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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到西域三条“路”之：驼手擎铜灯，楚人开启中西文化交流 ◇张卫平 何 川 编者按 今天出版的《荆州日报》在“文化荆州”以《楚国到西域的三条“路”》为题，刊登了本人与何川博士撰写的楚人开辟“丝绸之路”前路的文章，现作部分修改后分三次予以刊发。  张骞“凿空之旅”，开启汉武帝时代的丝路。随后，班超又于东汉时重新打通与中原隔绝58年的西域，“丝绸之路”逐渐兴起。 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从处于“丝绸之路”重要节点上的“精绝国”——位于现在新疆民权县尼雅遗址里，发现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的一封“情书”里，出现了源于西亚的玻璃珠“蜻蜓眼”。2479年后的1975年，考古学家在楚地河南固始县侯古堆1号墓中出土了楚人制造的“蜻蜓眼”。 无独有偶！同样是上世纪70年代，从楚地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的剑格上，研究人员都在发现了玻璃饰品。有意思的是，考古专家却认为这两把君王宝剑上的玻璃并非西方的舶来品，也不是越国和吴国的，都是正儿八经的楚国制造。 “忽吾行此学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2000多年前，屈原在《离骚》中两次写到了神游西北，对此，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崇琛先生在《楚辞文化探微》一文中指出，此处当指今甘肃西北、内蒙额纳旗一带的沙漠。
1966年，考古人员从江陵望山2号楚墓里出土了的一件人骑骆驼铜灯，专家认为，这说明了“当时楚人对千里之外的沙漠有所了解和接触”。 1966年，考古人员从江陵望山2号楚墓里出土了两件铜油灯，一件是基本形制的“豆形”，一件是人骑骆驼铜灯。这件人骑骆驼铜灯，造型新颖独特，骆驼憨然可爱，擎灯人浑朴稚拙。用华南美术学院美术系教授皮道坚的话来说，就是“带有更浓厚的新生活气息”“洋溢着更多世俗生活的热情”。而且，油灯调整方向后，照出的光线还会不一样。 灯盘内中心有一尖形烛钎，灯柄为较长的圆柱形，中部及上下两端有凸箍，下端插入铜人手中，与灯座连成一体；骆驼呈昂首前行态，弓背垂尾，头部前伸，四足立于长方形铜板上；骑驼人上身挺直，两手曲肘前伸，托住了插有灯柱的管形铜圈。灯身与人骑骆驼灯座，可拆开，系分别铸造，用铅锡合金焊接为一体。灯身素面，骆驼颈下有斜线纹,前腿上部有直线纹用以表示驼毛。  其实，豆形灯是战国时期中国灯具的基本形态。考古发掘证明，战国和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盛行青铜灯具，形制有鸟形、兽形、扶桑树形等。这种照明用具，既是日常生活照明的用具，也用于宗庙照明。 在此后的20多年里，考古人员又分别从荆门、老河口等地的楚汉墓葬中，出土了人擎灯、豆形灯、三蹄足灯和喇叭形铜灯具，等等。专家认为，以人擎灯，是战国时期灯具造型的重要特点，是由周礼“执烛抱燋”演变而来。按照周礼“隅坐”的要求，侍者执烛时一定要坐在角落里，人形灯是以青铜雕像代替真人。 不过，地处水乡湖区的楚人为什么会制造以“天外来客”骆驼为主要造型的铜油灯呢？ 骆驼，号称“沙漠之舟”，是沙漠地区特有的交通运输工具，至少在远古时期未曾在荆州出现过。比如，考古人员曾从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了三四千年前的猪、狗、羊、猴、兔、鸡等数十种陶塑动物，甚至还有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大象，但却没有见到过骆驼的形象。战国时期的楚人，制作并使用骆驼造型的油灯，应当是屈原所说的那样，与新疆、甘肃、内蒙等地交流比较频繁，以骆驼为交道工具的商队经常在楚地出现的原因。  “把楚艺术置于世界艺术背景下，它表现出的与域外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渐为人们关注。”学者李会在《从出土工艺品看楚文化艺术的域外色彩》一文中写道：“鹿角与吐舌形象以及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图体现出楚文化艺术的外向性。楚地所出其他工艺品可以进一步证明这种外向性与楚文化的张力。” 关于楚国与西方的对外交流，季美林先生曾经指出，长江流域的楚国和巴蜀地区有一条通过云南到缅甸和印度等地的道路，尽管地势险阻，行旅困难，但毕竟是能够通过的。而战国时期的人骑骆驼铜灯出土于荆州楚墓，充分说明了楚人与游牧民族之间十分频繁的交往，见证了2000多年前荆楚丝路的繁茂，讲述了楚文化与西域文明交流的传奇与故事。 如今，随着中亚五国峰会的召开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源于汉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已取得相当多的成果，让战国时期楚国的“玻璃之路”“玉石之路”及“丝绸前路”浮出水面。 文字记载与出土文物，都证实了楚国在“丝绸之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与西方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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