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象学视角下技术人工物道德的哲学反思

作者｜曹克亮

介绍：男，安徽颍上人，博士研究生。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技 术哲学、人工智能哲学。

【内容摘要】 技术作为道德中介，以技术塑行的方式改变了传统形而上学对 道德主体的界定。现象学对现象世界及科学知识的描述，为人类认知技术道德 及其相关性打开了理论大门。后现象学进一步打破科学与技术与道德主体的对 立，展示了道德主体向技术人工物延伸的可能性。技术人工物道德相关性及技术 自由问题的阐释为技术人工物的道德主体性地位奠定了基础。从技术人工物道德 对道义论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反驳中，技术人工物道德走向道德行动者的证明变得清晰。

【关键字】道德中介；技术人工物；后现象学

前言

现象学（phenomenology）作为 20 世纪西方最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开启了 对作为人类生活世界的现象世界的描述，传统现象学哲学以“描述”现实代替科 学的“分析”现实。如布伦塔诺（F.Brentano）的知觉现象学，胡塞尔的生活现 象学（亦可称为描述现象学），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等。后现象学通过对传统现 象学“描述”现实的技术路线视域，开启了道德世界中的技术调节和技术语境的 分析阐释，为技术人工物的道德出场提供了合理引介。因此，通过梳理后现象对 科学技术世界及道德的一般描述，对于客观认识技术人工道德相关问题有着正当 意义。

一  后现象学描述技术与道德的方式

1. 唐·伊德技术意向性

唐·伊德（Don Ihde）将科学和技术视为与人的现实世界相关联的技术意向 性研究引入道德问题领域。通他过对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结构分析，并通过调查 技术在人类经验和存在中的实际作用，展示了科学技术哲学绝不是“扶手椅哲 学”，后现象学技术哲学将技术分析作为生活世界及其科学世界和科学知识的组 成部分，而不是对它的威胁。这一路径被称为“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唐·伊 德的研究应用和扩展了现象学概念，如意向性、体现性、解释学来分析科学成像 的实践。唐·伊德后现象学研究专注在科学研究中对感知的调解以及仪器和图像 技术的作用，这是一种将“创造真理”的具体实践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技术意向性是人类面对生活世界的现实指向性，人类的感觉、知觉、思想、行动 无不与技术装置调节世界有关。“唐·伊德的主要兴趣不是公平对待参与者，而 是理解为什么在特定情况下以特定方式给出现象，将事物给出的方式与帮助人类 感知和解释它们的技术联系起来。”[1](p.124) 甚至有些知觉无法在日常生活中给予 明确对应，但这也无法避开技术装置对人的意向性和知觉调整，以射电望远镜为 例，科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各种解释是在通过射电望远镜技术装备的“转译”中 实现的。这里其实没有“原始”的人类知觉，而是知觉被技术装置调节了，被调 节后的知觉自身才构成了所谓的“原始知觉”。技术意向性不仅是将人类带到传 统现象学的“现象”或“物本身”，而是在塑造“现象”和“物本身”存在的世 界。对于技术问题的追问，首先需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掣肘。将研 究视角扩展到物质性和物质能动性的领域，“物质性不是人类解读的空白投影屏 幕，而是在我们的技术文化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科学和技术不仅应该被理解为 社会过程的结果，还应该被理解为社会过程的'投入’”[2](p.124)。唐·伊德关于技 术的解释学的工作表明人类的意向性可以“延伸”到技术以及技术人工物上，技 术人工物具有影响人类决策和行动的“意向性”。因此，为了理解后现代技术文 化中的伦理和道德，我们需要超越严格的现代主义主客体分离的一贯概念，从现 实世界中的人—技世界出发，从客观世界的被技术调节性现实出发，理解人—世 界的关系不应当被作为先在主体对先在客体的感知和行动关系，而是世界客观与 主体主观所经验、所存在的客观世界构成的场所。如果坚持把人类主体的自主性 作为道德能动性的先决条件，人类将永远无法理解自身的行为方式的真正道德本 质，也难以理解我们的行为方式是由我们周围的技术深刻地共同塑造的这一内在 特性。所以，唐·伊德的后现象学视角将传统现象学的“物本身”带回到人类认识和道德探讨的本身，并在技术调节道德这一命题下建构科学技术世界呈现给我 们的一切道德认知。

