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19—P20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摘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12期，邵贤曼摘

所谓“科学语言”（scientific language），即科学家进行专业科学研究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套语言。在近代中国，科学语言的形成不仅涉及表述科学内容的术语或语词、符号、语法、标点的引进和改变，而且还涉及文体和文字的竖排向横排转换等重要的变革。研究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不仅应关注上述内容的变化，而且须关注创造和使用这套语言的群体，以及与这套语言的出现密切关联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

西学东渐中的语言困境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是在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展开过程中实现的。正如古代知识从希腊语向拉丁语世界的流动中遇到了困难一样，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和传播一开始便遇到了语言方面的障碍和问题。

首先，面对西方近代科学中涌现的大量新概念，传统汉语根本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应对，大量的术语创造工作亟待解决。其次，面对传统汉语中所没有，而西方近代科学中存在的大量符号语言，如何将这些符号引入汉语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最后，科学著述中经常使用的外文词汇、数字、符号和运算，以及科学公式等，通常均采用横排的方式，如何解决这种排列方式与传统汉语的竖排习惯之间的冲突，不仅是页面排版的整洁和美观问题，还须考虑横排的文字和符号的表现逻辑与竖排汉字的阅读习惯之间的文化融合问题。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也受到中国人思想观念上的制约。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以后的翻译活动，尽管在新语词的创造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在思想观念的深处，这些新语词所表达的知识和思想，包括近代科学，都被认为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这种观念对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所造成的影响是，人们对科学新语词的创造和科学符号体系的引入，一开始都抱有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对于西方近代科学这样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国学术思想的崭新知识体系的译介，一方面在最大限度上使用着传统语言，另一方面，即便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新语词的创造，也须遵循既有的规则，并将其纳入传统语言体系当中。诸如“science”一词，中国学者长期以来采用的是“格致”的译法，这种沿用儒学经典概念的做法，由于其负载的道德意义浓厚，总是“把在经典中长大的学者与一种对现代科学的恰当理解偏离开来”。此外，传统学术语言中的“雅俗观”也制约着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创造和发展。

传统语言的改造

中国传统学术语言向近代科学语言的变革，是从“西学东渐”中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的翻译活动开始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一开始便在“音译”和“意译”中选择了意译的路线。在他们看来，以中国人熟悉的语言传递和表达西方的知识和思想，更容易获得中国文人和官方的理解和认同。

就意译而言，在借助中国典籍传递西方近代数学知识的初期阶段，这的确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效果。然而，鉴于西方近代科学原本是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体系，因此这种建立在传统学术语言基础上的意译方法，在严密表达术语的含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和问题。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就针对传统汉语的不足，在几何学、天文学、力学等领域中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鸦片战争后，欧洲近代科学蓬勃发展，尤其是近代化学领域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新术语。此一时期的西方科学翻译者们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丰富传统汉语词汇的努力中，并在创造新术语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创造新词汇的原则和方法。

用符号表示事物特征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西方近代科学语言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成就。在西方近代科学著述中，存在着大量的科学符号。传统中国的学术语言中没有科学符号。

如何将科学符号引入到汉语中，是构建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重要课题，它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符号的汉字化，比如傅兰雅和华蘅芳合译的《代数术》和《微积溯源》中将“log”取其中文名“对数”的首字而写作“对”，“π”取其中文名“周期律”的首字而写作“周”；第二个阶段是汉字的符号化，一般的做法是使用汉字偏旁表示科学符号，最典型的当属《代微积拾级》和《微积溯源》中在翻译微分符号“d”时，取其中文名“微分”的首字“微”的偏旁“彳”来表示；第三个阶段是直接引入科学符号的时期。

横排与竖排之间的转换，同样是创造中国近代科学语言之初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传统典籍均采用竖排的形式，然而科学著述中的公式、图形和运算过程等，都是以横排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早期的翻译者们只能在如何满足科学内容采用横排的需求和尊重中国人传统的竖排阅读习惯之间寻找一条“中间路线”。如利玛窦、徐光启和后来的傅兰雅、李善兰等人都采用过将数字、符号及运算、几何图形、化学式和科学公式的内容横排，而其他汉字仍维持竖排形式的做法。这样做无疑会造成列距不一，从而既影响页面的整洁和美观，又造成印刷空间的浪费。中文科学著述由竖排向横排的转换，大致是从20世纪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的。

“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创造和使用该语言的群体。

早期的传教士及其中国合作者在翻译活动中对改造中国传统学术语言作出了贡献。然而20世纪以前，中国社会在器物层面上的有限变革所带来的语言的变革也是局部的和表面的。无论创造者还是使用者都处在知识界主流的边缘，上述在语词、符号和版式上所做出的努力，归根结底，不过是对传统语言进行的修修补补的东西。

在甲午战争以后启动的新政改革中，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的科举制度。新的学校教育体制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科学，或者说科学被纳入新教育的基础当中。新体制下造就出来的新型知识群体，都经过了科学的学习，因而成为了解和使用科学语言，并推动中国语言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庞大力量。1915年中国科学社和中华学艺社等科学社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中国科学家在自己创建的《科学》和《学艺》等科学期刊上对科学的鼓动和宣传，宣告了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创建中，从此有了创造、使用和发展它的日益强大的群体和力量。

以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现代人的思想

20世纪初期的教育体制变革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语言的改造，然而更深刻的变化还有待于人们观念深处的变革。西学东渐中受到人们思想深处“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等观念的影响，对近代科学语言的引入始终停留在对传统语言的维护和修补的层面上。

新文化运动将近代科学向中国的移植从器物和制度的层面提升到了思想文化的层面。

白话文运动的宗旨——“以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不仅是新时期文学革命的宣言，更为传统学术语言向近代科学语言的变革扫清了道路。周作人指出，只有白话能够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思想，尤其是科学思想以及受科学洗礼而出现的社会新思想。挣脱了“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等传统观念带来的思想束缚，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们以再造文明的觉悟和气概，展开了对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新的创造。

以第一代中国科学家为主体开展的科学术语审定工作，在进一步丰富和规范了科学术语的基础上，将来自不同语言世界的科学术语统一到中国近代科学语言之中。到20世纪30年代时，大部分科学术语已经标准化且出版了各科辞典。科学符号也在新出版的科学书籍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使用，即便是20世纪初期仍以使用汉字化符号为主的动植物学、博物学等学科，到了这一时期也开始大量引入西式科学符号。

中国近代科学语言的形成既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又为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近代中国历史上以“西学东渐”和“师夷长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外来压迫和为反抗这种压迫而启动的中国自身的变革，既构成了西方近代科学向中国移植和发展的宏大背景，又形成了中国近代科学语言形成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内在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