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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读书】 名人谈读书（八） 枕边书系列之71·东西：阅读犹如呼吸 您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书有哪些？有童年偶像吗？ 东西：童年最喜欢的书是大自然，当时在乡下，根本没课外书读，整天浸泡在大自然里，与牛与树与狗与月亮星星为伴。童年没有偶像，如果硬找，那就是班里打架最狠的那位，因为如果自己能打就没人敢欺负你。当时对前途一片迷茫，能健康地活下来是首要任务，能不能上学都无关紧要。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东西：《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 东西：不推荐，因为推荐了他们也不读。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已经不读书了，包括硕士生，他们写论文提到的书都不读，只在网上看梗概或者别人的评论。有个别勤奋的学生，私下里会推荐，但也不常推荐，因为我知道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阅读趣味。 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东西：没有因为阅读一本书而发生了人生的改变，改变我人生的是我写出了作品，比如当我写出《没有语言的生活》后，人生就发生了改变，我可以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了。 您曾经用“呼吸”形容阅读的重要性，特别生动准确。 东西：“阅读犹如呼吸”，是某天早晨我醒来时脱口而出的比喻。因为有呼吸，我还活着。因为有阅读，我还活着。就这么简单。我有阅读饥渴症，生怕自己所学会被淘汰、生怕脑袋里生锈、心灵蒙尘，所以只要一有时间就会阅读，仿佛计算机软件自动升级。甚而不阅读我就会全身不自在，似乎缺少了维生素。有人做过测试，阅读比喝茶更有放松效果，它能让你的情绪瞬间平静，能让你的血压维稳。 那么您本人觉得有什么“药效”吗？能否谈谈您的阅读习惯？ 东西：一本好书能释放你的压力，打发你的无聊时光，当然也有可能打开你的智慧之门，滋养你的心灵。阅读扩充我们的认知，丰富我们的想象，补充我们的情感，优化我们的语言，它不仅培养我们的细节能力，还锻炼我们的结构能力以及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阅读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从未听说阅读是因为别人劝告，阅读者不需提醒，他们早已在阅读中找到乐趣、知识、思想、才华、智慧和寄托。这种美妙我甚至都不想转达，就像我不想转达你必须呼吸。别相信优质的人格是天生的，他们之所以优质是因为在背地里疯狂地阅读。 我的阅读习惯是，每次抓到新书都会翻翻，能吸引我的就一口气读下去，不能吸引我的就放到一边。这是没有功利的阅读，特别地享受，而且这种阅读不会立刻见效，却能进入你的血液，塑造你、提升你、活跃你。 最近您在读什么？ 东西：在重读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当年是草草地看，非常佩服他创造了词典体小说。阅读中，发现除了词典体这种创造，作家还有把小说当圣经来写的野心。该小说发表于1984年，我认为文法上有《百年孤独》的影子。《哈扎尔词典》已经成为新经典小说，这样的作品对我来说，有激励作用。另外还读了耶茨的《革命之路》，这个小说再一次印证了我对长篇小说的看法。作者把内心冲突写得一波三折，生活琐事上升为哲学，很喜欢。 有没有反复阅读的书？ 东西：我的书柜最重要的位置摆着《鲁迅全集》《卡夫卡全集》《百年孤独》《萨特文集》《福克纳作品集》《加缪作品集》等等文学作品，我写作的间隙常常抬头看看他们。像《鲁迅全集》，顺便翻出哪一页，都不会失望，他犀利的文笔、看问题的角度，都令我佩服；卡夫卡则像鲁迅一样冷，但比鲁迅荒诞，不是喜欢绝望，而是想从绝望中看到希望；而《百年孤独》更是多读不厌，当然也因为他的巨大成功。 最近出版的《回响》，侦探和感情两条线索交织，特别吸引读者。您平时看推理小说多吗? 东西：看过一些，不多，但看过一些根据案件写成经典作品的作品，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波特的《冷血》，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等，这些作品表面上都是写案件，甚至也有推理，但他们却写出了推理之外不一样的东西。 您在访谈中多次谈到司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为什么？ 东西：二三十岁时，喜欢阅读新潮的作品，先锋的作品，学到一些标新立异，但现在却喜欢读传统的经典的作品，而且喜欢重读，重读才发现当年我没有把它们读懂。写作时，感觉自己的感觉没当年敏感，但阅读时却发现自己越来越敏感了，过去不注意的字词或者细节或者人物情绪，现在一眼就抓得住。是因为不同时期阅读会有不同的关注点吗？反正是常读常新。过去舍得浪费时间，可以乱读，现在懂得节约时间，所以不乱读。 如果说，过去您是以荒谬书写庄重，那么现在是否有所改变？ 东西：我不知道，虽然现在写得更实更细了，但荒谬感好像还有。 您认为哪些作品对于掌握写作技术有所帮助——前提是写作有技法可循的话。 东西：有专门谈写作技能的书，比如怎么样确定主题，怎么样描写风景，怎么样结构作品，怎么样优化语言等等，基本技能容易学，但脱颖而出的技能不能只靠几本书，十几本书。比如，我们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也仅仅是学会了怎样写安娜·卡列尼娜，而学不会如何写《回响》里的女主人公冉咚咚。你得从许多小说中或者人生经验里学习写小说，得从好多诗歌中或人生感悟里学会写诗歌。别指望读完某些书你就能成作家，这不可能。 写作即使有技法可循，即使同一个老师教导，各人所得也有高下。我想除了个人天赋、悟性和经验，读书方法也很重要。您能谈谈自己的阅读方法吗？ 东西：开始是乱读，好读的，有特点的，不好读的，都读。然后，读我喜欢的作家推荐的作品，寻找营养的源头。之后，读世界观相近的作家作品，读对这个世界有近似看法的作家作品。当你对这个世界有明确的看法时，你就知道你想阅读什么了。为写作准备，我会读同类题材的作品，学习这类题材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读法，那就是把你喜欢的作家作品全部读完，包括他的日记、创作谈，创作年表、传记、评论他作品的文章等。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东西：现在枕头边不放书了，阅读和写作都在书桌上完成，躺到床上就是安心睡觉。我的书桌上，现在放着《罪与罚》和《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冷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前段时间重读的，还没有整理。下一步我想重读《午夜之子》和《撒旦的诗篇》。 有没有让您感到了不起的书？ 东西：《阿Q正传》《变形记》《百年孤独》……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东西：去年重读《红与黑》，真是美妙无比，特别是司汤达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准确、细腻、通透，司汤达竟然在190年前掌握了这么先进的写作技巧，以至于我都怀疑文学是进步了或是退步了？这本书我是在写作的间隙重读的，就在书房里。 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 东西：我喜欢标新立异的作品，特别有创意的作品，比如卡夫卡把人变成甲虫，马尔克斯把现实当神话来讲，福克纳语言的缠绕，加缪发现局外人，萨特的理性和冷峻，卡尔维诺写人分成两半或者只在树上生活，贝克特的荒诞，川端康成的耻感，博尔赫斯的精巧，米兰·昆德拉的留白等等，当然也喜欢托尔斯泰的宽广与扎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和阴郁……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东西：写出秘密，写出思想的现实的结构的语言的心理的秘密。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东西：不知道，读过的肯定不会带了，一定是带还没有阅读过的。而且还要看在岛上待多久？如果是待一年以上，任何三本书都满足不了我的阅读欲望。 枕边书系列之72：袁隆平的枕边书 袁隆平先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不但精通外语，小提琴、游泳、排球、象棋样样都会，读书的兴趣更为广博：除了业务书，还爱看文史、地理和英文版的世界文学名著。遗憾的是，5月22日，袁隆平先生逝世，本报只能通过跟随他二十多年的秘书辛业芸了解这位“杂交水稻之父”的枕边书。 袁隆平先生平时常读的书有哪些？ 辛业芸：主要经常看专业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资料；一般的阅读偏爱文史、地理方面。他的书桌上经常摆着各种各样的地图册，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都是很厚的。这和他的兴趣有关。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地理课。去某个地方，他能随口说出那个地方的经度、纬度、面积、人口，各省、各国的地图，像长在他脑子里，翻书都没那么快。比如湖南和云南的面积，我们大概知道这两个省的位置，也知道地图上云南比湖南大，但是没有概念，袁先生有具体的比较，会说云南有将近两个湖南大——地图也不能有这么具体的体现。 那么地理类图书是他读得最多的书吗？他常翻阅的书是什么？ 辛业芸：他翻得最多的是英文字典，《汉英词典》《英汉词典》我都帮他买过。“汉英”的翻得不多，“英汉”使用率很高。《英汉词典》都被他翻烂了，我中间又帮他买过一本。 他有这样的特点，就是碰到困难马上解决，不等，不会说放下回头再解决。他要自己翻，词典的字很小，纸也薄，袁先生要用放大镜。有时候看他翻得很吃力，我就主动要求帮忙，他坚持一定要自己翻。我猜想，他可能觉得自己经常翻阅《英汉词典》，有经验能很快翻到。偶尔我帮忙很快翻到，他会很惊讶：你怎么这么快就翻到了？ 他还有其它兴趣吗？会买书吗？ 辛业芸：陪他买过幽默故事、经典外国歌曲（200首）之类的书。在袁先生最后的时间段，我们每天陪他唱歌，差不多有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有一个歌单，大约三四十首歌，歌唱祖国的歌、苏联歌曲、红歌，他都愿意唱。我们认为比较老的歌曲，比如贺绿汀的《秋水伊人》《游击队歌》等，还有些民国的电影歌曲，那种曾经在某某什么年代会被称为“靡靡之音”的，他都喜欢。 听说他还喜欢《讽刺与幽默》？ 辛业芸：他的性格风趣幽默，看这些不奇怪。他的书柜上是有这样的书的。有那本书，那他肯定是看的。有时我们会觉得袁先生就像是段子手，笑话一个接一个。他记性好，不管隔多久，段子的细节他都能记得很清楚。 您了解袁先生在文学阅读的喜好吗？ 辛业芸：文学方面的阅读比较随机。《红楼梦》他不太看，说感觉啰里吧嗦。有一次他买了海明威的书，我奇怪他突然买海明威的书来看，是否是逛书店时随意翻到这本书或者看了哪句话引起关注，不太清楚。他说海明威是自杀死的，袁先生很好奇什么原因导致他自杀，买回来他认真地看。总之，只要对什么事情感到好奇，他会深入下去，一定要知道原因。 他看书比较专注，不会受干扰。他看书很认真，但是看得很快。我给他写《袁隆平口述自传》，完成后送他审阅，我认为是需要花点时间看的，但他很快给我了。回头说到书里的细节，我也很惊讶：这么快就看完了？ 说到《袁隆平口述自传》，这么大的体量，那么多细节，您是怎么完成的？最难处理的是哪些？ 辛业芸：我虽然写的是“口述自传”，但他没有专门的时间谈，是我整理出来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退休”的概念，也没有颐养天年的意思，他是一位从不知足、无休求索、躬耕不疲的人；他又是一位不爱张扬、处世低调的人，尤其是有关自己的事更是不太在意；外加事务缠身，没有多少“口述”的时间。好在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他的神情语气、态度性情——都是我所熟悉的。于是我使尽浑身解数去搜罗有关他的一切，随时随地记录他的所言所行，查找他的声像资料和档案文献，不放过方方面面相关人员提供的情况，尤其是访问他的夫人邓则老师，还采取“看图忆事”这种方式，尽量挖掘他和有关人员的回忆，如此等等，总算获得不少整理写作该书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一条，我在他身边工作已经十年有余了。以我的理解，传记首先要真实。很多人评价那本书写得很真实，感觉像袁隆平在说话。有一天，我按捺不住拿了一本找到袁先生，说：“袁老师，整理完这本书，我特别想请您对我写几句鼓励的话。”可是等我再从他手中接过书时，翻开来看，袁先生却写了一句话：“感谢你整理了这本真实的传记！” 