2. 米歇尔·福柯技术的权力

福柯发现了另一条通往道德中介的技术伦理之路，那就是技术权力之路。福 柯通过聚焦决定主体与产生客体的力量和结构，将道德问题诉诸权力结构的维度 予以考量，将看似人类独有事务的道德引向对权力的讨论，引向对技术调节的讨 论。福柯认为“人的意向性并非'真实的’而是源自可被呈现为物质的权力结 构；人类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3](p.84)。福柯并没有把道德主体看作既定的 人，人的道德主体地位是自我构建的主体性。道德实现是通过“使自己服从”特 定的道德规范来实现的，这种特定的道德规范在福柯那里被理解为权力关系，道 德实现是权力关系的产物，而技术调节是权力关系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主 体的权力关系和技术调节，人与物实现了道德上的动态自由关系。在福柯那里， 道德性服从道德规则，显然，这种“服从性”是道德对道德规则的服从而不是技 术权力对人的俘获。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构造了我们的存在、思考以及行动方 式。但这种构造绝不是一种强制性、压抑式的方式，而是一种“自我驯服式”的 道路，这种自我驯服在很大程度上与技术世界相关联。人类的主体性存在不是在 真空下进行的，而是在观念、技术人工物、机构、组织、政治等各种条件下生成 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类技术不是通过控制身体而征服身体；恰恰相反，技 术是通过服务身体和人类来“征服”身体和人类，这种技术方式通过更高层次的 “有用性”以一种“温驯”的方式实现着对主体的驯服。以“全景监狱”为例， 这种人工设计的建筑物，让犯人和看守者同时成为规训机器的一部分。对“全景 监狱”①的设计展现了权力有时不是外部强加的规则体系，反而是权力以自我控 制的形式创建了一个自我强加的规则体系。据此，我们可以将“真正的主体”概念引入道德主体的讨论视域内，技术权 力通过调节人类的行动和知觉形成对主体的规训、管理和矫正，这是一种结构 化的权力运作的体系，不是简单的技术物的单次调节（当然不排除技术人工物的 单次调节）。如果道德观念只隶属于人类主体，那道德行动就绝非是人类行动独 有的特权，至少，道德行动是在技术权力的驯服下而运作的。主体自由引发道德 自律，这是自康德以来就予以确证的事实，但主体自由仅仅表现为对权力的抵抗 吗？显然不是，主体自由是在与权力的联结、相互作用下的自由。主体的自律当  然也是在这种自由下进行的，人与技术人工物的联结与相互作用产生了技术规训 下的人的自由和自律，而不是对技术的抵抗。福柯通过对道德主体和伦理的权力 主体的研究路径，开始触及作为技术中介物的道德调节主体这一核心问题。后现 象学视角已经阐明“我们不能将人类主体的自主性作为道德代理的先决条件，但 我们需要用技术中介的意图取代人类主体的'原动机’地位”[4](p.4)。显然，福柯 的道德主体的自我构建理念已经为技术中介作为道德主体的构成上开辟了新的 视角。

①全景监狱是一种监狱设计，旨在确保对犯人的最佳监视。犯人不能看到自己是否被监视，但最大可能 的监视有效地规约了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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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术人工物道德相关性论述的出场

