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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继增  乌兰夫曾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党委书记，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蒙绥分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 在我国少数民族干部中，像乌兰夫那样担任过如此全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绝无仅有。1955年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成为我国第一个蒙古族高级将领。他的人生因而充满了光辉而传奇的色彩。 深入虎穴发动“百灵庙暴动” 乌兰夫，曾用名云泽、云时雨，“乌兰夫”蒙语是“红色之子”的意思。1906年12月23日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一个蒙古族家庭。1923年，乌兰夫进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启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9月，乌兰夫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同年10月，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在该校从事教学翻译工作。此间接触了来校看望中国学生的周恩来。1929年6月，乌兰夫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派回内蒙开展工作，参加组建中共西蒙工委，先后担任组织委员、书记，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培训干部，积蓄力量，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在绥远地区组织“清剿”，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乌兰夫在白色恐怖下经受了严峻考验。  ◆1927年，乌兰夫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留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内蒙古地区亲日派的策动和扶植。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开展武装斗争，并派王若飞、吉合作为中央代表秘密来到包头，与乌兰夫取得联系。在王若飞提议下，乌兰夫起草了《告土默特全旗蒙民书》，深入包头郊区、土默特农村和山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11月，王若飞在包头泰安客栈被捕，乌兰夫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营救，并及时将吉合隐蔽在土默特农村。随后乌兰夫派人掩护他们去陕北，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乌兰夫以隐蔽身份深入驻扎在包头的国民党骑兵第一旅一团，做蒙古族官兵的教育争取工作，不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掩护同志、提供经费等做出了贡献。 1933年9月，第三国际给乌兰夫送来指示，鉴于日军进攻察哈尔的新形势，要他马上返回归绥，抓好绥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尤其要做好德王等民族上层的工作，争取他们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德王，即苏尼特旗扎萨克亲王兼锡林郭勒盟代理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此人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曾从北京动员回了20多名有志青年，成立了学生队，并且任命他从南京高级军官学校带回来的云继先担任教官训练学生队队长。又招兵买马，成立了全副武装的千人保安队，驻扎在草原重镇百灵庙，控扼纵横交错的几条要道，作为“民族自治”的后盾。1933年夏天，德王在百灵庙发出了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并且自诩成吉思汗第二，企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实现成立“大蒙古帝国”的美梦。 对于德王的“高度自治”活动，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指示乌兰夫争取上层人士，不要倒向日本。乌兰夫及时委派云清、赵诚等以公开身份进入保安队，并几次潜入部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将士们的民族热情和爱国觉悟。云继先是乌兰夫的叔伯妹夫，他们又是“南高”和蒙藏学校时期的同学，1924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初他被德王任用，还专程找到乌兰夫拿主意，乌兰夫非常赞同云继先去给德王当教官，并且嘱咐他尽快掌握德王搞自治的动向。1934年，德王的亲信保安队长韩凤林被暗杀后，百灵庙保安队长空缺，乌兰夫设法安排云继先和朱实夫担任了保安队的要职。乌兰夫还利用德王扩充人马的机会，把共产党员赵诚、云清、朱实夫以及其他进步青年安排进了德王的队伍。  ◆1938年，乌兰夫（前排左二）与第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新三师的部分官兵合影。 1935年2月上旬，云继先向乌兰夫报告了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走得越来越近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德王投靠日寇当溥仪式儿皇帝的可能性非常大。”乌兰夫分析道，“为了抗日大局，必须全力争取德王抗日，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不让德王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为此，乌兰夫亲自面见德王，劝说其抗日，但遭到德王的拒绝。 云继先、朱实夫、赵诚等人听说了乌兰夫会见德王的结果后，一致认为德王投降日本人已成定局。“把保安队拉出去，和德王一刀两断。”“我们搞暴动，脱离德王。”众人情绪异常激动，态度非常坚决。随后，乌兰夫和大家一起策划了暴动的组织准备及暴动后的去向安排。 此时乌兰夫获悉，德王决定将保安队全部编入伪蒙古军，并去伪满洲国进行访问，开始公开和日寇勾结。乌兰夫立即将这些情报印成传单散发。德王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义愤。