后来他的自传出版，我想一定要写清楚他当选院士的过程，就去问他。他不愿意多讲，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说，我做杂交水稻不是为了当院士；如果我没有当选院士，是我工作没有做好。 袁先生的传记有很多，您知道他本人看过吗？有何评价？ 辛业芸：有的作品写他从小立志，要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可能是为让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但不真实。为了粮食安全、解决饥饿都没错，但他首先是科学家，好奇、追求、探索，是科学家的天性。给袁先生写传记的人多，大多数是根据他的资料写的。他不愿意被写得很“正统”。很多人来采访，袁先生不可能拿出那么多时间，一位传记作家提出要跟踪采访，事实上他们只谈了两个小时。 袁先生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辛业芸：我在他身边工作之前，在农科院办公室工作。有一次出差时，同事问我：小辛，都说三十而立，你立什么？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真的什么都没立。怎么办？我想，我必须重新定位。袁先生当时在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这么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就在身边，我有点敬畏，也很向往。就毛遂自荐给袁先生写了一封密密麻麻的信，大概有三四千字。我认为是我的真情打动了袁先生。我原本只是想在袁先生的杂交水稻事业里做点事，没想到给他当秘书。袁先生原来当过班主任，他很会看人，不会以性别区分，更看重是否上进。后来我希望进一步深造，读研究生。我当时跟袁先生说希望报考他的学生，还在想怎么向袁先生争取，结果他只说了一句：“好！你要读书，我支持！” 如果请您概括，您觉得袁先生身上最重要的精神品质是什么？ 辛业芸：“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这是袁先生的座右铭，而正是这样的座右铭，令袁先生带领杂交水稻研究团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而以这样的勇气又取得了无比丰硕的成果。所以说，这几年是超级杂交稻取得辉煌的时期。 给我最大鼓舞的是他无休探索、不懈追求的袁隆平精神。有记者采访他，问他是什么驱使他不断地提出新的目标，他答：是天性。人家问水稻产量什么时候是个头？他回答科技进步永无止境，水稻产量还未到顶，他还想探索、追求，为验证水稻的极限产量提供依据。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后面还是意识到时间有限，总有一种紧迫感。取得第四期超级稻攻关的重大突破后，他仍说满意而不满足，再次直击水稻超高产育种的新难题——攻关每公顷16吨、17吨、18吨的目标！他说：“有人说要在我的'90’后实现目标，不行，太久了，要在'90’前即2020年以前实现。”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想把事业做到极致。另外他特别体谅农民的疾苦，关注粮食安全，他有两个不服：不服输，不服老。 给袁先生当秘书，您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辛业芸：读书时我就知道，袁隆平是震撼世界的“绿色革命”的领跑者，突破了经典遗传学中“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的传统观念，摘取了杂交水稻这颗绿色王国科学皇冠上的璀璨明珠，在世界农业科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大的里程碑，被国际上誉称为“杂交水稻之父”……能给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当秘书，我感到既幸福又有些紧张，那种敬畏感是不言而喻的。记得当时我忐忑不安地走进袁先生的办公室，只与他交谈了几句，他那开朗宽厚的性格，马上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很快，我和所有在他身边的同事一样，把他当成了一位亲切可敬的长者，和大家一样称他为袁老师。后来，我成为他正式的学生，“袁老师”这个称呼对我来说就更不一样了，我非常荣幸地能够跟随他在绿色王国里探寻、求索。 袁先生有没有枕边书呢？ 辛业芸：他每天花时间阅读，临睡前还看半小时，多是业务书。他的阅读必看英文杂志，有一次杂志中登了一篇短文章，发现了一个基因，对增产有帮助。他让我复印，我才知道《RiceToday》这份杂志是他必看的。 枕边书系列之73：朱永新谈枕边书 能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吗？ 朱永新：和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生活。虽然父亲是一个小镇的小学老师，但是身处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同样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上小学以后，认识的字多了，就开始主动找书读。能找到的书非常少，又是在偏僻的乡村，找到的大部分是没有封皮、没有结尾的残缺不全的书，但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书中的情节还是强烈吸引着我，甚至因为没有书皮、缺乏结尾，我不由自主地揣摩书名、自编结尾，反倒激起了更多的阅读乐趣。长大以后才大概知道，那些书是《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 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某一类书籍？ 朱永新：真正的阅读从大学开始。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录取到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政史系。由于中学时代的文学梦想，第一年，我看的最多的是《中国历代诗歌选》，从《诗经》《陆游诗选》读到《龚自珍诗选》，再看普希金、雪莱、泰戈尔，也尝试背诵了一些古代诗词与现代诗歌。大学二年级是我阅读比较自觉的一年。我的同桌刘晓东喜欢泡图书馆，看到什么好书就推荐给我。先是看历史书籍，《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再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那套“西方名著译丛”，卢梭的《爱弥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虽然许多著作并没有真正读懂，囫囵吞枣，但毕竟精神充盈。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教科书，从凯洛夫的《教育学》到列宁夫人的教育文集，看的最多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做了许多笔记。后来学校选择部分学生去上海师范大学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又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尚书》《周易》《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以及顾树森、毛礼锐、陈景磐等人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为我上世纪90年代完成近80万字的《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从远古到当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奠定了基础。 您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建设书香校园，为什么会有这么前瞻的眼光？ 朱永新：一是和专业背景有关，我是研究教育的，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教育家没有一个不重视阅读的，甚至认为阅读是和教育画等号的。二是和我成长过程中阅读所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没有阅读，就没有今天的我。 有什么书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吗？ 朱永新：从新教育的生命叙事理论来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部伟大的传奇，有的人则是一部平庸的故事，甚至有的人还写成了事故。优秀的人，在叙写自己的生命故事时，往往是有生命的原型的。那些伟大的人物往往就是他们的生命原型、自我镜像。所以，对于我来说，名人传记是案头必备，是我为自己充电的必修课。《林肯传》《拿破仑传》《罗斯福传》、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传记……我在大学时就都读过。在人生成长关键时期，都有书起到重要作用。我曾经在《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几本关键书籍》中谈到四本书：第一本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自传《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译丛”之一），第二本是《管理大师德鲁克》，第三本是《如何改变世界》，第四本是《从优秀到卓越》。 您专注于阅读有什么契机？ 朱永新：早在1993年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期间，我就发现大学生不读书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连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于是，我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组织专家开始研制大中小学生的书目。在调查中发现，学生不读书与老师不读书有关系，所以又增加了一个教师书目。新教育实验一开始，我们就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六大行动之首。随着实验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阅读应该是教育的基础，而阅读的关键就是读什么书。2010年，我们组建新阅读研究所，开始系统研制各类阅读书目，其中《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地图；《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中国中小学项目研究阅读书目》和基础书目里的中小学每个书目之中、三大系列之间又形成了由浅入深的阅读梯次，为儿童阅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庞大的书目对阅读和不同学科几乎全面覆盖，但有无可能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负担？ 朱永新：一方面，我们要做减法，学校的课程要把阅读纳入，如许多新教育实验学校开设了晨诵午读暮省的课程，就要整合其他课程。另一方面，我们经常低估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很多学校提出一个暑假挑战一百万字、二百万字甚至更多，很多学生都可以完成。对学生来说，一个学习阶段读一百种书不多，很多小学生两年就能全部完成。另外还分了三十种基础书目、七十种备选书目，如果时间不够、阅读有困难，也可以选择基础阅读的书目。 我发现同样的阅读，您总是格外有收获。有什么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吗？ 朱永新：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阅读方法，一般的书，总要进行概要性的了解，有难度的还要打“外围战”，看别人的理解，通过自己的阅读验证别人的理解是不是正确。我经常会在书上做批注，经常带着问题去读书。新教育每年开一次大会，每年围绕不同的主题。如今年的主题是书香校园建设，我就阅读了《书籍的历史》《书籍的世界》《什么是博雅教育》等数十种阅读的著作。在阅读中，我要整合经典著作的教育思想、形成思维导图——不仅仅是系统阐述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六经注我”。