1. 技术人工物道德工具论与政治性

“道德物化”（Moral materialization）是展示将物自体（包含技术人工物）视 为道德中介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牵涉出必须首先进行技术人工物的道德 相关性讨论。对于人工物进入道德共同体的讨论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斯威斯 特拉（Swierstra）从道义论和后果论角度认为，人工物仅仅是工具，不是一个能 够做出自我行动解释的完全的道德行动者。另外，人工物不能将行动自身对道德 价值的意义做出进一步阐明，一个道德的行为理应是按照理性的标准来行动，虽 然人工物可以调节道德抑或开启新的道德行为，但是，这些行动显然不是理性 合理标准下道德契约的真正结果。所谓的人工物的道德只能从因果层面而非道德 层面解释行为的道德性质。“因此，引人入胜的人工物不能是道德行动者，他们 也不能让人类行动真正有道德。因此……没有理由将人工物纳入道德共同体之 中。”[5](p.52) 但是，人工物不具备意向性以及物不能对行为负责的论断，不是将人 工物排除在道德共同体的前提。人工物为行动的道德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答 案”，排除物的道德性必然忽视物在道德问题上的功能意义，即作为技术中介的 人工物也源自人类自身的创造。任何将技术向人提供道德调节的规范都不是自然 而然的理由，现实世界的道德及其道德调节机制无不与人工物相关，将技术中介 排除在道德共同体之外，显然不符合人工物推动道德塑行的现实逻辑。荷兰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对人工物是否具有政治性做 出了深刻的阐释，他曾发出疑问：“人工物有政治吗？”温纳曾列举了一个著名案 例，纽约州的一些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低悬天桥，这种天桥只允许私家车从 下面通过，而公共汽车则不能通过。显然这样的设计阻止了买不起轿车的美国贫 穷黑人进入琼斯海滩欣赏美景的愿望。作为人工物的天桥显然成了作为政治信 念的物质实体，也展示了设计者将“政治实体”的塑造道德化的特征。这在一定 程度上阐释了人工物设计上的意向性政治维度，温纳的另一个例子则是番茄收割机，这个例子则展示了人工物的非意向性的政治维度。番茄收割机大规模、集约 化和低成本性，迫使番茄种植改变原有种植品种，以适应番茄收割机的机器化收 割，这一技术发展原先根本不具有让小农场倒闭和农民失业的明确意图，但是， 番茄收割机的应用确实让这一切发生了。因此，番茄收割机的例子证明。即使人 类没有明确地赋予技术人工物的某种意图（包括政治意图）或意向性，甚至是偶 发性的意图或意向性，但事实确实让人感受到技术道德自主性的存在，技术构造 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和道德秩序。

2. 道德行动者网络与美好生活

法国著名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道德不是人类独有的事物。所谓的道德“迷失”，恰恰是因为道德迷失在了人类中心主义之下，寻 找“迷失”的道德不是在人之内而是在物之中。启蒙时代开启了主客分离的思维 模式，奠定了人本主义的“视物观”，这显然与现代世界人与非人实体交织行动 的实际不符。拉图尔以行动者网络理论来阐释人与非人的实体关系。人工物以特 定的方式形成的道德“脚本”规划着人的行动，道德“脚本”告诉人（行动者网 络中的“演员”）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或环境下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与物一起 构造了人的行动者网络。减速带前的减速，既非人的意向，也不是减速带的脚本 意向，而是人在涉身环境和行动中与物一起构造的行动者网络共同实施的行为， 这种行为下的道德属性不能简单地规划进人或物之中。拉图尔打破了仅仅将技术 作为手段领域之内的危险，指出在行动者网络中，技术行动里人—物的时空和行 动是相互交织、相互塑造的。这与一个锤子从铸造所需物质（矿物质、木头）到 使用、从生产到销售一样，都在时空中变化。技术或人工物的作用不仅能帮助人 类实现在物质世界中的某种意向性，充当人类的工具中介，在人类使用技术和铸 造人工物时，也充当了道德和行动调节者的角色。技术的道德相关性其实是内涵 在道德调节的一个一个领域之内的。传统现象学很难将人工物安置于道德领域之 内，还源自传统现象学常常将道德与义务相关联。这种义务性被根植于道德性之 中，这种道德义务性的主动性很难与人工物相对接。然而，事实上，道德并非人 类事务，道德也体现在非人的实体中。我们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这一现实，是因为 在超越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之前，我们更愿意将人工物的道德性“隐藏”起来， 这是为凸显人类行动的正确性、可靠性和延续性提供暂时的心理庇护。但毋庸置 疑的是，技术及其人工物一直在形塑人类行动和人类道德全貌。不仅如此，科学 技术也在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被置于现代化的命题之内讨论，现代主义视角下 （明天，科学更美好）的科学不是回归自然主义的探索真实性的学问，而是“这 种现代主义的历史也可以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伟大叙述来描述，这种叙述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现代主义的思想无法与之调和，这就是悖论所在。至少在过去两 个世纪里，科学、技术、市场等不仅扩大了人类的规模，非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群 体中相互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也是通过亲密关系建立起来的”[6](p.4)。因此，建立 全新的道德和技术“本体论范畴”非常必要。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ergman）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存 在主义技术哲学路线，从技术和美好生活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社会和文化作用， 并指出“美好生活的构成不仅仅是基于人类的意向和观念，而且还基于物质的人 工物和物质的摆置。技术为美好生活提供环境”[7](pp.60-61) 。伯格曼认为人类的文 化是被技术所引发的“装置范式”来规约和发展的。以音乐为例，传统的音乐是 一种“要求性”的物，它对乐器、演奏技巧、环境等客观事物要求较高，演奏和 欣赏往往体现更多现实情景的具身性。而随身携带的立体声播放器将音乐由传统 的演奏欣赏变为随时随地的自由和自我欣赏，音质音效比现场更好，随时切换的 音乐类型也更好地与听者处于自由美好的切身状态。一种可任意处置的物质实在 性（音乐随身播放器）正在冲击甚至取代一些要求性的规定实在性（音乐现场演 奏）。并且，随着可任意处置的实在性从时间和空间中被抽离而逐步商品化和规 模化以后，道德也存在被商品化的可能。可任意处置的物质实在性已经变成了独 立个体，它塑造着一个人（主体）的喜怒哀乐和情感意志。人类的物质文化在形 塑着人类的道德行为实践，物质文化领域的道德相关性得以佐证，技术装置和非 技术的“物”都在以各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也不断构造和 激发着人类对美好生活世界的价值追求。

