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谈读书（十一） 枕边书系列之101·陈晋：毛泽东读书有法 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山有路——毛泽东的学用之道》中，您谈到了毛泽东的读书方法。能概括一下他读书有哪些特点吗？ 陈晋：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 概括起来，第一，他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到两位作者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毛泽东酷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一种读书理念，即不是为读而读，而是调查研究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 第二，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什么是“底”？ 就是最大限度地悟透书中的要旨，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发挥经典书籍蕴含的智慧和经验。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确实是常读常新。1954年在杭州的一次闲谈中，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有价值的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第三，相同题材内容的书，要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毛泽东想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专门写信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他读拿破仑的生平传记，一下子就要来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分别写的三种版本，同时阅读。关于《楚辞》，他在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几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 第四，读书不仅要做到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口到”“手到”好理解，无非就是看、念、写。此外，毛泽东还有一个“耳到”，就是读书讨论时听别人读，自己想。毛泽东的“口到”，也不光是自己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有了这几“到”，方能“心到”。 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方法？ 陈晋：毛泽东的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他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书山有路》中有一章，您谈到“四书”“五经”是毛泽东那时候的必读书，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陈晋：毛泽东那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接受过传统“四书”“五经”的熏染。从小打下的旧学根底，为毛泽东的人生性格和政治实践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底色。毛泽东读私塾，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引人注目：一是书读得比较多，开蒙的起点不低。先是读《增广贤文》《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继而圈点《论语》《孟子》《诗经》，后来读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纲鉴易知录》等。从现有的资料看来，《纲鉴类纂》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从这里最初得到系统的中国历史知识。那是1910年他在韶山东茅塘私塾念书，塾师毛麓钟教他读的，使他很早就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另外，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至今还存有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本《诗经》，上面留有他的签名。二是有读书天分。读书瘾头大，一闲下来总是在看书。父亲让他辍学在家里帮助干农活的那些日子，他总是偷偷阅读，惹得父亲很不高兴。毛泽东记性好，读许多书能记得住，还喜欢按自己的意思去发挥。三是开始学写“破题”文章，文思比较快，有时还帮助同学作文。当时朝廷刚废科举，但在乡村塾师那里，学作破题文章，仍然是基本训练。 在《读书有法》（广西人民出版社）中，您提到毛泽东喜欢读鲁迅的书。能否具体谈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读鲁迅著作的？ 他有怎样的阅读习惯？ 陈晋：很奇怪，毛泽东1920年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实际是书店），刊登广告，推荐读者购买的书目中，有胡适的，周作人的，但是没有鲁迅的。他真正关注到鲁迅，应该是1930年代初期在中央苏区，特别是长征到陕北后。他当时特别注意收集和阅读鲁迅著作的一些单行本和选本，专门写信让人给他弄一本《朝花夕拾》来。他从设在延安的陕西第四中学只有两间房那么大的图书馆里发现鲁迅的书，立即高兴地借走了几本；几天后，他让秘书退回看完的，又借走了几本；第三次，他又让秘书把鲁迅的几部选本和单行本全部借走了，一并读完后才还给图书馆。 曾任毛泽东专职图书管理员的徐中远，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毛泽东曾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是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内容包括鲁迅的著作、译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新华社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便放着其中的三本。二是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只收著作，未收译文和古籍）。毛泽东逝世后，报刊上发表过一张他站在书柜前看书的照片，他手里拿着的书，就是这版《鲁迅全集》中的一本。三是1972年有关部门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重新排印的大字线装本。这三版《鲁迅全集》，毛泽东都是细读过的。他有个习惯，读一次习惯在书上画一个圈；看两次就画两个圈。在第三种版本上，他在一些册的封面上，还写有“1975.8再阅”字样。此外，毛泽东还阅读和保存有一套1972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鲁迅手稿选集三编》。 能说《鲁迅全集》是毛泽东的枕边书吗？ 陈晋：可以这么说。鲁迅的杂文，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泽东从事政治和思想工作得心应手的工具。1975年7月，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动了手术。手术之后，视力不济，他还请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朗读《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鲁迅在这篇杂文中说，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一下把整个苹果都抛掉的做法，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的思想，是很错误的。听读这段内容，毛泽东连声称赞：“写得好！ 写得好！”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专门强调：“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夕，他卧室的床上，床边的桌子上、书架上，都摆着那套新印的线装大字本《鲁迅全集》里的一些卷册，有的是在某一页折上一个角，有的地方还夹着纸条，有的还是翻开放着的。 您说毛泽东读书细，细到什么程度，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读二十四史。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标注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卷册，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有的地方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他的阅读是根据需要和计划，有重点、有选择地展开，批注文字较多的，是“纪”“传”部分。举个例子，读《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根据传中的记述，专门画了一张黄巢起义军的行军路线图。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问答中国》一书，本来是讲理论的，但却很有故事性，而且关键是有问题意识，非常引人入胜。您在写作中是怎样考虑读者的接受度的？ 陈晋：关键是先要设置阅读对象，就是说，你的书准备给谁看？ 像“问答中国”这样的写作题目，要求立足现实，论述当代中国的梦想诉求、发展道路、制度特点、文化土壤、处理国际关系的来龙去脉，我设想的阅读对象有两类，有意愿和需要了解中国却又看不清中国面貌的境外读者（译成外文），还有就是有意愿了解当代中国却又不是专门搞理论、历史研究的国内普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这就要考虑，他们最关心和在意甚至有疑惑的是什么问题，不能回避；再就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不宜纯粹按逻辑来个一二三。这就需要故事切入，需要娓娓道来，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认识和观点引出来。总之，写作中，我始终设想，有一个提问者、辩论者在和我对话，我的每一句话，讲的每件事情，打的每个比喻，都是在和对方讨论现实问题的经纬原由。不仅希望对方能够听得懂，还希望对方能够听得进。实际上，有些想法和观点，也是在和对方不断深入的“交谈”中明确起来的，你要力求回答对方的问题，经受住对方的驳疑，不得不被迫根据对方的思路去思考，而回答逻辑却是自己的。 这样的写法，不是居高临下，也算是体现对读者的尊重之心。讲话写文章，是敷衍应付，还是要说点自己的认识，这是决定有什么样文风的起点。作文从来讲“修辞立其诚”，不显其诚，不拥有实，长空假的写法，是看不出谁写的，写给谁看的，是不顾及读者感受的。这对别人不仅是一种折磨，而且让人觉得你说话写文章没有诚意，对读者也是一种轻慢和冒犯。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陈晋：我读的书不多。枕边书或许是个比喻。真正晚睡前的枕边书是杂书闲书，还有一些喜欢的刊物，看半个小时左右自然入睡。拉开架势阅读的，无非两类书籍，工作需要的党史文献类著述，再就是政治和文化方面书籍。 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陈晋：我不是藏书爱好者。记忆中，20多岁读的三本书，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大学时读到《美的历程》，那时兴做阅读卡片，我大段大段地抄录了不少，因为它让我知道，美学史可以那样写；二是参加工作不久读到《万历十五年》，它让我知道，严肃的历史论著可以那样写；三是1987年夏天，读到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等人写的小册子《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它让我体会到，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竟有如此深厚的“书生本色”，思想太丰富了。这大概是我后来长期研究毛泽东的诱因之一。当时读的这三本原书借出去后，都找不到了，前些年我又重新买了这三本书的新版本，对《万历十五年》又看了一遍，依然耐读。 枕边书系列之102：张守仁谈枕边书 作为20世纪8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京城四大名编之一，您的阅读量惊人，您有怎样的读书方法？ 张守仁：想要成为一名“编辑家”，首先本身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要熟悉古今中外各种作品，还要有所研究，这样才能和作家平等对话。要发现名作家，必须要有扎实的文学基本功。我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有的笔记是作品的三分之一。当时《牛虻》是青年人都爱读的小说，英文版看了一遍，俄文版看了一遍，中文版看了七遍。小说里写的地方我都去过，为了研究《牛虻》，我研究了作者传，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原来也是革命青年，在伦敦的时候办过一个地下刊物《自由俄罗斯》。我对《牛虻》的研究不是一般的研究，几乎吃到肚子里了，所以对《牛虻》的语言、人物、细节、前后呼应、人物关系，情感纠葛，包括有败笔的地方，我都能看出来。当时《十月》刚创办，我在《十月》上发表了一篇《〈牛虻〉是怎么写成的》，成了很多大学教学的参考资料。 为什么您舍得花这么多时间、如此深入地解读《牛虻》？ 张守仁：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了解天下所有的麻雀。