近十年来，我开启了个人的重读教育经典计划，每天早晨读著名教育家的著作，并且把其中对于父母和教师有启发的观点与大家分享，在个人微博上开设了《新父母晨诵》的专栏，十年来，先后读完了叶圣陶、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杜威等教育家的著作，撰写了100万字左右的读书笔记。 您有没有遇到有难度的书？ 朱永新：有。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甚至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杜威的著作，也不是轻轻松松阅读的。我虽然系统地把五卷本的《杜威教育文集》读完，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但是能不能真正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髓？我不敢说。但有些经典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要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性，要走近它、理解它、挑战它，另外，对待经典要肯下慢功夫，沉下心读，不能快速浏览。 在我们推荐的书目里是有经典的。需要帮助师生养成和经典对话的能力。但我也反复讲，不能把推荐了也不会看的经典放到里面。 在您的教育生涯中，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朱永新：有。如中国的《论语》《学记》，陶行知、叶圣陶的著作。尤其是《论语》《学记》，从中国教育的角度来说，这两本书是源头活水，我读得多，读得细，一读再读。外国的如蒙台梭利、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的书，也是放在身边一直在读。 读书生活中您有什么喜好吗？ 朱永新：我收藏好书，尤其是作者签名的书，大概已经积累了几千本的名家签名本。这几年，我还请名家在他们的书上写一句新教育理念：“过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一方面是请他们了解新教育的理念，同时也是通过他们宣传新教育理念。“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的模样。 那么您希望阅读能达到什么样的理想模式？ 朱永新：希望通过阅读提升全民素质，期待建设成真正的书香中国。我在《我的阅读观》提出的五个阅读理念，也是我的五大阅读理想：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密码共同价值。也就是说，通过阅读，提高个人素养与国民素质，提高教育品质与城市品位，加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公平。我一直认为，阅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最基础、最廉价的路径，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朱永新：我每天五点起来，早晨有两个小时的读书和写作时间，睡前有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早晨起来读比较严肃的、学术方面的书，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为主；睡前读文学类图书。过去喜欢看鲁迅的杂文和文学名著，看畅销榜评价很高的书籍，如《岛上书店》《解忧杂货店》《摆渡人》等；现在一般看好朋友赠送的新书，我曾经开过一个专栏叫《友人赠书》，朋友送的书我都看。还有就是图画书和儿童文学。担任主编的时候，睡前枕边书就是主编的书稿。比如“开明儿童文学书系”精选民进会员的童书作品，比如《给新孩子的中华传统故事》则是和一群专家学者、童书作家共同为新时代的孩子选编、创作的古代杰出人物故事。 对您来说，教育和阅读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永新：教育的最大魅力在于无限的可能性。教育不可能用固定的程序和方法，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挑战。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通过教育你能够去实现一个人的各种可能性，这是教育最大的魅力。 阅读的魅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帮你拓展了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你可以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去对话，可以在任何一个空间生活，甚至于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阅读可以有很强的代入感，融入其中的生活，这种感觉非常享受。 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朱永新：很难选。我当时曾想这个问题。是吗？什么时候想过？ 朱永新：我订了两份《中华读书报》，每期“枕边书”文章我都会关注，看别人作答的同时我想过。一是我肯定会选一本唐诗或宋词，可以每天吟诵品味，或者带上我自己主编的《新教育晨诵》，从幼儿到高中，每天一首。二是可能会把《论语》带上，因为它可以反复阅读，边读边悟，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三是可能会选《资治通鉴》，一直准备通读而没有时间。当然也可以选一部部头大一点的长篇小说，曹雪芹、雨果、托尔斯泰都可以，因为时间比较从容。 枕边书系列之74： 伟大的经典均“可携带” ——洪子诚谈枕边书 很想了解您的童年阅读。您在童年读过哪些书？ 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 父母对您在读书方面的要求是怎样的？ 洪子诚：如果把“童年”算到小学阶段的话，童年阅读我几乎说不出什么来。我生活的粤东那个县城，20世纪40年代后期读书条件并不好，家里也没有什么书。父亲是医生，家里只有一些医学书，还有就是不多的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女铎》《普天颂赞》《荒漠甘泉》什么的。很奇怪却有一本40年代版的卢梭《忏悔录》。小学时我是个“坏学生”，不爱学习，逃课，经常不及格，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和没有带课本，几次挨老师打手心、罚站。我们兄弟姐妹九人，父母养活我们就不容易。我现在很羡慕我的学生的孩子，父母那样精心为他们选择书籍，跟他们一起读书讨论。有的小学阶段就读《神曲》，读英文版的《时间简史》。我童年没有读什么书，白过了，要不现在会出色些。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书留下印象的话，那就是《圣经》。因为是在信教家庭，上的是教会学校，听、读最多的就是它。影响是肯定的，但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 您曾将阅读史等同于生命史，阅读对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读书的？ 洪子诚：初中开始喜欢读书了。学校有一个像点样的图书馆，县里也有了文化馆。为什么有这个转变？ 真的说不清楚。大概是发现书里的世界更精彩吧。生活里没有的在书里可以找到，包括情感。这让我想起芥川写的大导寺信辅，他是“从书到现实”：“街道的行人，对他而言只是行人而已。他为了了解他们——他们的爱、他们的憎恶、他们的虚荣心，除了看书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就乱翻可能得到的书。有一个阶段，漫无目的地翻读30年代版《辞海》的词条。初中一年级津津有味一字不落地读《武训历史调查记》——很不幸，这好像预示后来和“当代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读了几十年书，喜欢的书大概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吧？ 对您来说，不同时期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 对一本书评价有没有前后不同？ 有没有“看走眼”的？ 洪子诚：变化是当然的。“看走眼”更是经常的。20世纪50年代就读了大量的三流以至不入流作品。如苏联的小说《海鸥》《收获》《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电影《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那时会觉得蒋光慈的诗比冯至的《十四行集》重要，认为鲁迅的《野草》是思想有缺陷时期的有缺陷的作品。50年代曾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激动，模仿拉赫美托夫的“自虐”行为来锻炼“革命意志”。到了60年代，兴趣就转移到19世纪末被批评为“无思想性”的契诃夫身上。而真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要到80年代之后。这种变化，一方面是时代思潮和文学风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年岁的增长和鉴赏力的提高。但有一些选择纯属个人兴趣无关文学史地位。如不喜欢《飘》《洛丽塔》，不喜欢琼瑶。金庸很重要，但也没有读进去。 读理论书或诗集、小说，阅读的心情、态度自然都会不同。能谈谈您读不同类型的图书，会是怎样的心情吗？ 洪子诚：书的性质、阅读的目的肯定会影响到读书的心情。为了研究、教学，我会利用网络、电子书，除此之外，还是习惯纸质书籍。我不大喜欢四五百页的诗集，拿在手里沉甸甸地觉得是个负担，也不知道从哪里读起。喜欢《夜歌》《预言》《北方》那样薄薄的本子。如果检讨起来，我的问题是过早进入“专业阅读”，为了研究、教学而读书。这和没有明确的，将自己投入的阅读在态度、心情上很不同。前者急于要从书中抽取什么，没有放松的、沉浸式阅读的那种快乐和发现。我最好的读书时期，是大学阶段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那时教“写作课”，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读书比较杂，也没有很强的功利性。 您对阅读环境有怎样的喜好？ 还是任何环境都不会影响您的阅读？ 洪子诚：我想会有影响。纪德在《地粮》里写道，有些书坐在小板凳上念，有些书在森林里念，在田野间念，还有一些在驿车上，或躺在仓库的干草堆上念。但是这些我都没有试验过，主要是没有条件。我只是在图书馆，或家里的书桌旁。记得多年前去埃及旅游，在尼罗河游船的躺椅上我翻开《俄罗斯思想》，遭到邵燕君的嘲笑。从此知道在什么环境应该读什么书。 您对19世纪的俄国文学情有独钟，能谈谈原因吗？ 洪子诚：大概是它们更注重精神性的探索吧。人的精神、情感的危机和出路。它们写到苦难，但不哀诉，不寻求同情怜悯。还有某种忧郁的情调。还有引起我对于辽阔的草原、森林、河流的想象。 关于阅读，您和学生交流得也很多吧？ 有没有针对某部作品深入探讨？ 您和学生会相互推荐图书吗？ 洪子诚：我上课会开书单。这就是我推荐的。学生也会推荐书给我，或直接买了书送给我，让我开阔眼界。推荐、送我的书，从梁漱溟的《人心与人生》、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雷蒙斯·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洛维特的《一九三三》，到金庸的《天龙八部》、胡续冬的《胡吃乱想》、威尔第的《安魂曲》、周杰伦专辑《跨时代》……当然，有的我仔细读了，有的没有认真读。亲近周杰伦对我来说很困难，喜欢台湾的胡德夫就比较容易。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洪子诚：不管是宽泛，还是严格意义的枕边书，我都没有。除了一些教学、研究需要不断参考的书之外，也几乎没有“一读再读”的书。这肯定是缺陷。我知道有的作家、学者有某一位“守护神”，有一位作为“原点”的、不断提供灵感源泉的作家。如鲁迅之于钱理群老师。他在不同时期不断重读，不断发现。相反，我有意识避免重读。1960年到1963年确实为契诃夫入迷，读了他当时中译的全部小说和剧本。但后来很少重读，只是在十多年前写《我的阅读史》时，才重读他的几个剧本。我害怕因为心情、处境的变化原先美好印象受到损害，怕阁楼上的房子窗户绿色的光熄灭。不过这是一种偏狭、不可取的念头，有些书开始你并不能很好理解，需要一再重读才能发现它们的奇妙。 那您重读契诃夫，果真又发现他的奇妙了吗？ 洪子诚：在重读时，过去一些印象有了清晰的理解，这就是写契诃夫那一篇的题目——《怀疑的智慧和文体》。认识到确定是一种力量，怀疑，确定有时也是一种力量。 大概您没有想读而没有读过的书吧？ 有读不下去的书吗？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迎难而上，还是放弃？ 洪子诚：想读而没读的书，比读过的要多得多。生有涯而学无涯吧，这是永远的遗憾。