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视域来看，唯有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激荡融合，形成一种具有内生活力的文明体系，历经战乱动荡、朝代变迁等数不尽的天灾人祸却始终刚毅且柔韧地绵延至今，这其中自然有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多种原因；但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是能够为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提供生活信念和人生智慧的文化。所以，探究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不仅要了解产生这种文化的自然条件和物质生产方式等，更需要探究其传承演进过程中所给予人们的生存之道和生命意义，即如何影响与塑造人们的思维、性格和行为等。因而从更深层次的文字内涵、文化理想、宗教信仰、思维模式、生活理念、哲学思想与艺术精神等诸多方面来剖析探究，更可以一窥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端倪。  早在1894年美国纽约弗莱明出版公司出版的亚瑟·亨·史密斯（Arthur H. Smith）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这位1872年来华、中文名字为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这样写道：“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1894年，是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那一年。中华民族在饱受“西洋鬼子”欺凌近半个世纪后，素所不屑的“蕞尔小国”竟摇身一变为“东洋鬼子”，使洋务派苦心经营了30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经此一役几乎被击得粉碎。从那至今的这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又历经了无数的艰难困苦，中国人民又付出了无数的奋斗牺牲。所以，即使今天看来，明恩溥的问题也特别值得思考、研究和理性回应。  《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当然，中国传统典籍卷帙浩繁，历史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要探究其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显然并非易事，但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即使如英国思想家密尔所言“每个人都只能抱住大象的一条腿”那样仅仅是对局部的认识与把握，但只要肯“拥抱大象”的人多起来，我们就不仅可以获得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自觉，也能够因对其整体性的日益清晰和日趋科学的认知而获得文化自信。总体看来，从文化的内涵而言，中国文化本身包含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刚柔并济的人生观和崇文尚德的价值观，因而内含一种自强与厚德并重亦即刚毅与柔韧并存的文化基因。但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其内涵的丰富性及其所能给予人的生命智慧与生活勇气，还在于这种文化发生发展路径之通畅顺达。从这方面来看，中国文化具有上下通达的生成路径、美美与共的开放体系、诗教礼教等美育传统，因而数千年来能够保持着一种阶层之间流动的活力、民族之间融合的张力和代际之间传递的动力。如此三种力量分别从上下、内外、前后三种维度上使中国文化始终处于变动不居、奔流不息的发展状态。 01 中国文化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根基 中国文化主要发端于“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生活，所以从甫一发生，就包含着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自然观和生命观。这从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传统造物和可考的祭祀礼制中都可以认识把握。 被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的中国传统文化元典，其中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的“大人”之说，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乾卦·象传》）的“君子”之道等，作为中国文化基因深刻影响了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学说，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国人敬天法地的宇宙观、家国天下的世界观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如《论语》中对天人关系的阐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这其中，既有对“唯天为大”和“天生万物”的尊崇，也有对“天命”的敬畏与顺应；到孟子这里，由“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和“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等，可以看出其中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并要与“义理之天”相合的思想核心；《中庸》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说；东汉时期董仲舒认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清晰地表达了人为天所化生、要与天相合的观点。最终明确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北宋大儒张载。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张载在《正蒙·乾称》中写道：“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从而揭示出天人之间整体性的内在联系。但人们对张载更为熟悉的大多是其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宏大的天地生命境界中也内含一种对天人关系的独特理解。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提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朱子语类》）的观念，可以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传承发展。 