头旁边还放本教材？那也太刻苦了点。真正的枕边书，一定不是用来学习的，但不等于没有用。 比方说？ 易中天：侦探小说。好的侦探，一靠直觉，二讲逻辑，三重证据。这恰恰是历史研究需要的。历史上的谜团和不靠谱的记载太多了，我写《中华史》就把自己看作侦探。而且，我是有直觉的。 侦探小说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 后来您的直觉是否都被逻辑和证据支撑起来了呢？ 易中天：当然。比如，历史上都说，吕惠卿为了扳倒王安石，把王安石给他的私信交出去，信中有“勿使上知”的字样。这个说法，宋代就有。如果属实，吕惠卿肯定是小人。但直觉告诉我不对。为什么？因为从吕惠卿交信，到王安石罢相，有四个半月的时间差。欺君之罪，哪有这样拖拖拉拉办理的？ 其实，这事当时就有人怀疑。谁？陆游的祖父陆佃。陆佃曾经请太皇太后下令将宫廷收藏的有关文件发下，看看当年吕惠卿上缴的王安石书信中究竟有没有“勿使上知”的字样。结果是没有。 现在就要逻辑推理了。这封信到哪里去了？逻辑上有三种可能。一是不慎遗失。但，这么重要的证据可能遗失吗？二是有意销毁。能够销毁的只有太皇太后，可惜她既不喜欢王安石也不喜欢吕惠卿，怎么会把重要的证据销毁？三是根本没有这封信。 所以结论只有一个：王安石根本就没写过那样的信，吕惠卿也没有出卖他。这是冤案。 直觉可以培养吗？ 易中天：不能。直觉是天赋。 您读得最多的侦探小说是什么？ 易中天：早期是福尔摩斯。后来我读研，就把图书馆所有的案子“破”了一遍——所有的侦探小说都读完了。同时我要告诫一下读者朋友，枕边书往往“害人”。案子不破睡不了，弄不好通宵不能睡觉。 后来就比较喜欢阿加莎，基本上有她的全集。我也觉得她的作品太多了，比较好的是《无人生还》《底牌》《东方快车谋杀案》《阳光下的罪恶》《死亡草》。再就是东野圭吾，我认为他最好的作品是《白夜行》。加贺恭一郎系列我也喜欢，其中有一本《我杀了他》还没有读懂，究竟谁是凶手的问题在知乎上讨论得热火朝天。迪弗的《石猴子》和丹布朗的《本源》也是睡觉前看的。 您是自己买书吗？ 易中天：阿加莎的书，是新星出版社送的，东野圭吾的小说是自己买的。以前出差的时候经常会在机场的书店买书，带着到酒店看。 总看侦探小说，会紧张害怕吗？ 易中天：真正紧张害怕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看了一本英国小说家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隐身人》，写得很真实，看完不敢上厕所，又不能喊爸爸妈妈，只能硬着头皮去。最近读的是《安德的游戏》。电影拍得很棒，看完电影又买了书。看《哈利·波特》大概是十年前，一看就看进去了，我发现它的热有道理。《哈利·波特》里的记者就像当年我接触过的记者一模一样。古龙也是。我原来拒绝新武侠小说，我女儿买来古龙的《七种武器》，也是一看就看进去了。 会写侦探小说吗？ 易中天：不会。侦探小说的技术要求很高，要懂很多专业知识，我只知道氢化钾。但，写本历史小说，可以考虑。 我是个“以貌取人”的 “一看就看进去”，那是什么吸引您？什么原因决定您看下去？ 易中天：第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迪弗的《野兽花园》，好极了，开始就吸引人：一走进这间阴暗的公寓，他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哈哈，我可是个“以貌取人”的。 以貌取人？ 易中天：当然。枕边书就像枕边人，总得看着顺眼不是？你第一句话抓不住我，我就不读了。我自己的书也一样，我对第一句要求极严。《三国纪》第一句话是：“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一句话就把读者带入那个天下大乱的年头。现在是快节奏时代、碎片化时代，第一句话抓不住人，“死”定了。 那么您的“第一句话”来得容易吗？ 易中天：靠灵感。有时候为了寻找第一句话，几天写不下来。第一句话找不到没感觉的，后面都不对气，会别扭。有时候已经写完了，又会推倒重来。头开好了，后面顺得很。 您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易中天：如果自己都不爽，读者怎么爽？读者觉得别扭，怎么能看得下去？我对读者的建议，就是看不进去不看。哪里有什么必读书？只有课本。课本之外是不是可以自由一点？我只能说我喜欢读什么，不能说《白夜行》是必读的，陈寿的《三国志》是必读的？不通嘛！ 我还是主张读经典，但是千万不要勉强 所以说您不建议开书单？ 易中天：读书是有年龄的。不同年龄读书不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读了《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看不懂的地方比如“有诗为证”之类就跳过去。我有个朋友，小时候给小朋友讲《水浒》故事，老说“摇晃”和宋江怎么着。后来才知道，他那个“摇晃”是晁盖。但是“摇晃”了又怎么着？而且，人和书是有缘分的。我读鲁迅，最早是在旧书店里遇到的《集外集拾遗》，一看就看进去了。我还抄了很多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抄了一遍。抄书好，比只读记得住。 对于读书，您有什么建议吗？ 易中天：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所以我还是主张读经典，但是千万不要勉强。我是主张放开让孩子们读，想读什么读什么。当然有个底线，诲淫诲盗不能读。阅读随着成长会变的。小时候我喜欢《三国演义》，现在很憎恨；小时候对《红楼梦》不感兴趣，现在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好的。 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您认为怎么才能让孩子爱读书？ 易中天：很简单，你自己爱读书，孩子就爱读书了。你整天搓麻将，怎么要求孩子爱读书？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给孩子做书架，把自己曾经喜欢的书买来放在书架上，告诉孩子这是爸爸妈妈小时候读的书。看不看让孩子自己决定。他（她）会去读的。 您是这么教育女儿的吗？ 易中天：那是我太太的功劳。女儿4岁就能读字书，就是妈妈教的。当时我太太要上班，孩子还在睡觉，她给女儿削一根黄瓜，留好字条：贝贝吃黄瓜。女儿醒来看了字条，吃完后也写字条回信：妈妈我吃了。女儿画画，弹钢琴，9岁就发表诗歌，都是我太太培养的。妈妈对孩子的影响更大。 您也是受妈妈的影响更大吗？ 易中天：对，我也是。 悬念和反转很重要 您现在的枕边书是什么？ 易中天：刚刚看过午晔的《罪恶天使》和孙未的《单身太久会被杀掉的》。悬念和反转都不错，这很重要。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易中天：冲到实体书店里，挑三本最吸引我的。且慢！去无人岛是旅游还是放逐？要是有去无回，那就带本《辞海》拉倒！ 假设您策划一场宴会，邀请作家出席，会邀请谁？ 易中天：苏东坡。那是个吃货，很考厨子的手艺。请王安石和司马光作陪，因为他们两个都不会吃，还搞不来。再请东野圭吾，看他能不能整出个凶案。讲清楚了，这三个人可都是真君子，宋代的政治斗争也不血腥。我看他难。哈哈！ 枕边书系列之53：陶慕宁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陶慕宁：我的枕边书有个变化的过程。开始卧读是“文革”初，因为没有资格作红卫兵，便成了“逍遥派”。无所事事，家里有些书，便挑好看的读，《聊斋志异》，光绪十六年石印本，八册一夹板，王渔洋批注，每个故事配一幅图，画得极好。至今《阿宝》《娇娜》《陈云栖》《宦娘》《席方平》《陆判》《司文郎》《马介甫》等等仍记忆犹新，不过不怎么看后面的“异史氏曰”，觉得他模仿“太史公曰”但不如司马迁。还有《侠隐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正是十五六岁少年喜欢看的。国内1950年后出版的现代作家的小说看了八成，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以及《红旗谱》《苦菜花》《三家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都认真读过。喜欢鲁迅、茅盾，不喜巴金的欧化句式。家里还有一本民国排印的中短篇小说选本，皮面，厚达两寸余，如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茅盾的《小巫》、汪静之的《米肉》都印象深刻，迄今牢记。 1968年末，被削去京籍，遣往山西雁北插队。临走以前，踰窗潜入校（北京四中）图书室，不暇细拣，仅窃得《达赖喇嘛传》《海鸥》，从家里又带去了一些书，李泰棻的《中国史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都是民国版的，还有线装的《野叟曝言》《古文辞类纂》，因为村里没有电，这些都是借助煤油灯在床头看的。其地苦寒，盐碱充斥，耕作原始，粗粝虀盐。 两年之后，村里终于通了电，劬劳之余，唯一能够慰藉心灵的是读书。北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是京城两所顶尖的黉序，一男校一女校，被遣发至雁北山阴县插队。很多家庭有读书的传统，知青们也便带来了各类书籍，各村知青渐渐地开始交换互借图书。我大量地阅读西方翻译小说就是在村里那六年。之前读的基本都是林纾的文言迻译本，这一回可谓大开眼界：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莱蒙托夫、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阿·托尔斯泰，甚至被众人视为冗赘平庸的冈察洛夫的《奥勃罗莫夫》也读得津津有味。法国的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雨果，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凯米莉·勃朗特、托马斯·哈代，美国的德莱塞、马克·吐温、欧·亨利，当然也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甚至还有台湾人译的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当时的阅读是一种彻底的接受，剧烈的震撼，是一种忽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知而又琳琅满目的世界，在里面游弋徜徉的感受，形容为饫甘餍肥，毫不为过。 为什么您的学术研究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性与性别？ 