确有一些“经典”读不下去，大多是智力、感受力跟不上。有的就“知难而上”，阅读就是一种克服。但有的缺乏毅力就放弃了。 非常敬佩您文本解读的功夫。能举例谈谈您的阅读方法吗？ 洪子诚：说到文本解读，我的特点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自己放进去，关注阅读和自己的感受、理解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和变化。另一个方面是侧重文本的历史解读。这和我长期做文学史工作形成的习惯有关系。就是努力将文本关联一个社会背景，分析它所受的特定社会影响，为取材、人物、叙事方法、语言、风格等提供心理或历史的解释，重视文本透露的个人生命、情感内容蕴含怎样的时代、历史信息。譬如读《日瓦戈医生》，就十分关心它对十月革命在人的精神方面产生怎样的“后果”，个人命运如何被“历史”限定以至“绑架”，以及如何不让个体生活、情感被潮流淹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中的挣扎。历史解读可能是读作品的重要方法，但肯定不能取代文本解读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因为好多作品，伟大的“经典”都是“可携带”的。正像一位批评家说的，有的作品，对它的理解，不一定非得了解作家的政治观点，他的生活经历，写到的故事的历史状况。“这种知识或许有益，但并非必不可少”。对人类基本情感的了解，实际上是理解这些作品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所以，解读时既要设法进入“历史”，但有时候也要设法逃离“历史”。 您眼下读的是什么书？ 洪子诚：读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里面收集批判1956年《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的文章，也读郭小川的日记，都是为着写一篇为“好人秦兆阳”辩护的文章。 枕边书系列之75：刘跃进谈枕边书 从大学到博士，读书期间您受到哪些名师的影响？ 刘跃进：我在《从师记》等系列散文中写到，我心目中的老师范围很广，影响也深浅不同。1974年，我近水楼台，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尘封的资料室中借阅到顾肇仓编《白居易诗选》。那是我第一次读古诗。白居易十六岁写的《望月有感》让我莫名感动。我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苦难经历，但白诗中的“共望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两句，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年我也刚好十六岁，母亲和妹妹还在河南“五七干校”锻炼，父亲先期回到北京，筛选可以重印的书籍，为恢复出版业务做准备。我们一家分别南北，共望明月，与白诗所写的情境相近，产生了共鸣。 1977年底考入南开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古代文学。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国教书，我是第一批学生。1980年，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出版，我是第一批读者。从那时起，古代文学的种子播入心田。1981年，罗宗强先生指导我做学年论文，初步了解到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1984年，我负笈南下，追随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读书，知道了“工夫在诗外”的道理。1988年，我又考入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门下，进入中古文学的专业领域。十余年的南北求学，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感动。老师们的人生阅历和研究著作，让我领悟到古典诗歌的深邃所在，让我感受到学术研究的尊严所在，让我体验到人生奋斗的价值所在。 几十年学问研究，您一定有自己的读书方法吧？ 刘跃进：读书应该有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可一概而论。我最初读书囫囵吞枣，贪多求快。久而久之，我发现读了很多书，忘得比读得还快。很多书，最多记住书名，有的连书名都记不牢。后来，听老师建议，学作读书卡片，效果依然不理想。我关注的问题，通常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我的卡片还没有积累多少，相关论文已如雨后春笋，涉及的资料既多且精。回头看看自己积累的这些卡片，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记卡片这件事也放下了。如何解决随读随忘的问题呢？ 我逐渐从前辈学者的经验中寻找到一些答案。有一种读书方法叫开卷有得。譬如钱锺书《管锥编》论及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著作，都是文史专业要读的基本典籍。《管锥编》所涉及的问题却非常广泛，旁征博引，眼花缭乱。《顾颉刚读书笔记》十七册也是这样的读书笔记。这里的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另外一种读书方法叫含而不露。譬如陈寅恪先生读书很多，往往深藏不露，所用的材料多寻常可见，讨论的问题也很具体，所得结论却有较大的辐射性。这是把书读活了，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还有一种读书方法叫探源求本。譬如陈垣的研究，强调对资料的史源学考订，原原本本，务求穷尽。《陈垣史源学杂文》对此有精到的论述。而我最欣赏的是集腋成裘式的读书方法。譬如严耕望的研究，通常从资料长编做起。《治史三书》浓缩了他的治学体会和经验。无论何种方法，成功学者有其学术共性，都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陪伴您时间最久、或一直陪伴您的书有哪些？ 刘跃进：在不同的读书阶段，有不同的阅读范围。鲁迅的著作伴我最久。我中学就开始读鲁迅，那时，鲁迅的著作多是单行本，或者选本。我购买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是1981年版的。每卷单独标价，最便宜的是第2册，1.80元。最贵的是第14册，2.95元。全套书近40元，几乎花去我一个月的工资。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阅鲁迅的作品，常读常新。 进入学术领域后，正史中的前四史伴我时间最久。再扩大一点，还有南朝五史和北朝四史。《资治通鉴》也是不断翻阅的史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离不开这些基本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资料的取舍。胡三省的注，辑录了大量的史料，或增补，或辩讹，发覆决疑，追踪蹑迹，极富启发，不可或缺。 给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撑的书，您认为有哪些？ 刘跃进：古代作家是陶渊明和杜甫。1979年春天，听叶嘉莹先生讲陶渊明，听王双启先生讲杜甫，很有感触，但还是觉得他们的喜怒哀乐离我比较远。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我与赵立生老师多有接触，知道他经历坎坷，原本是北京大学高材生，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掏大粪，蹬三轮车，遭人白眼。他说，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就是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突然意识到，古典诗歌不仅仅属于古代，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从前贤中寻求异代知己，平抚失落的心灵。杜甫飘泊西南，穷愁潦倒，回首一生的理想，已化作一片乌有。他不禁联想到宋玉的遭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从前贤的遭遇中领略到生命零落的悲哀，同时也感受到生命的韧性与强大，这是杜甫的精神源泉。我们今天读陶渊明、读杜甫，原本遥不可及，仔细想想，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不过所处时代不同而已。他们所以伟大，是他们坚守一种精神信念，不论境遇如何，从不放弃。陶渊明说：“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看似平淡，龚自珍却说陶诗中有“二分梁甫一分骚。”杜甫自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种信念，来源于历史，来源于时代，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生。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刘跃进：是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找不到更好的读书方法，也不知道如何确立学术方向，非常苦恼。中州书画社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打开了我的学术眼界，让我看到中国学术的根本所在。现在，这类出版物很多，只是停留在书目介绍的层面，很少独到见解。张舜徽先生的著作，说到会心处，掩抑不住的激情似乎要喷薄而出，让人恨不十年读书。后来，读到张先生的《清人别集叙录》《清人笔记条辨》以及《壮议轩日记》等，我找到了答案。《壮议轩日记》是张先生1942年至1947年间的读书笔记，那年，他才三十出头，阅读了大量的清人别集笔记，多有摘录，并记下心得。他的《中国文献学》，可谓厚积薄发，自出机杼，冥心独造，所以亲切感人。近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舜徽集》，版式疏朗，校订精审。我把先前购买的十多种张先生的著作，转送他人，唯有这本《中国文献学》，舍不得出手，书中有我的涂画和笔记，承载了阅读时的激动心绪。其实，初版书的印制并不理想，墨迹很淡。多年的翻阅，书也快散了架，但我依然珍惜如初。 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 刘跃进：我会推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诗经》《楚辞》《文选》等书和陶渊明、杜甫的诗。 我还会推荐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名作。我书桌旁边的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很多近现代著名学者的学术论著。小有得意的时候，看看他们的作品，就会自惭形秽；偶有失意的时候，摊开他们的著作，又会力量满满。《沧浪诗话》说，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名家名著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教人向上一路。 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刘跃进：探索未知，汲取智慧，是读书治学的最大动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出土文献的增加，阅读已不再是困难的事情。如何在新资料与旧传统之间寻找学术生机，确实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用功去实践。用功是前提，是基础，用心是关键，只有用心，才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充分学习、吸收前辈的研究经验，又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和自身的条件，开展创造性研究。 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刘跃进：如果是三种，我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如果是三本，我会选《老子》《野草》，再选一本英汉词典。 《老子》五千言，主张无为无不为，以静制动，以退为攻，看似平和内敛，暗含权谋变诈，让对手不知不觉地进入牢笼，突然陷入灭顶之灾。《老子》一书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人生智慧。 