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把生儿育女作为对丈夫的责任义务，常常挂在她嘴上的口头禅是：“炕上没有拉屎的，坟上没有烧纸的。”她为祖父生了三女三男六个孩子，先是连生三个女孩，后又连生三个男孩。在这点上，老天对她很公平，不偏不倚。祖母毫不掩饰自己对男孩的喜爱。谁家生了儿子，她就说：“添丁了。”若是生了女儿，她就说：“是个旁人。”当然，如果哪家娶了媳妇，她也会说：“进人了。”这一家的闺女成了那一家的媳妇，才算是家人。因此，她认为闺女只有嫁到了婆家才算真正到了自己的家。这个理儿，她一生认得很真。每到过小年的时候，她换上新的用煤油灯烟在牛皮纸上熏染的带有云纹图案的“板牙子”，给灶王爷献上供品，烧上三柱香，然后高举合着的双手，十分虔诚地祈祷：“灶王爷啊，（您）上天后，给玉皇大帝拣顺听(好听)的话说，候(不要)说瞎话。最着劲(重要)的是（您）给送子娘娘带个话，叫她给俄(我)多送骑马射箭的，候(不要)送穿针引线的。”骑马射箭的是指男孩，穿针引线的是指女孩。在她的意识里，儿子再多也不多，闺女就是一门儿贴心的亲戚，老百年的时候有个给自己梳头净面的人也就够了。我小时候特别喜爱小猫小狗。那时候家里养着一个花狸猫，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晚上睡觉搂着它，白天有空抱着它。我喜欢用手触摸它的鼻子，有一种湿湿的、滑滑的、冰冰的感觉，特别舒服。更有甚者，我会用舌头去舔它的鼻子，有一种沁润的幸福感。为此，我没少挨祖母的责骂。“人家说心疼猫狗的人欠男女，周(这)是你一辈子的大典角(毛病)！俄(我)等不住看，以后你缺男女就后悔了。”她所说的“男女”是偏义复词，是专指男而不是指男与女。她之所以反对我和狸猫亲近，不是为了讲究卫生，而是怕我以后没有儿子。一次，祖父的小妹来转娘家，看到祖母生的三个女儿，觉得家庭拖累太大了，出于对侄子的关爱，便在路边对正在地里干活的大伯父说：“我说哈，你大行(找)的婆娘麻烦大着哩，三个女娃指(靠)你养活。捂(那个人)还年轻着哩，将来养(生)上一大堆，你大眼睛一闭，你则斯(怎么办)来？”她这句貌似爱如潮水的话，却给娘家带来了不宁与不睦。 “你三姑奶奶嫌俄(我)养(生)的女娃多，要是那三个是长牛牛的，她就不捂门(那么)说了，她候(不要)捂门(这么)说，家里活和(没矛盾)了，你爷心绪宽(心情好)，多半(可能)多活几年。”“(你们)转娘家来了，娘家的门康(门坎)高低少谝喘(说闲话)，好女不蔑娘家，不要向你姑一样，戳事倒非，搅得鸡飞狗上墙哈，有涩(什么)好处……”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祖母对母亲最大的肯定是生男孩早，生男孩多。祖母生了三男三女，性别依次是女、女、女、男、男、男。母亲生了三男两女，性别依次是女、男、男、女、男。据此，她坚持认为母亲比自己命好。事实的确如此，母亲一生享的福比祖母要多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时至新中国成立前几年，祖母已有了六个孩子，大婶生了五个孩子，二婶生了一个孩子。二伯父在外谋生，大伯父独木难撑，孩子多，劳力少，使这个二元大家庭潜伏的各种矛盾凸显出来。要说最犯难的还是祖父，一方面要承受来自儿子的抱怨，一方面要养育六个嗷嗷待哺的子女。曾祖父解甲归田后，用戎马半生的积蓄购买的一百多垧土地大部分在李家湾。由于地多劳少，祖父把其中一部分地卖给了马姓人家，但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还是太不方便。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民国晚年战火不断，频繁抓丁，苛捐繁多，土匪侵袭，交通不便、远离村庄的李家湾相对宁静一些。祖父为解困局，决定在李家湾筑堡子居住，兄弟分家。地处黄土高原向秦岭余脉华家岭过渡地带的南峪川，大部分地域是山区。不论是一马平川，还是大山沟壑，相隔数里就会有一座堡子稳稳地盘踞在那里。假如黄土高原是一篇历史的长卷，这些堡子便是这篇长卷上的标点。