由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到，在中国人的天空之上，有玉帝、有神明、有仙女，也有列祖列宗。按冯友兰的归纳，有物质之天（天空）、主宰之天（天神）、命运之天（天数）、自然之天（天性）、义理之天（天理）这5种。而“天人相合”的涵义中，自然内含察天象、敬天神、知天数、顺天性、存天理这样的几重含义。当然，从道家等学说来看，“天人合一”还有更丰富的意蕴。如老子所言“域中”有包括天在内的“四大”，其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里的天人关系就更具内在的整体互通性；至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则进一步把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置于一种彼此化生、浑然一体的无分别心的观照之中。所以，在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礼制之中，我们也可直观地感受到数千年来中华先民对“天”的敬畏，比如《周礼》记载“以礼天地四方”的祭祀六器是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礼东、西、南、北四方。其中出现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就是玉璧，并且它后来还成为人们的配饰和赠物；而作为“天子”的皇帝祭祀皇天的大礼最早始于夏朝。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明清两代皇帝祭天之所北京天坛距今已经600年。天子对“天”尚且如此，何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上的百姓，而且数千年来人们也的确是心悦诚服地感恩戴德“皇天后土”的生养。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言“人物受形于天地，故恒与之相通”的观点，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从生态学意义上阐释人对天地的依存关系：“以动物言，呼吸通天气，饮食通地气，皆循经脉散布，周溉一身，血气之所循，流转不阻者，亦于其理也。” 这种独特的天人观自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中华文明礼俗以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我们从汉语的象形与指事等“六书”造字法，写意性的传统书画与戏曲，“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古代建筑与古典园林，由皇家到民间的各种天地神灵的祭祀活动，名山大川间庄严慈悲的“飞天”与卧佛，从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天工开物”的传统造物之美，“望闻问切”的传统中医诊疗之法和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养生之道，等等，都能够感性、直观地充分理解深蕴其中的“天人合一”之哲学根基。比如在建筑上，20世纪初曾多年在中国实地考察研究建筑、文化和艺术的瑞典汉学家喜仁龙就观察到：“中国古代建筑设计者的建筑活动，处处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是中国建筑的灵魂。”时至今日，中国建筑文化中的“风水”之说依然充满生命力，就在于人们深信作为人的起居之所与天地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一体的关系。 02 中国文化具有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 正因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种“道法天地”的天人相合，所以能够从“天行健”和“地势坤”中获得自强厚德、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以及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与进退自如的生命智慧，进而形成中和之美、中庸之道等具有内在逻辑互证关系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周易·贲卦·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系辞传下》又言：“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周易·说卦传》还讲到：“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这其中，已经把“刚”与“柔”的辩证关系及其对君子之道的意义清晰地揭示出来。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阐述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第七十八章中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因而我们深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道德经·第二十三章》），也深信“水唯能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及天”（《孔子家语》），中华文化的长河就这样从容不迫、千回百转地流淌至今。每当我们遇到人生挫折和民族危机之际，都能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和“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信念坚韧地度过，并由此塑造了中国人既温柔敦厚又忧勤惕励的民族性格。如曾国藩所悟“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刚柔并济，给我们一种强健而柔韧的生存之道。 这种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与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可谓是表里相合的一体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素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但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上》），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道家作为中国文化“阴柔”的一面，互补儒家勇猛精进的“阳刚”之气，从而使一代代中国人能够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进退自如，既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与作为，也不乏退隐遁世的自在与旷达。这种文化特质与生命智慧，也使我们更为推崇“中和”的审美趣味和“中庸”的价值观念。 