3. 人工行动者（智能机器、智能技术物）道德能动性

卢恰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和桑德斯（J.W. Sanders）以人工行动 者（智能机器、智能技术物）是否可以是道德行动者的研究而闻名，弗洛里迪从 作为智能技术物的“行动者”资格入手，指出“资格”不是与是否具有意向性或 有意识相等的问题，而是与能否产生善恶的能力作为评判标准，“一个行动之所 以能称为道德有限的是仅当一个行动能引起道德层面的善或恶时，一个行动者之 所以被称为一个道德行动者是仅当行动者能够从事道德上有限的行动时”[8](p.12)。这一人工道德能动性能论述需要是在人工行动者（智能机器、智能技术物） 之间的互动关系下呈现，需要满足由刺激引发自身状态改变的反应的交互性特 征、由没有刺激也能改变自身状态的自主能力以及基本状态被改变而改变“规则 转译”的能力三个方面条件，只有满足上述标准，一个能够与外界环境进行交互 并且没有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也可以自主行动的智能行动者才会出现，其行为也就 具有了道德上的能动性，或许，这种道德能动性是“有限道德能动性”（limited moral initiative），但这也足以解释人工行动者或智能人工物道德能动性存在的 必然性。关于人工行动者的道德责任问题，卢恰诺·弗洛里迪和桑德斯通过将责 任从道德能动性剥离的方式，给予了“非负责任的道德”的回应，显然这个回应 肯定会招来很多人的质疑，一个“非负责任”的人工物或智能物难道还可以成为 人工道德能动者吗？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潜艇、无人飞机等。目前，无人 驾驶汽车之所以还未完全实现上路正常通行和普及性应用，最大的问题来自法律 责任和道德承担的主体界定尚未完全明晰，但各个国家和行业都在为这一时刻的 到来做着各种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准备，相信不久的将来无人驾驶时代会应然而 至。而无人驾驶汽车所涉及的驾驶者、汽车生产商、汽车设计者、其他相关主体 都将被纳入法律和道德主体范围。“非负责任的道德”之所以被诟病，主要在于 从道德承担的后果论角度看待智能人工物所引发的道德问题，比如因汽车故障或 智能系统紊乱引发的不道德，人们不会将责任追究到物上，肯定要追究到人身 上。但对于人的道德承担追溯，可能只是一个法律追溯的衍生或翻版，是追究开 发者责任中的技术设计缺陷还是“合乎伦理设计”的道德缺失？是追究销售商的 贪婪自负还是追究驾驶者的盲目与粗心？显然，这些道德承担的后果论都有可能 出现，“非负责的道德”只是将责任从道德能动性剥离，既不是不要负责，也不 是不要道德。而道德能动性不仅仅限于人的能动性，而是付诸人与物共同形塑的 能动性，并且人工行动者（智能机器、智能技术物）也确实产生了因非人因素引 发的善恶能力。从兰登·温纳的人工物的政治性到布鲁诺·拉图尔的道德“迷失”，从伯格 曼技术和美好生活的启示到弗洛里迪