《野草》篇幅也不长，不仅文字优美，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翻滚着时代的波澜，蕴含着作者压抑不住的绝望和反抗的精神。 我从大学时开始学英文，总是不得要领，没有学好。回想起来，可能是过于功利，缺乏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会转变心态，从容不迫，当作一种文化来学习，也许会有进步。 枕边书系列之76：黄发有谈枕边书 您曾经提到过，读硕士时曾考虑过自动退学。是因为遇到了很有人格魅力的那些师长，他们对您的教导改变了您的想法。能否具体谈谈？ 黄发有：我考硕士时，误以为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就是搞文学创作，入学后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记得入学面试时，我就很直接地回答老师，对文学研究没有兴趣。入学后，老师们一开始对我的学术发展也不抱什么指望。说实话，动了退学的念头后，也很纠结。自己打自己耳光，肯定会觉得没面子。为了这点虚荣，我又坚持了三个月，跟自己说再读读吧，到时放弃的话不后悔。后来几位老师都默默地关心我，加上我陆续有影视评论和文学评论发表，还获得一些征文的奖项，觉得这专业也有可取之处，慢慢地越陷越深。 1993年，您弃商从文，丢了本科时主修的经济学，改学文学，当时怎么想的呢？ 黄发有：弃商从文，对我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是我从小就对文学有浓厚兴趣，二是在修完经济系本科课程，又在企业和公司工作几年后，更明确地知道自己对商业不感兴趣，也不是很适应。尽管在别人眼里，我继续做下去会有不错的前途，但在权衡之后，还是不想委屈自己。改读中文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李新宇教授就曾和我开玩笑，说我这样做是明珠暗投，我现在明白他这样说是让我做好心理准备，不要沉溺于幻想之中。在读完本科后改弦易辙，确实是重大调整。人生道路不能改来改去，自己选择就要自己承担。从事文学研究二十多年了，从中确实找到了乐趣，但推动我往前走的，还有习惯和责任。我喜欢收藏杂七杂八的东西，譬如藏书票、稿费单和油印资料等等，还喜欢吃，喜欢自己琢磨怎么做菜，前些年喜欢游山玩水。这些爱好都是玩的事情，收藏还很花钱。玩是为了调节，不能因为玩耽误了正事。我觉得做有趣的学问，可以持久保持兴趣。做了那么多年的文学研究，好像也不会干别的了。 您当时考取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初衷是为了搞创作。现在还有“创作”的念头吗？ 黄发有：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还是想写客家题材的小说。我的博士导师潘旭澜先生反复跟我说，先放一放，写小说会耽误你做学问，想创作的话可以写写随笔，五十岁以后再考虑写小说的事情。他自己也是一边做学问一边写散文，出版过散文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太平杂说》等。我帮他校对过散文集《太平杂说》。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随笔《客家漫步》，产生过一些影响，还收到过台湾省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客家读者的来信，获得过第二届齐鲁文学奖散文奖。在《客家原乡》出版后，还有几家出版社向我约稿，合同都签了，因为学术任务越来越重，最终没有写出来。也制定过客家文学与客家文化研究的计划，写过几篇论文，现在只能量力而行，不敢有更宏大的计划。创作的念头经常会有，有些只是一闪而过，有些打好腹稿了，关键还是要真正写出来。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黄发有：在南京时有大书房，书很杂，其中有不少客家地区的地方志和族谱，不想看专业书时就会拿出来翻翻。还有一批饮食文化方面的书，譬如《随园食单》、台港的食谱和部分英文菜谱。藏书票方面的书有几百种，有十几种语言的版本，我能看懂的只有中英文版，日语懂一点点，其他语言的版本只会看图。说起来好笑，觉得藏书票好就买，文字一窍不通，有时也会查查电子词典。经常翻的，还有一批现当代的油印材料。回济南后，住的房子比较小，大部分书都放在办公室了，现在闲书看得少了。我觉得看专业书是工作，看闲书才有非功利的乐趣。 童年时有收到作为礼物的书吗？最难忘的一本书是什么？ 黄发有：客家人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特别重视教育。宋室南迁之际，客家人大规模向南寻找生存机会，因为肥沃之地已经有人聚集，所以大部分客家人都进入山区。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客家地区总体来说经济比较落后，这种历史境遇塑造了客家人四海为家的民系特征，还有一点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还小时，我父亲一般不会让我手中有余钱，怕我乱花钱。但只要是买书，他从来不吝啬。记得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开始讲成语，有时讲着讲着就停顿了，他说要回去查查成语词典，其实这位老师自己也没成语词典，他要等到周末借镇上的一位老师的词典。我回家吃饭时说起这事，想不到过了几天，我父亲送给我一本商务版的《汉语成语小词典》，他跑了几个地方，从另外一个镇上的书店买到的。四五年级时，我有三次去别的学校参加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每次家里都会给我一笔钱吃午饭，午饭随便打发了，攒下的钱我在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儒林外史》《封神演义》《花月痕》和海明威的《战地春梦》，之所以买这些书，因为没有多大的挑选余地，小说一类的就只有这几种。另外一种译名是《永别了，武器》，当时看得懵懵懂懂的。此外还买过很多小人书，从小学到初中买过上百种，这些钱都是从我母亲那边要来的。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48本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很遗憾的是，这套书后来散佚了，亲友借走后没还回来。 要说最难忘的书，不是一本，是父亲送我的那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和那套用母亲的钱买的《三国演义》连环画。客家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很多客家地区都建有字纸亭，写有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拿到字纸亭焚烧，我在台湾美浓镇就看到好几处。或许正因为此，我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书，颇为严厉的父亲居然没为此责骂我。 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 黄发有：肯定会给学生推荐书，但没有固定的书单。我给本科生讲授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作品解读，给硕士生讲授当代文学思潮，给博士生讲授文学传媒与文学史料研究。大多数老师会给学生推荐经典书目，我也会推荐一些，但几本书并不适合所有的学生。有些学生读一些书会很有收获，另外一些学生可能根本没有感觉。我上本科生和硕士生课程时，会给学生推荐十部当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著作，让他们从中选择一部写评论，作为课程作业或课程论文。我感觉效果还挺好，学生不会先跑到中国知网下载相关论文，新书的评论不多，如果照搬很容易被发现，我就是想让他们认真看作品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悟，而且这样很容易发现好苗子，大多数同学从中找到了自信，原来自己还挺有潜力。其中有一些本科生的文章，水平超过了不少硕士、博士的论文。对于新手来说，先看资料后看作品，评论没法写了，老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 黄发有：《从文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赌一赌，看一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更合理一点呢？还是糟糕一点？”我从经济学改学中文时，有一段时间很纠结，也有一些前辈和朋友劝我要慎重，说白了就是认为这样的选择不明智，这时就想起沈从文的这段话。我读高中时就看过沈从文的一些书，系统阅读是在本科阶段，记得当时阅读的是香港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多卷本《沈从文文集》。 有没有让您感到了不起的书？ 黄发有：了不起的书很多啊！ 我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那时中心书库都是封闭的，写好索书条，工作人员会通过传递的滑轮，将索书条传送到楼上的书库。后来书库大都开放了，进入书库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好吃的太多了，反而迷茫了，同时会有一种沮丧，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书了，好书无数，你多写几本算得了什么？到哈佛访学期间，我去过二十几个大小图书馆，看看那些书，就觉得一个人很渺小。我喜欢的是那些在渺小中思想的著作，不喜欢狂妄的想法，我自己的定位也是在渺小中思考。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黄发有：想怎样读就怎样读，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没有为什么，不规定时间、地点。 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趣味？ 黄发有：没有最喜欢的。最流行的文学类型，粗制滥造的作品肯定是最多的。关键是写得好！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黄发有：无事可做的时候，至少还可以写字。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黄发有：带一本植物百科全书，最好带图的。带一本种植指南方面的书，教我们怎样种植粮食、蔬菜、花果。再带一本营养学方面的书。也就是说，在岛上种地、看花看草、做饭吃饭，闲时躺着看天，站着看水。我小时跟着大人做过很多农活，骨子里是个农民。我父亲小时候吃不饱，他反复跟我说，不怕小时候挨饿，就怕长大了还挨饿。总算没有辜负他，我到哪里都不会挨饿。 枕边书系列之77：周国平谈枕边书 能否谈谈您的阅读观？ 周国平：我对阅读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直接阅读经典，读大师的原著。作为个人来说，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品质越高，就越是真正作为人在生活，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人生价值实际上取决于他的精神生活的品质、他的精神素质。通过阅读，我们获取知识，激活理性，头脑变得聪明；通过阅读，我们体验情感，感悟生命，心灵变得丰富；通过阅读，我们明辨道德，建立信仰，灵魂变得高贵。一个人拥有聪明的头脑，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据我观察，无论在哪个领域，优秀的人物往往是爱读书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终身的阅读者，一辈子爱读书的人。 为什么读原著，能结合您自己的体会说说原因吗？ 周国平：原著是最鲜活的。我是研究尼采哲学的，我也翻译了一些尼采原著，看原著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尼采面对的是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探究虚无主义的根源，在信仰失落的时代怎样才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充满精彩的见解及表达，读的时候会促发你思考，比读教科书有意思多了。可是，在教科书里或解读中，往往只把一个所谓体系和若干个抽象的观点拿给了你，魅力全无。原著是有血有肉的，是一个活体。原著也是最有趣的。很多大师，包括很多大哲学家，他们是很有个性的人，文字也非常好。 如何阅读经典，您有什么建议吗？ 周国平：我提倡的方法是：不求甚解，为我所用。 不求甚解，就是用读闲书的心情读，不被暂时不懂的地方卡住，领会其大意即可。这是一个受熏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你用来理解大师的资源——即人文修养——在积累，总有一天会发现，你读大师的书真的像读闲书一样轻松愉快了。