陶慕宁：关于女性与性别的知识，我是先从翻译小说学到的，似乎是德莱塞的《妇女乐园》或者《巨人》吧，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女人是矛盾的、在行动上始终处于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种类，就是对于她们心里最想要的事，那也是往往不得不采用强硬手段的”。后来我与现实中的女性有了交往，也谈过恋爱，以此印证女人的性格，仿佛有点道理，但又觉得中国的女人另有机杼。很快又读到了司汤达的《伐尼娜·伐妮妮》，一个贵族女人为了爱情竟然可以出卖情人所属的革命党（烧炭党），我当时的认知水平是革命高于一切，出卖革命自然是不可饶恕的，但伐尼娜·伐妮妮这种倾注一切，义无反顾的爱也带给我深深的困惑，让我游离于怜惜与仇恨两端，不能自洽。同时也常常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简·爱这一系列女人的殊途同归的爱之悲剧。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侧重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性与性别，恐怕多多少少与这一阶段的阅读不无关联。 这期间还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读了一本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记住了几个人名。能背诵《共产党宣言》，比较喜欢恩格斯，尤其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觉得马、恩著作都翻译得好，有心得处便记在小本上。如恩格斯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之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他引用沙尔·傅立叶的话“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构成一种美德”。这话我到今天依然不大懂，不过，马、恩的著作是我彼时评判一切文学作品的思想指南。 读了那么多外国作品，您比较欣赏谁的译作？ 陶慕宁：我读书认真，记性也好，注重作者或译者的语言文字功底，如读到巴尔扎克的一部并不怎么著名的中篇小说《奥诺丽娜》，大概是傅雷翻译，讲到故事中的贵族女主人公，已近中年，“身腰还有一种令人古井重波的魅力”，不禁赞叹译者的笔力，“古井重波”，法文是什么样呢？用“身腰”而不用“腰身”，我也深为赞赏。连续几天，一口重波的古井不时萦回脑际，就索性将整篇小说抄在笔记本上了。 古今中外博览群书，在您的阅读过程中会有些比较吗？ 陶慕宁：某日，同村女附中的刘小曼拿给我一套簇新的《静静的顿河》，厚厚的四大本，我自然是心花怒放，不过她说只能看五天，后面还有好几位等着。我便只能俾夜作昼、废寝忘食地融入葛利高里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一面感受着阿克西妮亚狂野不拘的爱情，一面同情着娜塔莉亚落寞孤凄的命运。书中还有一个细节，讲葛利高里叛变，加入白军骑兵。他是个左撇子，红白两军相对纵马厮杀时，他先以右手持刀。两马相交前，他却突换左手，勒辔左向，对方不及转换，左肩背全然暴露。他便以此法连斩四名红军。联想到中国的章回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写到两军对垒，大抵是用一段韵文套语描绘战阵之程式，手法高下立见。 以上差不多是我三十岁前枕边书的概况，还要加上一套《鲁迅全集》，是我冬天回京从同学刘世定（90年代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家一本一本借阅的。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陶慕宁：我退休五年，今年已满七十岁，如今的枕边书颇有些从心所欲。《读书》订了几十年，仍在看，但没有以前那么爱看了。眼下看得最多的是清代笔记，《天咫偶闻》《南亭笔记》《坚瓠集》《世载堂杂忆》《一士类稿》，有些是祖父留下来的石印本，每册都不厚，躺下拿在手里，很轻，字迹也清楚，更重要的是这些书都有趣，比那些正襟危坐的高头讲章好看得多。譬如《天咫偶闻》，我看的是光绪丁未的甘棠转舍本，有祖父蝇头小楷写的眉批。我想，倘若研究北京的历史，不读此书，恐怕说不过去。这书好在不仅是将北京的街巷府邸、市肆衙门交代得井井有条，还有须眉毕见、謦欬有声的人物。试看卷四一段： 恭忠亲王邸在银定桥，旧为和珅第，从李公桥引水环之。故其邸西墙外小溪清驶，水声霅然……珅败，以赐庆亲王。相传乾隆之末，诸王相聚，语及和珅，争欲致之法，王独无言。仁宗及诸王诘之，王曰：“我自顾无此大志，但欲异日分封时，得居其第足矣。”一笑而罢。珅败，上竟如其言。恭邸分府，乃复得之。 不独阐明了恭王府的来历、园林特色，还捎带写出了庆亲王的懦弱与贪欲。 您喜欢品味好书？您认为什么样的枕边书为上乘？ 陶慕宁：我的《南亭笔记》是民国八年上海大东书局本，线装四册。作者李伯元，生活在晚清，写过《官场现形记》，所以他对晚清官员的记述可谓绘声绘色，如记纪晓岚吸烟： 北京达官嗜淡巴菰者十而八九，乾隆嗜此尤酷，至于寝馈不离。后无故患咳。太医曰：“是病在肺，遘厉者淡巴菰也。”诏内侍不复进。未几，病良已，遂痛恶之，戒臣僚勿食，著为训。文达深嗜之，时为翰林，独不奉诏。端居无俚，以大满斗贮烟丝，张口恣啖，不复顾恤。忽报上至，天威咫尺，急切不能掩，惶遽无所为计，匿烟斗靴页中。诸臣奏对，阅时且久，俄有烟缕缕然自纪袍际出。异，诘之，不敢答，唯攒眉蹙额而已。帝疑有变，命内侍搜之，袍穷而烟斗见，去靴周视无他物，盖斗中余烬为灾也。帝笑曰：“嗜好之于人，其害足以焚身剥肤，可惧哉！”命作文状罪以自赎。纪援笔立就，有“裤焚，帝退朝曰：'伤胫乎’？不问斗”之句。帝大笑，赐斗一枚，准其在馆吸食。 不知道拍纪晓岚电视剧的有没有把这段纳入。如无，实在遗憾。也有讲官员清廉的，如卷六： 闫（敬铭，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每饭极粗粝，尝招新任某学政饮。学政至，见所设皆草具之不堪下咽者。中一碟，则干烧饼也。闫擘而啖之，若有余味者。学政终席不下一箸。闫故强之，学政勉强进白饭半盂。归语人曰；“何尝是请客，直截是祭鬼。” 这类书读起来既可适情遂意，又能填充腹笥，佐酒资谈，堪为枕边上品。 枕边书系列之54：康保成谈“枕边书” 可否谈谈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康保成：枕边书曾经有过，是为了治疗失眠。1984年春考入中山大学不久，我开始患上失眠症。导师王季思先生当时已经78岁，他说自己一辈子不知道失眠是什么滋味，并建议我说：“你可以尝试睡前读那种枯燥晦涩的理论书，也许可以催眠。”于是我就从图书馆借来了黑格尔的《小逻辑》放在枕边，每晚睡觉前阅读。刚开始似乎有效，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这本书读起来太吃力，太痛苦，所以未能坚持下去，以后再不读枕边书了。 您喜欢读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康保成：我只对两种书有兴趣，一种是消遣的书，另一种是专业书。消遣的书主要读长篇小说，上小学时就养成了读长篇小说的习惯，喜欢小说中曲折的、有悬念的故事情节。每到过年家里大人给压岁钱，这个给三毛，那个给两毛，凑足一两块钱，就去书店买书读。像《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等，都买过。上初中后，迷上了《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隐身人》一类的科幻小说。当然也读了“四大名著”，最喜欢的是《三国演义》。“文革”时学校的图书馆不开放，我和几个同学撬开门锁“偷书”，看了不少外国小说，最喜欢雨果的作品，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我父亲把这类书叫“闲书”。他怕我只顾读“闲书”耽误了课程，就对我施行严格限制，作业不做完不许读。好在那时候作业不多，所以明里暗里读了不少小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读博士期间，金庸的武侠小说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读这类书一目十行，不求甚解，很轻松，很过瘾。躺在床上读，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读，走在路上也读，几次差点碰到电线杆、树干。 第一次读专业书是中学毕业分配到工厂，在宿舍里偶然见到一本北大55级编的《中国文学史》，封面都撕没了，但读起来津津有味，还是把它当“闲书”读的。后来念了中文系，以前念过的那些“闲书”竟然都成了“专业书”，刚开始觉得挺开心。但后来读臧晋叔编的《元曲选》，是我硕士导师李春祥先生布置的作业，读不懂，对照工具书硬啃，就不轻松了。从此悟出一点道理：读书无功利目的是一种享受，一旦把它当作专业就是一种煎熬。这就和看戏一样，作为一名观众进剧场，专注于舞台上艺术家的表演，禁不住喝彩叫好，究竟哪里好无须说也说不出，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无”的境界，是一种享受；要是带着写剧评的目的看戏，一进剧场就很紧张，想要从戏中看出什么名堂，想给编剧、导演或者演员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那看戏就是一种负担。 不过，如果能从专业书中得到享受，那就另当别论了。有句话叫“乐此不疲”，能够保持一以贯之的好奇心，就能做到乐此不疲。就像看一部精彩的侦探小说，悬念一个接一个，究竟真相如何，想要一探究竟，这就把看“闲书”的心态用在读专业书上了，觉得很好玩，很上瘾。 大多数读者了解您，是通过您在百家讲坛栏目录制的《戏里戏外说历史》。在讲《戏里戏外说历史》的过程中，要将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浓缩成每期约8000字的讲稿面向受众讲述，得到观众的喜欢。您是如何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的？ 康保成：“百家讲坛”栏目的要求，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学术成果的通俗化和生动性。