和桑德斯人工道德能动性的讨论，一个从技 术道德工具论到技术道德行动者的后现象学技术伦理视角清晰可见。

三  技术人工物道德意向性与自由问题

1. 道德工具

与道德调节

道德工具论将技术人工物视为“无道德”的道德工具，其核心结论来源于将 道德技术中介限定在工具理性视角。技术道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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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论将技术人工物视为具有产 生善或恶的行为或能力的道德行动者，有着

“有限道德行动者”的内在含义，这 是技术道德行动论转换研究视角

重新定义

道德主体及其核心概念的缘故。不可否 认，所有的论述者都承认技术隐含的道德意蕴，人类的道德行为和能力不是主体 概念的创造或自我定义，而是在人—技术交织的世界里逐步形成的。“技术塑行” 是技术人工物道德研究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没能深刻回应人们对于道德意向 性与自由问题的疑问。技术人工物的道德潜能及后果是无法预料的，不管是番茄收割机，还是减速带，抑或十字门在产生善的道德意向性时，也对另一些人产生 恶的意向性。拉图尔道德行动者网络是对道德实体的模糊性解释和关联性诠释。卢恰诺·弗洛里迪和桑德斯展示的“非负责任的道德”显然也难以说服质疑者。后现象学的技术人工物道德中介多是以道德调节者的方式出场。将技术人工 物视为道德调节者，即一种拉图

尔式的非人能动性也是一种技术能动性思想。道 德调节的能动性被分散和融合于人与物之中，而非人与物之间。道德调节论引入 技术道德调节伦理学视角，将在更大的范围和伦理学的领域内予以意义彰显，例 如能源生产系统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让能源的使用和扩张成为正常性和经 常性的工作，这也形塑了我们在环境问题上的道德判断和价值主张。道德能动性 必须面对技术人工物没有意向性的质疑。要明确意向性的基本哲学概念，或许从 技术意向性出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路径。

2. 技术意向性

辨析技术意向性需要以辨析意向性为前提。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拉丁 语中为“intender