为我所用，就是不死抠所谓原义，只把大师的书当作自我生长的养料。读大师的作品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生长，它们仅仅是你的营养，这个目标要清楚。通过吸取营养，你在精神上能够健康地生长，这就行了。读大师的书，是为了走自己的路。你的收获不是采摘某一个大师的果实，而是结出你自己的果实。 对您来说阅读的乐趣是什么？ 周国平：我在生活、感受、思考，把自己意识到的一些东西记录了下来。更多的东西尚未被我意识到，它们已经存在，仍处在沉睡和混沌之中。读书的时候，因为共鸣，因为抗争，甚至因为走神，沉睡的被唤醒了，混沌的变清晰了。对于我来说，读书的最大乐趣之一是自我发现，知道自己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好东西。 在不同地方，您的阅读心情也不一样吧？ 周国平：读书的心情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有一些书，最适合于在羁旅中、在无所事事中、在远离亲人的孤寂中翻开。这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有形世界的亲人不在你的身旁，但你因此而得以和无形世界的亲人相逢了。在灵魂与灵魂之间必定也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超越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超越于生死，当你和同类灵魂相遇时，你的精神本能会立刻把它认出。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阅读？ 周国平：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17岁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就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我们成了好朋友，是他从家里搬来了许多书，许多世界文学名著，介绍给我读，使我尝到了读经典的甜头，为此我永远感谢他。上中学的时候我也爱读书，多是一般性的小册子，后来想想真是浪费时间。 读什么书不是一件小事，书籍对人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大致规定了他的精神品位，而纯正的阅读趣味正是在读好书中养成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这句话是对的。 对您有影响的书有哪些？ 周国平：影响最大的书往往是年轻时读的某一本书，它的力量多半不缘于它自身，而缘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那是一个最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我们好歹要崇拜一个什么人，如果没有，就崇拜一本什么书。后来重读这本书，我们很可能会对它失望，并且诧异当初它何以使自己如此心醉神迷。但我们不必惭愧，事实上那是我们的精神初恋，而初恋对象不过是把我们引入精神世界的一个诱因罢了。当然，同时它也是一个征兆，我们早期着迷的书的性质大致显示了我们的精神类型，预示了我们后来精神生活的走向。 年长以后，书对我们很难再有这般震撼效果了。无论多么出色的书，我们和它都保持着一个距离。或者是我们的理性已经足够成熟，或者是我们的情感已经足够迟钝，总之我们已经过了精神初恋的年龄。 您在阅读上有什么追求吗？ 周国平：有人问一位登山运动员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在那里。”别的山峰不存在吗？在他眼里，它们的确不存在，他只看见那座最高的山。爱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念：非最好的书不读。让我们去读最好的书吧，因为它在那里。 攀登大自然的高峰，我们才能俯视大千，一览众山小。阅读好书的效果与此相似，伟大的灵魂引领我们登上精神的高峰，超越凡俗生活，领略人生天地的辽阔。所以要读好书，一定要避免读坏书。所谓坏书，主要是指那些平庸的书。读坏书不但没有收获，而且损害甚大。一个人平日读什么书，会在内听觉中形成一种韵律，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这韵律走。因此，大体而论，读书的档次决定了写作的档次。 能谈谈您的阅读感受吗？ 周国平：我要庆幸世上毕竟有真正的好书，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优秀灵魂的内在生活。不，不只是记录，当我读它们的时候，我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在写它们的同时就是在过一种真正的灵魂生活。这些书多半是沉默的，可是我知道它们存在着，等着我去把它们一本本打开，无论打开哪一本，都必定会是一次新的难忘的经历。读了这些书，我仿佛结识了一个个不同的朝圣者，他们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 您平时是怎么读书的？ 有什么方法可以分享吗？ 周国平：我可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读书方法。第一点，读书要有计划，不要漫无边际地乱读，一段时间里有一个重点，相对集中读某一类的书。其他的书也可以看，但不是重点，随便翻翻。第二点，在泛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精读。我读一本经典著作，一开始把它当闲书一样看一遍，看的时候会做一些记号，看完后就回过头来把做了记号的地方重读一下。如果特别喜欢某一本书，就不妨读第二遍甚至更多遍。第三点就是要做笔记。可能你们不需要，我记忆力比较差，这是我的弱点，所以我必须做笔记。笔记有两种，一种是摘录，在重读做了记号的内容时，有选择地做一些摘录。另一种是随感，就是随时把读书时的感想、思绪记下来。隔一段时间，我会重读这些摘录和随感，最好还作一个整理，比如说按照主题把相关的内容整理到一起，这样脉络就非常清楚了。 您会给读者或听众开书单吗？ 周国平：我认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书单。未必所有的名著都适合于你，你读了都会喜欢。在名著的范围内，你仍然会有一个尝试和选择的过程。重要的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确立一个标准，非最好的书不读，每读一本书，一定要在精神上有收获。有了这个标准，即使你读了一些并非最适合于你的书，最后一定能够逐渐找到真正属于你的书中知己，形成你自己的书单。 您经常会被邀请做一些读书活动，如果请您总结读书的话，您愿意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周国平：多读书，少上网。你可以是一个网民，但你首先应该是一个读者。如果你不读书，只上网，你就真成一条网虫了。称网虫是名副其实的，整天挂在网上，看八卦，聊天，玩游戏，精神营养极度不良，长成了一条虫。 互联网是一个好工具，然而，要把它当工具使用，前提是你精神上足够强健。否则，结果只能是它把你当工具使用，诱使你消费，它赚了钱，你却被毁了。 书籍是人类经典文化的主要载体。电视和网络更多地着眼于当下，力求信息传播的新和快，不在乎文化的积淀。因此，一个人如果主要甚至仅仅看电视和上网，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也许知道天下许多奇闻八卦，但这些与他的真实生活毫无关系，与他的精神生长更毫无关系。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根的，他对人类文化传统一无所知，本质上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希望今天的青少年不要成为没有文化的一代人。 您如何看待阅读和人生的关系？ 周国平：读书在人生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取决于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品质，那么阅读就是提高人的精神生活品质的最重要的途径，读书可以使我们获得人生最美好的价值，这就是优秀、幸福和宁静。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叫作“阅读改变人生”，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但是应该辨清楚改变人生的什么。我认为主要改变的不是人生的表象和外观，而是改变人生的格调、气象和境界。它带给我们的主要不是一些表面的外在的成功，而是内在的优秀，在优秀的基础上所得到的成功才是真成功、大成功。 枕边书系列之78·陈鼓应：与经典对话的时代意义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您童年时期的阅读分不开吧？ 陈鼓应：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小时候在闽西南塘村念私塾，学四书和一些诗词歌赋。《论语》是必读的，有一个老师教《论语》，摇头晃脑地吟唱。私塾教育管教特别严，背不出书要打手心，小孩子贪玩，难免受不了。可那时候学的东西，我到现在都朗朗上口。我的老师一辈，方东美、金岳霖，个个英文都很好，但他们也是从小背古书。念到小学四年级，战争结束了，我回到城里念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再后来，又到了台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念大学之后，开始读《老子》和《庄子》。在伦理教化方面，儒、墨、道、法互有补充。 您是从什么时候由尼采转向中国古代哲学的？ 陈鼓应：我是在困境下开始研究的。1972年之前，在台湾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追求自由、民主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目标。1972年我去美国，那时港台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方兴未艾，他们邀请我到加州大学校区观看一个抗日的历史纪录片，我看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实况，惨不忍睹，小时候的记忆突然出现了：敌机飞来前的警报，母亲拉着我和妹妹往河边的柿子林跑，一直等到警报解除才敢回家。回家路上，看到大街上、电线杆下尸体横陈……我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了。 1972年末，我回到台湾后，把自己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描述给台大师生。此后，台大大学论坛社举办“民族主义座谈会”，引起台大校园民族主义大论战。台湾当局迫使台大解除我的教职，把我下放到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心收藏了大量的大陆出版的书刊，有五年多的时间，我闭门读书，阅读了不少大陆学人有关文史哲的著作。 在台大读书，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西方哲学。西方传统哲学，用尼采的话说就是“神本主义”。我欣赏它的庞大的体系，它的概念分析，它的思维方式，可是我感觉跟我的生命似乎没有交集。我是由尼采进入庄子。尼采和庄子有相通之处，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哲学的开创者，老子的辩证思维，在为学与为道（知识与智慧）、个体与群体关系上的一系列思考，不仅影响了庄子，也塑造了中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智慧。我先由庄子再到老子，再到先秦诸子，慢慢由西方哲学转到中国哲学。 研究中西方哲学，对您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陈鼓应：希腊哲学有两种精神，一种是酒神精神，一种是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激发你的内在潜力，日神精神让你的心灵宁静安详。我读尼采越来越走向酒神精神，而庄子是日神精神，讲求宁静。他们两者又有很多相通处，我也从庄子那里看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庄子讲情，任情与安情，放与收。放是要激发你的创造力、动能，收是要落叶归根。 您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他们对您有什么影响？ 在读书方面对您有什么要求吗？ 陈鼓应：方先生强调原著，他在十六七岁时就在西方哲学上下了很大功夫。