《牛虻》是1953年中青社出版的，当时我20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枕边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曾是我青年时期的枕边书，背得滚瓜烂熟。我对《牛虻》了然于心，对阅读其它小说也有帮助。 您懂外语，对于阅读世界名著、包括编辑职业肯定有很大帮助吧？ 张守仁：我懂俄语，最早的职业是翻译，所以我看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都可以看原文，要比看译文舒服得多，理解也深刻得多。当然也应该说，很多翻译家是很棒的，但也和原文有区别。我的文学修养得益于外语，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既然你知道了很多经典怎么写，所以当编辑看作品能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很快判断出作品高下。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张守仁：有两本书是一直跟随我的。一本是《道德经》，一本是《圣经》。 老子的《道德经》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读了几十遍《道德经》。中年时期曾经有些困惑、无奈，《道德经》像指路明灯，教我谦卑慈祥，看了之后就很释怀了。 老子是先秦时期孔子、墨子、孟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智人的启蒙导师，他的学说获得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高度赞赏。思想家尼采说：“《道德经》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取之不尽。”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阐述他的治国理政方略。几任联合国秘书长包括安南、潘基文在内，常引用《道德经》中“善士者不武”“不以兵强于天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等名句，引导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道德经》是一部论述天道、宇宙、万物、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修行、建筑、艺术的哲学大书，也是一册语言巨著。仅仅五千言，有上百条箴言、熟语流传至今，比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无欲而民自朴”等等。在我看来，《道德经》是不朽的著作。 老子曾经在洛阳当图书馆馆长，孔子曾经专门去向老子请教学问。他听了老子一席话，出门后对弟子说：“我知道鱼怎样在水里游，鸟怎样在天上飞，兽怎样在地上走，却不知道风云之中的龙到底是什么。今天见到的老子，就是这样的龙。他的智慧像大海一样深。”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出世上最著名的十大作家，老子排名第一。我退休后用20年的时间编选、出版了一部60万言的《世界美文观止》，其中辑集了古今中外160位名家的经典作品160篇。我个人认为，把我编选的这160人的名作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上称，其重量不如一册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一座珠穆朗玛高峰，高不可攀；它是一片浩渺的海洋，深不可测。《道德经》已教导了人类2500年，还将继续教导人类几千年、几万年。《道德经》写于纪元前的函谷关（现灵宝市），那道远古雄关，一直是我多年来盼望登临、瞻仰的圣地。 《圣经》也是我中年以后读的，尤其《新约》，规劝人们向善。《道德经》和《圣经》一样，内在精神是相通的，都是不朽的人间瑰宝。 对于读书的兴趣和爱好，是从小就有吗？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 张守仁：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英语就有一点水平，我看书很快，别人一天看完的内容，我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而且肯定记得牢，这是爹妈给的。 回顾自己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 张守仁：看书要看经典。看经典，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看一般的书就是浪费时间，没有多大价值。真正有学问的东西往往把博大的、复杂的东西写得最简单，也能把最简单的东西说得最复杂。 现在有些很红的作家作品，也许二十年后就没人看了。思潮在不断变化，变化了以后毫无意义。真正好的文学是生活。为什么《红楼梦》永垂不朽，曹雪芹主要是写当时的生活。所有的艺术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爱。艺术就是爱。 三年前您出版了《名作家记》，收入几十位作家，各有特色，栩栩如生。在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张守仁：余易木。我见过的作家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比。他在逆境中，不迎合，坚持己见，我对他佩服到五体投地。 他是上海人，1937年出生，20岁时已经学了英语、法语，后来又学了俄语。按他的水平，本来应该留苏，但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到了青海，受了很多苦。他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关心文学，天赋很高。他在1962年写过小说《春雪》，后来我在《十月》发了。《春雪》的写作时间，比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底《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早十五年，比卢新华刊登在1978年《文汇报》上的《伤痕》早了整整十六年，而《春雪》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语言更隽永。那年张贤亮给我们送稿（《土牢情话》），吃惊地问我：“《十月》放出的余易木这匹文学黑骏马，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很佩服的是，他指出我编的稿子里有两个错误。那年我签发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小说，描写的是肖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余易木委婉地提出小说两处地方有误：一是1929年至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不是“大元帅”；二是单用父称，不符合俄国人的习惯。我认为他是对的。 尽管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苏联文学，并曾以俄语翻译作为我的本职工作，易木年轻我四岁，又长期处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青海，文史方面却比我高明得多。我感到汗颜，内心里很佩服他。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张守仁：《道德经》《圣经》《红楼梦》。《红楼梦》被我翻烂了，这部作品了不起，是百科全书式的、全世界最好的长篇小说。累的时候翻开任何一页，就可以立即把我吸引住。我看过外文出版社出版、由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也看过苏联出版俄文版的《红楼梦》，那就差远了，好作品是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在我看来，最美的东西是不可译的。我译的《屠格涅夫散文选》，中学里拿来朗诵，其实我心里清楚，坦白说，只有原文的百分之六七十而已。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张守仁：《道德经》《圣经》是我永远的枕边书。我希望很多人把这两本书当作枕边书。 您会记笔记吗？ 张守仁：我一直在记日记，快七十本了。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张守仁：我先说当代的：汪曾祺、徐迟、余易木、宗璞、冯骥才、孙犁、徐怀中、余光中、苇岸、毕飞宇。散文家有两位作家我很欣赏，余秋雨、贾平凹。 如果古今中外都可以的话，老子是要邀请的。托尔斯泰肯定要请，还有曹雪芹、海明威、莎士比亚、老舍、曹禺。曹禺的《雷雨》也是世界级的好作品。 枕边书系列之103·温儒敏：读书其实是“很个人”的事 作为部编本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您为教师和学生编选、推荐书目，关于读书的著作也出版了很多。您怎么看待阅读？ 温儒敏：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情，要读什么书，怎么读，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功用与兴趣去决定的。真正的爱书者，他们把读书作为像吃饭睡觉一样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有事功的阅读，但更乐于自由的阅读，或者说私密的阅读。金圣叹所言“雪夜围炉读禁书”，就是“私密阅读”特有的享受吧，那真是读书的妙境。周作人也说过，书房是不可示人的，因为一看你读些什么，就知道斤两了。这有点幽默，但读书的确是“很个人”甚至私密的事情。 不过对于学生来说，开个书单，推荐一些经典，有些引导，也有必要，只是不宜强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密”，应容许有阅读的自由。中小学语文课会指定学生接触某些经典，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凡是书单指定的，孩子不一定喜欢。经典与学生有隔膜，本来就不容易读，若又当作任务，有种种外加的“规定动作”，甚至处处指向考试，那就煞风景了。 既然“读书其实是个人的事”，即使指定阅读范围，也还是要给学生一些选择的空间，容许读一些“闲书”。初中语文统编教材干脆把“哈利·波特”系列纳入推荐书目了，结果效果挺好，等于承认了孩子们可以读“闲书”——以前很多老师家长可能认为这类书是不该给孩子读的。其实像“哈利·波特”这类书非常贴近孩子，想象力超强，不说教而又有益，国人未必写得出来。孩子在奇特的想象世界中遨游，愈加爱上阅读了，兴趣也就培养起来了，有什么不好？ 如果全都为了思想灌输或者考试升学，把读书的范围和方法都框死了，完全忽视孩子读书的自由，不容许有“私密”的阅读爱好，那就难于培养起读书的兴趣。 其实成年人也是这样，多数阅读都有明确的目的性，比如为了升职、炒股、理财、养生、交际、谋略，或者为了写文章发表，等等，这些阅读也许必要，但不见得能获取乐趣。人各有各的爱好，并非所有人都爱读书的。而真正的爱书人，不会随波逐流，不是哪些书走红就读哪些，他们选书总是有自己的喜好，有独立的眼光，阅读对他们是一种观望世界、涵养性情、安放灵魂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的确是功利性的阅读太多，自由的阅读太少，“私密”更谈不上，老师家长把孩子的一切都安排好了，难怪许多孩子不喜欢读书。您是“四〇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能否谈谈您当时的阅读？ 温儒敏：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二连三，让人喘不过气来，私人的精神生活是被挤压的。即使那样，也还是有缝隙，有个人阅读的空间。关键是要从小就爱上读书，有这个习惯，无论多么困难，他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书。这跟学校教育有关。不指望学校能给学生什么读书的妙法，不压抑孩子读书的愿望就行。我是1952年至1958年读的小学，语文老师学历普遍不高，上课各讲各的，较随意，没有什么任务群、探究式、PPT等花样，但都比较尽职，重视阅读。印象深的是一位黄老师，每周都有一两节课就是讲故事，读小说。这种奇特的教法激发了我们读书的兴趣。课余很多时间就是疯玩，大人不会怎么管。总有一部分孩子是特别爱书的，那可以打开面向世界的窗户，满足好奇心，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个。阅读本身就是我童年生活美好的部分，这过程就很美，而不只是为明天的稻粱谋做准备的。我肯定会读当时流行的读物。50年代的主旋律书籍主要是苏联的作品，还有革命英雄故事。像《卓娅和舒拉》《绞刑架下的报告》《牛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我的一家》，等等，都读过了。我比较喜欢的是《三毛流浪记》，连环画，就这一本，不知道翻看过多少遍了。这种幼稚的阅读让我这个乡村小镇的孩子不断想象都市的生活，那些悲苦而又有趣的童年。而更认真读过的是萧三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薄薄的一本，很朴实的叙述，唤起我对毛主席的崇拜，佩服他的革命志向和毅力。我甚至还模仿青年毛泽东的风浴、雨浴，锻炼意志，硬是洗了五六年的冷水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高小时读的，其中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动。我很欣赏保尔的男子气概，以及崇高的使命感。他的那句“不要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的名言，我至今能完整背诵，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的孩子有自己选择阅读的空间，真令人羡慕。能谈谈您童年的“私密阅读”吗？ 温儒敏：除了读上面说的那些具有时代性的流行的书，私下里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古典章回小说。