e”有“指向”（point）的含义，即“指向某个过程”（point to a process），“指向某个心灵”（point to a heart）。因此，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也暗 含于人类行动和体验的指向性之中，技术的意向性或者说技术调节的意向性是一 种特殊物质性的意向性。“人工制品的意向性表现在其对人类行为和经验的指导 作用中。因此，技术中介可以被视为意向性的一种具体的物质形式。”[9](p.4) 意向 性及其能力是通过形成意向的能力和意向的现实指向性两个方面获得表达和实现 的。首先，意向性本身就是现象学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重要核心概念，现象学通 过意向性概念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定义为密不可分的关联，这种关联呈现的现象世 界才是我们认识世界的起点。这也就是说，人类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物质世界而 独立运用所谓的“思考”或概念理解和解释世界。其次，意向性的现实指向性是 关涉人的行动意识和行动能力的指向性。人的行动意向性的“实践域”维度与人 的知觉诠释维度紧密相连，形成行动的意向需要对行动发生的世界的体验和诠释。并且，意向性的现实性指向性天然的与情景相关联，这种关联体现于通过温度计 解读温度、通过电话交谈、通过核磁共振成像做检查、通过超声波检查胎儿等各 种情景领域。在各种情景领域内，人的意向性和道德角色以及道德选择被置于 技术或装置的调节之下。维贝克甚至用“超声后现象学”（a post phenomenology UItrasound）来揭示这种情景。这样一种装置或技术调节的意向性是人与技术“杂 交”的意向性，意向性被赋予人，也被赋予非人的技术实体，应该说技术与使用 技术的人都具备了意向性。如果这些还不能构成对技术意向性的确证性论证，那 可以从更加直接的实用主义和解释学视角予以回应，技术以“脚本”的形式规则引发了人类的某种既定行为，比如，通过乳腺癌的前期诊断和超声波的胎儿检查， 人们可以事先知晓疾病是否有可能发生，并做出是否进行乳腺切除治疗或者流产 的决定，以免发生更加难以承受的后果。技术对身体进行了前置的解释性帮助， 虽然技术本身没有“蓄意而为”，但是技术确实也增强了行动主动性，前置了道德 选择和道德判断。缺乏独立意识并不代表技术或者人工物“有”意向性能力的事 实。技术的意向性能力可以是“原发意向性”也可以是“自发意向性”，比如，减 速带的设计“原发意向性”是确保交通安全，“自发意向性”是它也引发了对轮滑 爱好者和轮椅行动者的行动不便。技术意向性可以是原发性的意向性，它或许来 自设计师和用户的意向，而自发意向性则超越了技术设计的初衷意向，所以，技 术有时以人类未曾预料的方式调节着人类的行动体验和道德行为。技术意向性或者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当然需要在面向人本身的意向性中获得 可能，其调节作用也是在人类有意识的发现中获得认可与改进。没有技术或技术 人工物就没有技术道德和技术道德调节的出场，没有技术道德调节的出场就没有 道德角色和道德选择情景的出现。

因此，“严格地说，没有这样一种物可以作为 “技术意向性”；

意向性一直是人与非人意向性的杂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 在人—技术—世界的关系中分布着人与非人的元素一起的“复合意向性”[10](p.73)。“杂交意向性”或者“复合意向性”才是技术意向性的合理称谓，这也是技术道 德哲学不至于走入极端情景的最好诠释。

3. 技术自由

关于技术或者技术人工物的道德意向性和能动性的讨论必然牵出技术或技术 人工物对道德行动的道德承担问题，也就是技术道德承担的自由问题。技术有自 由吗？一般理解下技术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以理性和心灵为前提，技术人工物根 本没有所谓的理性或心灵。康德伦理学通过理性将自由与自律进行对接，“康德 当然认为，如果我们判断行为是错误的，我们有能力拒绝整个方案，从而放弃对 目的的追求。这种能力是我们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我们的倾向所激发的行为 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11](p.86)。这是康德对道德自由与道德自 律的阐释。但是，这是从纯粹理性角度上的思考，真正的道德决策和道德自由不 是在真空中做出的，一旦引入道德能动性的情景性特征和调节性特征，我们会发 现技术调节现象视域下技术以某种特定方式构成了身体也构成了特定的道德决 策语境。或许道德能动性不需要理性意义上的完全自律，拥有某些自由的性质或 自由度就可以。另外，技术的道德调节并非涵盖了自由的所有领域，技术世界 的道德调节不能远离人类的日常生活，技术道德调节也就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完全 自由。这种相对意义上的道德承担和实施自由，符合技术道德调节对于自由的理解。以自由的主权概念为前提来界定技术自由，将技术道德的自由理解为有限自 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探讨技术自由问题。同时，我们也知道道德调节和道德本身是两个概念。假设道德行动者需要自 由、技术调节限制或摧毁自由，那么只有非技术调节的场景才能为道德本身留下 空间。显然，一切因技术诱发的行动和道德都可能被看作具有非道德的特征。处 于非人类主体、非自由意志状态下的技术道德调节不可能是“道德的”。显然， 将自由从技术人工物中剥离谈论纯粹的人的道德能动性不符合逻辑实际，最好的 方式是将自由重新界定为道德行动者网络中与决策行动者要素有关的能力。依据 这种能力，人类追求自由不是非强迫和非约束，也不是道德上的自律或非自律， 而是一种自由意识的场域，在这个自由意识场域中，人—技术—世界处于相互 的共同塑造之中，正是在这种物质性的共同塑造下，才创建了各式各样的自由维 度，这些自由维度秉持自由本性，但又不是脱离具体情境的理念自由，这种自由 展示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认知，也展示出人类自由的限度，从而实现着自由场域 内的道德自由。技术自由问题的讨论不是将自由理念牵强地赋予技术人工物，而是换一种视 角审视技术人工物回归自由国度的可能性。如果将意向性只分配给人，那技术作 为道德中介的意向性就无法展开，同样，技术自由不是人的自由；反之，也应该 被理解和承认。人—技术—世界相互关联的自由场域给予技术道德调节创造了理 论和现实空间，也为发现和审视技术人工物更好做出道德预判和道德行为提供了 实践可能。