此时，蒙政会稽查处处长李凤诚带领军队在街上日夜巡逻，德王还传令调云继先和朱实夫到苏尼特右旗的蒙古军司令部任职。突然的变动，让百灵庙的形势一下子万分紧迫！1936年2月20日晚，乌兰夫派地下党员、交通员李森连夜赶到百灵庙，找到云继先和朱实夫等人商议：先下手为强，决定在2月22日晚11时30分抢在德王回来之前实施暴动。不料，暴动计划被敌人察觉，乌兰夫立即又派李森赶去通知云继先、朱实夫提前一天暴动。  1936年2月21日晚22时整，震惊全国的百灵庙暴动的枪声打响了！云继先指挥暴动队伍顺利地夺取了军械弹药库，带领暴动队伍冲破包围，离开百灵庙浩浩荡荡地向归绥方向开去。2月25日，云继先等通电全国，声明保安队全体官兵脱离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加抗日。1936年2月26日的《中央日报》公开披露：“蒙政会科长云继先等，率众脱离百灵庙”。百灵庙武装暴动打击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分子，打乱了日军利用蒙奸西进的部署，振奋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当时作为中共西蒙工委书记的乌兰夫，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虎穴，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果断组织暴动，打响了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使党在革命力量较薄弱的民族地区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 1937年春，为建立和发展蒙古族抗日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番号，组建蒙旗保安总队，乌兰夫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党委书记。同年9月，带领所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黑河一带阻击日军进犯。后率部转移到陕北神（木）府（谷）地区，通过八路军第120师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奉命进驻伊克昭盟，驰骋在草原抗日第一线。1941年8月乌兰夫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为各民族团结抗战和培养民族干部贡献了才华和力量。 为政权建设和草原命运倾注心血 1945年10月，伪蒙政府上层分子在苏尼特右旗成立所谓的“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开打出“内蒙独立”的旗号，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妄图把内蒙古从祖国分裂出去。 受党中央委派，乌兰夫冒着很大的风险，率工作组深入苏尼特右旗开展工作。 双方都在争取群众的支持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冲突一触即发。乌兰夫只身冒着生命危险闯入对方的大本营，经过多次较量，在我方力量的强大攻势下，最后成功解散了这个“临时政府”，从而把正在处于四分五裂的内蒙古引向了在祖国大家庭中统一自治的道路。“文革”中，周恩来为保护乌兰夫，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他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乌兰夫同志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事。”  ◆1945年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期间，乌兰夫（中）在张家口与刘澜涛（左）等合影。 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乌兰夫被推选为联合会执委会及常委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在乌兰夫的积极努力下，1947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宣告了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诞生，为新中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范例。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同乌兰夫进行过一次谈话。乌兰夫开诚布公地说：“蒙古族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能够恢复历史上内蒙古版图，实现东西蒙地区的统一。”毛泽东、周恩来赞同乌兰夫的主张。为解决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乌兰夫建议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由张家口西迁归绥（今呼和浩特），实现蒙绥合并，并提出解决蒙绥问题的十六字方针：“承认历史，照顾现实，解决问题，达到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接受了乌兰夫的建议，在建国以后先后撤销了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将绥远省全境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将察哈尔、热河两省所辖原属内蒙古的旗县划回内蒙古自治区。1953年12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乌兰夫针对牧区畜牧业经济的特殊性进行过反复的分析研究，再三强调继续坚持“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这一从牧区的民族特点出发所进行的社会民主改革的创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并在全国广大牧区得到了有效推广和实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6年6月，时归甘肃省所辖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至此，基本实现了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  ◆1952年，乌兰夫在土默特左旗前朱堡蒙古族农民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乌兰夫的主要工作在内蒙古，同时兼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内蒙古牧民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凋敝，全自治区牲畜总头数只有695．