《中庸》所阐释的“中和”内涵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并且讲到其深刻意义在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和”既是天地万物与人生本应有的一种美好状态，也是一种和谐秩序，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这种状态的美好在于不走极端的“允执厥中”，这种秩序的和谐在于互不加害的“和而不同”。因此，我们在认识、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都能够达到一种既无不过又无不及的平衡状态。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而言，东临大海西依高山的这片辽阔国土上，南北东西的气候与物产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从而使南方山地和北方平原、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之间的居民在文化性格方面历史地形成诸多反差。如鲁迅在1934年的《北人与南人》一文中所言：“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按照傅斯年的观点，中国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限”，所以“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但他同样认为“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可见，无论是南北分野，还是东西差异，在数千年来民族融合、朝代变换、移民迁徙的漫长岁月，一种作为民族性、整体性的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在“混合”中逐渐形成。 这种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在艺术精神上则体现出一种“阴阳相生”的辩证观，如中国书法讲究“计白当黑”，绘画注重“知白守黑”，诗文推崇“虚实相间”，建筑采用“卯榫相合”，还有音乐中的“声断气不断”，太极中的“形断意不断”，等等，这种独具东方神韵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滋养着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刚柔并济、中正持守的民族文化品格。 03 中国文化具有崇文尚德的价值观念 虽说数千年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之上，民族争战、朝代变迁几乎是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所谓的“太平盛世”大多长不过数十年，如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等。但或许正因人们饱受战乱之苦，才如此爱好和平，尊崇文化，重视仁义道德，礼敬家国天下，从而形成一种崇文尚德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主要源于儒家学说，而也正是有感于“礼坏乐崩”，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广仁政，克己复礼，教化人心。从“君子怀德”（《论语·里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一部《论语》，不仅全面论述了君子之道，也深刻阐释了治国之本。所以自汉代以后，儒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就在于其修己安人、德达天下的精义。孟子之说同样极为推崇以仁存德，推己及人：“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而且，正因为儒家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所以才力倡礼乐教化、以德治国。即使“远人不服”，也可以“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而也正因这样一种对文化价值与文明力量的推崇，中原汉民族和四方少数民族在不断地交流、交战、交融中最终得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天下大同”的家国理想。如《礼记》所阐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对仁义礼智信一以贯之的“孔孟之道”。 这种崇文尚德的价值观念，不仅在传统典籍中多有倡导，在治国理政体系中自然也有广纳天下英才的机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科举制度。宋代汪洙的《神童诗》开篇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唐代开科取士至20世纪初科举制度废除的1200多年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几乎是所有得以中兴的朝代所必用之良策。所以，这种崇尚文化、追慕贤德之风深深蕴含在中国文化之中，并在山河大地之上和日常生活之中都有充分体现。像名山大川间的摩崖石刻、亭台楼阁，城郭民居中的匾额楹联、日用器物等，不乏“与国咸宁”“大启文明”“状元及第”“世德流芳”和“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圣贤格言布帛菽粟，先王要道礼乐诗书”等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立言立德立功”的尊崇和对“耕读传家”的信奉。 04 中国文化具有上下通达的生成路径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帝王将相、名门望族、才子佳人等作为统治阶级和主流话语权阶层，但最为根本的仍是满布山河大地间的万千聚落中最广大的“庶民”，他们充满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生产与生活，构成一个更多姿多彩、更富有活力的“民间”。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农耕社会结构，这个广阔而厚实的“民间”，不仅是宗法社会的坚实根基，也与士绅阶层、文人集团发生着密不可分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因而使中国文化在阶层之间保持着一种上下通达的流动活力。 这种活力首先在于“寒门出贵子”的“上通”之路保持畅达，即一般人家子弟可以通过门客、幕僚或从军戍边等渠道向社会上层进阶，尤其是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渠道，使读书人无不深怀“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状元及第之梦，因而能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奋苦读，不仅志在实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建功立业之宏愿，也因此打通了由“江湖之远”进阶“庙堂之高”的藩篱。这种打通，消除了由阶层固化所产生的社会凝滞的弊端。如史学家邓嗣禹所言：“至于有唐，一以考试为准绳，而后平民有参与政治之机会，阶级观念，赖以破除焉。”