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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因“文革”动乱，使这个本应人人都可以有的梦想而粉碎。
“文革”结束后，重新燃起了人们对高考的希望。但是，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不敢想的梦想，也就是说简直没有想过。然而，恰恰在我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那高考却与我邂逅了。
1976年底，我到部队当兵后不久，调到团报道组。那年夏天，部队拉练到嘉兴海盐长川坝进行渡海登陆作战演习。我们报道组和政治处一起，住在农村老百姓家里。
一天晚饭后，团干部股的C股长约我一块散步。
我们走在乡村黄色的土路上。
“小T，部队有一个考大学的名额，给你一个星期时间复习准备，你去不去？”走着走着，C股长突然和我说。
我很惊讶，惊讶的非常平静。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考大学这个问题。
我沉默的走着，没马上回答C股长。
我是1962年上的小学，“文革”开始后就停课闹革命了，也就是在小学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就不读书了。直至1969年复课闹革命直接上初中。那初中也是“运动”不断，没好好上课。且自己和一同学迷恋上了装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迟到旷课，初中的课程掉了许多。到了高中就跟不上，读书，一跟不上，自己就没兴趣，没兴趣就没信心，就不想读书，恶性循环。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中期间，有一段时间读书抓得比较紧，老师经常给大家发A、B卷考试 --- 防止互相偷看。我除了语文稍稍好一些以外，数理化和英语，非常差。我一看到那英语语法和化学方程式就头大。因而，我非常怕考试。我也曾经考试偷看左右；也干过那递小纸条呀，在手掌、小手臂上写满记不住的那些单词或公式之类的勾当。我怕考试的毛病，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以至我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遇到不顺或纠结，就会晚上做梦；这梦往往是做那种考英语总是做不出考试题而惊醒的梦。
1977年，传出国家要恢复高考。在部队当兵的我，回家看见一些高中同学纷纷买来了数理化丛书，埋头在家，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复习准备，迎接高考。那时这套书皮绿色的高考数理化丛书，新华书店还比较难买到，要托人。听说，有的同学独往独来，是暗暗较劲，有点神秘兮兮的。
我有点羡慕，但没有奢望。因为部队是不参与高考的。1977年的高考很特别，是11月进行的。我的不少同学考上了好大学，有浙大，哈工大等等。
“才一个星期的复习时间，我什么复习资料也没有，叫我怎么考试呢？”我一脚踢飞了路上的一块土疙瘩，和C股长说。
C股长还是没吭声。如果说C股长说：你回家，或者你回杭州营房去复习准备；或者说这个考试是文科，也许我就来信心了，准备考试了。可是他没说。海训是在这个前不着店，后不着村的地方，要复习资料没复习资料，要辅导老师没辅导老师，我一点信心没。
“你的意思是你放弃了？”
“嗯”。我一脸无奈地说。
C股长依然不吭声。这不吭声，就是应允了我的放弃。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高考名额，是专门给我们部队的，听说还可能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名额基本是定了的，考试是以程序为主。有人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呢？刚刚恢复高考，大家水平都差不多，你以为别人比你水平高呀。
可是，事过境迁。
就这样，我邂逅了高考；就这样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每每回想起来，我倒并不是说非得要高考。让我遗憾的是那个专业，那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或者哪怕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是其它大学的中文系，反正是与我从小的梦想一致的。假如那次邂逅的高考我考上了，那年我才23岁，我可以学习好多好多我想学的东西。我执着地去走，也许我能走上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
尽管我非书香门弟，但是在我从小看过的一些小说中，当我看到小说中栩栩如生人物的心理描写，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经常百思不得其解地想：这作者是怎么知道小说人物中的那么多的内心想法的呀，真神。难道他们是小说人物肚子里的“蛔虫”？我要是也是“蛔虫”，也能像变戏法样写出好多千奇百怪的人物多好呢。
于是，在我年少的心灵中，依稀埋下了一个学文学，写小说的梦想。
兴趣和工作一致，是人的一生求之不得的幸福。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生活没有假如。
1979年，我在部队提任干部，干的一直是组织工作。这个梦想尽管有，但是因工作渐渐淡化稀薄起来了。转业至地方基本上以办公室工作为主。也许是我工作性质牵累，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尽管文学梦，从未熄灭，但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我以为，还是自己对文学的爱好不够执着。患得患失。一会对文学心存念念，一会职场上也不甘落后，也想进步；说白了也想当官。诱惑多，想法多。其实，我不是当官的料呀。
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也读了大学课程和研究生班。但是，除了那是“山寨”的外。专业也都与文学无关。大学课程是哲学，研究生班是国际经济法。那既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混个文凭。当然，无可否认，尽管“山寨”，也让自己开拓了视野，开阔了思路：犹如在我的眼前打开了一扇扇知识的窗户。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听美学课时老师讲的一句话：“文学是一个人表达自我情感的最好方式”。
然而，我以为，我没有走上文学之路，没有写出拿得出手能安慰自己的文学作品，也许与那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有关。但是，这绝不是主要的，主要还在自己不够执着，不够刻苦，不够自信，“爱”得不深。小农意识，小逸即安。
1984年，我在部队时，曾经和一位比我年长1岁的1969年兵 ---- 哦不，我应当叫他领导或首长，一起写过材料。那时他在组织部工作。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他用业余时间写作，1996年写出了记述上海近代历史的《开埠：南京路150年》长篇报告文学，荣获首届鲁迅报告文学奖。当我在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中看到专门介绍这本书时，特意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我写此书，在上海图书馆查了多少资料你知道吗？在春节，为写此书，我将老婆孩子赶回娘家，自己一人，买来一大筐面包，天天三顿饭均是开水加面包。你要是能吃这样的苦也能写出来。”
他的话令我肃然起敬，也让我惭愧不已。
他与我一样，没参加高考，读的也是“山寨”大学、研究生，不仅能诗能文，多部作品全国获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而且文武双全，文学、事业两不误。他最后是副政委，中将军衔。
如今，我已退休，闲来无事，恶补名著，细细品味，静下心来，兴之所至，随意写写，体会一把年少梦想。当然，我非常清楚，现在只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自娱自乐，享受这个过程而已。
作者简介：
唐伟安，浙江杭州人，下过乡，当过兵，打过仗。 《百姓文社》《作家文学》《散文杂志社》 纸刊选稿基地 南京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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