6万头（只）。同时由于王公贵族的长期统治，束缚蒙古族人民的思想，鼓励青少年当喇嘛，并不准其结婚生育，再加上疾病丛生，致使蒙古族人口逐年减少，蒙古民族面临衰亡的命运。 面对蒙古民族的危机，乌兰夫提出内蒙古牧区要实现“人畜两旺”的口号。首先领导了牧区民主改革，废除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的封建特权，实行“牧场公有，放牧自由，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方针。这一构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1949年至1957年8年间，自治区的蒙古族人口从83.5万人增加到111.6万人，增长了33.65％。1953年，全自治区牲畜总头数达1510.3万头（只），是1947年的2.1倍多。草原牧民住的洁白的新蒙古包，取代了破旧的黑毡包。蒙古包里有了婴儿的啼哭声，学龄儿童上了学。 乌兰夫十分重视草原的卫生防疫工作。当时内蒙古疫病流行，人口下降，疫病威胁着蒙古民族的生存。有一个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因此早在1948年元旦，乌兰夫就提出：打仗、生产、防疫三大中心工作。他说：“只有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才能发展生产和防治疾病。”把防治疾病提高到了与打仗和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为此，乌兰夫亲自挂帅，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大面积疫病防治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普查普治，复查复治任务，并向全世界宣布：内蒙古疫病已基本消灭。当时牧民们抱起婴儿时，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乌兰夫主席。”牧民把毛主席和乌兰夫的像供到佛龛内，显示了他们虔诚的心，因而共产党在草原上扎下了深深的根。  ◆1958年，乌兰夫陪同朱德视察包头二机厂听取该厂领导汇报。 乌兰夫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标准。1958年“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之风兴起，内蒙古在此问题上比内陆就慢了半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先是提出牧区暂不办人民公社，后来公社之风盛行，他们挡不住，便又提出牧区人民公社起点要低，因为牧民居住分散，仍然实行生产队所有制，入股牲畜仍然按比例分配，而且不搞集体食堂等。由于采取的措施稳妥，减少了“大跃进”浮夸风对农牧业的破坏。在全国发生经济困难时期，内蒙古的日子就好过得多。并且乌兰夫还为国家分忧，主动向国家调拨了大批粮食。 在乌兰夫的高度重视和多方努力下，包头钢铁公司这座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在内蒙古草原顺利建成，这不但结束了内蒙古“寸铁不产”的历史，而且改善了我国钢铁工业的布局。为了解决对人才的需求，乌兰夫亲自负责筹建了内蒙古大学并兼任校长，还相继创办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农牧学院、林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院校，形成了自治区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修建了白塔机场、内蒙古医院和集宁——二连——乌兰巴托国际铁路，并与前苏联铁路接轨。乌兰夫还十分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全区大小河流于1958年前后均得到了治理，在河套地区建成了三盛公枢纽工程，修建了如红领巾水库等多座水库。这些工程均对发展水利、防治水患起到了重大作用。乌兰夫在内蒙古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为“草原之子”，他们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乌兰夫是我们蒙古族的领头人。” 收养3000名外地孤儿义薄云天 1959年末，全国粮食供应严重缺乏，整个中国处在困境之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几十个孤儿院里，3000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严重营养不良，患病、夭亡的孩子越来越多。 这些孤儿院的领导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告急，请求帮助解决。康克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后说，是不是可以从少数民族地区调一些奶粉。周总理说：“康大姐，请你直接与乌兰夫商量，看看他能否有办法从内蒙古调一些奶粉过去。乌兰夫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康克清正准备启程去内蒙古，碰巧见到来北京开会的乌兰夫，康克清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问乌兰夫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乌兰夫当即回答说：“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内蒙古。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康克清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周恩来知道后很高兴，他对乌兰夫说：“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南方的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还有好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乌兰夫说：“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  ◆1960年，乌兰夫视察呼伦贝尔盟婴儿院。 乌兰夫返回呼和浩特后，立即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下达收养南方孤儿的任务，传达周总理的指示，成立自治区接收孤儿的专门机构，拨出专款，部署各盟市有关部门做好接收、抚养孤儿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衣、食、住以及医疗保育人员等。 就这样，自1960年到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仅上海一地就有1800名。