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海上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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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与王一亭，在艺术与生活上，相互提携并扶持，被称为海上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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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王一亭，右：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号缶庐、缶道人、苦铁，又署破荷、大聋等，浙江安吉人。诗、书、画、印皆精，为一代艺术大师，近代六十名家之一。西泠印社首任社长。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字一亭，以字行，号白龙山人、海云楼主，浙江湖州人，寄居上海。与任伯年、吴昌硕友善。工书画，所作花果、鸟兽、佛像，雄健浑厚，与吴昌硕相近。为海上重要名家之一。 

初识无意 再识相交

1911年秋，适逢吴昌硕移沪未久，与王一亭相识于海上题襟馆。对此，缶翁曾于《白龙山人传》中记之，“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一吴兴王君，名震，号一亭，别字白龙山人。”彼时的吴昌硕尚是勉强鬻画糊口的“沪漂”，而王一亭已跻身清末最大实业家之列。吴对王的此次印象只是“意一经商巨擘耳”，出于文人的清高，吴昌硕不屑于与其深交。而当时的王一亭忙于革命、经商，也无暇沉缅翰墨，诗酒酬唱。故而初次的晤面并未让二人热络、深交。

▲ 题襟馆，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吴、王二人的深交始于1912—1913年。此际正值王一亭遭受政治、经济上的双重挫折，心灰意冷的他避入租界不问政事，醉心于书画艺术。而当时的海上画坛也正处于嬗变期，任薰、任伯年、虚谷、胡公寿、蒲华、钱慧安等一批海派名宿已先后谢世。同为湖州同乡的王一亭，十分欣赏吴昌硕画中苍迈郁勃、朴茂苍莽的金石气，认为书画印诗“四绝”的吴昌硕堪当海上艺苑领袖，遂不仅问艺于吴门，更是礼贤下士，甘为辅佐，一心助推其为海上盟主。

 吴昌硕《富贵花开·篆书七言联》1923年作

志同道合 互为知己

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吴昌硕与王一亭成为了情谊深厚的的师友至交。二人交往密切，切磋艺文，合作画作，共同参加书画雅集、展览，时人甚至以“管、鲍”比“王、吴”。在王一亭的自述中，他特别强调了“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的状态。而吴昌硕亦赠对联予王一亭：“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寄托了二人在尘世间所建立的“至情”。

“那时叱咤一时的英雄，自然是吴昌硕、王一亭。”吴、王二人均是海上风云人物，知交遍天下，何以仅彼此成就“海上双璧”？

（左）吴昌硕、王一亭合影

（右）吴昌硕《行书风波尘土五言联》1922年，

  西泠印社藏 

济世之心相惜

吴昌硕生逢动荡时代，早年经历太平天国战乱，生活一度颠沛流离。51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又参佐戎幕，亲历了中国军队的惨败。几年后又在安东做过月余县令，更体会晚清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民国初建，国贫民弱的混乱局面还在持续。吴昌硕身上极富文人士大夫济国救民之理想，对此曾叹道“世风日下，道德云亡，不思挽救国本，将丧季子”，并抱着“苦口劝世人，一心求其真”的救世理念号召国人“觉悟息争”。

吴昌硕刻“一月安东令”田黄石印章  1909年作

西泠印社藏

王一亭与吴昌硕有着相近的人生抱负。王一亭幼年时家境贫寒，及长曾在怡春堂笺扇店做过学徒，后因李薇庄介绍投身商界，由底层做起转战各商行，终成商界巨头。丰富的人生阅历让王一亭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了解民间疾苦，他一生热衷于公益事业，是一位颇具社会责任感的名士。吴亦曾赞他“以慈善事业引为己任，绘图乞赈，夙夜彷徨，不辞劳瘁”。这样的人生追求，与吴昌硕蕴济世之方于艺的道路不谋而合。

吴、王二人志同道合，频繁现身于沪上各大慈善赈灾活动中。1917年冬，北方直隶、奉天等省水灾，二人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名义发起书画助赈，吴昌硕绘《流民图》义卖赈灾；1919年，豫、鄂、皖、苏、浙五省山洪暴发，灾民无数，二人又合作《流民图》并题诗，义卖赈灾。1921年，为阻止《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落于日人之手，二人连同西泠印社内外同仁们四处奔走，义卖筹款，最后集六十余人之力，以八千元重金将国宝赎回……

1927年在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前合影，左起：钱瘦铁、吴藏龛、吴昌硕、韩秀（钱夫人）

艺术追求相契

吴昌硕以金石书法笔意入画，创立金石写意画风，纵横驰骋，大气磅礴，不可一世。他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自不待言。自吴昌硕始，诗、书、画、印这四种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不仅仅是从形式上，更是从内核上合为一体。可以说，吴昌硕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继承者，也是近现代中国绘画艺术的开拓者。在门生弟子的艺术指导上，吴昌硕也十分强调独立创新，曾对后来自成一家的潘天寿大加赞赏，“阿寿学我最像，跳开去又离开我最远，大器也。”