我在戏曲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历史文献中排行并不是“老六”，“杨门女将”中的佘太君、柴郡主、穆桂英实无其人，杨贵妃很可能无缘吃到新鲜荔枝，和她争风吃醋的梅妃实无其人，赵氏孤儿案实际上缘于“孤儿”生母有外遇，程婴、屠岸贾、公孙杵臼等也是传说中的人物，等等。这些并不全是我的发现，有许多在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但多数观众未必了解。所以，我觉得把戏曲和历史对读是一种探讨真相的过程，就挑选了这些观众也许感兴趣的故事，一节一节地谈。不过我在讲述的时候强调：戏曲和民间传说具有本质的真实。例如佘太君《宋史》不载，但杨业一定是有妻子的，不然他的七个儿子哪里来？程婴的妻子在《史记》中不载，元杂剧中也不载，到明传奇中才出现。戏曲为了编故事的需要增添了女性，无意中揭开了男权时代女性被歧视的真相。 节目里所挑选的戏曲和讲述，显示出您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积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戏曲的，为什么把历史和戏曲结合起来？ 康保成：我1979年开始在河南大学读硕士。导师李春祥先生是元杂剧研究专家，他把我领上了戏曲研究之路，至今四十多年了。我的硕士论文《历代岳飞剧简论》就企图将历史和戏曲结合起来，借以观察其异同以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在学期间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也谈〈潘杨讼〉的历史真实问题》，另一篇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浅识》。读博士期间在王季思先生、黄天骥先生指导下研究“苏州派”，参与编纂《全元戏曲》，这辈子便与戏结缘了。 对您来说，传统戏曲的魅力是什么？ 康保成：就是戏曲或与戏曲相关的大大小小的未解之谜。 关于学者参与学术普及这个话题，您怎么看？在讲述的过程中，您更重视什么？ 康保成：我觉得有条件、有时间的学者参与学术普及很必要，在学术界已经是常识的事情不一定被广大读者了解、认同。我在讲述中特别注意学术性与生动性的契合。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艺术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他那里知道什么？ 康保成：我最希望见到关汉卿，因为他带走了元杂剧形成之谜。中国的诗文传统源远流长，小说也至少可以上溯到先秦的史传文学，唯独戏曲，宋代以前虽有优戏、参军戏、宋杂剧，但都属于雏形戏剧，没有成熟的剧本，戏剧文学悄无声息。到金元时期仿佛一下子从天上掉下那么多四折一楔子的元杂剧，体制那么完善，这是怎么回事？从王国维迄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许多戏剧史家想要解释这一现象，有“渐变说”“突变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都没有取得共识。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是最早创作元杂剧的作家，一生写过60个剧本，流传下来的有18个之多。我想问问关汉卿：“你是怎么创作元杂剧的？”真的如王国维所说是“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还是有所借鉴？ 枕边书系列之55：苗怀明谈枕边书 您出版过《红楼梦》的相关著作，如《风起红楼》《曹雪芹》《话说红楼梦》《红楼二十讲》等，《话说红楼梦》还有韩文译本。能否谈谈，您所理解的《红楼梦》在众多红学家中有何独特性？您研究《红楼梦》更看重什么？ 苗怀明：和其他红学研究者相比，我对《红楼梦》的理解如果说还有点独特性的话，那就是我更强调作者创作的心态和动机，更注重贴近文本，不主题先行，不套搬理论。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忏悔录，作者出于忏悔和怀念的心态来创作小说，忏悔主要指向家族，怀念则主要指向女性，因此解读《红楼梦》有四个关键词，那就是家族、爱情、青春和生命。这基本上代表了我目前对这部作品的认识。 我研究《红楼梦》更看重其文学性，主张通过文本的细细品鉴，领略作品的文学之美、才情之美和语言之美。 作为古代小说网创办人及主持人，您愿意简单概括下古代小说网的创办及发展吗？现在情况如何？ 苗怀明：说起古代小说网的创办，已经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了，坚持了这么多年，还真是不容易，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 最早是2006年创办古代小说网网站，后来于2016年创办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创办古代小说网的初衷是利用现代科技为学术研究和普及服务。我对其定位是新型网络学术杂志，本着学术、原创、公益的原则，刊发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说唱及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信息。公众号每天更新，推出一篇具有原创性的文章，其中有很多是其他报刊、网站上没有发过的文章。所提供的学术信息也往往是最新的、第一手的。 古代小说网创办以来得到海内外学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也受到人们的喜爱，目前订阅人数将近七万五千人，在学术自媒体里算是比较大的。 《红楼梦》是您读得最多的书吗？ 苗怀明：就目前而言，《红楼梦》还真是我读得最多的书了。这主要与我承担的课程有关。我每个学期都要开一门红楼梦阅读课，每年秋季那个学期还要再开一门红楼梦研究课。课程一直开，年年如此，我就要一直读《红楼梦》，乃至干脆和同学们一起背回目。除了我本人的红学专著外，光同学们的课程作业我都已经出版了两本，即《寻梦金陵话红楼》和《南京大学的红学课》。我本人又从2017年起担任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要做很多和《红楼梦》有关的事情。所以《红楼梦》不仅是我读得最多的书，现在也已经成为我最熟悉的书了，真是欲罢不能，可谓一入红门深似海，从此人生不太平。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苗怀明：我的枕边书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等。这些书成为枕边书主要是因为自己真心喜欢，虽然这些书看过多次，还是想不时看看，每次看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有时候临睡前也会翻翻刚出版的杂志比如《文史知识》《古典文学知识》等。这些杂志内容丰富，品位高，且文章篇幅不长，同时也可以了解学术动态。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苗怀明：在我看来，看枕边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一种人生享受，比临睡前看手机要好。枕边书不必按照先后顺序读，很随机地翻到其中一篇或一页就看，完全是看故事、看热闹、没心没肺的那种，也不存一定要读出什么的心思，读得很开心，然后埋头就睡。 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苗怀明：我喜欢那种篇幅不长、读起来轻松、内容及语言都爽心悦目的枕边书，比如文言笔记、随笔小品之类。这几年因眼睛不太好，枕边书看得少了，主要改为听书，临睡前开一会收音机，半睡半醒地听评书，听田连元的《水浒传》、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徐良》、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等，也听过《鬼吹灯》《话说明朝那些事》之类。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苗怀明：由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对一些比较经典的书常常要重温，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之类，学术著作比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等，说起来数量还不少，都是时不时就要重读。 在成长的过程中，您有被推荐过的“必读书”吗？您会给学生开书单吗？如果有书单，是哪些？ 苗怀明：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没有多少书可读，基本上是抓到什么书都看，从连环画到政治宣传小册子，从日历到旧报纸，没有被推荐过什么必读书。如果课本算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必读书。 因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每一门课程都会给学生开书单，开的量非常大，有课程总书单，也有每次课的书单。以红楼梦研究课程来说，总的课程书单是除了三种作品整理本、三种资料集外，要看三部研究著作，即刘梦溪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和余英时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课的时候，讲到《红楼梦》的版本就推荐版本研究方面的书，讲到《红楼梦》的评点就推荐评点研究方面的书。这样一个学期下来，推荐的书总有好几十本。 您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 苗怀明：应该是《西游记》吧，小的时候就非常爱读，家里没几本书，反复读了好多遍，甚至去背诵里面的诗词。到现在也爱读，虽然已经相当熟悉了，但还是不时拿出来翻翻，觉得挺好玩。 马瑞芳老师称您是“豪侠”，称您为“苗大侠”。为什么？您喜欢这个称呼吗？是马老师“专利”，还是您给大多数人的印象都是如此？ 苗怀明：叫我苗大侠的人还真不少，但叫豪侠的大概就马老师一个人。大家之所以这样叫，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拐弯抹角；二是比较乐于助人吧，人家找我帮忙，只要能帮上的，都会尽心去做。我还比较喜欢这个称呼，这是对我的肯定。 除了苗大侠外，别人还喜欢叫我苗大嘴、苗一刀、大王。