四、从技术人工物道德到道德行动者

1. 技术人工物道德对道义论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反驳

不可否认，随着人类技术的不断进步，道德问题已经不是人类的专属特权。生态伦理学、动物伦理学、信息伦理学都在将道德问题纳入考察视野。当哈佛大 学哲学教授克里汀·M. 科尔斯加德在《动物同胞：康德伦理学与我们对动物的 责任》一文中借用康德的话说“当人第一次对羊说，'你穿的毛皮是大自然给你 的，不是你自己用的，而是我的’，并从羊身上取下来自己穿的时候，他意识到 一种特权……他对所有的动物都享有这种特权；现在，他不再把他们看作同类， 而是把他们当作可以随意使用的手段和工具，以达到他所希望的任何目的”[12] (p.79)，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律令缺陷就在动物伦理中被无情的揭露了。布德维 恩·德布鲁因（B.De Bruin）和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Floridi）也在《云计算 的伦理》（“The Ethics of Cloud Computing”）一文中指出列举了一个有关信息伦理的著名案例，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乔·利伯曼（Joe Liberman）的工作人员与亚马逊联系，要求将维基解密从其服务器上删除。一天 后，托管公司确实停止了对维基解密的服务。这说明“对任何认为云计算服务 可以信赖以保护客户利益的人的一次警醒”[13](pp.21-39) 。存储个人数据的云存储器 和云数据，包括云服务提供商、托管公司的“云中空间”安全、自由、隐私等问 题，在伦理学视野中都会被考察审视。技术人工物的道德问题显然会受到来自道义论视角和后果论视角的双重审 视，道义论视角的典型观点是反对将道德能动性赋予非人类的道德主体。道义论 遵从康德绝对命令的道义规范，认为技术无法按照同时且能够成为普遍规律的准 则去行动的自由。显然，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道德自由本质问题的探讨中，我们 知道技术调节的道德能动性根本不与道德命令相矛盾。技术调节与人类理性不是 彼此剥离的，在超声波检查中，是否做出堕胎的道德抉择，是人基于道德规范 和法律规范做出的综合考量，并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道德惩罚环境中 的选择是不同的。超声波检查及其技术左右或影响了人类在道德决策中的理性行 动，最终做出的道德选择一定是理性考虑后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所做 出的道德决策不完全是理性的结果，而是在人与物、人与技术交织的环境中以一 种交互的形式做出的。至于后果论伦理学，他们将功利主义对幸福的认知和幸福 的提升作为评价道德价值的标准。显然，一般的后果论功利主义认为，即使技术 带来了美好生活和幸福的提升，但也悲观地认为技术已经彻底统治了幸福。这样 的幸福还是真正的幸福吗？人类基于个体性格、情感、群体偏好和对幸福的理解 与追求是否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后果论伦理学大都对技术及其提升的幸福增 强和道德增强保持芥蒂，有些甚至是悲观失望。不可否认，技术不仅影响了道德 决策，技术也在影响偏好本身，有些地方将鉴定胎儿性别合法化就是一种明证。后果论伦理学的道德偏向性难以撼动技术道德中介的道德调节地位。

