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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中期,上海的文艺出版物除了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一种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刊物。 而在北京，却有鲁迅主持的《语丝》《莽原》等等。  《语丝》杂志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当时上海青年如饥似渴地争看北京出版的刊物,同时也希望上海有些新的文艺刊物出版。 就在这时,创造社的周全平在郭沫若的支持下,创办了《洪水》半月刊,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销路很广,订户也不少。 当时，出版发行业务是由张静庐、沈松泉、卢芳等人集资创办的光华书局代办的。 不久,同情和拥护创造社的读者日益增多,创造社自身亦感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应当成立自己的出版部。 经过一番酝酿,由周全平拟定了具体计划,决定采取募股的办法筹集资金办出版部。 出版部的经费规定为5 万元,第一期募集的股本为 5000 元,分作 1000 股,每股恰好是 5.元，股东的特权是订阅本部期刊全年半价,丛书及社外委托之刊物八折等等。 这个消息一见报,各地读者投函购书和认股的非常踊跃，1926 年3月1日,创造社出版部正式成立。不久,潘汉年毛遂自荐结识了宜兴同乡周全平,经周全平介绍,潘汉年进入创造社出版部工作。 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区宝山路三德里 A11号，门前的横幅市招是郭沫若的手笔,字作颜真卿体,这应该是郭沫若最早写的市招。 三德里的房屋是一种二层楼的小洋房,每一家前面有一块小花园,外边是一道短围墙和铁门。走进去上了石阶,就是楼下客厅的玻璃门。客厅很大,是出版部的营业厅和包扎房,楼上是办事处。 这一排小洋房共有十多家，它虽然是条不太引人注目的弄堂,却是当时文化机构汇集之地,其中有上海通信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世界语协会、中国农学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等,因而文化气氛很浓。 此外,这里还有中国济难会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团体，这种环境与潘汉年以后投身中国革命不无关系。 出版部里聚集着一群不畏艰难、风华正茂的进步青年,他们自称为创造社出版部的“小伙计”,除了周全平和潘汉年外,还有柯仲平、叶灵凤、周毓英、邱韵铎、成绍宗等人。  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物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他们干的是跑印刷所、看校样、捆书、打邮包、跑邮局等工作,同时，又都是握笔从事译著活动的文学青年。 “小伙计”们非常爱聊天,聚在一起时,天南地北、时事、新闻、政治、文学等无所不谈,有时也言不及义,但相处得非常愉快。 这些人中，周全平似乎是个小头目,实际上，中心人物却是潘汉年，潘汉年在创作方面虽然也写小说，但是却以写尖锐泼辣的政论和小品文为主。 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剧变中的社会,因此在一群“小伙计”中,潘汉年的活动最富政治性,最活跃,影响也最大,郭洙若在去广东前,经常到出版部去办事、聊天,并在此认识了潘汉年。 后来，他用麦克昂的笔名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是个“'洪水’时期”,这时的创造社“有潘汉年、周全平、叶灵凤等一批新力军出头。” 出版部的工作非常劳累,收入却很少，每月十元或五元的工钱，很快,潘汉年他们就不满足于“小伙计”的角色,也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于一些杂事上。 因为，单纯的出版发行工作远不足以发挥他们的能量,他们甚至对创造社的个别“大”作家,公开表示了不满,更不愿意为他们所不满的作家的作品卖力干推销之类的工作。 当时，在出版部饭桌上打邮包的柯仲平,看到外埠读者来函购的图书多是张资平的三角恋爱小说,往往愤愤不平，大发牢骚，将打好的邮包重重地往桌上一掼,破口骂道:“这东西还值得老子给他们打邮包!” 