我家和外祖父家都有一些藏书，民国时期出版的，有的还是淡黄的玉扣纸印制，竖排繁体半线装，如《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包龙图断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说岳》《封神演义》，等等，——当然还有《西游记》。除了后者，这些小说多数思想艺术价值都不高，文学史家是不屑评论的，但民间流传广，故事性很强。我的办法是“连滚带爬地读”，似懂非懂地读，不求甚解地读。我很幸运小学时读了许多“闲书”，阅读面拓展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与习惯也逐渐形成了。这种自选动作的“私密阅读”，还极大地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我的语文学习基础，主要是靠课外自由阅读奠定的。这些年我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从小学开始就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语文才学得好，过了初中再觉悟，就晚了。 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没有时间读书。您上中学后还能有那么多自由的阅读吗？ 温儒敏：作业太多的确是个问题，所以现在要“双减”。不过可以设想，即使不布置作业，孩子就有时间读书吗？ 不见得。孩子嘛，精力无限，兴趣就是动力。没有兴趣，做什么都是拖延症，有兴趣，就聚精会神有的是时间。现在的孩子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大，但他们还是比父辈幸福多了。我不赞成“九斤老太”的说法。无论如何现在社会发展了，绝大多数孩子不存在温饱问题，而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基本上是在饥饿中度过的。若要比较，那时物质匮乏，没有现在那么多机会和诱惑，比较单纯，读书也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时代不同，每一代都有一代的苦恼。 我上初中是1958年，接连碰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开门办学，参加劳动的时间比上课要多，当然影响学习。随后又是全国困难时期，吃不饱饭，很多成年人都水肿了。但想着电影里列宁“面包会有的”那句话，在那饥饿的岁月里仍然读了不少书，读书甚至成了转移饥饿的一种办法。这实在也是无奈的。 您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 温儒敏：大约上初中时，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歌，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聂鲁达、惠特曼，等等，都找来读。我还是艾青的粉丝，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艾琳”。我自己也模仿着写诗，给《少年时代》《红领巾》等少儿杂志投稿。正是自由阅读充实了我的灵魂，伴随我挺过了艰难的饥饿年代。 高中我就离开小镇上的家，到县城上学了。那时高中生不多，上大学的更少，我参加高考的1964年，全国才几十万考生，录取率也非常低。但那时人们好像比较看得开，高考不像现在压力这么大，我们复习备考也不像现在这样大量刷题，老师是不太管的。我自然想考上大学，而且希望过黄河长江，离家越远越好，好男儿志在四方嘛。我的备考不是刷题（也找不到往年的考题），而是拓宽视野，读一些比较深的书。如王力的《古代汉语》、杨伯峻的《文言语法》，都过了一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也选读了部分。那时中华书局不定期出版的“活页文选”，专门刊载古诗文的，薄薄的册子，几分钱一本，我几乎都读过。这些阅读的目的是为了高考，却又不限于应考，毫无疑问对于我读写能力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因为读书有兴趣了，一天不读就不习惯，我高中时期的阅读面是比较广的。不光读文学，读《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革命小说，也读其他方面的书，如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史之类。 那时没有钱，买不起书，读书一般从图书馆借，或者就在书店站着读。好不容易得到一本书，就很珍惜，会抓紧时间读完。记得《青春之歌》出版时，学校没有钱买那么多书，就准备了两本，每隔几天撕下十几页，正反面贴在公告栏上，让学生围着读，像看连续剧似的。现在我藏书很多，可戏称坐拥书城了，反而失去了当年对于书的那种珍惜与敬畏。 高中时期，我对于书的确有种崇仰之心，还喜欢读一些自己不太懂的书，读外国的书，理论的书，甚至还读过康德，读过天文学。天文学对我影响大，改变了我的时空观，甚至还想过要考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也不太懂，但高中生的我就有意找来读。这是什么心理？ 是一种“喜欢读书”的象征吧，一种上进的力。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我是主张安排几种“整本书阅读”的，就安排了读《红楼梦》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说现在碎片化的阅读太甚，就让高中生完整读几本深一点的名著，磨磨性子吧。前不久我给人文版《乡土中国》写了个导读，其中也就有这么一句话：“读书不能总是读自己喜欢的、浅易的、流行的读物，在低水平圈子里打转。有意识让自己读一些深一点的书，一些可能超越自己能力的经典。” 您的一些教育理念，来自学生时代的阅读经验和当下现实生活的需求。包括您提出要读一些很深、很难懂的书，当时就有这个自觉性吗？还是有人引导您？ 温儒敏：好像没有老师专门教我这样。主要是自己在大量阅读中逐渐觉悟的。语文要靠长期的读书积累，靠自己去“悟”。每个人学语文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多读多写，积累感悟，可能是共同的经验。我的幸运是碰到了几位比较好的中学语文老师，好在他们自己是喜欢读书的，是“读书种子”。这就给我熏陶，潜移默化。我至今记得去高中语文老师钟川家里，潮湿阴暗窄小的屋里全是书，书架上摆着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等文豪的作品，一摞摞堆放在简易的书架上。这让我震撼。现在语文课为何那么难教？ 读书少嘛。老师也不怎么读书，那学生怎么可能爱读书，学好语文？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温儒敏谈读书》中，有一篇《我的读书生活》，特别谈到对您有影响的两点，一是读书比较杂，二是在基层待过。“文革”时您的阅读并没受影响？ 温儒敏：我在大二的时候，赶上“文革”。“文革”毁灭文化，但也有“逍遥派”的缝隙。那时停课闹革命，有两年我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参加“毛主席去安源”展览工作，闲来无事，杂览群书，古今中外文史财经抓到就读，漫羡而无所归心。那是非常时期非常难得的“私密阅读”的时光。有时借“大批判”的名义，反而接触了许多“禁书”，让我感觉到历史发展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和政治的复杂，变得成熟一些。 “文革”时期配合运动，组织整理了二十四史。又同步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叫白皮书、黄皮书，供“大批判”用的，封面上印着“内部发行”，县团级以上才可以看，但发行量大，想想办法也总能找到。我读过而且印象很深的有《多雪的冬天》《带星星的火车票》《州委书记》《麦田守望者》《解冻》《人·岁月·生活》《第三帝国的灭亡》，以及《论语》《左传》《史记》《世说新语》《红楼梦》《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等等。在那个压抑的非常时期读书，会激起许多思考，有时是随波逐流的，有时是叛逆的，私密的。这都无形中进行一种思维训练吧，虽然不是很自觉的。比如读《麦田守望者》，译本前言说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青年生活的堕落，成为“垮掉的一代”，而我阅读时对书中这些青春期男孩的堕落、迷茫、上进，也能产生共鸣。前些年我曾编过一种小学教师阅读选本，就选了《麦田守望者》。老师应该了解青春期少年的苦恼，这本书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生都会读的。 您的导师是王瑶先生，他对您在读书方面有怎样的要求？ 您又会对学生有怎样的要求？ 温儒敏：王瑶先生是很放手的。他要求我们读书，熟悉基本作品和史料，对现代文学史轮廓有大致的了解，但没有指定书目，现代文学大部分作家的代表作以及相关评论，都要广泛涉猎。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注释中列举的作品当作书目抄下来，一本一本地看。那时候研究生享受老师的待遇，可以直接进入图书馆库，一借就是几十本。研究生阶段我的读书量很大，浏览与精读结合，起码看过一千多种书。许多书虽然只是过过眼，有个大致了解，但也就感受了文学史氛围。书读得多了，旧期刊翻阅多了，历史感和分寸感就逐步形成了。 几十年与书为伴，反复读的书有哪些？ 温儒敏：鲁迅的书读得最多，这跟我从事文学史研究有关。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鲁迅的眼光很“毒”，他是要重新发现“中国与中国人”。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论著很多，但鲁迅作品很特别，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这和读一些学问家的概论和历史著作之类，是不一样的，功能和感觉都不一样。 最近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了两种鲁迅的书，一是《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选了鲁迅79篇作品，每篇都有千把字的讲析，颇费了功夫。另一种是《鲁迅精选两卷集》，选了128篇作品，每篇都有题记导读。这也是我几十年学习研究鲁迅的总结吧。 如果比较私密的聚会呢，您看了那么些书，有没有想和哪位作家聊聊？ 温儒敏：没有时空限制的话，想跟曹雪芹聊聊，问问《红楼梦》那些不解之谜。也想跟托尔斯泰说，我不太喜欢他作品中大量的说教，但也承认引发了许多形而上的思考，包括宗教意识，有些我是想请教他的。 鲁迅呢？ 温儒敏：鲁迅恐怕很难聊天的，他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很孤独。孤独是他创作的诱因，我不敢打搅他。 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温儒敏：到无人岛，多么艰难，如何活下去都有问题，怎么还读书？ 当然，在那样的情形下，我可能也会回想《红楼梦》中那些有关色空的哲理性的描写。 枕边书系列之104：池莉谈枕边书 您的床头柜上放着什么书？ 池莉：好书。我自己的好书。目录没法列出来，太长，也太有变数。这些书就像四季一样会不断更新。当然也有十年都在的，例如，以塞亚·伯林的书以及关于他的书，传记呀谈话录呀等等。再例如，一本只有23页的超薄绘本《爷爷的天使》，作者是尤塔·鲍尔，德国绘本师。《爷爷的天使》已经翻坏一本了，后来又买了两本，以备再次翻坏。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会记笔记吗？ 喜欢快还是慢读？ 池莉：不一定。快读、慢读、反复读、笔记读，各种读法，都有。主要看一是什么书，二是自己阅读状态。 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池莉：被激活，被兴奋，被开脑洞，被安静。 让您感动落泪的书是什么？或开怀大笑或怒火中烧的书有吗？ 池莉：感动落泪的不多，好像在读《恶童日记》出现过。开怀大笑罕见，大多都是会意一笑，在读科塔萨尔时候出现过。怒火中烧没有，因为我不会去读让我怒火中烧的书。因为购书我会精心选择，然后再采取有效措施处理掉那些看走眼的。这个措施就是书到之后，在门口就把快递拆开，一本本快速检验，翻阅三处：第一页第一段、最后一页最后一段、中间随机一页随机一段，看不上者，当即给返回快递箱，变成干垃圾，这样就基本杜绝了怒火中烧的可能性。如果你说的怒火中烧不是指那些糟糕的书，而是指悲愤之情的话，那当然有，而且多，从莎士比亚到卡夫卡到屈原到辛弃疾到三国到水浒到红楼梦……数不胜数。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池莉：重温那就太多了。前面我说的以赛亚·柏林、《爷爷的天使》一类的书，就是家常便饭了，属于日常营养，不得断食的，吃了还得吃。还有胡里奥·科塔萨尔、赫拉巴尔、爱丽丝·门罗，还有一堆诗人：佩索阿、莱姆、里尔克、辛波斯卡、玛丽奥利弗，都会重温。还有台湾诗人夏宇，她的那份叛逆，每个字都拽，特带劲，以及写诗使用的繁体中文字，坚实有力丰厚饱满，喜欢经常看看，还经常让我生出一些寒碜与羞怯，感觉自己写简中字，跟衣服穿少了似的。我认为书就是用来重温的，新不如旧，重温是一种积淀式的成熟过程，美是有厚度的，厚度是要靠重温的。 您现在还买书吗？ 在哪里买，买什么样的书？ 池莉：现在当然还买。现在买得更多了。什么书都买，只要喜欢。当然在网上买。现在网购书籍的方式对我特别合适，我把网络当做海洋，把自己当做渔民，一网打起来，我就坐在岸边，挑选分类甄别，当场料理好。前面说过，网购书快递来了，我就坐在门口分拣，糟糕的书，都是直接干垃圾扔掉，好书才拿回家。 您会通过别人的推荐阅读吗？ 比如说？ 池莉：当然会。比如赫拉巴尔，十月出版社的韩敬群就给我推荐过不少。《爷爷的天使》，是我朋友赵远红推荐的，最初她送了我一本，早先她在外文局上班，后来嫁给了热爱中国文化的德国媒体人。 在写作过程中，是否不断要从书中需求帮助？ 池莉：“帮助”不准确，但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试试这么想象一下吧：你的壁纸？ 你井底之蛙的那个井的内壁？ 你的沿途风景？ 你徒步中的旅伴？ 说不好。是写作的生态环境吧？ 总之你的写作过程不可能完全不存在别的书，也不可能直接依靠别的书——除非抄袭。 在创作小说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最困难的呢？ 池莉：最困难的是文字不够用。精准表达需要精细材料，越写越觉得找不到你想要的那种精细材料了。最享受的是你陷入写作状态的那种状态：独自一人，书桌前，静静写作——这感觉非常好。 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池莉：有这么一本书，书名是：《所谓好玩的事，我再也不做了》。