方先生早年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但终其一生没有直接介入过现实政治。1948年赴台以后，他在台大哲学系长期讲授中西哲学课程，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扬厥功甚伟。方先生晚年的最后一部讲稿《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书里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家国精神与现实关怀。我跟方先生写论文，学术研究是走方先生的路子，我从他那里知道做学问的严格。他讲尼采，没有条条框框。殷海光先生现实感强，他的家国情怀对我影响很大，从他身上我知道做知识分子一定要有格调。 两岸的老师，像张岱年先生、台静农先生等等，他们身上有上一代学者的人格风范，对我的影响比书本对我的影响更重要。 您的研究有什么方法吗？ 陈鼓应：读典籍。就像跟祖先进行一种对话。通过古人的典籍，与他们累积的生命经验和智慧对话，可以静下来“积厚之功”。 您的研究方向的选择，与您的经历密切相关。 陈鼓应：上世纪60年代，在台湾当局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我选择研究道家思想，未尝不是对政治上道统说和学术上道统说的回应。我一辈子内忧外患，有比较浓的家国情怀。但是我不悲观。老子的柔韧、庄子的达观让我站起来往前走，让我学会不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现实关怀。 陈鼓应：我们的理想是回归现实，和现实世界结合。我在困境中成长起来，写东西考虑与现实结合。老子也不是隐士。老庄和其他各家一样，也充满着历史文化感，并具有社会责任感。所谓“进道若退”。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在我人生困顿之时会转化为一种动力，让我度过重重难关。我每次摔跤都有长辈告诉我：不要紧，慢慢来。作为现代人，我们也应该能够在老庄之后找到人生旅程中不断向前的驱动力。 《老子今注今译》作为中小学生阅读指导普及本最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您认为老子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人文版的注和译都简化了，导读和简评是我重新写的，每一章都花了心思。老子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在第一章就提出宇宙本源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从现象界看到始源的问题、演化的问题，看到万物的“本根”。希腊哲学讲水是万物的本能，还没有老子抽象。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反对“西方中心论”。他认为应该把人们的思想从西方移到东方，因为那里有广阔的领土、开阔的思想视野。轴心时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只有中国绵延至今。这也是我思考越来越多的一个问题。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国注重祖先崇拜，子孙们有任何事都会祈求祖先。比如旱灾，古人通过祖先向“天地”求雨，祭祀仪式往往配有礼乐。所以，很多考古学家认为礼乐文明的形成与祖先崇拜有关。《诗》《书》《易》等典籍中也有祖先崇拜的诸多例子；从《春秋》《左传》《国语》里，可以看到人本思想已渐渐形成。 在研究中西哲学上，您有何体会？ 陈鼓应：一般来说，西方哲学很多是和科学联在一起，中国是文学哲学，我个人喜欢文学性艺术性的哲学。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概念哲学，一种是想象哲学，那老子就是概念哲学，庄子和尼采是想象哲学。 罗素有一句话，他说到中国来很奇怪，中国人可以信儒教也可以信佛教，也可以信道教。老子不反对儒家，道德仁义礼，环环相扣。老子讲忠信是很重要的，讲孝慈、讲伦理道德跟孔子有很多相通。孔子和老子相差二十岁，却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孔老相会”是中国思想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件大事。在文化上，孔子影响极大；在哲学上，老子是一位开创者。这两位巨人，承接了更早的祖先崇拜和人文主义思想，打开了战国儒、墨、道、法等各家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他们的人本思想继承了殷周时期的人文精神，激发了先秦诸子澎湃的人文思潮。因此，我总觉得，《老子》和《论语》是首先要读的。不只是在古代，现代也是如此。 您如何看《老子》？《老子今注今译》第三十八章、第四十四章等，对现实的观照带给我们很多启发。 陈鼓应：《老子》是最早、最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典籍。因为它不仅能满足人理智思考的好奇心，还能在困顿中给予人动力、激发人的生命活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老子的思想，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读《老子》不仅能促发理性思维，也能满足人的情怀。唐玄宗时期，《老子》被翻译成梵文，是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典籍。从那以后，尤其是西方思潮进入中国，很多天主教（徒）想从宗教角度在《老子》里寻找与其会通之处。所以，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典籍被翻译成世界不同民族的语言最多的经典著作。 从学术走向大众是什么契机？ 陈鼓应：我有三分之二的论著都是在大陆写的。每一次进入原典，我的思路都会打开。早期的研究是比较学术化的，但是后来，我越来越重视普及。《老子今注今译》的第十一章、十四章，我隐约提到气化宇宙观，尤其是阴阳的概念。老子讲虚实相含，动静相养，阴阳冲和，祸福相依。很多学问都有根基，形而上就有理论建构、理论方法。我的老师在极其艰困的条件下依然对于中国文化保有信心，而老师的老师们更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坚持弦歌不辍，这些都是我莫大的精神力量。老师对我这样，我有机会也要对年轻人这样。 哪些书是您反复阅读的？ 陈鼓应：《庄子》《老子》《论语》……这些书常常读，会扩大我的思想视野。我也喜欢先秦的作品。 对您来说，解读经典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陈鼓应：经典是我的精神生命。经典里散播的人本思想、人道情怀、人文精神，一直激荡着我。现在进入了经典作品，我要把这些好的内容做好普及，接下来我还要继续撰写面向中小学生的国学读本。 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陈鼓应：《庄子》《老子》《论语》——可不可以多带一本尼采的书？ 枕边书系列之79：肖鹰谈枕边书 您曾师从谢冕、叶朗等名师，在文学和美学方面均有造诣，能否谈谈他们对您在读书方面的指导？ 肖鹰：我1980年高中毕业，考入北大哲学系攻读本科，使我得以在人生成长的青年时代接受许多当代中国名师的引导。在本科时代，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张世英、王太庆、齐良冀、楼宇烈、叶朗等当代著名学者；我与几位同学，也曾登门拜谒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等老先生，聆听先生们娓娓道来、幽微妙趣的教诲。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本科教育是精英教育。她让我感受到20世纪中国历史叙事中的西南联大的余韵。她授予学生海阔天空的自由空间，同时又灌注无限生机的理想情怀。我们不需要为了排名去争学分绩，甚至不需要为了期末考试去听课和读书。我曾在四十年后回忆北大本科学习生活的文章《我的大学》中写到：“虽然各系情况不一样，但是当时上课时间少，学生们有大量的课外自修时间，是北大教学的普遍状态。这样的教学安排，对于勤奋好学的学生是自由，对于懒于学习的学生也是自由。然而，刻苦求学是当时北大的普遍学风。”（《文汇报·文汇笔会》，2021年12月16日） 在北大读书，给予我最重要的培养有两点：第一，对学术的真挚情怀和敬畏之心——学术就是目的，学术之外无目的；第二，坚守学术追求的人格原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尼采说“哲学是冰峰上的事业”，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从本科到博士累积十年，树立的就是这样的哲学精神。在这两点基础上，北大学习还赋予我深刻的人文理想意识。这三点，凝聚为学术精神，决定了我大学以后的人生抉择和学术追求。严羽《沧浪诗话》讲：“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北大对我的培育，就是赋予我“追求第一义”的纯正学术品格。 我硕士、博士师从叶朗先生，博士后师从谢冕先生。我之所以选择两位先生为导师，是基于对两位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范的敬仰。两位先生不仅治学领域有哲学与文学之别，而且学术风范也各具气象。但两位先生对我人生、学问都给予了重要引导和深刻影响。具体到读书而言，两位先生给予我的指导，概括讲有两大内涵：其一，要牢牢抓住经典，细读，精读，持续研读，以之为治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其二，读书要获取书中知识，但读书的根本目的，是开拓视野，提炼思想，升化境界。因此，用心读书，不是读死书，而是要把书读活。 我在学术研究中，竭力求深、求精；我的学术写作，致力于义要文清。这是北大学习，尤其是两位导师教导和熏陶的结果。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肖鹰：我大二时读《荷马史诗》，大四做学士论文读《庄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录》，给予我无比强烈的震撼、感动。我非常吃惊的是，三千多年前的荷马，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和柏拉图，他们的想象是如此灿烂，语言是如此精妙，心灵是如此自由，情感是如此壮丽。在他们的天真和自然的生命之光照耀下，我们现代人就显得娇弱和偏狭。 阅读这些哺育了人类精神生命的伟大经典，培养了我这样的阅读理想：最值得追慕的书籍，一定是既具深刻哲思又富隽永情怀的伟大著作。这样的著作既血气充沛又思逸神超。我常对学生说，读经典著作，要有读优美至极的文学作品的心态，要一字不舍地从头读到尾，反复品味。真正伟大的经典，必是一件至为精致而且完美至极的艺术作品——它的缺陷也必然激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犹如我们今日所观看到的那些作为美之典范、但破损的古希腊女神雕像。 我于1985年盛夏，在昆明的一个狂风骤雨的夜晚，拿到同事借阅的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楚图南译），读了一个通宵。记得读完此书，雨过天晴，晨曦初露，我感到身心通泰，真有今生自许天下的意气。宋人论学，常说读书之旨在变化气质。我认为，读庄子、尼采等先哲的著作，于我就是变化气质。 最令人振奋的阅读时刻是，阅读伟大经典是自我人生的一次意外而又必然的神圣际遇：一个学术意向，多年没有深化契机，忽然在伟大著作中得到点化，自我生命也因此被神圣提升！ 最理想的读书体验：读书如初恋，无论读了多少遍，读了多少年。“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唐人司空图论诗所谓“自然”之趣，读书的最佳境界就是如此。 在大约1990年至2010年之间，您关于美学的著述颇丰，可谓“高产”。但近十年来，似乎“出手”趋于缓慢。能否谈谈您关于学术写作的态度？ 肖鹰：严羽评诗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沧浪诗话》）认真讲，我的学术写作也是从兴趣出发的。我从来没有为了评职称、报奖或竞争某种头衔而写论文、写书，而且也从来没有写过“任务论文”或“命题论文”。过去常有期刊约稿，我几乎都不能应约，因为不能“按时写作”。现在，熟悉我的期刊，都不会向我约稿了，因为彼此有了“共识”。我常把学术写作比喻为生产孩子，生与不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生命的契机。正因为从兴趣出发，我的学术写作也是“不为所用”的——既不为自己所用，也不为外界所用。 在当今人文学科的同辈学人中，我的著述是远不可以“丰硕”论的。我的“专著”尤其少——虽然出版了近十种书，但严格意义上的“专著”目前可能只有《美学与艺术欣赏》（2004）和《明代美学》（系叶朗、朱良志主编《中国美学通史》第六卷，2014）两种，其他均为文集或文章编纂成书。