柯仲平的这些不满的牢骚，也代表了“小伙计”们的共同心声,于是，潘汉年便提议创办并由他自己主编一种刊物,取名为《A11》。 《A11》刊物的名字很新鲜别致,它是以创造社门牌号数命名的，说是刊物,实际为小报,每期八开四面。 叶灵凤在回忆创办《A11》》时说道:“提议出版这个刊物,以及对这件工作最热心,并且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潘汉年。他那时也是出版部的小伙计之一,负责刊物订户的工作,同许多读者联络得很好,因此,感觉到有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需要,所以一直对这件工作非常热心。” 《A11》共有四版,第一版是书刊广告,其余三个版刊载政论和杂文。这个小刊物是非卖品,到门市部来买书的人,可以随手拿一份,若是外地读者,只要寄了邮费来,就可以按期寄奉，第一期印了 2000 份。 《A11》的创刊号于 1926 年 14月 28日发行,无发刊词和卷头语,每期第一版设有一个专栏《A1l·新闻小报》,经常披露创造社成员的一些活动。 诸如报告郭洙若、郁达夫、王独清、成仿吾在广东的消息；叶灵凤背了十个画布框,一个三角架到扬州去作画,周全平也跟去了,等等。 当然,这个专栏也报告创造社以外人员的活动,如第二期就有悼邵飘萍的不少文字,其中一条写到鲁迅先生,所据系传言,显然含有讥刺之意。大意说鲁迅在北京于“逮捕声中”,躲入了六国饭店,而该饭店每日需花费 60 元,一月要 1800 元,“所以没有住几天又跑到旁的地方去了”。 这些文字，历史地反映了当时潘汉年还不能正确理解鲁迅先生。 《A11》上最受读者欢迎的还是那些短小精悍的“语丝”式的杂文,以及泼妇骂街式的社会短评,这些都是出自潘汉年的手笔。 北方的胡适、刘半农,还有当时正在受人注意的张竞生,都是经常被攻击的对象，当时，上海出版刊物是不必登记备案,更无须送检查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人在暗中注意。 因此，这个小刊物就由于锋芒太露,很快被人认为是另有背景的,在“黑名单”上有了名字，有些外地读者开始写信来说邮寄收不到,有些在校的学生为了看这个小刊物发生麻烦。 《A11》于 1926 年 5 月 26 日出版了第五期以后,便被上海军阀政府的宪兵司令部以新闻纸类“未便照准”的罪名查禁了。 在《A11》遭查禁不久,潘汉年又和周全平共同创办了《幻洲》周刊。 “幻洲”取世界语“OAOZ”的译音兼译意,其含义是沙漠中的“绿洲”。 《幻洲》周刊出版前,编者对这份刊物出版的原因和目的作了明确的解释，还介绍了《幻洲》的主要内容:“除了出版部的重要消息、报告、启事、广告外,依旧是留出一半地位，供伙计们在'工余’时作为娱乐地的,而且格式改成了小册子。” 《幻洲》周刊在形式上是《A11》周刊的继续，但从《幻洲》周刊的内容来看,与《A11》也不尽相同,《幻洲》实际上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而且文艺內容占有较多篇幅。 《幻洲》周刊从 1926 年 6月 12 日创刊,由于印刷方面的原因,到 6 月 28 日即停止出版，前后共发行了两期。 1926 年 8 月 7日,反动军阀政府的淞沪警察厅派出警察,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并且逮捕了叶灵凤、柯仲平、周毓英、成绍宗4个“小伙计”。 潘汉年和周全平那天恰好外出,得以幸免，事件发生后,他俩四处奔走,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潘汉年首先想到在出版部斜对门的济难会,他马上向济难会负责人、中共党员阮仲一、王弼说明原委,请求帮助，阮、王二人答应聘请律师为4名“小伙计”辩护,又陪同潘汉年他们带了衣物、食品去警备司令部探听消息,安慰被捕人员。 在友人的指点下,潘汉年通过郑振铎商请其岳父高梦旦(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恳请他出面向淞沪督办疏通。 叶圣陶也在《光明》文学刊物上发表《涂炭日记》声援，经多方努力,到 8月 12 日,终于使 4 名“小伙计”获释,创造社出版部也准予开业。 这件事使他们颇受教育,他们从此“对于友人和敌人的认识更加深进一层”,“革命观念更加彻底一些”。潘汉年在此事件中的坚决态度及其出色的活动能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4位被捕的“小伙计”,出狱后各自写了一篇狱中记事,为自己和难友作了狱中素描。 