作者是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美国作家。先是在杂志上读到他的《说说龙虾》，就开始留意他，然后他新书出版就买了，大约在2017或2018年吧。书就放在书架最重要的那一排，多次经过，多次停留，多次伸出手指，轻轻抚摸，可就是无法取出阅读。我一直不能够接受他的自杀。一个1962年出生的人，2008年就离世了，才46岁，才华横溢，这可正是生命闪闪发光的黄金时段。我不忍直视，直到今天，不敢触碰。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池莉：是一人一宇宙，独享空间够大。 亲眼见证自己的作品被拍成影视是什么感觉？ 影视作品中有什么出乎您意料的重大改动吗？ 池莉：亲眼见证自己的作品被拍成影视的感觉就是魔幻。你常常会目瞪口呆。我那些被影视戏剧改编的小说，每一部都有出乎意料的重大改动。不过我认为，改编就是改动，再重大也不意外，作为原著没什么可说的，要么事先你可以拒绝授权，不给改编。视觉作品与文字作品原本就是两类不同的审美。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池莉：我想见到曹雪芹。 我想知道他写作《红楼梦》当时的言禁，苦到什么程度，以至于大厚本的故事竟然都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池莉：这个梗既有趣又无聊还反复被人出题考别人，好吧我选择不带任何书：既然是无人岛，想必再也无须用文字交流了吧。 假设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池莉：我会广撒英雄帖，愿意来的都欢迎。 枕边书系列之105：徐贵祥谈枕边书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会经常变化吗？ 徐贵祥：所谓的“枕边书”，我理解就是经常看的书。我读书很杂，不求甚解，不成系统，坦率地说，也很功利，根据创作需要找感觉，根据情绪找乐子，不同的时期会关注不同的书籍。除了文学作品，我读的比较多的是历史书，抗日战争历史、抗日战例、抗战人物、日本文化、日军人物，甚至日军结构、编制、战术等等都有涉猎。如果说有枕边书的话，我的枕边书应该是史书、唐宋诗词、《毛泽东选集》和《茅盾论创作》。这些书一直放在我卧室的书柜里。它们离我的床铺最近。 讲一个插曲。四十年前，我在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受训，大队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图书室。有个周末，我和同学去借书，主要借有关炮兵指挥业务的教材，忽然发现书架上有一套“名家论创作”，论者有鲁迅、巴金等人，我快速翻了一下，最后选定了《茅盾论创作》，拿回去后，有空就翻翻，并且记住了一句话：“文学艺术为人生。”还照着葫芦画瓢，模仿写过几篇小说。以后毕业回到部队，业余写小说，需要理论指导，我首先就想到了《茅盾论创作》，写信给教导大队政治处，索要这本书。一位当年的战友帮忙，把这本书寄给了我。再以后，从前线到后方，从基层到机关，从野战军调到北京，从陆军调到空军，驻地和工作单位不断变换，数次搬家，不知道精简了多少书，可是这本书还在，跟着我走南闯北。2005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从乌镇领奖回来，我把这本书找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写字台上，向它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些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徐贵祥：这个很难讲。有些是因为喜爱，被其中的思想和故事感动；有些是因为需要，增加知识，拓展视野，营造语境。还有些同创作八竿子打不着的书，也经常看，从中捕捉灵感。 您眼下在读什么枕边书？ 徐贵祥：这段时间主要读一些外国人写中国人的书，比如“西方视野里的中国”“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镜像”“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等等，几套书的名字大同小异。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外国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虽然旁观者不一定都是清楚的，但是“当局者迷”确实一定程度地存在。这些书的作者，是一二百年前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医生、教师等等，多数人是善意的、客观的，当然也有偏见。阅读是为了借鉴，为了反思，但是不会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西方人往往把我们的优点和缺点都放大了看，只要不是蛊惑或恶意攻击，放大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放大我们的优点，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放大我们的缺点，就能引起我们的自省。读这些书的时候，我还有个体会，有些东西，没有高低，只有差异。在全球一体化、人类共命运的今天，我们要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了解中西方、中外文化差异是很有必要的，作家也应该“知己知彼”。 哪一本书对您有较大影响？ 有什么书曾激发您的写作欲望吗？ 徐贵祥：这个不好量化。如果细究起来，还是早期阅读影响大一些，比如说《安徒生童话》，有两个故事甚至决定了我的文学观。一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们人类，永远摆脱不了饥寒，今天摆脱了，明天可能又发生了；物质上摆脱了，精神上可能又发生了；这里摆脱了，那里可能又发生了。小女孩手里的火柴，就是文学艺术，把它点着了，就是文艺作品，可以照亮我们的梦想，梦里有慈祥的祖母和香喷喷的烤鹅。再有一个就是《皇帝的新衣》，我们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就是那个孩子，敢于戳穿谎言。一则童话，写了很多人很多事，其实就是一个主题，人应该怎样活着，是卑微地活着还是勇敢地活着，是生活在谎言中还是生活在真实中，貌似简单，实则意味深长。 青年时代，读过一些世界名著，像《哈姆雷特》《悲惨世界》《罪与罚》《复活》《红字》等等，有些段落可以背诵。同时期读了新中国前十几年的红色经典，几乎每一本都读过，那时候脑子里就有一些想法，要成为一个英雄，砸烂黑暗的旧世界，同恶势力战斗，让穷人不再受穷，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让……这些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在我此后的创作中，会不动声色地发挥作用。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徐贵祥：我读书，常常是几本书放在身边轮番读，读得顺畅，舍不得一口气读完，就先放下来。读得不顺畅时，也先放下来，读那本喜欢读的书。当初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我把《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放在一起，轮番阅读。读《百年孤独》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感觉所有的意义都失去了意义，包括文明和进步，有一种毁灭感。读《霍乱时期的爱情》则是另一番感受，感觉妙趣横生，回肠荡气，阅读的时候内心洋溢着希望。在我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好像扮演了一次“分成两半的子爵”，写了一本《百年孤独》，给我们留下担忧人类命运的悬念，几年后又写了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似乎是为这悬念开出一剂解药——爱情，或者推而广之说是爱心，包括人类的仁爱精神和同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 三十年前读《战争与和平》，家里、宿舍、办公室各有一套，还在卫生间马桶上方安了一个小书柜，里面也放着《战争与和平》。实话实说，这部著作读起来非常费劲，最大的障碍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我曾试图将其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中国化”——注上“张三”“李四”“王五”，但是工程太大，最后不了了之，硬着头皮往下看，习惯了就好了。托尔斯泰的很多作品我都读过，记忆中多数人物的名字是混乱的，他们的故事也往往张冠李戴，只有《复活》里面玛丝洛娃这个形象一直很清晰。有一年到俄罗斯雅斯纳·波良纳庄园，在托尔斯泰墓地边上，我把手插进泥土里，希望里面伸出一只手来捏捏我的手心。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徐贵祥：想读，爱不释手，让心里一冷一热，读了之后想找人喝酒，管他爱听不听，津津乐道。 在您的创作过程中，有谁在阅读上给过您实际帮助吗？ 徐贵祥：有很多人。读中学的时候，有个语文老师，名叫王启昌。此人多才多艺，字写得好，会拉胡琴。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加了一门课外“选读”课，从刘知侠的作品《铺草》开始。并且他偷偷地把当时被视为“毒草”的《烈火金刚》借给我。在他的影响下，我对写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了一篇作文《在田间》，讲述公社书记拾粪的故事。王老师大加赞赏，把这篇作文推荐给学校的油印小报发表，还在课堂作为范文朗读，对我鼓励很大。 我很喜欢《烈火金刚》。王老师给我布置作业，让我分析作品里的人物关系，我当时对丁尚武和林丽的爱情关系比较感兴趣，王老师则不以为然，认为《烈火金刚》里的爱情故事，在别的书里也能看到，大同小异。但是《烈火金刚》里面有个东西，是别的作品没有的，那就是何大拿一家人的关系，何大拿是汉奸维持会长，小老婆所生的女儿是八路军，大儿子是汉奸翻译官，二儿子是国民党军官。这一家人基本上代表了抗战时期底层百姓的不同立场。王老师有一句话我记得很牢：读书，要读出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时期，在我们的观念里，坏人都是一样，并且都是一伙的，就是从王老师那里，我开始知道坏人也是不一样的，坏人各有各的坏法。特别重要的是知道了，国民党军队也是中国军队，也要抗日，并且有很多抗战英雄。以后参军了，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了大量的关于抗战史料和文艺作品，还采访过洪学智、秦基伟、向守志等将军，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更多的认识，创作了《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和《英雄山》。我能成为一个作家，离不开中学时代老师给我的启发。 初学写作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推荐，重点读前苏联卫国战争作品，我读了一些。有一年春节前，在武汉大街上买了一本杂志《苏俄文学》，从上面读到阿·托尔斯泰的《蝮蛇》，很喜欢，记住了一个井台，和井台上空蓝色的月光，至今不忘。就在读了这个作品的第二年，我第二次到前线，作为侦察大队排长参战，在南方边境的山岳丛林里，会经常联想到遥远的苏联卫国战争战场，联想到那场气势恢宏的战斗，联想到那个从恋人手中接过战旗在枪林弹雨中纵横驰骋的骑兵女战士，联想到这个女人在战争胜利后的遭遇和命运……一年多的时间，那个骑兵连长和女扮男装的骑兵连通信员，在蓝色月光下的爱情和在红色火光中前仆后继的身影，始终浮现在我的头顶、眼前和梦里，那些故事终于变成我自己的了。我在边境暗淡的油灯下，用自制的稿纸写下了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征服》，后来发表在《小说林》杂志上。一直以为，这个作品对我的创作有转折性的引导作用。 读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活动，什么人读什么书，什么时候读什么书，要靠自己悟。我们的思维世界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我们去寻找，吸引那些适合我们阅读的书籍，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向我们游移，同我们的思想对接。 您是非常有实战经验的军旅作家，既有战地经验，也有创作教学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于您的创作有何帮助？ 您在军艺教学中会给学生们列必读书目吗？ 徐贵祥：我本人不主张列必读书目，但是出于教学需要，可以向学生建议、推荐，进行导读。我对读书的看法是，第一，读书有缘，可遇也可求，有方向的诉求多了，也就会多遇。第二，读大于书，也就是说，书里写了什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你读出了、悟出了、联想到什么，产生了自己的思想。第三，精大于多，开卷并非皆有益，有些书本来不必读，现在的书太多了，累死也读不过来，选择的关键要看个人兴趣。 为人师期间，我写过一个小说《好一朵茉莉花》，人物时明时暗，故事时续时断，然后让学生续写、补写、改写，甚至重写，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结构能力。我把这个创意命名为“节外生枝”。然后我又写了一个作品《背锅人》，让学生讨论批评，创意为“草船借箭”。学生们被激活了，批评起来也是五花八门，有个年龄很小的女生甚至在文章里说了一句：“像徐贵祥老师这样有经验的作家，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很高兴。最后，我又拿出早期作品《弹道无痕》，让学生模仿，写《弹道有痕》，创意为“无中生有”。实践证明，这些办法很好，不少学生写出了好文章好作品。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徐贵祥：中外文学经典名著，特别是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反复重读谈不上，读得多一些而已。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徐贵祥：做自己能做的事，是快乐。