叫我苗大嘴的多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因为我喜欢说真话，有时候口无遮拦，不怕得罪人，当然也惹了不少祸。我曾在古代小说网刊出过一个系列，叫大嘴说红学，将来可能会用这个为书名出本谈红学的书。 叫我苗一刀的主要是学生。因为我对学生要求很严，对他们作业或论文存在的问题往往直言不讳，答辩的时候提问题也比较尖锐，对不合格的论文直接投反对票。叫大王的也是我的学生，我平时喜欢叫他们小妖，他们就叫我大王。从这两个反差很大的绰号可以看出我和学生的关系，平时可以开玩笑，但写论文的时候必须严肃，这就是当下所说的互爱互伤吧。 您会有自己的读书计划吗？ 苗怀明：有自己的读书计划，这些计划都和自己的研究有关，每当要做新的研究课题，就要看一大批相关的书。另外在教学科研过程中，也时常发现自己的短板，有些书看得不多，就有意想弥补。但书实在是太多了，计划看的书也太多，估计这辈子都完不成计划。我专门弄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放书，如今已经爆满，地上堆的都是。这辈子能把自己书房里的书看完就不错了。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苗怀明：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的话，我第一个想见的就是曹雪芹。有关《红楼梦》的谜团实在太多了，他是谁的儿子？小说写完了吗？后四十回里有没有他的稿子？小说里面的人物如林黛玉、薛宝钗等有没有原型？脂砚斋是谁？研究《红楼梦》，不知道的问题比知道的还多。如果有幸见到曹雪芹，肯定不会放过他，估计能问上一天。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苗怀明：如果要带三本书到无人岛的话，我会选《红楼梦》《新华字典》和《辞海》，原因很简单，这些书耐看，也能反复看，可以有效消除孤独和寂寞，看一辈子都没问题。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学者出席，您会邀请谁？ 苗怀明：想请的作家学者很多，如果有机会，我会优先邀请胡适、鲁迅和陈独秀。这三位我都非常敬仰，无论是学问、才气还是人品，很希望能有当面请教的机会。 枕边书系列之56：江晓原谈枕边书 您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为什么喜欢天文学？从小就感兴趣吗？ 江晓原：实际上我谈不到热爱天文学。考大学之前，我初中毕业后在工厂工作了近六年，对工厂生活有些厌倦，希望选择远离人间烟火的专业，不会再回工厂。正好看到南京大学有天体物理专业。 我对选择的专业并不后悔，理科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从事科学史研究很有帮助。 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读书的？ 江晓原：爱上读书是在我还没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和两个表弟在北京生活，姑母在五七干校，家里没大人。我和表弟过了一段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大院生活。我在那里偶然找到竖排繁体字版《西游记》上下册，如获至宝，一看孙悟空的故事特别好看，连猜带蒙，根据上下文反复推测，看完上册，繁体字基本都认识了，下册就很顺利。看完后继续搜寻，又找到《三国演义》，也是竖排繁体字版，看完后我还把故事讲给表弟听。这样过了一段愉快的生活。 回到上海，我开始喜欢看书。我和绝大部分同龄人不一样，“文革”中能看到所谓“封资修”的书。我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偶然的机缘，我妈在机关负责图书室的管理和采购。我爸爸被下放到一所小学。小学图书馆的女老师听说我爱看书，也想方设法让我爸把书带给我看。我从不同渠道看到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好书。 故事最有趣的在后面。那时有一种自发的地下组织，大家把搞来的书交换阅读，因为那些书理论上都是违禁的，地下交换有非常高的诚信度，一本书在你手里只有一天或几小时，到时间哪怕没看完也要交给别人。我和很多人保持着单线联系，于是我将别人的书转手互借，自己在过手时都可以看，这样我就读到了更多的书。为此我在纸上详细建立了账本一样的明细，记着什么书借给谁，什么时候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进纺织厂当电工。 当电工之后还有时间读书吗？ 江晓原：电工行业有个特点，技术越好干的活越少。出了故障三两下就能搞好，所以大多数时间我处在待命的状态下，一直可以看书。三年后我满师可以带徒，活儿就更少了，我有大块时间在电工房看书。后来连我的徒弟也加入了交换书的网络里。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早上拿到《复活》，黄昏时分下一个人要拿走。我立刻给组长打电话调休，然后坐在板凳上疯狂地看，一天没换姿势，看完后发现自己落枕了——专注到这种程度。 看乔治·桑的《安吉堡的磨工》时，给我的时间是四小时：半夜两点到早上六点。我真是半夜两点拿到书——当时看书有种奇怪的心态：这书有很大的概率，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它了，所以拼命看。那种心态促使我看书时变得非常专注，完全可用如饥似渴形容，疯狂地看。这种心态永远不可复制。 当电工时，我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为了完成厂里交给我的搞自动控制装置的任务（就是现在所谓的研发），我跑到工人文化宫上夜校学习自动控制。我喜欢动手鼓捣一些东西，这些活动使我接触了一些理科。高考前只有三个月准备考试，我借了高中数理化自学了一遍，高考超常发挥，侥幸考上了南京大学天文系。 您为什么报考席泽宗院士的研究生？ 江晓原：非常偶然。我一心要学古典文学，想考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结果那年导师因病取消招生，我一下没方向了。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招生，考天文学导论、中国通史、古代汉语，我就去报名了。报名时我并不知道导师是谁，报考之后南大天文系副主任说你考席泽宗的研究生太合适了——席泽宗招研究生第四年了，一直没招到学生，因为他坚持要天文系毕业的学生。 后来席先生说，到那年为止，我是科学史所“文革”结束后招研究生以来古汉语成绩最好的。 席先生对您读书上有具体指导吗？ 江晓原：最大的指导来自一次谈话。有一天他说，一个院士朋友曾对他说，自己一辈子的学问都是从几本书出来的。席先生说这种书都是打基础的。我就问他，那我们天文学史方面这样的书是什么？席先生说，《西方数理天文学史》。他是随口说的，我记下，转身进了图书馆，一找发现是1955年的英文版，有三大本，我出生那年出版的。我想既然老师说是打基础的，就借回宿舍摆开阵势攻读。我平时没有做笔记的习惯，看书做索引就直接在书上做标记，但这书是图书馆的，我破例找来笔记本，很认真地读，记笔记——乏味得要命，啃硬骨头一样啃下来，咬牙切齿读了一年，读了很获益。 能谈谈您的枕边书吗？ 江晓原：从念研究生开始，读博、到天文台工作，一直保持枕边书的阅读习惯。我把中国古代文人的笔记搁在枕边，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的排印本，基本出一本我买一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之类都是在枕边看完的，同时在书的环衬、空白页上做索引。这些做索引产生的材料也有实际效果。我会零星地用到书和论文里。后来，物理意义上的枕边书没有了。更广的意义上说，我非常喜欢的书会经常翻。 常翻的书有哪些？ 江晓原：年轻的时候我对诗文很迷恋，抄录了大量的诗文，留下很深的印象。现在这些兴趣扩大了，比如我最近找来很多清代人的集子，比如钱谦益、吴梅村、查慎行、袁枚、冒辟疆……我喜欢的诗词集子就放在书架上随手能翻到的地方，经常亲近它们，入睡前我会背背前贤的诗，这种游戏做几分钟就睡着了。 年轻时的阅读冲动几乎一直存在，没什么好珍惜的。步入老年，很多刺激对你没什么作用了，这时候阅读的冲动逐渐变得少了。我非常珍惜我的阅读和观影冲动。哪怕想读的内容和你此刻做的事情没联系甚至会形成干扰，我都珍惜。从长远的整体情况看，珍惜这种冲动肯定有利的。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现在作为上海交大的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目吗？会和学生交流阅读经验吗？ 江晓原：我不主动推荐，一般是在学生问我的时候才会根据我的经验给他们建议。不同的学生情况不一样，好学程度也不一样。我从来不认为什么书是必读的。有学生正在做某篇论文，我在阅读中遇到某个线索或某本书，我在微信上把书封面拍照给他，或把某篇文章的线索或链接给他。这和提供书目不一样。我对推荐书目持消极态度。第一我不喜欢做青年导师的劲儿，第二我觉得读书是个人化的行为，你觉得有用的书对别人来说不一定有用。 但我常常会给媒体提供书单或撰写书评，这是依据另一套理论：替别人读书。您的藏书量有多少？ 江晓原：原来的书房单是央视就拍过十次，其他电视台拍过更多。八年前我搬了家，现在的书房比那时更大，有五万册书和一万两千多部高清的电影。我和装修新家的设计者明确说，你就按图书馆设计，只是附有生活设施。楼上是我的书房、阅览室、影音室，楼下也有大量书架，我像书虫一样生活在其中，自己觉得很幸福。 即便这样容量也依然有限，因为很快又会堆满——会定期处理一些书吗？ 江晓原：正像你推测的一样。我设计的容量在五万册左右。原则上，逐渐把复本去掉。另外，出版社常寄新书，旧版是有的。如果旧版没有特别的故事我也处理掉。前几天，我对学生说，可以带拉杆箱到我这里来淘书，他们果然带着好大的拉杆箱来，居然全部装满了，他们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淘书”。 如果有机会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愿意带什么？ 江晓原：如果流放两年还能回来，另当别论。能回来比较容易。带一套大的书比较好，既然喜欢历史，就带上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精装的记得有11册，平装的24册。但是如果回不来的话，这种时候我倒反而像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想带一本棋谱。《象棋的故事》给我印象很深。