正是这些标点，把沉睡几万年的黄土山峦推进了历史的长河，虽不被载入正史，但一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或以堡子作为地标的名字却在民间百世流传，如张城堡、梁家堡、康家堡、王家堡、甄家堡、北堡子、堡子里、新添堡……堡子的建筑形式大都是方形，有的依地形而建，就出现了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的堡子。有月牙形的，有圆形的，还有不规则形状的。这些堡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建筑，也不是地方富户的豪宅。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西北地域文化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简单地说，堡子就是一座座简易的防御工事，这种原始的防御工事与长城有着相似的功用。即以人工夯土筑起高墙屏障，抵挡和阻止可能发生的进攻或侵害。方法虽然很落后也很笨拙，但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堡子式的防御工事，像长城一样曾经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西北地区，在荒山野岭之巅，筑起这么一座堡子，使得一些以打家劫舍为生的土匪，只能望堡兴叹。堡子在无数次的土匪追杀中，完成了它保全周边村民生命以及财产的重大使命。今天堡子已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它们作为防御的功用已经完全丧失。经过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虽残垣断壁却依然矗立在大山之巅， 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依稀地记住了村庄历史，让人们通过堡子这种形式，对大西北的历史标点圈阅，使偏僻无闻的西北山村也加入到中国历史的演绎中去。祖父筑堡子是1943年的秋天，历时四十多天。黄土高原的秋季雨比较多，被秋雨淋湿后的黄土筑的土墙坚固结实。堡子南北长21米，东西宽16米，堡墙总高近6米，约在四米处靠外侧筑有高两米左右的梢墙，在四角和每边的中段筑有瞭望台。堡内有台阶可上至高房，从高房沿梢墙底可直达堡子四周，便于隐蔽巡视和防御攻击。堡门开在朝东的一面，两扇木制大门特别厚实。堡子分前后院，前院住人，后院圈养牲畜，储藏粮食。在这个堡子，祖父生活了七年，祖母生活了二十五年。我在堡子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返回南峪川河畔庄居住。祖父省吃俭用，颇有点积蓄。他取出筑堡子的费用，剩余不多的一些银元埋在了打麦场土窑后的土埂底下。一日，祖父去了老宅。祖母给工匠们做完饭，涮洗了锅碗，手里拖着两岁多的次子，站在土埂上看工匠们夯筑堡子的场景。她身体高挺，体态丰盈，脸上的孕斑看上去好像荷包花上的粉点儿。她身怀着小儿子，散发出母性的魅力。她的一双小脚在松软的土埂上留下了两个深深的脚印，连鞋底麻绳缝缀的纹路都清晰可见，仿佛是两朵含苞欲放的荷花，花蕾的纹理是那么对称协调，深浅自如。那个时代，男人大都对女人的小脚有“迷恋情结”。工匠们取土至此，发现了这对脚印，走过来围观女掌柜的两只“三寸金莲”印迹。围观结束后，工头用铁锹在此划了一个圈，叮嘱工匠们不要取土，保留下这对好看的脚印。次日，祖父从老宅回来后，发现整个土埂夯筑堡子取土已不复存在，唯独留下一个火炕大的土墩，正好是他埋银元的位置。当他发现留在土墩上的小脚印时，一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晚下半夜，祖父待工匠们熟睡后，悄悄转移了这些钱财。祖父不但未怪怨祖母，而且还奖赏了祖母两个银锭。这两个银锭祖母一直珍藏着，直到她去世时留给了我。祖父戏谑祖母说：“俄(我)的婆娘一双小脚定乾坤，周(这)些'飞财’想走也走不了。”