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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几十年的出版，我发现，编辑是一个非常容易交朋友的职业。因为编辑与作者在合作中通常沟通比较密切，所以他们之间很容易互相了解，彼此熟悉。无论在出版方面还是人生方面，作者总难免遇到些许困难，如果编辑可以帮助他克服某种困难，他自然会感谢编辑。特别是当作者还是一个很无力很无助的年轻人时，编辑对他施以援手，他与编辑建立的感情就非同一般。 编辑帮助青年作者出书，对他们很可能是人生大事。前面我讲自己我帮助杨义以高校文科教材的名义推出代表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这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就是一例。此后杨义与我自然成了好友，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做出版经历过4家出版机构，他分别在这4家都出过书，这对我是极大的支持。 其实类似的例子，在我来说实在不少。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期，作者出书还不像今天这样容易。不仅是青年作者，哪怕是名作家，如果你帮助编出一本令他满意的书，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人生中的大事。 作者总是讲交情的，编辑当然也要有情有义。但是出版有原则，不能因为关系亲疏决定出版事项。我们常常听说，一些编辑需要处理领导交来的“关系稿”，意谓稿件质量达不到出版水准，而领导要做人情，安排出书。我是普通编辑出身，深知编辑对此的无奈心态，所以在担任出版社领导以后，从未安排过一本“关系稿”，坚持对所有作者一视同仁。为此可能也得罪了一些朋友，我知道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该承受就承受，我无怨无悔。 不过很多作者在我为他们出书以后都真诚表达感谢之情。请客吃饭是人之常情，不可避免，但是对待送礼我们格外慎重。钱和贵重物品一概不能收，或者先收下来再交公。 我接触的作者里面，最讲究送礼的是港台海外作家，其中又以李敖和梁凤仪为甚。 90年代初，我国的外汇管理很严格。“人文社”连外汇账户都没有，稿费一律用人民币支付。梁凤仪常来大陆，可以取出稿费在大陆消费，而李敖当时因为受到台湾当局打压，担心一旦离开台湾岛就被驱逐，所以根本没有来大陆的打算，人民币的稿费收入，对他似乎没有意义。第一次与我们签订出版合同，李敖就说了6个字：“稿费不出大陆”。那时他有一位版权代理人名叫陈又亮，是美国学者，同时在大陆开公司做生意，李敖请陈又亮代管他的稿费。但陈又是一个豪爽之人，说了一句“李敖的钱大家花”，于是每次取出李敖的稿费，他都会拿出一部分给出版社员工送礼。他会和我商量，买什么？我就请他买香烟、巧克力、水果等，用几个大手提包装起来，运到社里，由我帮忙分发。所有为李敖图书出版做出过贡献的部门，包括编辑部、总编室、美编室、出版部、校对科、发行部等，一个不落，全都分到。于是大家都说李敖真好。
作者在李敖先生的书房（2013年) 梁凤仪则是直接对出版社表达谢意。她来和我们谈出书，看到“人文社”的会议室里沙发破旧，就主动赠送几套沙发，要我们换新。看到社长办公室连传真机都没有，就亲自从香港背过来一台。那时香港有些时髦物品在大陆既贵又缺，她就从香港一下买几十只电子表，或者几十个电子计算器等等。她把这些东西交给我，让我代为发送，以感谢社里那些为她的书付出过辛劳的同事，以及为她做过报道的记者等等。 后来我想，自己在“人文社”工作一直很顺利：我发稿的书，总是出版得很快，很及时，设计和制作也都很用心，发行也很给力，销售常比别人编辑的同类书多，这可能是因为，在出版社的诸多职能部门里，我的人缘相对较好。这么说，或许我也需要感谢李敖和梁凤仪。因为可能其他编辑都没有像我这样经常给这些职能部门送些小礼品。当然，所谓小礼品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谁也不会看中礼品的价值，但是它代表了作者的人情，也表达我的心意，使接受的人从中感到自己的工作受到了尊重。