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7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整个内蒙的卫生系统被动员起来，自治区医院、呼市医院及各盟医院，都专门腾出房子和床位，准备了婴幼儿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药品，一批保育员也被紧急聘请。 乌兰夫对于这些孩子的安排，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并对医护和保育人员，包括地方旗县民政、妇联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具体要求。把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去了。年幼患病的孤儿则在呼和浩特、集宁、锡林浩特和包头等地设立的育婴院，对他们进行治疗，待这些病儿恢复健康以后，也都陆续送到牧区去了。 这些孤儿分批移入内蒙古11个盟市、37个旗县的千余个家庭收养。有的牧民甚至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有的家庭收养了三个孩子，最多的有五六个。当时只有两岁的小女孩格日勒如今是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一位牧民。时隔多年，再谈起草原人民的再造之恩，她依然很激动，说：“我当时在3000名孩子中年龄较小，当地的领导把我裹在羊皮大袄里，骑马走了两个小时的雪路，送到了蒙古族妈妈身边。”  ◆乌兰夫和草原孩子们在一起。 他们非常喜欢这些孩子，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尽管语言交流困难，但仍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他们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说蒙话、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上学读书。这些虽然瘦小，却生着典型的江南人清秀面孔白皙皮肤的孩子，也令内蒙的保育阿姨们疼爱不已。《人民日报》曾在关于北送孤儿的一篇报道中记述，为了给孤儿们调理身体，海拉尔孤儿院的保育员们给孩子们服用珍贵的蒙药灵芝丸，因为害怕蒙药会让江南的白皮肤变黑，医生们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他们把自己的爱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一位抚养了六个孤儿的蒙古族妇女赵凤仙，为了照顾南方孩子爱吃大米的习惯，竟步行近百里路到城里换到30斤大米，冒着大风雪背回家来，做给孩子们吃。育婴院的阿姨们为了抢救病危的孩子，轮流为他们献血……草原人民用他们的慈母之心，铸起了一座爱的丰碑，用他们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些幼小的生命。 乌兰夫与草原人民用四十多年的心血，将当年的孤儿养大，使他们有了温暖的家，有了疼他们、爱他们的阿爸、额吉（妈妈）。他们上学读书，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岁月染白了阿爸、额吉的乌发，而他们却茁壮成长为草原上的一代新人。这份浓于血的亲情，是世界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表达清楚的。今天，当记者采访时问起这些孩子的身世时，草原人民的回答是：“他们是国家的孩子。”仍然是那样无私。而那些当年的孤儿，有的参军当了解放军的军官，有的当了领导干部，有的当了工人、牧民、医生、讲师、教授、科研人员、公司经理……但是，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承认他们是孤儿，都自豪地说：“我们是草原的孩子。”吃水不忘挖井人，他们扎根草原，为内蒙古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着青春和力量。 草原人民的深情呼唤 1966年“文革”风起，乌兰夫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撤销党政军领导职务。1975年，饱受磨难的乌兰夫恢复了工作，并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乌兰夫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当选为国家副主席。这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乌兰夫的崇高荣誉，从而使他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87年，乌兰夫率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40年大庆。 1987年8月，乌兰夫率中央代表团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内蒙古。中央代表团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谒成吉思汗陵，当乌兰夫的汽车驶近成陵的时候，路上已经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他们风尘仆仆，扶老携幼，不断呼唤着乌兰夫的名字。乌兰夫专程来到他的出生地塔布村，拜祭父母兄弟的坟茔。中午在旗招待所休息时，警卫员发现大院外又是人山人海，他们静静地等待着乌兰夫醒来。乌兰夫知道后说：“走，我们去看看大家。”他站在广场台阶上，不禁潸然泪下：“乡亲们，我还会回来的……” 这位深受牧民热爱的草原之子再也没能实现自己的心愿。1988年12月8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不幸病逝，终年82岁。随后，一座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乌兰夫纪念馆”在呼和浩特植物园落成，并辟为自治区精神文明教育基地。  ◆1987年，乌兰夫接见故乡群众。 2006年12月23日，来自锡林郭勒盟的81名上海孤儿代表自发举办“感恩母亲、回报草原———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禁不住泪流满面，表达着对乌兰夫主席的深深敬意。他们说：“我们这群孤儿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者，这个万幸来自于党和国家无限的关怀，来自草原母亲博大的爱。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共同缅怀恩人乌兰夫，是他和草原人民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草原之子乌兰夫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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