第二年，搬到堡子后，祖父把这些银元又转移到门前的地里。当时，这块地种着苦荞，中间有一小块堆了粪肥的地方苦荞长得特别茂盛。祖父拿了个铲，在此挖了一个约两尺深的坑，用一个土瓦罐装着埋到了里面。他干完活起身后，发现自己的一个侄子背着拾粪的背篓，手拿着铁锹，站在不远处的土埂上朝这边张望。祖父佯装解手，和侄子打了个招呼，聊了几句就回堡子了。几年以后，祖父按照大概方位去取这些银锭银元时，挖遍了四周始终没能找到。祖父想起了当年的情景，认定是这个侄子盗走了。祖母说：“你二爸发誓赌咒没拿，爸爸侄儿俩红了脸，好长时间不活和(有矛盾)。”“你不是说是'飞财’吗，它不愿留，飞走了！”我以揶揄的口气说。祖母盯了我一眼，十分认真地说：“你说的对对个，'飞财’是土行孙变的，没财运的人收不住，它一哈(一下)顺着土跑了。”我从来就没信祖母所说的这句话。生活在她那个时代的人们，要说他们笨嘛，一点不笨，要说他们聪明，也不见得。过去，受生活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限制，储藏手段很原始。他们以为把金银细软埋在地下最保险，但随着时过境迁，地表标志丧失，往往找不到准确位置了，就以为这些钱财留不住飞走了，因而叫“飞财”。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到了六十年代末。这块地种着生产队的苜蓿，多年的宿根已不长枝叶了，必须把它挖掉重新下种。苜蓿宿根很粗很长，是烧火做饭的好材料。就在全队人挖苜蓿根时，同庄一个叫连兆杰的婆娘无意间将其挖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哄抢一空，其中连兆杰的婆娘抢得最多。“你爷一辈子没亏过人，周(这)件事把人家亏了。俄(我)殁了见到你爷给他说，让他给人家赔个不是！”由此可见，常言所说的“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并不完全正确。即使眼睛看到的有些事，有时候也并一定是真相。斯人已逝，她的愿望能否实现已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由我这个孙子将事实真相告白于世。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堡子筑成后，祖父把儿子们分了家。他把老宅及三座五间瓦房和两间土窑分给了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把堡子及一间半瓦房(高房算半间)和四间土窑分给了祖母所生的三个儿子。把山川的土地按照五份进行了分割，由于祖母及三个儿子无力耕作川地，他就让长子就近耕种，条件是每年把三个小儿子的土地税以粮抵税承交了。大伯父欣然应诺，并执行了好几年。祖父去世后，在祖母和宗族长老的监督下，大伯父与二伯父又进行了二次分家。兄弟大了分家，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五个儿子分家后，祖父祖母拖儿带女搬到了李家湾的堡子居住。从表面看是逐土地而居，就近耕耘，防范匪患，其实质是不得已而为之。对祖父祖母而言，意味着老的老小的小，其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有人说，这个人生啊，就好像画圆圈，父母是外边的这个大圆，孩子是大圆里面分布的小圆，刚开始小圆互相交叉、互相交融，慢慢的小圆分别独立，小圆里又有了小圆，最后大圆慢慢地消失了，就这样循环往复，大圆套小圆，小圆又变成大圆。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人类的繁衍进程，说明自然规律是不可逆的，兄弟分家不可避免。祖父一生精明强干，能说会道，替近邻远舍评判是非口若悬河，明辨曲直鞭辟入里，对待家乡诸事鞠躬尽瘁，游刃有余，唯独处理自己的家事显得捉襟见肘。祖母告诉我，祖父晚年常自我检讨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父是家国情怀北斗星辰，自己则是家乡情怀流萤光点。