做自己能做而又想做的事，并且做成了，就是幸福。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徐贵祥：《梦的解析》《红楼梦》《军事地形学》。 枕边书系列之106：唐浩明谈枕边书 在谈到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时，您曾提到源头可追溯到酷爱读书的少年时代，能谈谈那个时候的读书情况吗？ 据说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您都认为《三国演义》是天底下最好的书？ 唐浩明：我从小喜欢读书，对书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读小学时，很喜欢看连环画，又叫小人书，偶尔有了一两分钱，便去小人书摊租书看。坐在小人书摊的木板凳上读书，是我童年回忆里的最鲜明的画面。 那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演义》连环画，一套书有几十本，看了一本就想看下一本。我可以坐在书摊边看一个下午的书，没有钱换一本，就把手里的书看第二遍、第三遍。倘若不是书摊主人催着还书，手里的这本书就可以这样一直看下去。为什么《三国演义》于我有这样大的吸引力呢？现在想起来，可能出于这些原因。 一则是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对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向往。三国时期风云激荡、群雄并起，契合我的向往。二则书里有许多我羡慕的英雄人物，我觉得人生应该像他们那样浓墨重彩、有声有色。三则书中的许多故事令我着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的文白相杂的语言，令我喜欢。诸葛亮的隆中对、在东吴的舌战群儒等，我几乎能全文背诵。从此，这种文风镌刻在我的骨子里。我没有料到，几十年后我自己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会自然而然地选择这种表述风格。这种语言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典雅。我认为写历史小说，就应该用这种典雅的文风。 真正走进晚清是什么机缘？ 唐浩明：我在研究生院时读的是先秦文学，却对近代很感兴趣，原因是近代历史与当代关联密切。当代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近代找到根源。当时，学术界有一句话：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没有“五四”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然而让我真正走进晚清，还是在担任新版《曾集》责任编辑之后。《曾集》记录晚清从道光到咸丰到同治这三十年里，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大事。这都是没有经过加工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地再现了晚清那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编辑工作，给我提供走进晚清的机缘。 《曾国藩》三部曲（《血祭》《野焚》《黑雨》）在90年代风靡一时，带动曾国藩研究热及相关题材图书的出版。此后几十年，您一直不断修订完善相关作品？ 唐浩明：对于曾氏，我有一番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那就是在这个人的心里有一个信仰，或者说有一个从青年时代起就树立的初心，即做圣贤。他早年说过“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句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一生的追求。那个时代理学盛行，理学倡导人皆可成圣贤。许多读书人在年轻时，在入世未深时，或多或少都有做圣贤的想法。但到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个初心便慢慢变淡薄了，甚至完全改变了。曾氏没有。他一直都在以圣贤要求自己。我们客观地看待曾氏一生，虽然他未必就成了圣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一生都行走在通往圣贤的道路上。这就是曾氏与众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一点后，对于他晚年被后世讥议的一件事，也便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不少人认为，曾氏在打下南京后，有足够的理由与实力，乘胜推翻满人的朝廷，建立新的朝代。曾氏没有这样做，是出于他的自私，是以忠于一家一姓的小忠，取代了忠于社稷忠于百姓的大忠。我在写作《曾国藩》时，也是持这种看法。 其实，这是对一心要做圣贤的曾氏的误解。 《中庸》上说“不诚无物”。圣贤的根本衡量只有一条，即诚与不诚。如果曾氏乘胜造反，那他就将自己一生所信奉的诚抛弃了。依此信条，不但不是圣贤，他就是王莽式的大奸大伪，顶多也只是曹操式的奸雄。曾氏绝不愿做王莽、曹操式的人。 世上的大事业莫过于圣贤事业与豪杰事业。圣贤事业化育人心，乃千古之事业。豪杰事业建功立业，乃一时之事业。做一个新朝代的帝王，不过是豪杰事业的顶峰而已，不能与圣贤事业相比。因为此，曾氏不但不造反，还要自剪羽翼。基于此，我要将小说作点修改，于是有了2016年的修订本。 曾氏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多年来您一直深入研究，在“评点曾国藩”系列中，您有怎样的收获？ 唐浩明：写完《张之洞》后，我开始“评点曾国藩”系列的写作。这时我笔下的“曾国藩”不再是文学人物，而是历史上那个被称作曾文正公的人。我试图与读者一道深入曾氏的心灵世界，破译曾氏及其家族崛起的密码，并借此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通过后来一系列的“评点”，我的确在这方面很有收获。 我深深地感觉到，曾国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研究他，就是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曾国藩一生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理念，践行于自己的人生与事业，并取得了成功。比如说，他为子孙留下的四点遗嘱：慎独、主敬、求仁、习劳。这四点是他一生努力践行的信念，他也希望后世子孙去努力践行。这四个价值观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为倡导和看重的。 这些年来，我之所以热心为社会各界讲述曾氏，也是因为我认为讲曾氏，其实就是在讲中国传统文化。我要借曾氏这个人，来向听众传承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在写作中，是否不断要从相关图书中寻找帮助？ 唐浩明：在动笔写作小说《曾国藩》之前，以及写作过程中，我会常常借助一些书籍，其中特别多的是清末民初时期的私家著述。清末民初，中国开始有了大众出版行业，大批私家著述借此问世。我需要借助此类书籍，来寻觅往事的痕迹。当然，这些书中的史事真真假假，不可全信。但有的著述为后人提供了一些故事情节，这些情节可以开拓创作的空间。也有的著述里有场景描绘与当事人的话语实录，这些更为珍贵，为小说的感染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比如赵烈文著的《能静居日记》。赵是曾氏的贴身幕僚，又与曾氏有着师生之谊，很得曾氏信任。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赵与曾氏过从甚密，两人在曾氏私室中有过许多次深入的谈话。赵在第一时间里将这些谈话如实记录。其中常常有当时的场景与氛围描述，还有曾氏当时的神态记载。这样的书籍，对历史小说创作来说是极为难得而可贵的。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唐浩明：我的枕边书有这样几大类：中国的传统经典。 一，必备的工具书，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二，常年订阅的版刊杂志。这里就包括《中华读书报》，我很喜欢这份报纸。 三，一段时期内的在读书。您有常常温读的书吗？ 唐浩明：我经常读的书是唐宋诗词以及鉴赏古典诗词的书籍。这些书能给我带来阅读快乐，读这些书时会有曾氏所说的“声出金石，飘飘意远”的感觉。 您在创作中，最享受的是什么？ 唐浩明：写作是件艰辛的事情，但看到自己的文字营造了一个文学世界，所塑造的人物在这个世界中有血有肉有情感地活跃着，内心会很喜悦。这种内心喜悦，是创作过程中的最大享受。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或者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唐浩明：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我想见一见姚雪垠老先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姚老先生的《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卷轰动一时，我也是这部书的热心读者。我很佩服书中的人物刻画、场景描摹，特别喜欢那种典雅的文风。见到他时，我会在这些方面向他讨教。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带哪三本书？ 唐浩明：我会带《史记》《唐诗三百首》及《美的历程》。上个世纪80年代，《美的历程》风行海内。这本书带给我震撼性的阅读感觉，对我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喜欢。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的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唐浩明：我会邀请李白。让他把酒喝够喝醉，那时他就会随口吐出锦绣般的诗句，而且他那种“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人本色，也会显现得特别淋漓酣畅，给宴会所有参与者带来极大的乐趣。当然，宴会过后，我不会再与他交往，因为跟他做朋友太不容易。 为什么觉得“做朋友太不容易”？ 唐浩明：李白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感觉这样的人不好相处。 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您想变谁？ 唐浩明：我在写《张之洞》时，有意虚构一个名叫桑治平的主要人物。此人身上，有我的一些理想色彩。如果让我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主要人物的话，我想变成桑治平那样的人。 您愿意概括一下桑治平的性格特点吗？ 唐浩明：桑治平世事洞明、性格通达，我欣赏这样的人。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 唐浩明：我读书比较慢，慢慢地读，慢慢地品味，好的章节，不惜多次诵读。我会记笔记。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浩明：面对着窗外的青山绿水，泡上一杯清茶，四周静静的，最好能有小雨点声，书房里放着轻柔的乐曲，面前摆着一本喜欢读的书。这就是我理想的阅读体验。 枕边书系列之107：许钧谈枕边书 您在北京大学做公开讲座时，强调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一流的作家”，那么您是以怎样的“眼光”和标准去发现？ 许钧：就文学翻译而言，涉及译什么与怎么译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好的译者，应该具备批判的精神，具有发现的眼光。文学经典是不断生成的，翻译家不能只盯着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能一味地重译，也要善于发现新的作家，介绍新的作品，阐释新的作品。我的标准很简单，读一部新的文学作品，首先看有没有独特性，有没有一种文学特质；其次看有没有深刻性，能否拓展你对于存在、对于生命的体验，能不能引起你的共鸣；再次看有没有丰富性，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需要给读者留下阐释的空间，能吸引读者，让读者进入作品。在我看来，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既要发现好的作品，也要通过自己的翻译，成就一部好的作品，让好的文学作品在异域获得新生命。 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后被公派去法国学习，您的翻译事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谈谈四十余年来，您的学术道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许钧：我是1975年2月大学毕业，1976年8月底去法国留学的，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有打倒，到了法国之后，心理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好奇心也被激发了。我对法国语言、文学、文化都很感兴趣。对新的语言现象很关注，积累了很多材料，为以后的语言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学方面，我们在国内时几乎什么都没有读过，只知道巴尔扎克，知道一点雨果。当时在课上，接触了不少新的流派、新的作品，除了好奇，心里感觉时不时有一种冲动，想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的朋友，由此埋下了翻译的种子。我在1978年8月回国，恰逢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开始研究法国语言，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发现好的文学作品就翻译，翻译多了，就有些思考，于是把翻译研究当作自己的主要方向，一直坚持至今。 