男主人公被德军囚禁，不给他任何东西阅读。有一天，他被审讯的时候看到德国军官的大衣口袋里露出一本书，路过时就把书偷走了。打开很是失望，冒那么大风险，居然偷了一本棋谱。不过好歹是文字，他在被囚禁的这些年一直读棋谱，二战结束后被释放，在轮船上看到有人下象棋，他也手痒，就跟胜者说，我能不能跟你下一盘。结果轻易把那人击败了。围观的人说，你知道那是谁吗？是当今世界冠军。棋谱可以让你无穷无尽地读下去。如果没得选，带汤因比的著作集也行，体量大，可以让你反复读。 若策划一场宴会，您希望邀请哪些人参加？ 江晓原：我不止一次产生过这个想法，就是汤因比。为什么要找汤因比？在汤因比的一些书里，以及在别人的回忆故事里，汤因比都说过，中国必然会崛起。理由很奇怪，他说因为中国有历史。字面上理解很奇怪：谁没有历史，只是有长有短。让我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在另一个材料里，汤因比在和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某次聊天时又说，中国必然崛起。我很想找他问问，历史可以成为崛起的原因吗？我们正在崛起，而且有五千年不中断的历史。我觉得他说那个话是有深意的。我就找他来，我要问问他。为什么说了那句玄妙的话。 枕边书系列之57： 枕边有书，是不可思议的快乐 ——杜桂萍谈枕边书 您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戏曲、明清文学与文献，是否研究领域相关的书读得最多？ 杜桂萍：是的。平时有教学工作，每年有进行中的科研项目，都是这些领域的，只能以读研究领域相关的书为主。似乎这些书都读不完。偶尔也读一些其他的书，以经典作品重读为主，比如这一年来读了《围城》（钱锺书）、《荆棘鸟》（考琳·麦卡洛），也读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等作品。我还将电视剧《围城》与原著进行了对读（看），深叹作者对人物把握之精准和洞察人生之细密。当年电视剧《围城》上演，争议颇多，对比如今一些作品的虚假、做作、浅薄，《围城》电视剧的价值确实应该高估。我经常设想，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敢于重拍《围城》，并能真正理解钱锺书及其笔下的大小人物呢？动乱的时代给了人性展演的机会，可是人性也推动了一个个大大小小动乱的形成，这是一个多么别致的日常的人性景观，发现并揭示这一切多么有意义。 除了做学问，您个人喜欢读什么样的书？ 杜桂萍：喜欢读知识和哲理兼具的美文。我是1981年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概都有一个作家梦，我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奢侈的想法选择了中文系。如今看起来那是一个时代的症候，曾经的梦想那么朴素，又无比珍贵，留下了依然可供瞻仰的青春记忆，潜隐其中的那份激荡家国情感的力量亦历久而更见热诚。很多人最后都与作家梦渐行渐远，我也是，不过爱读文学作品的习惯保持了多年。最近二十年读作品越来越少了，当然好作品也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地鸡毛的生活挤压、磨损了这个爱好。网络时代，避免不了碎片化的阅读，尽可能选择一些我所理解的“美文”，阅读时的心、情也力求一如年轻时。多是一些短的篇什，漫无目的，随心随性，身心俱疲时甚至期待一种自我疗救的功能。也读一些有学术含量又具备美文特质的学术随笔，比如最近在读的罗新《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非常喜欢。 您确定研究题目，是基于个人兴趣，还是从学术价值方面考虑更多？杜桂萍：就学术研究的领域而言，我主要关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现象，从戏曲研究切入，旁及诗文以及相关的文献问题。有这一个过程。最初选择戏曲研究的题目，完全出自导师的推荐，并非来自个人兴趣，所以曾经比喻我和戏曲研究的关系是“包办婚姻”，是“先结婚，后恋爱”，感情经过了培养但非常深厚。如果要选一位从一而终的学术伴侣，这一生的相伴者只能是戏曲研究了。我近十年也涉足诗文研究，其实也来自戏曲研究中旁逸斜出的阅读和思考。明清诗文与戏曲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彼此的对话关系亟需揭示。就具体研究题目的选择来说，从学术价值考虑更多，尤其是一些被认为是戏曲研究副产品的论文如《诗性建构与文学想象的达成——叶小鸾形象生成演变的文学史意义》《从“佣书养母”到“名士牙行”——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等，都是基于学术价值之重大而思考的结晶。从戏曲研究进入诗文研究，绾结两个领域为一个整体，有机会面对更多缤纷旖旎的学术现象，反观戏曲研究也有了多维的视角，收获颇多。 您觉得女性视角对于研究有影响吗？ 杜桂萍：这是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一个问题。性别差异在任何工作或日常行为中都会表现出来，学术研究中也如此。我更愿意欣赏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学术研究中的平等对话形态，不涉及选题，也不涉及方法，只面对人类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只致力于现实文化的多元和丰富。我个人之所以不刻意从性别的角度考虑问题，并非去女性化，也不代表我不看重女性的权利。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男权意识弥漫于生活的诸多细微之处，深藏在观念或意念中，也影响了女性之于自我的审视，很多时候并非优劣高下可评价。立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从明代中期开始，女性的文士化已逐渐上升为文学创作的主导性意识之一，学术研究也在关注其所带来的繁复多姿的文学现象。这些厚重、丰富的成果问世后，很多问题应当会迎刃而解。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杜桂萍：少年时代，我生活在东北的伊春林区。如今那里是一个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当时却是一个偏僻甚至有点荒凉的地方。很少书籍，那又是一个缺“书”的时代，阅读最多的是语文课本，因为反复阅读弄坏了课本，曾经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批评。栩栩如生的一幕曾经让我午夜梦回时多次感叹唏嘘。枕边有书，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是偶尔才可能有的一点幸福。半夜时偷着读，拿着手电筒读，躲在被窝里读……就是枕边书的定义。如今回忆起那少年时代的书香生活，真是贫瘠岁月中最美好的片段，快乐，新鲜，令人激动。记忆深刻的只有《红楼梦》《桐柏英雄》等几部，还有一两部残缺不全的俄罗斯小说，名字至今都不知道。现在，已经很少有读枕边书的机缘，读书经常让我难以入眠。有时会听书，“喜马拉雅”里面的内容很丰富，通常会选择听一些关于历史的书，中西历史都喜欢听。最近听得多的“书”是关于南北朝时期的，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很长，内蕴其实很丰富，崭新的历史认知往往改变我们审视历史的姿态，校正我们理解现实的角度。我很看重这样的补课学习。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杜桂萍：其实很少有时间重温已经读过的书，除了备课的需要。我每年给本科学生开《四大名剧导读》课，每年都要读一遍《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疫情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历史格局，可能会改写人类历史，对人的阅读的影响已经在实际发生中。难得的家居生活，让阅读变得自由、舒展、愉快，比如刚才说到的重读《围城》《荆棘鸟》等，就是一种带有审美快感的任性阅读。这当然也赐予了反观自我的自觉。这二十多年，似乎一直在向前走，努力着，忙着，几乎没有机会停下脚步，也很少认真地回头看看，甚至属望一下道路两边的风景。人生真正的风景在哪里，细想其实很茫然。我常常教育我的学生面对问题思考时，要走两步停一下，或者退一步，其实是得自近年的生存经验，我自己也需要这样。谈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归责于时代，或者理解为生活所迫，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反观自我的自觉过于缺乏，被时代裹挟太紧而成为“套子里的人”，恰恰是一个人文学者最需要规避的行为方式。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杜桂萍：我想，如果有机会，最想见到的应该是鲁迅。许多人喜欢鲁迅，我看了这个栏目邀请的作家和学者，很多人都谈到了鲁迅。最近我在参与撰写2016-2020年《中文学科发展报告》，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鲁迅研究。总有人在以不同的方式言说鲁迅，鲁迅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殊的视角，提供了最为丰富的阐释人生的资源，确实应该感谢他、关注他。我觉得我们越来越渴望接近鲁迅，鲁迅日益以一个“烟火漫卷”的姿态介入我们的人生，成为一种话语方式。这样的鲁迅才能构成一种真实的力量。如何理解鲁迅，可能依然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系统地阅读鲁迅，其实一直是我的阅读计划，可惜总是中断。我愿意一厢情愿地理解鲁迅，相信他是一个率真的人，欣赏他个性中单纯的那一面，敬佩他审视生活表现出的冷峻。曾经设想，如果与他生活在一个时代，能否成为朋友？不过这不重要。有一个令人敬慕的思想家存在着，始终引领人生，真是一件充实而且幸运的事。当代比较活跃的作家，最喜欢的是迟子建。我见过她，只是打过一个招呼。她不会记得我。我觉得自己跟她有一点相像，都与空阔、荒凉的兴安岭有关，都有一个得益于森林、冰雪养成的个性，甚至可能都曾在童年的某一个春天躺在松软的树叶堆积的山坡上，长时间地仰望高远、孤寂的天空。我喜欢迟子建的文笔和小说选题、叙事方式。我在她的作品中看到了我喜欢的马尔克斯，也捕捉到了熟悉的生活经验和寂寞的人类童年。