 吴昌硕《岁朝清供》1923年作

在艺术追求上，优秀书画家王一亭同样注重个性、敢于创新。王氏有一枚闲章，印文“存我”，正是出于吴昌硕诗“画之所贵贵存我”。王一亭前后师从任伯年、吴昌硕，吸收两家所长，大胆地将吴昌硕花鸟画的雄浑气象融入到人物画中，以高古金石苍劲、浑厚有力的线条勾勒人物衣纹面目，独辟蹊径。尤其是其佛教人物画，开一代海派新风，吴昌硕曾如是评道，“近代写道释人物者，不胜枚举。然能传神韵、写其心性者，莫过于白龙山人——王一亭”。

王一亭《观音大士》1933年作

由此可知，吴昌硕与王一亭在艺术精神的追求上相契，且二人以雄浑自由的艺术风格改变时风的艺术理想，正合乎了国难之际人们的心理追求。在清末民初那个充满孱弱、腐败的时代，对力量与气魄的向往成为一种时代心理追求。而二人的“金石”画风，面貌上笔力遒健，生命力旺盛，那些经历了家破国亡、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人们需要看到的，正是这样的生命和力量。

推介盟主 互相成就

民国初，王一亭是成就吴昌硕“后海派”领袖及至一代宗师地位延续至今的重要推手。在大力推介吴派艺术的同时，王一亭也在吴氏指导下画艺大进，自出机杼，其佛教人物画超尘绝俗，求者接踵，与吴昌硕并称“海上双璧”。二人携手结盟，形成的“金石”画风主盟海上画坛，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海上巨擘”

自1911年移居上海，吴昌硕真正的沪上生涯不到二十年，但在这短短二十年间，吴昌硕声名鹊起，并最终登上海上画坛领袖的位置。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1915年，吴昌硕继任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会长；1922、1926年，吴昌硕连续于日本大阪举办个人画展……

（右起）吴昌硕、王一亭等摄于杭州西泠印社

寓沪后以 “昌硕”二字行世的他，可以说才真正成为了“吴昌硕”，并由此完成从艺术名家向海派艺坛旗帜性人物的嬗变。而这一切，与王一亭的大力推介密不可分。

1913年，在王一亭的盛邀下，吴昌硕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直到1927年去世。初至上海的吴昌硕作品并未迅速得到认可，市场反应一度欠佳，王一亭为帮吴时常买其字画。据吴家所藏账簿，王一亭的订件最多。除了生活上的悉心关照，王一亭还利用他在上海商界广泛的人际关系，为吴氏艺术开拓市场，使吴昌硕很快赢得了上海商界的认可甚至尊崇，书画润格也不断攀升。寓沪几年间，仅以堂匾为例，吴氏相同尺幅的作品增幅达15倍之多，横直幅增幅也有6倍。

尤为可贵的是，王一亭还向日本商界、书画界、新闻界，甚至政界友人白石六三郎、竹内栖凤、小室翠云、德富苏峰、伊藤博文等推介吴昌硕及其艺术。也是经由王一亭的介绍，吴昌硕逐渐成为日本政商要员接待贵宾之所“六三园”的常客，不仅得以在“六三园”办展（这是“六三园”第一次举办中国书画家的展览），且4次赴日本长崎、大阪展览，逐步成为最受日本人欢迎和敬仰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1926年吴昌硕、王一亭与中日友人聚于六三园

“海派巨擎”

1913年，王一亭投师于吴昌硕。吴昌硕将自己“用作书之笔作画”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王一亭，在篆刻、绘画、诗词等方面也多有指导。王一亭在艺术上确也得到了吴氏真传，学者王琪森对此曾总结道：“从王一亭后期的书画创作来看，吴昌硕对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而其中最突出的笔墨展示就是金石气与诗化性。综观王一亭中后期的书画，运笔金石气浓郁，线条质感劲挺，气势内涵而朴茂老辣，笔墨厚重华润而凝练强悍。特别是其书法更是笔调开张豁达，点画爽辣恣肆，提按顿挫抑扬起伏而节奏强烈。”

王一亭《刘海戏金蟾》1920年作

王一亭之前，海派人物画主要有两大风格，“一类是幼笔勾勒，线条柔美，设色淡雅”，多写仕女名媛之类，代表人物有费丹旭、王素、沙馥等；另一类“线条刚健有力，人物变形，敷彩艳丽，任熊、任薰、任伯年皆属此类。”前者偏柔弱媚态，后者则阳刚有余而流于市俗，王一亭将任伯年的清新写实和吴昌硕的沉雄浑朴融入自己的人物画中，千锤百炼，融会贯通，终成自家面目。他的人物画外表粗疏而内蕴浑厚，构思布局新颖别致，奔放处见工整，精微处有气魄。王一亭多为吴氏人物画代笔，固有“王画吴题”之说，彼时的“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誉。

王一亭《庞虚斋抱兔图轴》

“王画吴题”的一件精品画作，上海博物馆藏

王一亭集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宗教界名士、艺术赞助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故其画名多少有所被掩。民国初，海上画坛中王一亭的名气一度与吴昌硕比肩。此外，身为海派艺术重要的赞助人和市场推手，王一亭一生中担任过超过20个书画团体的主要成员或发起人，他所参与、赞助、或应邀挂名的美术学校、社团、展览、出版更数不胜数，头衔不下数十个。凭借其卓越画艺与影响力，吴昌硕去逝之后，“海派巨擎”王一亭成为上海画坛的公认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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