您在留学期间就买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了解到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流派，能否谈谈您那个时期的阅读？ 许钧：你知道，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有很多旧书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书籍。那个时候，我们留学生是国家包吃包住，一个月给10块钱的零用钱，可兑换二十几个法郎。我们买不起别的什么东西，但旧书很便宜，两三个法郎就可以买一本。你说的那些书，我就是在旧书摊买的，像《高老头》《巴黎圣母院》《局外人》《等待戈多》《嫉妒》等。真的感觉得到了宝贝似的，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很过瘾，雨果也能读懂个七八分，可是读新小说，感觉读不进去，不太明白作品的意思。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的？如何选择译本？您采取的是什么方式？ 许钧：我在法国留学时，有过不少口译的经历，最难忘的，是给中国卫星火箭代表团当首席口译，任务太重了，太紧张了，前后十来天，人瘦了十来斤。不过，代表团很满意我的翻译，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特别喜欢翻译，包括笔译。在留学时，有过多次冲动，想翻译文学作品。真正有明确的翻译意识，是因为与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结识，他那个时期在巴黎教授中文，听我说想翻译文学作品，他特别支持我。我和他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他从外国友人那儿要来的，书名叫《永别了，疯妈妈》，1979年出版，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奖。这部书在1980年开始译，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报日人民》《新华日报》等报刊发了书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您比较早地接触了勒克莱齐奥，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翻译他的作品，200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评价他的作品，可否谈谈您所了解的勒克莱齐奥？ 许钧：我在留学时，读过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这是他23岁时出版的处女作，获得勒诺多奖，可我基本没有读懂，不明白好在哪里。三年后，钱林森老师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新作《沙漠》，该书获1980年的保尔·莫朗文学奖。我读了以后，感觉与《诉讼笔录》是不一样的写法，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语言很美，节奏感很强，而且觉得思想很有批判性，于是写梗概，还试译了两章，与钱林森老师一起推荐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译本名为《沙漠的女儿》。通过翻译，我对勒克莱齐奥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理解，感觉他的作品别具一格，具有诗意。后来，我一直很关注他的作品，他有新作出版，都会寄给我，记得有一部叫《流浪的星星》，他在书的扉页赠言，还画了一颗星星。我们因翻译结缘，成了朋友，四十多年了。感觉他特别真，而且诚，爱憎分明。和他相处，很轻松。2011年，他来南京大学担任教授，给本科生上通识课，发现他读的书真的很多，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很了解，很尊重。讲课内容深刻，启发性强，对学生有真正的引导。学生都很喜欢他，叫他勒爷爷。 您提到自己的翻译受到傅雷、许渊冲、钱林森等人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有没有读书方面的影响？ 比如要求您必须读什么书？ 许钧：简单地说，许渊冲对翻译艺术的追求影响了我，但慢慢地，我和他的观点不一致，我们有过激烈的学术论争，但他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他离世前把15部手稿捐给了我所在的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也是一份难得的信任。钱林森老师是我文学翻译的领路人。我和他合作翻译过好几部书。他对学术的痴迷，让我敬佩。傅雷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让我明白了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精神，何为翻译艺术，何为翻译价值。 您曾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能否以某部作品为例，谈谈您在翻译中遇到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法语的长句等特点，是否也给翻译带来难度？ 许钧：翻译太难了，文学作品翻译的难与社科著作翻译的难是不一样的。社科著作的术语很难把握，我曾经翻译过一部叫《第一哲学》的书，感觉在中文里找不到可以传达原文关键术语的词，我翻译了四五万字，最后放弃了，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翻译是有限度的》。文学翻译，也难，句子简单，很难译，译出来感觉没有味道；句子长，也难译，感觉断不了句，译出来，句子重心有可能变了，逻辑关系也可能变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长句，对谁都是考验，法国读者也不一定能读懂，我们要译好，难度可想而知。普鲁斯特的意识流，主要是靠句式来呈现的，不能随意断句。我花了两年时间，才译出了出版社交给我的第四卷的前半部分，20余万字，一天只得几百字。不过我收获很大，以这部书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写了一部书，叫《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讨论长句、隐喻、形象、风格的翻译问题，199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应该是国际上第一部探讨文学翻译批评的著作，三十年后，这部书得到了许国璋语言研究奖。 在《名士风流——许钧译文自选集》（中译出版社）中，您选择了《邦斯舅舅》等法国经典作家作品和《沙漠》等法国当代作家作品汉译。翻译哪些法国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许钧：这部自选集，我选得很用心，展现了我四十多年的翻译历程，也体现了我的翻译理念。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要发现经典，成就经典。从自选集的编排看，上编选的都是法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之作，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开意识流之先河的普鲁斯特；下编选的是20世纪优秀作家的作品，有自己的发现和选择，如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特丽奥莱的《月神园》；有前辈专家柳鸣九先生推荐的，如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也有出版社邀请翻译的，如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三十多年前，杨武能先生嘱咐我，要给读者选择、翻译优秀的作品，我的选择的基本标准，就是作品要有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您有哪些枕边书？有怎样的特点？ 许钧：我的枕边书基本是三类。一是哲学类的，读了会明白人何以为人；二是历史类的，读了会明白人是如何发展的；三是文学类的，读了会明白人如何丰富自己的生命。我不喜欢读经济类的图书，科技类也很少读。我翻译的也基本是这三类书。 能否谈谈您最近在读的书？您有怎样的阅读特点？ 一般读几遍开始翻译？ 许钧：我有很多作家朋友，我喜欢读他们的小说，最近在读格非教授的《人面桃花》。还有歌德与席勒的《文学书简》、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刚刚推出的《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我读书有个习惯，必须过笔，写写画画。外文书也常读，遇到好的，就会给出版社推荐。我翻译的书，一定要自己特别喜欢的，读着读着，有时会有冲动，想立即翻译出来。有的作品，读一遍就可以开始，如《名士风流》，有的作品，读四五遍也下不了手，像《追忆似水年华》，我翻译第四卷的时候，原文与译文，前前后后读了六七遍。 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最希望邀请哪些人到场？ 许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邀请法国的老朋友勒克莱齐奥，中国作家界的毕飞宇，中国翻译界的王克非、仲伟合，还想邀请我做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弟子。中外文学、翻译界聚在一起交流，不亦乐乎。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许钧：三本太少了。如果只能带三本，我带图尼埃的《星期五》，看看人到无人岛上如何继续为人；我还想带一本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看看人在绝境时如何发现美；还想带一本《道德经》，看看道在何方。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枕边书系列之108·苏童：我的读书生涯 是什么影响了您的写作，形成了您现在的写作风格？ 苏童：影响我写作的东西很多，除了对文学的爱好，生活本身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这个要分时间段。青少年时期，就是对文学一种朦胧的爱好。另外，童年少年时期老师在哪一方面表扬你最多，你就会在哪个方面更下功夫。我的作文常被老师表扬，自然会喜欢写作。到大学以后，能够坚持创作，是另外的东西在影响我。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大学，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我们班上35个是诗人，5个是作家。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大潮中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之后，又有新的东西影响我。这个就十分复杂，有自己喜欢的作家的影响，生活一定也能影响我，甚至世界观也在影响我。一个作家的作品会改变，是因为影响写作的因素都在不断地改变成长，在新陈代谢之中。在一切都不稳定的情况下，创作也是另外一种面貌，永远都有新的呼唤，新的诱惑，新的拒绝，新的追求在产生。 很希望了解您对于书的选择，有什么标准吗？ 苏童：很早以前，我读书几乎是不加选择的，或者是一部名著，或者是一部书的书名优美生动吸引我，随手拈来，放在床边，以备夜读所用。用这种方式我读到了许多文学精品，也读了一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对某几部名著我无法进入真正的阅读状态。比如麦尔维尔的巨作《白鲸》，几乎所有欧美作家都备加推崇，认为是习作者所必读的，但我把《白鲸》啃了两个月，终因其枯燥乏味，而半途而废，怅怅然地还给了图书馆。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以后再也没有重读《白鲸》。如果现在重读此书，不知我是否会喜欢。但不管怎样，我不敢否认《白鲸》和麦尔维尔的伟大价值。 能谈谈印象深刻的阅读经历吗？ 苏童：令人愉悦的阅读每年都会出现几次。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时我在北师大求学，一位好友向我推荐并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借给我，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了。我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在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我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我想象那个美国男孩在城市里的游历，我想象我也有个“老菲芯”一样的小妹妹，我可以跟她开玩笑，也可以向她倾诉我的烦恼。 塞林格对您影响很深？ 今天您怎么看塞林格？ 苏童：至少那段时间，塞林格是我最痴迷的作家。我把能觅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读了。我无法解释我对他的这一份钟爱，也许是那种青春启迪和自由舒畅的语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因此把《守望者》作为一种文学精品的模式，这种模式有悖于学院式的模式类型，它对我的影响也区别于我当时阅读的《静静的顿河》，它直接渗入我的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被经典所熏陶。 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摆脱塞林格的阴影，我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见这种柔弱得像水一样的风格和语言。今天的文坛是争相破坏偶像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塞林格是浅薄的误人子弟的二流作家，这使我辛酸。我希望别人不要当着我的面鄙视他，我珍惜塞林格给我的第一线光辉。