我觉得或者可以给她写一封信，又觉得不能准确地表达自我。 枕边书系列之58：赵本夫谈枕边书 早期您接触文学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能否说说您早期的阅读？哪些作品印象特别深刻？ 赵本夫：我1961年从乡下考入家乡的丰县一中。当时，这所学校全省有名，校园占了县城近四分之一面积。图书馆以一座明代建筑夫子庙为中心，正殿和附属建筑里全是书，第一次走进去像掉进书海，把我惊呆了。刚入学时，由班主任统一借书，让学生排队领取。发给我的是一本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这是一个典妻的故事，一下就把我带入一个苍凉的世界。这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现代文学作品。之后，学校就逐渐由学生自己借书看了。我看到的第一本古典小说是《说唐》，第一批外国小说有《牛虻》和《安娜·卡列尼娜》等。中学时代，陆续读到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当然还有那时几乎所有红色经典。这些作品让我如梦如幻，进入一个似乎比现实生活更广阔的人生和情感世界。尽管有些还不懂，但足以让我入迷。当时印象最深、冲击最大的还是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和杂文。 听说您在上世纪70年代初县革委会通讯报道组（后归县委宣传部）时，还通过电话洞爬进一墙之隔的旧书仓库里“偷书”看？ 赵本夫：当时，通讯组隔壁是一个旧书仓库，都是从全县收缴来的所谓“封资修坏书”，准备送走打纸浆的。“文革”初期“破四旧”，县图书馆和丰县中学图书馆被破坏哄抢，很多书籍散落社会上，后来陆续收缴来一部分，就放在这个仓库里。其实都是宝贝。我那时已立下文学志向，知道一定要多读书。我和一个爱读书的同事联手，由我从放座机电话的墙洞爬进去挑拣书籍，他在外头接应。当时实行军管，有一次，我们还是被军代表当场抓到了。那天晚上，他突然推门进来，大喝一声：“噢！你们隔窗传书？”我们当时吓坏了。可他走过来看了看，忽然压低了声音说：“能不能送我几本？”我们连忙说你随便挑！军代表就挑了几本书，转身走了。他拿走几本书，也许是因为确实爱书，也许只是为了消除我们的担心。在当时的环境下，偷这么多“坏书”，是可以给严厉处分甚至开除公职的。可他却把这事吞进肚子，直到军管结束，也没人找我们麻烦。军管结束后，这位军代表也走了。因他属于野战部队，不知去了哪里。后来很多年，我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很想向他当面表示感激之情。直到前几年，才终于打听到，他就在南京浦口的一家部队干休所，头一年刚刚去世。没想到，我和他后来都到了南京，仅一江之隔，却再也见不到了，殊为遗憾，但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耿尧仙。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 我们历经风险偷出来的那批书籍，有中外古今文学经典，有史书，有人物传记，有哲学美学著作、军事著作，很杂也很丰富。得来不易，每一本都会认真阅读，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很大。正因为准备较为充分，所以没有经历过创作初期被屡屡退稿的煎熬，能以处女作《卖驴》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时，同时配发了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著名评论家杨世伟先生的评论，他用了“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厚积薄发”等评语。这篇小说不能说十全十美，但以处女作获国家级大奖，还是创造了一个纪录。如今几十年过去，好像还没有出现过第二例。次年春天，我在北京领奖时，张光年（光未然）先生曾和我有一次长谈，当得知我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历后，很感慨地说，你生活在四省交界的一个偏僻小县城，幸亏不认识当时的作家和编辑，因为那时受极左思想影响，他们告诉你的可能都是错的。你从广泛阅读杂书中积累知识，直接从中外文学经典中感悟文学，恰恰走了一条正道。另外，他对我能沉潜积累、不急于写作表示赞赏，因为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时，已经三十四岁了。 您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中国通史读了三遍，世界通史读了两遍。这是自觉的阅读吗？是有意为自己的写作做准备吗？ 赵本夫：是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各种版本，有中国人写的，也有外国人写的，我读过好几种版本。有些历史评判差别很大，让我看到视角的不同、历史观的不同。我对历史有莫名的兴趣。上初一时就订过《考古》杂志，一毛六分钱一本。那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初中学生订杂志的很少，个别有订阅也是语文方面的，几分钱一本。我后来读史书，就是为文学创作积累思想、知识的，了解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特别几千年的文明史，你的视野、胸怀就不一样了，好像已经活了几千年，经历过无数事，看问题会有纵深感。 您现在还读小说吗？还关注当代小说家的创作吗？ 赵本夫：读得不多。偶尔会看一看青年作家的作品，看一看他们和老一代作家有什么不一样。江苏有个青年作家黄孝阳，写作很另类。我就曾打电话让他寄来几本自己的书给我。可惜他不久前猝然去世了，很痛惜。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赵本夫：我枕边不放书，因为入睡太快，且从不失眠。但在要睡觉前，会在书房里看点杂书，换换脑子。或者电脑上打开新浪围棋，挑一盘中日韩高手棋谱，点开复盘，欣赏一会。或者拿出一件藏品（我业余搞点收藏），把玩一番。又或者冲一杯咖啡（完全不影响睡眠），看一会电视上的神剧，哈哈大笑，而后洗把脸睡觉。我住在城郊结合部，窗外十分空旷，侧身看着星月夜空，或听着风声雨声，至多三分钟就能入梦。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 赵本夫：还是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毕竟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文学，突然洞开一个苍凉悲惨的世界。这篇小说早就被外国人翻译出版。从现在的眼光看，把它放在世界文库中，仍然称得上一个名篇。它是我的文学启蒙之作，正是它让我心中生出文学的萌芽。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我始终不能忘记它，并把它当成一个标杆。另外，柔石原名赵平复，我上学时名字叫赵本福，和柔石原名相近，也让我对他更有亲切感。 您有什么特别的阅读习惯？ 赵本夫：对不同的书会有不同的阅读心态。大体包含几个方面：消遣，了解，研究，学习，挑剔。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赵本夫：除了历史书籍，我很少重读同一本书，包括文学经典。但《红楼梦》例外。如果是翻译作品，有时会看看不同翻译家的版本，有的差别很大。 对您来说，写作的最大魅力是什么？ 赵本夫：构建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未知世界。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赵本夫：去无人岛读书，有点浪漫，更像走火入魔。大概我一本书都不会带。读书读成书虫、书痴、书袋，没有自己的灵魂，并无意义。如果去无人岛回不来了，我会考虑带些粮食、蔬菜种子，想办法让自己活下来。最好再带几只鸡鸭、几头羊，开始另一种生活。读书很重要，但读书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很多东西是在书本里得不到的。甚至有些书还是害人的。在无人岛上，也许会回忆那些读过的书，但既然尘世已远，放空脑子也是一种幸福。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的作家出席，您会请谁？ 赵本夫：我不会策划这样的宴会。但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一定会有酒喝。 枕边书系列之59：谭好哲谈枕边书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文学理论、文艺美学感兴趣的？ 谭好哲：大约是1979年下半年即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大学期间，我也参加了系里的一些文学社团活动，写过诗，甚至得到过两次全校诗歌奖一等奖。但经历了第一学年写作课及其他一些文学实践之后，我越发觉得自己形象思维能力不足，不大适合搞创作，再加上受到曾繁仁、周来祥、狄其骢、牟世金等理论学科老师和学界不断涌动的理论风潮的影响，学习兴趣便渐渐转向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学术研究苦吗？如何从艰辛枯燥的学术研究中耐得住寂寞并找到乐趣？ 谭好哲：学术研究能锤炼思维，张皇幽眇，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虽艰辛枯燥但自有其魅力所在。古人将人文学术视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不朽伟业，一个人能将生命融入此种伟业，应该有一种大幸福感洋溢胸中才是。人生有使命和目标，就不会把学术研究视为苦差事，就会有逆水行舟、万难不辞的定力，《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有得”，讲得就是这个道理吧。每一个学者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之后达到“有得”之时，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马斯洛所谓“高峰体验”所带给他的那种自得之乐。 中华读书报：如何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您能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谭好哲：学术研究贵在“有得”。