祖父的话虽然明显带有对先父的溢美之词，但也流露出他对一些家事的无奈之情。世上最难处理的是亲情关系，最难解决的是家庭矛盾，前不得后不得，轻不得重不得，祖父感慨系之不无道理。祖母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和祖父在一起生活的近二十年。搬到李家湾堡子后，家中的唯一劳动力是祖母在刘家生的儿子，大伯父偶尔也会来帮助耕作。此时，祖父已快到古稀之年了。他的眉毛胡子都花白了。但脸膛仍是紫红色的，显得神采奕奕。由于已不常出门了，他很少戴礼帽穿长袍马褂，经常身着洗浆整洁的青布衫，头戴那顶黑缎子的瓜皮帽，蹲在高房的台阶上，乐滋滋地抽着旱烟。日子尽管过得艰辛，但对祖母来说，丈夫就是她和儿女们的天，只要这个天在上，她的心中是满满的幸福感和淡定自信的归宿感。家庭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是刘家爸。他无家可归时，祖母把他接到自己身边，他沐浴着母爱的阳光雨露长大成人。祖父帮助他在堡子旁建了个小庄院，修了两孔土窑洞，把他年轻寡居的嫂子接过来与其成了家。在祖父、祖母最艰难的时候，靠着他辛勤的劳动，这个老幼妇孺之家度过了民国末那几年最艰难的岁月，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叫协作共赢，其实是抱团取暖。在我的印象中，刘家爸是一个非常厚道、十分和善的人，从不得罪人，在南峪川有着很好的口碑。解放以后，对他定的是贫农成份，五十年代是贫协代表，六、七十年代当过大队长。他对母亲很孝顺，祖母也很信任这个儿子。祖父去世后，每逢家中有事，祖母就找他商量，并让他出面解决。二伯父晚年是这样评价刘家爸的：“你刘家爸虽说是隔姓(两个姓)人，但血缘关系并不远。我们家对他有大爱，他对我们家有大功！”二伯父对刘家爸的盖棺定论是非常中肯的。是啊，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新中国成立后，土改确定家庭成份时，由于兄弟分家、家中孩子多，祖父这个小康之家风光不再，因而被定为中农成份。祖父一生洞若观火，谨小慎微，从未受到官方责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大伯父把给祖父一家代缴的公粮没有按时缴纳。县、乡两级征粮队兴师动众找到祖父，以抗缴公粮为由要抓祖父问罪。多亏地方干部多说好话，刘家爸出面作保，才以补缴公粮、具结悔过而告终。多年以后，我和二伯父分析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改，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根本变化，家里土地耕种面积比以前少了许多，缴纳土地税的方式和多少也有了很大差异。祖父和大伯父之间缺少沟通，阴差阳错，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祖母和二伯父都认为，此事对年已古稀的祖父来说，超出了其心理承受能力，身体每况愈下。根据祖母的详尽叙述，缴纳公粮风波过后没多久，祖父面部右侧靠近太阳穴的鬓发边缘处，原来长着的一个小痘开始红肿发炎，有痛感并在缓缓肿大。祖母请来祖父的二妹夫，也是祖父前妻弟的朱家河“油坊家”朱焕文老先生为之诊疗。朱老先生为南峪川一代名医，与祖父是“换头亲”，即祖父的妹妹嫁给了他，他的姐姐嫁给了祖父。朱先生诊断后，对这位妹夫兼大舅哥并没说什么，只是开了几副中药，嘱其按时服用及注意事项。他私下对祖母说，此疮长的位置很凶险，不能用手捏挤，忌葱韭海蒜及烟酒刺激。民国十八年大饥馑后，南峪川唯一的学校中川小学停办，适龄儿童无处就学。祖父倡议兴办学校，经呈请县政府批准，以当地所捐的义粮作为建校经费。学校建成后，祖父亲任校长，聘请会宁南乡的名儒，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王家宾为教师。光绪三十年(1904年)，外祖父与其三弟王彦宾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在巩昌府举行的府试，同榜中了秀才。