2. 道德行动者

有关道德主体、技术自由等话题的讨论，为道德行动者的讨论带来可信任的 便利条件。“万物有灵”论者可以轻松地将技术人工物道德纳入道德行动主体， 但一般人都是技术道德工具论的代表。承认技术人工物的道德作用和道德调节意 蕴，但否认技术人工物的道德主体地位。道德工具所处的立场依然是现代主义的 主客立场，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坚定立场，但这种立场的最大不利 之处在于，拒绝承认技术伴随下的人类道德现实。“使用技术的技巧”其实也在 影响着“技巧使用的技术”，这是一种相互的形塑关系。技术调节道德主体的出 场绝非一种固定模式，它在福柯那里至少通过道德伦理实体、权力服从方式、自身行为塑造、道德实践后果四个方面给予了主体概念以澄清，并且技术塑造和调 节主体的具体构成方式也在佐证这样的道德主体和行动者绝非纯粹的理性自主。道德行动者被技术调节既有显性的方式也有隐形的方式，既有强制的方式也有劝 说的方式，既有规范的方式也有引诱的方式。海德格尔面向技术的调节主张一种 “诗意的栖居”，但现实之中“诗意的栖居”很难成为大部分人的惬意选择。我们 的生活世界实际上一直处于系统世界的调节与控制之中，这是一种系统权力的构 成和运作方式，生活世界中的技术维度以各种风格形塑着道德行动者的感觉、知 觉、思想和行动，技术的权力运作在达成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规训，比如，元宇 宙的技术场景将很可能改变人们对于虚拟与现实的认知，道德行动者不是要逃离 技术管控，而是要追寻技术伴随下的自由，任何道德行动者要想限制、逃离或者 想缺席技术在场的影响都将是一个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过程。通过对道德相关性、意向性和技术自由问题的考察，结合美德伦理学对生命 美好、人类美好的追求，道德行动者是道德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种物、每 一项技术，所有这些人、物、技术构成了现有的生命世界，也构成和发展着人类 存在的形式。在物质世界展开的人类美好生活也必然要面对人—技术—世界交织 的道德环境，并在这种道德环境下面对、更新、形塑和破解已有的道德世界及其 困境。也许，现代主义力图将人与物、人与非人进行割裂，从而凸显人类中心主 义和彰显人本主义价值，而后现代主义则在寻找和弥合这种割裂，从而凸显真实 世界里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真实现状。将技术人工物视为道德行动者，既非对技 术强权的臣服也非对技术世界的抵抗，而是抛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以道德共同 体的视角审视技术进步和人类道德世界。当然，面对技术的行塑，人也无须为自 身的道德地位感到担忧。人类的道德行动者地位不是被剥夺了，而是被技术增强 了，这种技术增强一方面带来了人的道德行动能动性和场域的扩展；另一方面， 也让人对道德实践有了更加切身的感知。不把人作为唯一的道德行动者不是在破 坏道德团结，恰恰是在构建一种更加实际具体的有建设性的道德团结。

参考文献

[1][2] Verbeek P. P., The Matter of Technology: A Review of Don Ihde and Evan Selinger (Eds.), Chasing Technoscience: Matrix for Materiality. Anticancer Research, 2005. 

[3][5][7][10] [ 荷 ] 维贝克著 . 闫宏秀、杨庆峰译 . 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 道德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4][9] Verbeek P. P., The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Morality: A Post-PhenomenologicalApproach to Moral Subjectivity and Moral Objectivity, Workshop Moral Agency & Technical Artifacts Nias, 2007. 

[6] Latour B., “It’s development, stupid! or : How to Modernize Modernization”, Espacestemps Net, 2008. 

[8] Floridi L., Sanders J. W., “On the Morality of Artificial Agents”, Minds & Machines, 2004. 

[11] [12]Korsgaard C. M., Fellow Creatures: Kantian Ethics and Our Duties to Animals,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5. 

[13] Bruin B. D., Floridi L., “The Ethics of Cloud Computing”,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7, 23(1).

Post-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Morality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Abstract: As a moral intermediary,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definition of moral subject in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in the way of technology shaping. Phenomenology’s description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opens the theoretical door for human cognitive technology morality and its relevance. Post phenomenology further breaks the one-dimensional opposi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hows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moral subject to artificial technolog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ral relevance and technological freedom of artificial technology has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moral subjectivity of artificial technology. From the refutation of artificial technology morality to deontology and consequence ethics, the proof that artificial technology material morality moves towards moral actors becomes clear. 

Keywords: Moral Intermediary; Artificial Technology; Post-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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