比如描写叶灵凤,“挨墙根蹲着把鞋放在膝上，又把纸头贴在鞋底上拿着铅笔写字”; 诗人柯仲平看到狱警用藤条打人时,大家真怕他疯了,因为“他坐是坐不住了,他是大踏步地来回走着,突出眼睛,握住拳,如果不是给这列木柱拦隔,他一定早打那狱警去了”。 叶灵凤写了《狱中五日记》,说的更是坦白: “这次捕去的 4人中,有一个便是素来被朋友嘲为享乐主子的我。像我这样的人,也会被人硬归到革命的旗帜下,我真叹息中国现在稳健的诸君恐怕连'革命’两字的形体尚未见过。” 那时，叶灵凤正醉心唯美主义王尔德的文学和比亚兹莱的黑白画,生活中也迷恋那种情调,有朋友形容他:“有时穿着廉价的三友实业社出品的自由布衣服,蓝雪花纹的大褂,外加上红雪花纹的马甲,真像冒充的王尔德,见了叫人吓一跳。” 出狱之后,他感到有一种“消失了对手之抵抗而空漠的悲哀”,反而有了“更坚强的反抗和决心”,甚至准备着二次人狱。这种感情是很真实的。 潘汉年对于叶灵凤的人狱亦发表了感慨,当时他们正合编《幻洲》半月刊,叶的被捕竟延缓了《幻洲》的创刊。 潘汉年说明延期的原因时写道:“原定九月十六号出版这本畸形的刊物,不料中途编'象牙之塔’的灵凤被捉到拘留所里去了！滑稽！他还没有躲进象牙塔里,倒先被拉进十字街头的象牙塔……”这样使得《幻洲》半月刊10月才创刊。 被捕的4人中只有柯仲平写的是诗,登在《狂飙》周刊上、最令人叹息的是,近四十年以后,叶灵凤先生自海外来游西安,知道当年的“小伙计”柯仲平在那里,便去看望他。 可惜诗人外出，未能如愿，待到叶先生回到香港时,报上忽然登出了诗人不幸病逝的消息，这是 60 年代中期的事。 由于潘汉年在营救 4 名“小伙计”中和中国济难会发生了联系,同时,阮仲一、王弼对他的表现和历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不久，潘汉年就参加了中国济难会。 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救济组织，1925 年 9 月 20 日,由共产党人恽代英、沈泽民、张闻天联合各界名流杨杏佛、郑振铎、于右任等共同发起成立于上海。 主要任务是通过宣传、募捐等各种方法,救济那些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迫害或被捕入狱的革命者、爱国者及其家属。总会设于上海,部分省市设有分会。 潘汉年加入济难会后,积极参加该组织的宣传活动,成为得力的骨干。1926 年 11月 23 日,他代表中国济难会上海分会，到武汉出席该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为阮仲一(时任济难会总干事,已先行)携带一批文件。 会议期间,他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农民运动报告,李立三的工人运动报告,张国焘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报告,李硕勋的学生运动报告,并多次参加了武汉的群众性集会,还第一次看到了刘少奇、陈潭秋,向忠发等人。 随后,他和到会代表一起到湖南长沙,参加长沙各界人民代表大会。12月下旬返回上海。 在文学上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潘汉年在政治上也日益进步和趋于成熟。 这年11月,他由阮仲一、王弼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编入闸北区商务印书馆的中共支部,与楼建南(适夷)、朱公垂一起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潘汉年和叶灵凤又创办了新的《幻洲》半月刊。编者在《幻洲》半月刊创刊号上说明,该刊“系独立性质”,“与以前曾出二期即止之出版部周报《幻洲》性质完全不同”,而是由出版部的几个小伙计与另外一些同人组织'幻社’所创办”,该刊之创设,“在摆脱一切旧势力的压迫与束缚,以期能成一无顾忌地自由发表思想之刊物”,该刊“内容侧重文艺”,实际上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取名为“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主要刊登文学作品;下部取名为“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登讨论社会现实的杂文与政论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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