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应该把一张用破了的钱币撕碎，至少我不这么干。 在走向文坛极具影响力的作家的途中，肯定也有不少作家对您产生过很大影响。 苏童：可以再说一说博尔赫斯。大概是1984年，我在北师大图书馆的新书卡片盒里翻到那部书的书名，我借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集，从而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博尔赫斯，但我感觉到了博尔赫斯。 我为此迷惑。我无法忘记博尔赫斯对我的冲击。几年以后我在编辑部收到一位陌生的四川诗人开愚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博尔赫斯的光明》。散文记叙了一个博尔赫斯迷为他的朋友买书寄书的小故事，并描述了博尔赫斯的死给他们带来的哀伤。我非常喜欢那篇散文，也许它替我寄托了对博尔赫斯的一片深情。虽然我没能够把那篇文章发表出来，但我同开愚一样相信博尔赫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它照亮了一片幽暗的未曾开拓的文学空间，启发了一批心有灵犀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得以一显身手。 您谈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年轻时候的阅读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 苏童：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阅读中你的兴奋点往往会被触发，那就给你带来了愉悦。那种进入作品的感觉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对于一部你喜欢的书，你会记得某些极琐碎的细节，拗口的人名、地名，一个小小的场景，几句人物的对话，甚至书中写到的花与植物的名称，女孩裙子的颜色，房间里的摆设和气味。 几年前我读了杜鲁门·卡波特的《在蒂凡纳进早餐》，我至今记得霍莉小姐不带公寓钥匙乱揿邻居门铃的情节，记得她的乡下口音和一只方形藤篮。 有一个炎热的夏天，我钻在蚊帐里读《赫索格》，我至今记得赫索格曾在窗外偷窥他妻子的情人——一个瘸子——在浴室里给赫索格的小女孩洗澡，他的动作温柔、目光慈爱，赫索格因此心如刀绞。在索尔·贝娄的另一部作品《洪堡的礼物》中，我知道了矫形床垫和许许多多美国式的下流话。 也有让您一读再读的书吧？ 苏童：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我读过两遍。第一遍是高中时候，我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通过这本书我初识美国文学，也细读了《伤心咖啡馆之歌》。当时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太奇怪，不懂其中三昧。到后来重读此篇时，我不禁要说，什么叫人物，什么叫氛围，什么叫底蕴和内涵，去读一读《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明白了。 阅读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关于阅读，关于图书馆，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苏童：很多年前，我在就读的中学图书馆里借过一本书，图书馆的阿姨提醒我，这不是长篇，是短篇小说集，你借去可别后悔呀！ 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答她的，如果是现在，我会说，不后悔，短篇小说永远是正确的。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也喜欢写。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 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但是谈论短篇小说，谈论它的内部，谈论它的深处，是很难的。因为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的短篇小说会令人生疑，它值得谈论吗？ 相反，一个无法用简短的句子概括的短篇小说，同样也让人怀疑，它还是短篇小说吗？ 所以，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 虚构作品外您的阅读兴趣是什么？ 苏童：非小说文字中，我最喜欢阅读的是一些伟大的作家写出的伟大的杂文。 记得以前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读到那个著名的一口痰和一群人的片段时，一种被震惊的快感使我咧嘴大笑，自此我的心目中便有了这种文体的典范和标准。 世界在作家们眼里是一具庞大而沉重的躯体，小说家们围着这具躯体奔跑，为的是捕捉这巨人的眼神、描述它生命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甚至对巨人的梦境也孜孜不倦地作出各自的揣度和叙述，小说家们把世界神化了，而一些伟大的杂文作家的出现，则打乱了世界与文字的关系。 这些破除了迷信的人把眼前的世界当做一个病人，他们是真正勇敢而大胆的人，他们皱着眉头用自制的听诊器在这里听一下，在那里听一下，听出了这巨人体内的病灶在溃烂、细菌在繁衍，他们就将一些标志着疾病的旗帜准确地插在它的躯体上。 自此，我们就读到了一种与传统文学观念相背离的文字，反优美、反感伤、反叹息、反小题大做、反蜻蜓点水、反隔靴搔痒，我们在此领教了文字的战斗的品格，一种犀利的要拿世界开刀的文字精神。 枕边书系列之109：余华谈枕边书 小时候你对作文是不是很有兴趣？ 余华：兴趣倒也谈不上。反正我一学期写四五篇作文都是“良”，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初中马上不一样了。读初一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叫韩晖，是个女老师，我的每篇作文都被韩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同学们听，告诉他们写作文应该要像我这样写。到了初二，语文老师叫陈宁安，他对我的作文也比较赞赏。高中语文老师是何成穆。他使我一生中第一次“当官”了——让我做语文课代表。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是我迄今为止做得比较大的“官”了。当时，有部电影叫《春苗》，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春苗小组”，由我发起的。专门出黑板报。 好像还编过报纸？ 余华：对。当时有学工、学农和学军，像高中生学军，有时一出去就是五六天，学军期间要出《学军快报》。何成穆封我为《学军快报》负责人，然后让我招一个助手，我就招了当时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叫姬汉民，然后又招了一个会用蜡版刻字的，叫朱学范。因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当时还用了一个笔名，叫毕献文，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用过的笔名。 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你们这一代作家，都受过很多外国作家的影响。您曾专门写了很多谈外国作家作品、谈音乐的随笔，是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写完之后，我又开始写一个长篇。但怎么写都不顺，后来就搁下来了。那时候是1996年，刚好汪晖去《读书》当主编。他约我为《读书》写点读书方面的文章，我就给他写了一篇《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当时汪晖特别喜欢，将这篇文章发了头条。后来这期杂志出来了，得到了一片赞扬声。结果我又陆陆续续给他写随笔了。我发现人在任何时间都需要鼓励的，鼓励很重要。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想写随笔，但是这么一鼓励，我就高兴地去写随笔了。 阅读在你的创作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 余华：苏童对我的评价说是我记忆力好。其实我的记忆并不好。他说，我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东西他都读过，可他当初感觉很好，后来就忘了。我说我要是不写随笔，我也想不起来了，博尔赫斯的那个比喻，可以说是读到现在为止所有文学作品里面我最喜爱的比喻之一，写达米安死的时候，写他在荒原上消失的时候，“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干净的消失呢？ 博尔赫斯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他语言简洁，所以我特意写了一篇随笔叫《博尔赫斯的现实》。 你对博尔赫斯的作品读得很透。 余华：他的东西，能看到的我基本上都读过。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编辑他英语诗歌集的乔瓦尼写的，其中说博尔赫斯喜欢不断地修改自己过去的旧诗作，他的所有修改都是不断地去除语言中的巴洛克的装饰性，表现出他对平常词汇的更多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博尔赫斯有这样一种本领，让我很羡慕。 你所读到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在你的随笔里所谈到的一些作家作品，常常游离于公众比较关注的作家作品之外，比如布尔加科夫，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余华：布尔加科夫是格非向我推荐的。后来我找到了他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读完以后感触太深了，第一次发现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位文学大师。 读你的随笔，我发现你对很多作品的阐释，跟一般人的体会完全不一样。这是不是跟你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阅读方式有很大关系？ 余华：故事人人都会编，都可以编出一个离奇的故事。但是，同样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换一个人去写就不一定吸引人，问题在哪儿呢？ 问题就在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他没有捕捉到，他不是一个好作家。在我们认为不经意的地方，他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伟大来。 比如尤瑟纳尔有一部小说，她写人头被砍下来以后，头掉在地上，结果那个人头又安到脖子上来了。这是一个奇妙的小说，尤瑟纳尔作为一个好作家与差作家的区别在哪里？ 就像鲁迅写孔乙己来的时候，他要是腿不断，就不用写他走来，他腿断了，鲁迅就必须写，那么怎么写，他就用这种方式写——原来是用那双手走来的。尤瑟纳尔也一样，她写那个人的头被砍下之后，流了血之后，又安上去，这个人重新回来的时候，脖子上围了一块奇怪的红色围巾，这个象征着鲜血，这一笔，这个增加上去的道具，表达了文学中的他异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在阅读的时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不经意、不起眼的地方，从那些不经意的地方来判断大师的艺术水准？ 余华：这好比我们建立了一个故事大厦，那个故事大厦是怎么建立的？ 应该是用砖砌起来的。你用的是什么砖？你用什么方法去砌？ 有很多人砌得歪歪斜斜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家，都是这样的，而只有百分之零点零零零……很多零之后的一，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读那些伟大的作品，经常在那些小地方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就是有这种感觉。那才是大师。 你在处理人的生命状态、确立叙事哲学的时候，很多成分来自这种精细的阅读？ 余华：有一次，我跟苏童两个人在台北，《中国时报》编辑杨哲拉我们到一个很大的礁石上的茶座里聊天，深更半夜了，我们又都没有睡好，困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谈自己喜爱的作品。我发现我跟苏童所喜爱的作品在许多地方不一样，苏童就说了一句：余华喜爱的是很强烈的东西。我发现苏童说的是对的，我确实喜欢比较强烈的东西，而苏童是喜欢比较平静的，喜欢那种比较宁静的作品。我喜欢的作家，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福克纳，都是很强烈的作家，而苏童喜爱雷蒙德·卡佛，说实话我对这个作家不是那么喜欢。 你有一本随笔集专门谈音乐，你也公开地说音乐影响了写作？ 余华：我觉得音乐在叙述上能给人许多的帮助。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我就亲身经历了这种感受。我是1993年真正地迷恋上古典音乐的，我的全面的文学底子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艺术是相通的，所以欣赏音乐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快地进入，而且没有丝毫障碍。那个时候，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巴赫的音乐。 这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尤其是整个叙述节奏的不断往返和重复，起伏和回落，都非常单纯。 余华：我非常喜欢这样。巴赫是这样一个作曲家，他是那个时代最世俗的一个作曲家，可是到了后来人的眼里他却是最神圣的。巴赫就是这样的。我尤其喜欢他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平均律》，音乐上的术语叫钢琴奏鸣曲；另一个就是他的《马太受难曲》。《马太受难曲》是一部大作品。两部作品的风格都是一样的，极其单纯，也极其有力。