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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月》剧照，左起：大日方传，山田五十玲。 1943年初，李香兰在她寄寓的华懋饭店接受了日本友人都筑修一郎的专访。成稿后来刊登在同年1月16日的《新申报》第四版，文中，作者提及影星大日方传因为当兵也来了中国，李香兰答道：“说起大日方传，他与山田五十玲女史来上海摄制《上海之月》的时候，大家都在一块儿玩过，他立刻能奉上顺下，成了所谓的上海人，大踏步地走着。”我没看过《上海之月》（上海の月），这部电影在成濑巳喜男的导演作品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特例，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因是胶片的散佚；成濑巳喜男一生导演了八十九部电影，存世六十七部半，这最特殊的半部便是《上海之月》（原作一百一十四分钟，现存拷贝五十三分钟）。 成濑在中国拥有广大的影迷，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位电影大师来过中国。李香兰的回忆为成濑的上海之行添了细节，而在凯瑟琳·罗素那本近六百页的成濑专著里，它只是干巴巴的一句：“成濑来到上海拍摄了这部《上海之月》，但正如彼得·海伊指出的，他自己远离电影所暗示的帝国主义狂热。”（《成濑巳喜男的电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180页） 关于成濑去上海拍摄电影，彼得·海伊（Peter B. High）在《帝国的银幕》中这样写道：“成濑巳喜男的情况与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相似。尽管明显受到了一些压力，他同样力图避免公开的军事宣传……《上海之月》这部聚焦中国的政治宣传电台的谍战剧情片，代表了他在国策电影这个领域最具雄心的一次努力。”作者随后摘引了成濑1941年接受日本电影杂志采访时讲的一段话：“我在上海的时候尽可能多看美国电影……如果其他电影人也有类似的机会去感受美国所取得的精彩进展，日本电影也会突飞猛进的。”（The Imperial Scree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3年版，187页） 除了私淑美国电影，成濑在上海还“偷师”中国同行。1941年7月1日出版的《电影旬报》为《上海之月》发了一个专题，内文记载：“二月廿七日，为拍摄《上海之月》短居上海的东宝电影演员和工作人员一道在华影摄影棚观摩了重庆政府的国策电影《密电码》……成濑导演在观摩后如下说道：'内容由于宣传的关系，讲台、演说和标语的画面过多。无论是导演技术、演员的演技，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来到中国以后，看了不少中国电影，整体上好像多为古装剧。虽然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印象，但我觉得从各方面来看布景技术是最发达的。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电影几乎从不外出采景吧。’” 《电影旬报》的这个专题还刊登了女主演山田五十玲写的短文《上海归来》：“因《上海之月》采景去上海还是寒风刺骨的二月十四日，回到东京已是四月三十日，银座吹起初夏之风。在上海将近三个月的生活每天日程都排得很满，二月十八日去南京拜访了汪主席……”由此推测，成濑于1941年2月14日抵沪，4月30日离沪，在华期间还去过一次南京，甚至见了汪精卫。这次会晤在汉语文献中有一声更确切的回响——1941年2月19日的《新申报》在第七版登载了这条简讯：“中华电影公司与日本东宝电影公司合制之《上海之月》，大部在上海实地摄制，东宝公司大批演员，已由东京抵沪，特于昨日与中华方面人员，由沪连袂起京访问'国府’各机关长官，计一行东宝方面有导演成濑巳喜男，制片员潼村和男，演员大日方传及山田五十玲，中华方面有制作所々长黄庆枢及主角汪洋女士，剧情原作者松崎启次氏亦同赴京云。” 成濑的名字出现在《新申报》上，另一次是3月12日的第七版：“日本东宝电影公司与中华电影公司合摄之《上海之月》，其外景已在沪实地积极拍摄，由导演成濑氏指挥，工作殊为顺利。”外景拍摄计划披露于2月7日《新申报》的第七版：“外景摄制工作，定于本月中旬开始，四月中旬可结束完成，而外景地点，已决定闸北，沪西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处。”出现在《电影旬报》专题里的外景更多：“虹口地区、闸北地区、南市、越界路、上海郊外等……”从专题的配图来看，成濑和剧组还去了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静安寺公墓（今静安公园）以及南京路。山田五十玲在南京路的商铺门前留下了一张照片，马路牙子旁边，是一位环卫工人正在扫地。由于他们的拍摄工作发生在太平洋战争之前，这样一队日本人扛着器材进到英法租界还是相当惹眼的。山田五十玲写给《电影旬报》的短文里有这样的描述：“由于是事变后首次到英美法租界采景，在宪兵戒备森严之下拍摄着实让人胆战心惊。”她提到的“事变”应指“七七事变”，而《上海之月》也的确是以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上海为故事背景的。