钱穆也认为，科举制度“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 另一方面，由于名落孙山、被贬辞官或者告老还乡等诸多原因，那些未能功成名就者和功成身退者得以“重返民间”。这也是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所给予中国人的生命智慧。这条本来是失意落魄的“下达”之路，因为有严子陵“山高水长”的风骨感召，有陶潜“南亩耕”和谢安“东山卧”的典范引领，有张翰“莼鲈之思”的乡愁怅想，有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山河襟怀，等等，使“归去来兮”的人们不仅不会有失意之沮丧、落魄之悲伤，反倒一派洒脱超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非常年代里特殊群体的“下达”之路，就是因战乱迁徙或者家族没落等原因，使名门望族走向民间，如西晋永嘉南渡、北宋靖康之难后一大批士族的南迁，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 历史地看，这条上下通达的文化路径，不仅使读书人在权贵精英阶层与民间社会拓展与折返出一条充满儒家家国情怀和道家天地境界的人文之路，也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间疏浚与激荡开一条波光粼粼的文化长河，使中国文化一方面保持着“精英治国”和“礼失求诸野”的活力，另一方面有效地垂范和滋养着乡土中国。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言：“中国社会充满了向下实行劝诱性质的典范以及向上进行模仿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及其后中国知识分子不断“走向民间”，可以理解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文化上下通达之路径的再度疏通与拓展。无论是早期的白话文运动、平民教育讲演和工人夜校，还是后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新生活运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大众心灵、激发了社会活力。 但使中国文化获得彻底意义的上下通达，应当说是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得以真正开启。延安文艺所创造的一大批红色经典，成为中国现代文艺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艺术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代洪流中进一步涌现出大量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文化自信的深刻意义被充分认识，尤其是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民间文化与人类文明遗产相对接，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岁时礼俗、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手工技艺等焕发出生机活力；而古典书画、传统戏曲等大量优秀文化经典也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垂范意义的传统文化焕发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 05 中国文化具有美美与共的开放胸襟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源头不是单一的，发展过程也是多元共生的，故而能逐渐演化成一种对外部环境具有调适性、自身具备整合性并且充满内在张力的文化体系。这一点，我们首先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大文明的相互借鉴与补益中就能感受到。其次从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西北和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居民的海洋文化的激荡融合中，也可有深切的理解。再次从秦汉以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特别是汉末自西土而来的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也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化既不唯我独尊、也不妄自菲薄的开放大气、兼容并包。费孝通先生概括得最为经典，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必受制于物质生产生活方式，而这又与人们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等密不可分，正所谓“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广袤的山河大地之上丰富多样的地貌、物产、风习等必然使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我们从相同历史时期、相同材质但完全不同风格的出土文物中，就可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先民中差异性较大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和审美趣味等。从文学艺术的风格来看，《诗经》中现实主义的浑朴与《离骚》中浪漫主义的瑰丽，边塞诗的雄浑壮阔与江南词的婉约秀美；传统山水画中北派山水的苍莽峻奇与南派山水的清丽温婉；还有京剧、豫剧、秦腔等北方戏曲的激越与昆曲、越剧、黄梅戏等南方戏曲的婉转，等等。这与中国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刚柔共济之品格构成一种互为表里、相互支撑的关系。  从民族学而言，传说中分属两个部落的炎黄二帝，和黄帝与之大战涿鹿之野的蚩尤，同为中华文明始祖。在有信史可考的夏商周之后，中原地区以外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及后来的匈奴、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突厥、吐蕃等这些曾在历史上或风云一时或昙花一现的诸多少数民族，都实质性地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基因合成。如最早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鲜卑族，公元前1世纪时其第72代首领推寅带领部落从大兴安岭北部顶峰东端的嘎仙洞开始不断南迁，经呼伦贝尔草原直到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带。公元386年在那里建立了魏国，12年后又迁都今天的大同，史称“北魏”。439年北魏统一了中原北部地区，迁都洛阳。在这长达500多年的南下历程中，他们积极推行改官制、禁胡服、断胡语和改姓氏、籍贯等汉化改革措施。到北魏末年，鲜卑民族不仅积极融合了匈奴、乌桓、氐、羌等少数民族，南下黄河流域后又主动融合汉民族，并和以后的室韦、契丹、蒙古、达斡尔等少数民族都有渊源关系，最终彻底融入“中华民族”之中。