发现新材料，提出新观点，发明新方法，都是“有得”，小得小突破，大得大突破。就人文学术而言，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在充分了解和把握学术史的基础上进入真正的问题之中，不触及真正问题的研究只会堆积学术垃圾，无助于学术的发展与进步；二是在应对时代需求中追求学术思想的创新，学术以思想创新解释世界、引领时代，从而使学术问题成为时代的呼声，有思想性的学术是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所特别需要的。 中华读书报：作为山东大学的优秀教师，您还曾在2018年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当了一辈子教师，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谭好哲：最深体会是当一个好老师实在不容易。做老师首先要有爱心，要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学生、去教书育人。可是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却未必都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当老师也是如此。《礼记·学记》里讲：“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一个好老师的教学要让学生“知不足”，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术应该是终身的追求；同时一个好老师还应该是一个好的学海领航者，一个领略学术风景的好导游，要把学生引领到学术之路上，要让他们知道那里有最美的学术风景，并能够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风景。扪心自问，我觉得自己教了一辈子书，离教学相长的要求还差很远。 中华读书报：您在求学时期，山大有很多名师，在读书的选择或方法上，您最受益于哪位老师？他们给您推荐过书吗？ 谭好哲：著名古代文论研究专家牟世金先生曾撰文论“友、敌、师”三字读书法，我给他当课代表时曾在他家里聆听过教诲。“以书为友”，就是要与书交朋友，而且要深交和广交；“以书为敌”就是读书治学要有质疑精神，不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以书为师”就是要服膺学术真理，拜经典为师。以经典为师，是中外许多名人的读书方法甚至信条。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是列宁极为推崇的一部名著，书中塑造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谈到读书时说自己只读每个学科里有原创性的著作，而不在其他重复、模仿性著作上白费功夫。我上大学期间的授课老师们都会根据课程学习要求布置必读的经典与拓展性书目。我个人的体会是，拓展类书目可泛读，而经典一定要精读。朱熹要求读《论语》《孟子》一类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他又说经典“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吾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旨皆若出之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这都是讲精读之法，只有精读方能品悟到经典的真滋味。 中华读书报：听说《大学》《论语》及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是您常常推荐给大学生读的？为什么？ 谭好哲：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里曾提出“无限完善是人的使命”，而学者的使命则是在专业领域里推进学科前进，并以此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无限完善。这个要求与《大学》里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是一致的。《论语》首先就是孔子作为一个学人完善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的典范。我推荐这些书目就是因为其中讲了做人的道理，也讲了学术与学者的责任。茅盾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读书》里说“我们读书是欲求学问，求学问是欲尽'人’的责任去谋人类共同的幸福”，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孟子说过：“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其放心”的“学问之道”就是帮助学生保持并发扬人性本有的仁爱之心，留住善根，这是教育的根本。否则，这个社会的根基就会垮塌下去，那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中华读书报：您有哪些枕边书？ 谭好哲：枕边书当然是随时变化的。我的枕边书多为文学作品，大致分两类：一类为学术研究中涉及而此前没有阅读过的一些文艺作品，尤其是西方现当代文学名作；一类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有比较广泛影响的当代新作。 中华读书报：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谭好哲：枕边书的阅读，有时候是我正进行的相关理论研究的阅读活动的延伸，但更多情况下无具体功利目的，是纯然自由的精神漫游。这种精神漫游有怡情悦志、益智明理、修身养性之功，即所谓“无用之用”吧，由之所带来的心灵舒展和精神愉悦是一种美好而又美妙的生命体验。 中华读书报：您的夫人是著名编剧赵冬苓，你们会经常交流读书心得吗？ 谭好哲：我夫人原来从事小说创作，后来逐渐转为影视编剧，与我都是大文艺圈里的人，自然有许多共同的读书经验可以相互交流。但由于阅读趣味尤其是影视创作要求所致，她文学阅读上除一些中外经典之外，偏好侦探小说以及历史类、法制类题材的著述，还要观摩大量中外影视类作品，而我由于从事文艺学和美学研究，主要研读的是中外文艺学、美学和哲学方面的著述。这样在很多情况下也就各有所好，各美其美了。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谭好哲：一般来说，我是在零碎时间里特别是晚间睡前的床头上阅读文学作品，而理论性著述则是在书桌前研读。当学生时，由于没有多少钱买书，从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借阅的书要限时归还回去，所以养成了抄书、记笔记的习惯，早前也做过一些读书卡片。抄书特别有助于阅读记忆，我现在学术研究中用到的一些基本知识，很得益于大学时期的大量阅读和抄书经历。毕业后有钱买书了，学术研究所用的图书基本上是自备，读书时就不抄了，改为在书上划道道、做记号或写简要提示，有的书多次阅读，会有不同的道道、记号和提示。另外，我在读一本书时，还经常会就其中涉及的学术史问题和其他理论家而找来其他作品做关联性阅读，常常是读一本书会勾连出很多本书。我把这称为跨文本互文性研读，这有助于对相关学术问题的纵横贯通和深度理解。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谭好哲：假若是短期旅游，或许会带上《古文观止》《中国历代诗歌选》《宋词选》这几种诗文选本以供消遣性阅读。如果时间较长，那就要视去岛上的原因和目的而做考虑了，但肯定会包括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比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中华读书报：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谭好哲：在世的老作家我会首先邀请贺敬之先生，大学期间学习写诗，他曾是我崇拜、模仿的偶像，至今依然令我敬重。至于其他作家，那就得视策划宴会时的具体情形和心境而定了。 枕边书系列之60：张树铮谈枕边书 您对方言颇有研究，相关著述颇丰。为什么会对方言感兴趣？ 张树铮：每个方言区的人，都会对方言感兴趣吧？因为一接触普通话或外地方言，就会感觉到方言的不同。那么，哪些地方不同？为什么不同？这自然就成为心中的疑问。不过真正对方言研究感兴趣，还是在学习了方言学和音韵学的课程之后，因为相关的知识不仅解决了方言的特点和方言形成的原因问题，而且使自己认识到，看起来很“土”的各地方言，都各有其独特的语言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例如，我的母方言中，“张”读得跟“姜”一样，所以问人姓氏的时候，如果回答“姓jiāng”，还需要追问一句：“是弓长（qiáng）张（jiāng）啊还是羊女姜啊？”学了音韵学之后，就知道了“张”读成“姜”其实是跟古音有关，包含着研究古代声母演变的线索。这样一来，就不但不嫌弃方言的“土”，反而增加了对方言的热爱之情。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越“土”的方言才越有研究价值呢。 在提倡普通话的当下，您认为方言研究有何价值？ 张树铮：在普通话基本普及的当下，方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了，因为它增加了抢救性保护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意义，更带有急迫性了。尽管方言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消失，但它会在普通话冲击之下萎缩使用范围，方言中的一些特异成分会褪色或消失。因此，抢救性调查并用现代化手段把方言记录下来，正是保护方言中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当务之急。近几年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还需要深入进行。 《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研究》厚厚两大册、150余万字，分“本体研究”和“蒲松龄白话词典”两编。