我的博士论文《王阳明美学研究》（1998），是王阳明美学研究的开创性论著，但只抽出部分章节发表了三四篇论文，至今没有修订成书出版。认真讲来，我不是一位能用心于写“专著”的学者。《美学与艺术欣赏》是高教社把约稿策划成组织我与几位学界朋友在大草原骑马喝酒的采风会，在酒酣耳热之际向我们约稿，其后过了大半年我未动手，该书责编天天电话逼稿，无奈，我昏天黑地在三四个月内写出的；《明代美学》则是在导师叶朗先生持续严厉鞭策下以近一年时间写出的。 您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学界的课题热、项目热？ 肖鹰：我既不是专著型的学者，也不是课题型学者。我唯一承担的国家课题《意境与现代人生》，2004年夏立项，规定应三年结项，直拖到2012年冬，我才在学校文科处紧急督促下凑成了结项成果材料——差点被撤项。有关方面反馈消息说：该课题成果内容不错，本可评“优秀”，但成果提交严重逾期，就不评等级了。 现在做文科教授，自然是以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标杆。名利所趋，我也偶有念头要拼搏一下“重大”，但因为自身肌力乏健，终于是“只有心动没有行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现在而今，于我这般人，自然是食鱼方便，方便而行，我就安心做读书写文章的“吃鱼教授”了。鱼者，余也。 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肖鹰：直接改变我人生，并且决定我今天成为一个美学家的一本书，是《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这本书198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是北大哲学系大一新生，刚满十八岁。一位室友从图书馆借到这本书，我见到这本书就抓过来看，一看就放不下手，连续几天夜以继日地阅读，读到赞赏、共鸣处，就情不自禁地用钢笔标划。这本书是崭新的，我划了数十页，归还图书馆，被罚了数倍于书价的款。朱光潜先生这本书，非常及时地让我知道哲学学科中有美学分支，而且引导我热爱这个未知的领域。 我高考是云南省两位并列文科状元之一，但被“划拨”到哲学系。因为自少年时代就怀抱作家梦，我入学后大半学期一直试图转入中文系。然而，读到《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我放弃了作家梦，投身美学。这次划书罚款，是我人生非常得意的一笔！ 当时学校图书馆管理哲学类图书的老师，是一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齐姓女老师。办完罚款手续，她非常惋惜地说：“你看，你尽为你妈添麻烦！”我得意地回答说：“我妈要知道为什么被罚款，一定为我自豪！” 现在沉痛惋惜的是，当时为了少罚款，没有把这本书“收藏”下来——如果宣称丢失，罚款还得翻倍。当然，贫穷限制想象，当时的我确实不可能产生“收藏”这本书的意识。 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肖鹰：荷马、庄子、陶渊明、莎士比亚、曹雪芹、康德、歌德、尼采、鲁迅、海德格尔，十人一桌。我在桌边侍酒。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肖鹰：《诗经》《神曲》《莎士比亚全集》。 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成谁？ 肖鹰：不是我想变成谁，我只能变成贾宝玉。林黛玉初见贾宝玉，曹雪芹以诗描述众人眼中的贾宝玉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若狂。”我感觉自己天性难改的也是有点“无故傻狂”。 枕边书系列之80：黄子平谈枕边书 谈谈您最近的枕边书？ 黄子平：这两年我的居停之处没有床头柜。不断拿起来翻翻的是一本很厚的书：卡内蒂的《人的疆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理想国”把卡内蒂的四部笔记合起来印成了一大部：《人的疆域》（1973）、《钟表的秘密心脏》（1987）、《苍蝇的痛苦》（1992）和《汉普斯特德补遗》（1954.1971）。八百多页的书不适合睡前阅读，但笔记的好处就是你读一两页，随时可以拿起，随时可以放下。笔记这种形式是对读者智力的邀请。对卡内蒂来说，持续半个世纪的笔记记录了“最崇高的斗争之一”：“在一个越来越盲目的世界，如何避免失去人的视野。”读到一些精警的句子，你会忍不住摘录到朋友圈分享，譬如：“只看见一次的事物不曾存在，天天都看见的事物不再存在。”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黄子平：小时候最喜欢的是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一直被人欺负，又一直顽强地活着，求生存求温饱，直到他幸福地系上了红领巾。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一看插图你就知道这是一本好书。帅克严格遵守所有（字面意义上的）规则，接连闯祸，处处反证了这些长官命令的基础性荒谬。长大以后重读，还是会在每一页上为这个憨厚乡下人实诚的对话捧腹：“你相信世界末日吗？”“我得先看看世界这个末日再说。”我从小就偏爱这类揭示存在之荒诞的作品。设想《红楼梦》里没有王熙凤、薛蟠和刘姥姥，只剩下宝哥哥林妹妹镇日价以泪洗面，我肯定读不下去。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好书必备的元素：反讽，幽默，变形，自嘲。 您曾在《少时读鲁》一文中谈及自己少年时读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并提到《全集》“至今还是我唯一反复读的”（《喜欢阅读》，商务印书馆第230页），能否谈谈几十年来阅读鲁迅的不同感受？ 黄子平：少年时读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好处是没有注释，坏处也是没有注释。你对人名、地名、写作背景、用典等等一无所知，囫囵吞枣，有点像后来的“新批评派”，直面封闭的文本本身。小说最容易读，从人物滑稽的《阿Q正传》到情节离奇的《铸剑》，读起来很顺，其实并不容易懂。那时感受最深的还是鲁迅的旧体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心境、诗境、情境，跟我所处的那个历史时空，一切都那么契合。大学时代重读鲁迅，卷入到80年代“摆脱正统鲁学”的潮流，旅日文本中“立人”思想的确立，《野草》中的生命哲学，《故事新编》中的“后现代技巧”，慢慢渗到读鲁的心得之中。近几年比较多的思考是鲁迅的“文明批评”，在一个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21世纪，是否还有新的启发，目前还没有理清头绪。 研究鲁迅，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黄子平：我自己觉得文体方面的影响比较大，譬如偏爱写短文，偏好用“也许”“似乎”这些表示“不确定性”的副词，偏好“倘若”“然而”这些现代汉语不再用的虚词。后来我读到夏济安《黑暗的闸门》和日本汉学家的论著，明白这是鲁迅“多疑”性格或“多重否定”的思维方式的表现。我不知道这种影响对我是好还是坏。前些年有人批评洪子诚老师的写作是“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我倒觉得“犹豫不决”是现代汉语写作应该追求的一种境界。任何文本，书也好，论文也好，但凡闻到一点义正辞严斩钉截铁的气味，我立马放弃不读。 您会为学生推荐阅读吗？ 比如说？ 黄子平：我为香港三联书店编《小说年选》的那些年，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读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读刚发表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你问我“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吗”，我能说出个甲乙丙丁。如今是反过来，轮到我见人就问：“最近有什么好小说吗？”朋友们大都很自豪地回答“早就不读什么小说了”。只有王安忆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唯一的还天天读同时代人的文学创作的作家，每回问到她，她能掰着指头，跟你细细说出个子丑寅卯。 教书的时候，我会列出跟某一门课相关的“必读书目”，不会超过20本，虽然明知“必读书目”往往激发抗拒的心理反应。我当学生的时候，应对的策略是每一本都快速地翻一翻。如今的学生，听说都能很方便找到电子版，迅速下载到平板电脑里，然后心安理得地——不读。 中国现代阅读史上的著名公案，是鲁迅对“青年必读书”的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等于是交了白卷。这是他对“阅读自由”的维护，也是他“不当青年导师”的坚持。不过他在附注里又说了一大通“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很恳切的掏心窝子的话（这些话如今搁网上，必是被喷死）。跟随鲁迅的思维逻辑，对中文系的学生，我会建议他们少读文学书，多读历史书和哲学书，目标是了解最重要的一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还会一再发生；即尼采所说的“永劫回归”。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黄子平：史铁生。我跟铁生有过几面之缘，但都没有长谈的机会。上海的朋友吴亮，在铁生去世前不久，到他家去，跟他有一次几个钟头的长谈，我特别希望那天我也在场。最近许子东还和我聊起《我的丁一之旅》，相当于铁生的“天鹅之歌”，赞不绝口。 在您的学术写作中，“最重要的是与钱君平原君合作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害怕写作》），倡导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把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三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评价当年的合作？ 黄子平：我们都不再重视三十多年前合作的“成果”，而是越来越珍视合作本身。您知道，那不是一个“项目”，也没有一分钱的经费，论文（那时还没有“核心刊物”这一说）发表了，影响因子（引用率）还挺高，好像对提职称也没有多少帮助。比照当下所谓“学术界”的生态常规，简直不可思议。 我曾经找到两个概念来理解一代人多年的合作：“同时代人”（阿甘本）和“知识友谊”（布朗肖）。同时代人处在时代的断裂中，当历史的连续性发生中断，无法再继续讲述时，他们聚集在断层处，靠文学的想象来填补与修复历史的断裂。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的人，相反，他们非常深的卷入时代洪流中，却又与时代格格不入。也正因如此，他们才能感知到这个时代发出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 知识友谊，这种友谊是超时空的，虽然两个人一生也见不了几次面，但是彼此都会非常关心对方的著作与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会就其观点展开辩论。 您现在还买书吗？ 黄子平：大学时代因为刚从书荒中走出，买书买疯了。别进书店，进去不买它几本不出来。退休以后买书少了，在书店买，也在网上买。收到过去的学生、同仁，还有出版社编辑朋友，不时寄来的新书，还是非常开心。最近就收到了李静的《更新自我》（文化艺术出版社）、李兰妮的《野地灵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陈国球的《抒情·人物·地方》（四川人民出版社），都是上好的书，非常开心。然而书是有生命的，它们在书架上“瞪”着你，责怪你还没有开卷看它们。刘绍铭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书架上那些哀怨的眼睛》。这构成了某种压力，别以为“坐拥书城”是一件可以自鸣得意的事情。如今由于住房的窄小，尽管每一面墙都做了到顶的书架，书都很快“溢出”。加上这几年在不同的大学客座，居无定所，于是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人们所说的“散书时代”。把看过的书，送给学生、同事和愿意接收的机构，感觉也算推动了好书的流动。 您在读书方面有什么喜好？ 黄子平：侦探（悬疑、推理、犯罪）小说，本格派的，社会派的，都读。这几年读遍了硬汉派：雷蒙德·钱德勒，迈克尔·康奈利，劳伦斯·布洛克和挪威的那位尤·奈斯博。我有几位学生突然发现黄老师也爱读侦探悬疑小说，立即把我引为同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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