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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涛 摘要：与体系性强、逻辑清晰、语言准确的西方文学理论相比，中国文学理论以一种修辞性较强的模糊化语言去阐释和分析文学创作，这种文论有着非切入性的特征，即深入作品分析，跳出作品賞评的方式。这种文论既有内在的哲学依据，又有其本身的思想渊源。本文拟从文论语言例证说明、形成原因等方面来分析中国文论的非切入性特征，以期对中国文论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关键词：文论语言；形式；原因；意义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3-0011-01 一、引言 中国古代文论以一种非切入性的思想特征迥异于西方文学理论，与西方理论剖析式的文艺赏评不同，中国文论注重的是一种整体意蕴和总体感觉的把握。它以一种相对平行的方式来阐释文学作品和创作活动，这种文论特征造成中国文论的意境性特点，虽然不能用一种精准化的条分缕析性语言去分析作品内涵与创作技法规律，但这种近乎诗性的特点能将无法言表的概念和意蕴更好地传递出来，相较于僵硬的理性语言表达，中国文论的留出来的思考留白和中国文论的文字化语言共同构成了中国文艺的思想体系。 二、非切入-性的文论特点 古代文论的非切入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的展现方式上。当一种文学规律或一部文学作品需要加以阐释时，西方文论是以一种切入性的方式，即深入到文学内部去把握核心要义，采用综合、归纳、演绎等方式来分析，再用概念、体系等方式加以表达。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在理解文本和作者之后，又跳出来，另外叙述一种较易于感知的境界，并且这种易感知的境界之感等价于作品之中的审美，此即文论的非切入性。文论家并不是去告诉你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是为你营造一个易于感知的等价审美境界，让文论阅读者自己得出一种审美体验。 弗朗索瓦·于连说：言语的一切间接迂回使我们达到了实在的根本。 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为例，二十四诗品之纤秾，司空图作如下论述：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在这里，司空图没有使用概念性的理论名词与学术化的理论架构去剖析诗歌中体现出来的纤秾的风格特征，而是用韵文的形式，择取流水、春光、深谷、美人、碧桃、柳阴、流莺等形象去营造了一个意境，这种意境不仅和诗歌中纤秾的特色中相类同，而且易于人们去感知。如此一来，推而及之，诗歌中纤秾风格自然容易把握。而且这种形式所给予人们的思考留白也能为理解纤秾风格以更自由的空间。故这种既能抓住核心又能引导人们体会内涵的文论形式，自然能在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再以严羽的《沧浪诗话》为例，“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在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在论述盛唐时期文学家的创作特色时，点出透彻玲珑这一个核心要点，那么在论述这个特点时，严羽同样没有用一种逻辑性概念去印证这个文学概念，而是用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镜中象四个意象性名词去阐释透彻玲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状态，以一种类比性的理解方式去迂回理解盛唐诸人的文学风格，这种文论形式的形成不仅有其自身的文论传统，而且这种形式也确实能表达出一种理性化文论所不具备的“留白式的文学思考”，即让读者自我发挥的一种思考。 三、非切入性文论特点的形成原因 （一）天人合一的终极价值追求 钱钟书先生说过：“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一个特有的特点就是把文章统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同类的活人”。西方文学批评类似于一种病理解剖式的分析，他们把文学看作是一个客观体，以物理学的视点去探寻文学的机制与肌理，虽然科学性更强，但在某种细微的程度上损害了文学的本质意义并缩小了文学的外延。中国式的文学批评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文论家们的赏析方式是一种品味赏评，他们把文学作品人化，看作是一个生命，人化的作品自然有了人的特性，这种人化的批评在尽最大限度地分析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内蓄着文学的意味。儒家文质统一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儒家经典中这本是对君子内外兼修的一种要求，但这种观点后来被应用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用来要求文章内容与文章形式的一致性。从这种文论形式中我们更可以体会到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显现。 （二）得鱼忘筌的中国话语传统 所谓得鱼忘筌，即一种不可言说的特征，这里的不可言说不是不说而是不明说。文论特点的形成必有其思想哲学基础。先言道家，《道德经》开篇即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家承认道的存在，亦肯定道的不可言说性，故此思想对文论的语言风格有一定的影响；再言儒家，《论语》中：“曰：予欲无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引申到文论领域，即文论家只能去描绘道而不能去写明道。荀子亦言：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这虽然不是儒学宗师对文艺理论的直接介入，但这些哲学思想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中国古代文论家的思维模式和写作方式，即以一种不明说的形式和方式去阐释文学的若干理念和规律。 郭绍虞先生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写道：“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郭绍虞先生在这句话中总结了中国文论的几个重要特点，最后关于玄学性的特征即一种不可言说性的另类表述，这的确是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系统的重要特征。因为这种理论叙述中包含的是一种哲学片段的内涵阐释，从这种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是一种思想性极强的断言式结论，从这种开放性的结论中可以生发出无穷的内涵意义，来解释文学内在的运行机制以及文学的理论化分析，迥异于西方理性的体系化文学语言。 庄周在《庄子》中论述“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庄子认为道的内涵是“无封无常”的，没有边界没有常态的，所以道的论说应该保持一种圆满和未封性。假若中国文论像西方文论那样给文学活动及产物以定性定量的切入性分析，那么相当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有限的边界，道的外延在很大程度上被缩小了，也就是破坏了道的未封性。在这里，还要提及前面所论述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追求，无论是钟嵘的“直寻说”，严羽的“妙悟说”，还是司空图的“意与境偕”理论，这些文学理论的指向都是一种类比性与非切入性，这也是由于道的不可言说性的特点所决定的，而西方文论的切入性分析是一种以第三方的异质状态进入文学作品的评论方式，永远做不到一种完美和谐的天人合一状态。 四、结语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学，相应地产生不同的文论。文化传统、哲学思想、社会现实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交织，自然影响着每个文化体的文学批评方式。我们选择文论的语言特点作为研究问题的中心，不仅仅是去通过这种文论去把握文学发展的状况，而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个问题去探讨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哲学、社会等根源性的因素，从而有利于我们去把握由此辐射出的大文化范畴里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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