所以，在“中国”作为实体的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朝代的政治范围都涵盖了北方、西北以及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与这些地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和女真、清与蒙古族噶尔丹部等，也都没有把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民族之间的“融合”既体现在鲜卑族南下时“天女送子”的传说中，也表现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远见中，更说明于王昭君出塞匈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杨四郎入赘辽国等故事里。由此，中国文化美美与共这种内在张力和开放活力就不言而喻了。 06 中国文化具有诗教礼教等美育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充满观物取象、阴阳相生等美的特质，传统人文教育和生活教育又大多具有独特的美感形式。王国维在引介席勒“美育”概念之初就提出，孔子育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实际上，无论是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中的教化之说，还是民间百工造物、岁时礼俗中的育人之道，都具有诉诸感性审美、注重心灵陶养、追求人格修为等美育特点。可见，崇尚中和之美、讲究礼乐教化、重视耕读传家等内涵丰富的中华美育是中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使用人数最为众多且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汉语的独特魅力还有待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认识。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丁韪良在其《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一书中曾这样描绘学习中文的感受：“谁能够想象得到，学习中文的过程其实并非像在穿越沙漠或热带丛林，而更像是走在一个到处都能听见奇鸟歌声，都能闻到鲜花芬芳的森林里，人们会不时地为眼前那难以形容的美景而感到心旷神怡。”事实上，汉语的学习过程的确应该是如此风光无限、美不胜收的。只是我们在现代语文教学中往往更注重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教育，而忽略了语言文字和诗词文赋本身的美感。《论语·泰伯》中讲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朱光潜认为：“诗、礼、乐三项可以说都属于美感教育。诗与乐相关，目的在怡情养性，养成内心的和谐。”诗不仅能够激发人的美感体验、促进内心和谐，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还讲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就是说诗歌具有感发情志，观察天地，和谐人伦，抒发郁愤的作用。孔子所言“诗”单指《诗经》，《毛诗序》对《诗经》的评价更高：“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段话，可以说是讲透了诗的教化作用、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汉语本身所具有的形、音、义有机统一的美感。所以，古典诗词中的诗情画意美感往往更需“意会”而很难“言传”，无论是多么贴切与美妙的阐释与感发至多可作一种导引，终究不如对原作的品味更能让人进入一种“妙不可言”之胜境。  20世纪初，力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讲到，中国古代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中，至少有“五艺”是具有美育作用的。其中“乐为纯粹美育”，而“书以记述，亦尚美观”，这里的“书”就包括书写、识字和作文。而之后的“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等，“殆无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可见中华传统美育载体之丰富，路径之畅达。但这里也还只说到文艺体育方面的教育，而没有涉及传统造物之美、岁时礼俗之美等给予人的生活兴致和人生趣味。 而且，在“礼不下庶人”的历史长河中，更多的平民百姓穷其一生也难以得见古玩珍宝、锦衣玉食乃至琴棋书画，也基本大多无关江楼望月、僧庐听雨和焚香插花之类文人雅事。那是什么样的力量给了这些甚至是目不识丁的人们以生活的欢喜与念想呢？我们从窗花、面花、虎头帽、绣花鞋，从童谣、民歌、皮影戏、祭祀礼，或许可以窥见深蕴其间的生活美育的意义。美的语言文字、美的文化艺术、美的器物居所、美的岁时礼俗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使我们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往圣先贤和能工巧匠们“文以载道”“器以藏礼”和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的美的创造。 虽然说要全面认识与完整表述作为一个民族灵魂的文化，尤其是作为人类文明中唯一从古至今数千年未曾中断或变异的中国文化，是相当不易的。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跨越式、压缩式发展之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深层文化心理和价值体系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是，置身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必须以清醒的自知之明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必须理性地认知使中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从而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气魄，激活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稳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努力实现一个2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歌之咏之的千秋家国之梦。  谈一谈你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2位幸运读者将获得赠书 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作者：宋修见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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