您觉得《蒲松龄白话词典》以及您的另一部著作《蒲松龄〈日用俗字〉注》，对于蒲松龄研究有何帮助？ 张树铮：我觉得不是我的研究对于蒲松龄研究有什么帮助，而是蒲松龄为我们留下的如此珍贵而又如此丰厚的非常“接地气”的语言记录帮助我们对于三百年前的鲁中方言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说，蒲松龄就是那个时代鲁中方言的代言人。我作为一个语言学者是无比感谢这位先贤的！他的俚曲作品约40余万字，口语性强，方言性突出。这一语言特点一方面使得其作品更为真实、生动，更为当地百姓喜爱，另一方面也由于方言词语过多而局限了它的传播。《日用俗字》分三十一个方面把生产和生活所用的方言词语串编成歌谣，是对当时农村生活的全景式记录，实际上相当于封建时代农村生活的百科词表，具有非常高的文化史和词汇史研究价值。但是，由于蒲松龄采用的都是字典上有的正字来记录，所以生僻字特多，许多字当地人未必能读通；而外地人又因为不了解方言词而不能准确读懂，这同样也限制了它的传播。如果说我的《蒲松龄白话词典》和《蒲松龄〈日用俗字〉注》对蒲松龄研究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解决文本的释义问题，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蒲松龄的作品，更好地认识蒲松龄的思想；或许，也能够帮助更多的读者来接受蒲松龄的这些作品。 您曾获山东大学首届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您讲授的《汉语知识十讲》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您还被评为山东省高校教学名师，您有什么特殊的教学心得？ 张树铮：教学是需要不断精进的，我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如果说有什么心得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条：一、首先要对讲授的内容吃透吃准。以己昭昭，都未必能够使人昭昭；如果以己昏昏，则只会使人昏昏。自己都没搞清楚的问题，即使你授课的话术很高，表面上可以吸引人，但实际上也是误人子弟的。二、全身心投入。这样一是保证自己把最大的能量发挥出来。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教师上了讲台，就跟演员上了舞台一样，要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脑外。二是可以带动学生的情绪。其他的方面，比如层次和条例的清晰，表述的准确生动和适当的风趣、必要的引导，尤其是书本知识和现实语言生活的结合等等，我觉得都可以算是技术方面的问题。 您读得最多的是哪些书？哪些成为您的枕边书？ 张树铮：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77级），上大学前已经工作了几年。本来也是冲着文学创作报考的中文系，算是文学青年，所以上大学之前和读本科期间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历史方面的书籍也愿意看。后来读了语言学的研究生，再后来成了语言学的教师和研究者，就跟文学差不多绝缘了，主要读语言学方面的著作了。要说枕边书的话，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是文学作品；80年代初，国外的推理小说（侦探小说）传入，所以在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期间，主要是推理小说。留校任教之后，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到了后半夜，人困马乏，倒头便睡，就没有读枕边书的习惯了。有时候睡不着，据别人介绍经验是数数或背圆周率，我则是背毫无规律的《广韵》206韵的韵目字，那些枯燥的毫无联系的字背不了多少，就去见周公了。 这些枕边书，给您带来什么？ 张树铮：我觉得推理小说中那些侦探最令人称奇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缜密的思维能力，环环相扣，形成推理链条，最后达至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就相当于带领着读者去进行一次推理的训练。另一个是善于从细节中发现异常、发现线索，最后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形成证据链。而这些细节往往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的。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语言现象的细节也往往是揭示规律的线索，如果能够注意到这些细节并加以深入研究，就能够有所发现。我原来读书往往是不求甚解的，我觉得推理小说对我养成注意细节的习惯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我报告的论文是根据一些文献资料和语言特点来分析某篇俚曲是否蒲松龄之作的问题，报告后一位先生点评说我是在做语言侦探的工作，我听了深以为然（并且，我推测那位先生也曾是一位推理小说迷）。不过，使我后来放弃推理小说（不是完全放弃）的也是一篇推理小说，叫做《诺言》。那是一部中篇推理小说集中的一篇，也是那部集子的书名。故事讲的是一位侦探在侦破一件连环杀害少女案的时候，对死者家属立下了一定要抓住罪犯的誓言。十八年后，他才偶然得知，那个罪犯确实是在当年当日当时去了那个地方，然而，快到的时候，却因车祸而丧命。十八年的坚守，证明了他的推断无误，也彰显了他对诺言的无比执着，但真相却让人唏嘘。 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推理只能根据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做出，而无法预料到事物发展的偶然性因素。于是，我体会到，事物的发展其实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起作用的，只考虑必然性因素的推论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结果，推理小说中的推理都属于此类，很可能会与客观事实有出入。此外，越是复杂的推理，中间的环节越多，只要中间有一个环节有偏差，整个推论链条就有问题，那么结论就不可靠了。自从读了这篇小说之后，我对推理小说的热度也就大大降低了。在读学术论著的时候，对那些由推论得出中间环节再进一步推论得出的结论也就不敢轻易相信了。总起来说，推理小说对人的推理能力还是有帮助的，我感觉获益匪浅，只是不能迷信它。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学者，您最想见到谁？ 张树铮：我更崇敬的是那些在眼界和思路上能够给人启迪的学者，但我没有特意想见到他们的冲动。因为，我一向觉得，“大道无门”，特异的认知能力和高超的识见，不是别人教的，因为第一没有每个人都通用的捷径，人与人的天资和经历等各不相同，适合走的路也绝不相同；第二，关于学习和研究，能够讲出来的经验也都是大家讲过的了，真正属于自己深层的独特之处又不是能简单讲出来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便是高明的大师，也只是给人以指点而已，能否领悟并融会贯通，端赖自己的“悟”。像孔子碰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学生，都不愿意再去教（“不复也”）。因此，是否当面讨教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位的话，我最想见到的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他不仅在世界的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而且对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有重要影响。据说，他的著述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文献数第八多的，由此可见他的非凡的影响力。我只想请他回答一个问题：深刻的洞察力从哪里来？或者用传统的话说：“慧眼”如何养成？至于目的嘛，那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张树铮：我想首先选《辞海》。因为其中不仅有跟自己专业有关的语言问题，还有很多百科知识。而我的兴趣还是比较广泛的，对很多百科知识都有好奇之心。这跟我小时候的阅读经历也有关系，那时家里有一部《新知识词典》，类似于《辞海》，我没事就翻看，涨了不少知识，尽管都是些“碎片化”的知识，但很解渴。其次我想挑世界史和哲学方面各一本书。读世界史是想补课，用更宽的视界来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读哲学方面的书是想对人生作更深层次的思考，想让自己更通透一些。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张树铮：出于从事语言学专业几十年的原因，我只会邀请古代的作家，因为我想亲耳听到古代语言的真实状况。我首先会选蒲松龄，我想请他来肯定我研究结论的正确之处，也希望他指出我的错误之处和不解之处，为我解疑释惑。我还想请辛弃疾，这一是因为我读的第一部词集就是《稼轩词》（选本），深深为其中透出的豪迈气概所震撼，也为他在词中善于化入平常语句的高超本领所折服；二是因为他是济南人，我当然想听听八百多年前的济南话是什么样的。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想请的作家当然就太多了，就再请一位吧：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因为他是我家乡人，请他的原因当然是想听听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家乡话了。其实我最想请的古人是孔子，因为两千四百多年前的他，既会说平常所用的曲阜话，又会说比较庄重场合所用的“雅言”，看看当时的曲阜方言和当时的“雅言”到底是什么情况，不是很有意思吗？可是他好像不算“作家”，只好排除在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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