一门同出两秀才，家门可谓荣昌，时人称为“双凤齐鸣”。外祖父为了生男孩，娶了四房女人。他在高庙学校任教时，带着第三房女人，住在邻居赵家的土窑里。一日，外祖父告诉祖父，他做了一个梦：一个碗上放着一双筷子。祖父解此梦说是个好兆头，预示着晚来得子。果然，第二年外祖父在他六十多岁时生了个儿子。其实，祖母生三个儿子时，祖父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按当时人均寿命也进入晚年了。也许是命该如此，也许是事在人为。外祖父听到挚友有疾，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和山高路远前来探望。世上最令人欢喜的事情莫过于故友久别重逢。祖母没什么好吃的招待外祖父，就烙了张葱花饼，打了两个荷包蛋端到了高房里。祖母知道疔疮之类最忌鸡蛋，便叮咛祖父：“他大，你一点候(别)喝，蛋滚水是发(刺激发作)的。”“大师，你盯给哈，不要叫他喝！”祖母不放心，又对外祖父说。外祖父一手拿筷，一手摸了摸他长长的胡须，挪了挪他肥胖的身躯，莞尔一笑，咬文嚼字地说：“嫂夫人尽可放心，我与世儒兄有管鲍之谊，他会听我的劝。”故人重逢，风雨对床，可谓是“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谈兴正浓处，祖父端起炕桌上半碗外祖父喝剩的蛋汤一饮而尽，外祖父想制止已来不及了。外祖父与祖父抵足而眠，在一起待了两天。第三天，祖父把他一直送到了三里地开外的大豁岘，才挥手作别。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两位挚友的最后一别。外祖父在祖父离世十年后才去世，他为这次会面没能管住老友喝蛋汤而抱憾终天。他把自己二房女人所生的次女许给祖母的长子，就是心怀着对莫逆之交一片真挚的情谊和深深的歉意。祖父去世五年后，祖母把她娶进了家门。外祖父走后，祖父病倒了。他的子女们都来伺候，亲朋好友也都来探视。祖父嘱长子派人到县城给次子拍了加急电报：“父病危，速归！”次子在省城接到电报，日夜兼程往家赶，为的是见到父亲最后一面。等待次子的时间，祖父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每当亲友前来探视，他以为是次子回来了，睁大眼睛，唤着他的乳名说：“噢，来了，来了就好，你就(坐)哈，听俄(我)给你说……”来人知道他认错人了，便打断他的话，急忙俯身在他耳边解释道：“老大(大伯父)，俄(我)不是的，俄(我)是XX。”在祖父临终的那天早晨，回光返照使他神志清醒了好多，吃了半碗祖母做的面条。大伯父在炕后依墙而蹲，问祖父道：“大，川来(川里)的捂(那)块地则斯(怎么办)呢？”大伯父领会了父亲话中的潜台词，顺着墙坐了下来，再也默不作声了。这块土地是分给祖父三子的，一直由大伯父耕种并代交着土地税。祖父去世后，大伯父把这块土地归还给了弟弟。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该地划归了高庙生产队。在那个时代，土地就是农民的根本，土地所有权之争其实质就是生存权之争。但谁也没有想到，争来争取都是徒然，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使这一切化为乌有。当天上午，祖父的身边围了好多人，其中有他的妻子儿女。他的脸像蜡一样的黄，嘴唇都发白了，灰白的胡子一颤一颤，全身都在瑟瑟地发抖，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像一对火珠子一样，直盯着自己泪流满面的婆娘。他嚅动嘴唇，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最后长叹一声，缓缓闭上了双眼。席地而跪的祖母心如刀割，眼睛肿得抬不起来，长长的睫羽上挂着晶莹剔透的泪珠，眨巴了几下，便从眼睑溢出，悠悠地沿面颊滚落下来。视线迷迷蒙蒙，透过婆娑泪眼，映出一张憔悴的脸。