《马太受难曲》我听的那个版本有将近三个小时，大概里面的旋律也只有一首歌多一点，不到两首歌，翻来覆去，独唱，对唱，合唱，男声的合唱，女声的合唱，男女声的合唱，通过这种交换，你会发现充满了力量。这时你就会感觉到，单纯是非常有力的，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人的内心。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喜欢鲁迅，我就喜欢鲁迅作品中的速度，他的速度不仅存在于叙述中，叙述非常地快，迅速，同时也存在于阅读中，你能够一下子就进入了，感到就像是一把匕首插进来，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什么磨磨刀啊，晃一晃啊，吓唬吓唬啊，说一些废话，没那么多，直接就进来了。 在音乐里你其实感受更多的是跟叙述相关的那些节奏、速度？ 余华：不仅仅这些。我为什么喜爱音乐，因为我认为音乐也是一种叙述性的作品。它和文学作品一样，是流动的。但是，我为什么更愿意到音乐里去体会一些叙述的美妙呢？ 因为你要是读《战争与和平》，去了解它的叙述结构，一个月都做不下来，脑子里会很乱，但是你要是听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也就是几个小时就听完了，而且你是在享受中听完的，很轻松地，你就了解了它的叙述力量是怎么产生的。 包括音乐，包括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你现在都在认真地欣赏和体会，并且还在这些方面写了大量的随笔。这些积累，会不会对你将来的创作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余华：我觉得会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因为我又重读了过去很多重要作品的篇章，甚至可以说是原著重读，包括《城堡》，我就是重读的，而且我的阅读感受有不少的变化，过去我迷恋的东西，有些我依然迷恋，有些我现在反思了。 （本次采访得到洪治纲先生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枕边书系列之110：李岩谈枕边书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父母对您在读书上有要求或引导吗？ 李岩：我所经历的童年正是“文革”兴起到衰落的时期。我所能读到的书主要是连环画，像三国、水浒、说唐、杨家将等等，那时候对三国里的五虎上将、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水浒里人物的绰号都能十分稔熟，倒背如流。我的父母均是单位的京剧票友，受文化传承的影响，四大名著的开蒙启读，肯定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没有刻意引导和要求。我的一位姑父还有一位姨父，都对我的阅读生活施教有方。 听说您高中时就能熟背整本《新华字典》，记忆力是否超强？ 李岩：高中时我有幸考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省文科重点班。特别是班主任王倜老师，他每天早晨上课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读写《新华字典》，并温习每一个字的词义解释，这样训练了我们超强的记忆力。要知道那是一个知识贫乏的时代，老师的严格训练刻印了我们的记忆痕迹，使我养成良好的字词背写训练，上大学时的考试和知识竞赛中经常得到验证。可以说高中和大学时代是我个人阅读的黄金时代，也养成了终生阅读的良好习惯。 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您去中华书局，当时对中华书局有什么初步印象，有老先生或同仁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李岩：硕士毕业后，得到业师吴枫先生的推荐，很有幸到中华书局工作，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人皆和气、敬惜字纸的氛围，真的是“道貌温言、令人起敬”。日渐熟悉中，感到有一种尊重学术、注重培养学者型编辑的传统，编辑书稿会细分专业与断代，鼓励年轻编辑们参加各类学术会议，我也在赵守俨、傅璇琮、冯惠民等先生影响下，先后参加了历史文献学会和唐史、宋史学会，因为是中华书局的编辑也被高看一眼，奉为学术会议上宾，得以与张舜微、刘乃和、漆侠、朱雷等先生论学请益，多年来保持与启功、王钟瀚、许嘉璐、袁行霈、安平秋、裴汝诚先生等交谊深厚，时时请益聆教，我想这是一种天赐良厚的机缘，一直铭感于心。 从中华书局到中国出版集团，在出版界三十多年，天天与书打交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李岩：2012年我离开工作25年的中华书局，就职中国出版集团，并一直分管内容主业，天天与书打交道，必然是感触良多，总觉得出版是选择作品提供给读者的一种社会行为，我们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这里就区分出高下与追求了。出版人的梦想是将一件好的作品以较为完美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以此来体现传承与传播者的使命与担当。无论是作者抑或是出版者所希冀与追求的就是作品能够被最广泛的读者来阅读与使用，网络新媒体会提供更便捷的传播方式，而且更容易打破作者与读者的界限，使得人类智力成果可以有效传播转化。 中国出版集团主办读者大会，倡导读书，您也身体力行做了很多工作，这种倡导对于引领阅读起到怎样的影响？ 李岩：十余年来，集团在全国书博会期间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读者大会，我有幸见证其高光时刻，感受到那些优秀作者的魅力与读者号召力。我想它已经成为历届书博会上的保留项目和必备品牌，它对倡导全面阅读，推动科技与文化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次的读者大会，都会有感人至深的情节与话语，都会带动当地的学生与家人从热情参与阅读实践到持续倡导提升自己的精神品级，这种递进式渗透性的影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您有哪些枕边书？ 李岩：枕边书就是案头清供和日常必读书，古人讲“三上”，今人讲常读、重读或精读的书。我最近看的枕边书有朱伟、余世存等关于节气岁时的书；有《启功书法集》《赵朴初书法集》以及启功《论书绝句》等书法类书；杨泓、李力《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葛兆光《唐诗选注》《古代中国文化讲义》、蔡志忠《顿悟》、赵柏田《让良知自由》、杨牧之《梦回》、楼宇烈《花开莲现——〈心经〉大智慧》、刘梦溪《八十梦忆》、卜键《将军不敢骑白马》、贾平凹《秦岭记》、东西《回响》、潘向黎《古典的春水》、汤欢《古典植物园》、韩启德《医学的温度》、黄乔生《鲁迅像传》、刘宗迪《〈山海经〉的世界》等等。 您的阅读量很大吧？ 有何阅读喜好？ 李岩：我平常每周看二至三本，一年可看200本左右的书，包括一些重读的书。某一个影视剧热播会勾起我重读那些经典名著的联想，加以比勘对读，索引钩沉，或者唤醒往日的思忆。最喜欢周末阅读的安静快乐，在家中或办公室都会比较惬意。总之对书有无限的亲近感。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李岩：从小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从小学到大学到读研究生，累积下来的大小笔记本也有二三十本，后来集中记录下一些金句或名言以及个人消化吸收的所得，常备在案头或身边。心中所思与他人言语接合，便觉俯仰契阔，怡然自得。这样的时候更多是慢读得来的，眼睛停留在书本上的字句中，而思想展开了飞翔跨越。更多的时候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随便翻翻的浏览，而网上的翻飞腾跃更是便捷，但是因为信息量超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深读与远想。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李岩：当年经过人生某个阶段，或是记忆所及让人联想的时候，都会想到某些重要书籍对个人的影响，便会重温那些读过的重要段落与情节，重读的书一般会是经典或是出版社追求的常销书。举凡四书五经、四大名著、李白、杜甫、陶渊明，《贞观政要》《唐才子传》《容斋随笔》，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围城》，金庸武侠书，《毛泽东书信集》《毛泽东读书笔记》等等不胜枚举。纳博科夫说：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信然。 今年春节您还在向大家推荐图书，您常推荐书目吗？ 推荐的标准是什么？ 李岩：我觉得书籍是对人类所有智慧成果加以经验总结的最好媒体呈现与传播方式，因此它应有益于人类征服自然、社会，不断认识自身的智能提升与进步，一切为此而总结认识的成果都可以结合每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得以吸收借用，得以扬弃并利用，它可以十分宽泛，不拘年龄学历性别经历，过去我们限于有限市场所确定的读者对象，在互联网普及的新时代有所变异，包括语言地域都可以突破阈限，甚至读者也可以转换为作者，共同推进人类智慧成就的传承传播。 在出版业内，您读书是不是几乎不用买？ 您的私人藏书有何特点？ 李岩：浸染出版业这么多年，相比较寻求好书的特权和机会是多的，一是业界朋友间相互推荐，二是有关好书榜的信息搜寻，三是有关领导同事的刻意寻求，都成为我找书的理由。知道了是哪个社的好书向他们的社长总编索要，他们会很高兴的从速寄来，还会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这是推广社里好书的机会呀！ 我的个人藏书主要是围绕我的专业研究和个人兴趣特点，如隋唐史专业文献、中国通史、中外文明比较、京剧相关文献、书法碑帖类丛刊，特别是中外经典名著以及我视之为经典常备的书，当然也有市面上不易买到的紧俏书、限量版等等。 作为出版家，常和作家学者们打交道，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李岩：从事出版35年，最大的乐趣是和众多的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们成为朋友，冯其庸、韩美林、冯骥才、裘锡圭、安平秋、龚延明、曹文轩、阎崇年、马未都等等。我能和93岁高龄的李国文先生成为忘年交，是我的幸运。当初李国文找人托为购买“二十四史”和“历代史料笔记”，从此可以经常去看望并叨扰这位睿智的老人，个把小时的畅谈倾谈都会成为我健行修身的养料，受用不已。特别是当我遭际跌宕人生不顺时，当我面临困惑与抉择时，都能从先生充满人生大智慧的言谈中寻求到答案，得到帮助与慰藉，我想这是我此生的一大快事，一大幸事。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您想见到谁？ 李岩：因为出版的机缘，我和许多作家都成为朋友，也有机缘常常见面，最近最想见到的是梁晓声先生。我们是正宗的哈尔滨老乡。他写的“光字片”实际是哈尔滨的“安字片”，我们都有亲人曾住在那里，对《人世间》描绘的生活场景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们还相约一起回趟哈尔滨。我陪他搞一系列的签售会。读梁老师的作品，我总会想到一个著名的京剧曲牌《夜深沉》，平和中透着老到，沉浸着渐变的惊雷般的思索，总会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李岩：这的确会遇到选择的困惑，我只就最近记忆触及的选三本：一是詹福瑞《俯仰流年》，三联书店出版。我和詹先生接触时间较长。詹先生一向不苟言笑有君子之风。近日刚出版的《诗仙·酒神·孤独旅人》一书充满了文学批评的理性光芒，而《俯仰流年》则是2017年结集出版的散文集，其文字充溢着感情与诗情。他绝对是写小说和文学作品的高手。他追忆童年往事，还原故乡旧景，缅怀前辈学者，散记文坛旧事，感怀生命流逝等等。文字冷峻中含着深情，回忆中透着真诚，就像过去我们看傅璇琮先生描绘敦煌鸣沙山的场景，王元化先生那些学术短简中流溢着的人文情怀等等。他们的作品只展现了作为学者的一面，而其饱满的文字和丰沛的情感都掩映在其后。这也是一代学人的风范。 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迟子建也是我较为熟悉的老乡和知名美女作家。她快人快语，直来直往，知性十足，书中写了哈尔滨往事，颇有传奇色彩，读来引人入胜，又不忍卒读，因为一口气看过全书后，还愣在那儿想其中的人和事，时代遥隔了还是会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嗟叹。这就是一位好作家的文笔神韵所在。 第三本是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的九久公司出品。黄育海先生与老葛是要好的朋友。我与葛兆光夫人戴燕曾是中华书局同事，也曾有幸与他们做过邻居。前些年有机会到上海五道场他家附近，都有机会小聚叙谈。他博闻强记，阅读量极大，更是文章辣手，文笔有机锋，讲话每每独出心意，每次见面闲聊，我辈更是收获满满。这本书是他几十年治中国文化史与学术史的心得结汇之作，有些也是课堂笔记，与三联书店前后出版的三本《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可以对读，一定别有收获。 只带三本，有点难为人。好在读书其实就是看人。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李岩：这种预设的难题都是编者的美意，我也只好刻意对答。 我想就邀请知名作家、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吧。他以《水乳大地》三部曲成名，最近的成熟作品《太阳转身》颇为评论家们看好。我们相熟于多年前他欲写作西南联大的题材，为他广为搜集资料素材而费心尽力，一来二往而成为好友。我想请他是因为他酒量大，酒后尽显豪侠之气，为写作深入底层调研，深刻剖析人性，不惜力，讲义气，我想他理应是一场策划中的宴会的主角。 （李岩，曾任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总编辑，现任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从事唐宋文化史和历史文献学专业研究，著有《盛唐气象》《琅嬛书梦》《历代家训选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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