所以那一时期，我相信人情是我工作的一种助力。 但是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件后来令我懊悔不已的事情。 90年代初我担任综合编辑室主任时，接到新加坡语言学家郑子瑜老先生的一部散文集，名为《挑灯集》。稿子是我们约定的，作为“海内外文学丛书”之一。但是作者交来一大摞手稿，编辑看到，面有难色。这是因为，郑子瑜是书法家，写惯了草书，他的钢笔字也以草书写就，龙飞凤舞。这样的文字，连编辑都难于辨认，更不要说送到工厂，让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排字工去识读了。我一时也颇感为难。 这时，有同事给我建议，说你可以找胡一平去誊写一遍呀？我知道胡一平是“人文社”老编辑胡德培和出版部印务员高佩芝的儿子，这个孩子，中学时代就因为瘫痪辍学，在家里自学文学写作。他有时会帮助出版社做些抄抄写写的事情，挣一点抄写费。当然这种报酬很低，每千字只给三五元钱，可是对于一个没工作的孩子来说，还是聊胜于无。 于是我就和高佩芝说了，她很开心，说谢谢我，帮助她儿子找事做。于是她把稿子拿回家了。
郑子瑜《挑灯集》 过了一段时间，郑子瑜先生来信问我出版进度。因为和原订计划相比，有些脱期了，我很不好意思，就告诉老先生，这本书的编辑过程比较复杂，首先是稿子需要找人重新抄写，其次是为了保证不出错，初审、复审编辑都需要非常用心地校核原文，核对中确实订正了一些抄写的错误，以及原稿的误植。所以编这本书特别费时费力。 郑子瑜先生见信很感动，他也很讲人情，给我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厚厚的，我在收发室刚刚拿到时就觉得有些奇怪，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夹着400美元。郑在信中说，为了感谢我们，这些钱让我代发，给我、初审编辑杨渡、复审编辑彭沁阳、抄写者胡一平每人100美元。当时100美元是很大的数字，相当于800元人民币，而我们的月工资也不过1000元。 我觉得这些钱我们绝对不能收，从收发室出来，我连办公室都没有回，就径直上二楼，把钱交给陈早春社长了。接着又到出版部，找到胡一平的母亲高佩芝，说了这件事，高说，“你做得对，咱们只拿该拿的报酬，这种钱咱们不拿”。回到编辑室，我又和彭沁阳和杨渡两人谈，她们也说：“该交”，“该交”。但是这时杨渡补充了一句，说：“咱们的钱该交，人家胡一平的钱你为什么要交呀？”这一句话把我问懵了。 陈早春在全社大会上表扬了我们。但我却后悔自己做错了事情。杨渡说得对，胡一平不是出版社的编辑，他和我们出版社只是劳务关系。这100美元是作者给他的报酬或者奖励，我们没有权利剥夺。这孩子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瘫痪在床，做这样辛苦的抄稿工作，实在不容易。难道作者不应该感谢或奖励他吗？ 此后很多年，我每每忆及此事都会自责，觉得对不起胡一平。 去年7月份，我在微信里和老作者王川聊天，他忽然发来一组录像和照片，我眼拙，完全认不出影像中的人物。王川告诉我，这是胡德培的儿子胡一平呀！照片是他们的全家福。我一看，胡一平娶的媳妇美若天仙，生的儿子也十分帅气。录像里面，有三个非常漂亮的孙辈孩子，相貌显然是随了他们的父亲和祖母，他们在齐声祝贺他们的祖父胡一平生日快乐！原来，胡一平已经儿孙满堂，一家人其乐融融，十分幸福。 王川告诉我，胡一平后来自修中医理论，现在已经是北京的著名中医了，说我们以后看病可以找他，他是专治疑难杂症的。我听了先是大吃一惊，继而又觉得很正常，这个孩子从小人残志坚，定然会有作为。 知道胡一平今天的境况，我内心得到了一些安慰。 作者简介 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
本文为作者的回忆录《一生一事——做书的日子（1982-2022）》中的一节，香港三联书店2022年12月出版，2023年下半年将有大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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