在极司菲尔公园（今中山公园）拍摄外景的成濑巳喜男和山田五十玲（供图：Bikoran）
剧组在静安寺公墓（今静安公园）取景（供图：Bikoran）
山田五十铃在南京路留影（供图：Bikoran）
《新申报》1941年2月7日的一则报道 李香兰原本是《上海之月》的主演，她的换角新闻登在1941年2月15日《新申报》的第七版：“闻声驰满洲影坛之李香兰女士事前曾应邀预定参加该片工作，邀任片中要角，惟消息传来，谓女士适因，在日担任另务缠身，不暇分身，迨后经公司多方物色，决定聘委汪洋女士担任……”不暇分身似乎只是借口，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李香兰在《上海之月》的拍摄期间与剧组的几位主演玩到了一起。 汪洋顶替李香兰饰演的许梨娜一角，在影片中是一个亲日的电台工作人员，山田五十玲饰演她的好友、同事袁露丝，起初是抗日派的一名美女间谍。《上海之月》的剧情在中日文献里留下了长长短短的身影，我目前看到的最详尽的版本刊登在1941年第二卷第二期的《青年良友》杂志。看完近千字的剧本大纲，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部电影如果能够挣脱政治宣传的泥沼，原本是有机会成为《色，戒》的。它其实是捏合了民国的两件抗日公案，影片的上半场演了刘呐鸥遇刺，下半场是郑萍如行刺。刘呐鸥的部分在7月30日《新申报》的第三版得到证实：“刘呐鸥先生是被渝蒋'恐怖团’狙击殒命的……《上海之月》里的主角杨义英，就是刘先生的影子。”郑萍如则是一种后视的猜想，因为影片中的袁露丝与诱杀丁默邨的那位女侠有诸多的相似，只是囿于剧本的国策框架，袁露丝最终放弃了刺杀，成了抗日暗杀的新目标——这种改编如果体现在李安的电影《色，戒》，就是王佳芝最后被邝裕民清理门户。
《上海之月》拍摄现场，左一为成濑导演（供图：Bikoran）
成濑在闸北片场为山田五十玲讲戏（供图：Bikoran） 或许是因为电台在影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上海之月》剧组在拍摄尾声去上海的电台做了一场广播剧的预演。4月19日《新申报》的第三版有载：“其剧本已于昨天（十八日）下午七时四十分，在上海播音台作精彩之播音，参加者为该片原班演员，大日方传，山田五十玲，里见蓝子，大川平八郎，清川庄司，真木顺等人云。” 4月下旬，成濑用已经拍完的素材剪了一个样片，片方在上海办了一场媒体试映。4月27日《新申报》的第七版有载：“于廿五日下午招待各报记者，参观《上海之月》一片，计到各报记者数十人，观电影毕，又由该公司宣传课王熙原君陪赴闸北摄影场，观摄《上海之月》补充镜头……”文中提及的闸北摄影场，位于天通庵路（详见1940年1月11日《新申报》第七版），《电影旬报》的专题配图，有一张便是成濑导演在这个片场里为山田五十玲讲戏。室内的补拍镜头应该不多，因为剧组于五日后返回东京。 参考日本文献，《上海之月》于1941年7月1日在日本公映。同年7月30日《新申报》的第三版记载了上海的情况：“《上海之月》是中华电影公司的第一部处女作……将在八月一日起于本市国际大戏院公映。中华电影公司当局，特于昨（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半，在该公司三楼将《上海之月》预映……”1943年，这部电影在香港也有公映，改名《胭脂虎》，打的广告词是“间谍争斗紧张巨制”。
《上海之月》日本公映时的场刊
《上海之月》场刊内容
《上海之月》1943年于香港上映时改名《胭脂虎》 成濑巳喜男瞧不上重庆政府的国策电影《密电码》，但是力图与帝国主义狂热保持距离的他导演了《上海之月》，一样要喊口号。在《上海之月》的片尾，一条字幕无声疾呼：“恐怖主义是人类文化的敌人。”（详见《中国月刊》1941年第七卷第三期，152页）某种程度上，这条字幕也是电影文化的敌人；它给成濑巳喜男的上海之行投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那是一个无法自处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外的导演的忧郁背影，它有一个喜剧的转折。同样是被一场不义的战争裹挟到了中国，小津安二郎留下了污名，山中贞雄丢了性命，与这些同行相比，成濑巳喜男可以说是全身而退，仅就这点而言，他无疑是幸运的。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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