祖父没能坚持到次子归来，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深深的不安走了。解放初年，会宁县不通公路，也没有长途班车。二伯父接到电报立刻动身，当天夜里坐火车到定西，第二天上午从定西乘去西安方向的长途班车到华家岭下车，再步行七十多里山路，到家时已是深夜了。一个人一旦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死去是最幸福的，是一种解脱，却把痛苦留给了活着的亲人。祖父的逝世，对祖母的打击是巨大的。用祖母自己的话说，就是：“俄(我)的天塌了，没法过活了！他撒手走了，怕俄(我)守不住，斯涩(东西)给俄(我)没留哈，只留哈一阵(一群)憨楚楚(不懂事)的娃娃，叫俄(我)一个妇道人家则斯(怎么办)呢？”祖父去世时，祖母身边的六个儿女，最大的女儿不满十八岁，最小的儿子才七岁，孤儿寡母，世态炎凉，能苟全性命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不幸对一个人的杀伤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不幸的程度，二是对不幸的承受力。其中，后者更关键。所以古希腊哲人说：“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承受不幸是一种能力，来自坚强的意志，更是一种觉悟，来自做人的尊严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的智慧和超越尘世遭遇的信仰。祖母为了六个嗷嗷待哺的子女，把悲伤留给自己，安葬了丈夫，擦拭了眼泪，带着已故丈夫的企盼，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自己瘦弱的身躯挑起了养育儿女的重担，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我一直很疑惑，祖父等二伯父归来，仅仅是为了临终见一面？还是要给二伯父嘱托什么？如果有遗言，为何不给大伯父说？为何不给祖母说？祖母认为，根据她掌握的情况，祖父当了多年会宁县南区税务经理，积攒了一些“硬货”，民国十八年前后的灾荒和筑堡子花去了多大半，剩余少部分准备用来给三个小儿子娶亲成家。临终前，他要给最信任的次子交代后事，希望他替父把六个年幼的弟妹抚养成人。祖母认定存钱财的地点在老宅的外边，因为几次取钱都是祖父一人半夜三更从外边拿到家的，并由此怀疑可能在祖茔或者老宅的后园子。六、七十年代，大伯父给长子建新宅，翻遍了老宅后院子的各个旮旯也没能找到。我曾问祖母：“爷爷为什么宁可让那些积蓄灭失，也不把它告诉你或者大伯父呢？”“捂(那)年俄(我)五十岁不到，你爷爷怕俄(我)守不住，耽搁了(他的)三个后人。女人斯得赞(永远)是外人，(他)不给俄(我)说合适着呢！”她淡然地说。“你老大(大伯父)捂时(那时)有一大堆娃娃哈，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你爷堂来(心里)空(明白)着哩，晓得指(靠)不住……”祖父不能保证身后尚处中年的女人会不会改嫁，加之封建社会人们对妇女的偏见，把身后事不给妻子安排也在情理之中。祖母的话中，没有对已故丈夫的丝毫怨气，对自己的定位也是那么低微。二伯父晚年，我常与他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祖父是要给自己“托幼”，积蓄的钱财可能有一些，但不会太多。（待续）作者张学文，字一弛，甘肃省会宁县人，出生于1958年，1980年毕业于天水师专，先后在武威四中、会宁二中、白银二十一冶中学任教，1995年到白银市检察院工作，曾任市检察院办公室主任，市检察官协会秘书长等职，2018年退休后定居山东青岛。先后在《法制日报》《检察日报》《甘肃法制报》《白银日报》发表多篇专题报道、报告文学及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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