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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万芹 摘要：本文在对新乡贤的内涵进行再界定的基础上，把当下的新乡贤分为“精英型新乡贤”和“平民型新乡贤”，并根 据他们的收入来源和生活居住空间是否在乡村社会，分为“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不同类型的新乡贤也影 响了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作用和路径方式。精英型新乡贤由于属于“不在场乡贤”，主要是作为第三种力量和参与者 介入，通过捐资捐物、建议献策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平民型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主体中的带头人，以自己的时间、精力、 技术和文化，投入到农业生产、文化礼俗、公共品供给、乡村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他们也可以组成乡贤理事会、村落理 事会等，动员更广泛的村民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关键词：乡村振兴；精英型新乡贤；平民型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8）03-0127-08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然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关键在于“人才”， 在乡村社会衰落和人财物大量流失的背景下，缺乏 有效引领乡村振兴的精英。如何寻找合适、有效的振兴人才，就成为当下乡村振兴需要考虑的重大问 题。在这一背景下，乡贤资源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 当代的新型精英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新乡贤 作为乡土社会有资材、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的贤 达人士[1]，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影响力为实现 乡村振兴，建立德治、法治和自治合一的乡村治理 体系，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支持。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和新乡贤的研究处于起步 阶段，并且大多数都是新闻报道，真正的学术研究 并不多[2]，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从已有的评论报道和学术研究来看，学界和政界大 都认为，新乡贤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力量，理应 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3]。但也有 一些研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乡贤和乡村精英都是 好的，乡贤中也有一些土豪劣绅类的豪强恶霸[4]， 新时期也应该警惕一些乡贤借乡村振兴和资本下 乡之名与“民”争利，防止他们成为自身利益的攫 取者[5]。实际上，上述分歧反映了当下研究对新 乡贤内涵界定的模糊，以及缺乏对新乡贤类型的合 理区分。本文通过对新乡贤内涵和类型的重新界 定，针对不同类型的新乡贤，指出符合他们自身特 征的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 二、新乡贤的内涵与类型辨析 由于新乡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到 底谁才是新时代的乡贤，新乡贤具备什么样的类型 和特质，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仔细分析当下的新乡 贤研究，笔者发现主要存在两种取向和分歧：一种 是精英视角的新乡贤研究；一种是群众视角下的新 乡贤研究。 1.精英视角下的新乡贤 精英视角下的研究主要认为新时代的乡贤应 该是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时代精英，他们具备现代 化理念和前瞻性视野，以及创业经商的成功经验， 才是新乡贤应该具备的时代品格[6]。他们是一些 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退休官员、海外华人华侨， 更不乏一些优秀的企业家和商人[7]。李金哲认为 新乡贤是指在知识、技能、财富、社会地位、文化水 平等多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贤能之士[8]。黄海 认为新乡贤既包括道德模范、社会贤达等，也包括 以自己的专长、学识和财富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的 优秀人物[9]。一些研究和地方实践更是把新乡贤 指向一些富人、能人群体，认为新乡贤应该是一批 能够带领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贤人”群体[10]；是 一批当官居城的贤达人士，“富乡贤”“官乡贤”是 这类乡贤的主要类型[1]。这类精英人士能够利用 自己的金钱、社会关系资源、动员能力等，进行招商 引资、带领村民致富[12]，并能拿出资材服务于乡村 公益事业，还可以在乡风引领上、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发挥作用[13]。这类乡贤群体，虽然功成名就 在外，但对故土的深情厚爱使他们具有一定的动力 和愿望参与家乡建设，不忘反哺父老乡亲[14]。总之，精英视角下的新乡贤是具有较高财富地位的社 会贤达人士，因为能够利用自身的个人资源，弥补 当下乡村建设资源的不足，解决乡村治理的困境， 从而在实现乡村振兴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也被很 多学者、官员所推崇。 2.群众视角下的新乡贤 群众视角下的新乡贤研究认为，新乡贤与传统 乡贤存在诸多差异，应该重新定义新乡贤的内涵和 范围，提出新乡贤区别于传统乡贤的一个很重要方 面，就在于新乡贤的平民化特质。传统乡贤往往是 一些官商群体和地主阶层，他们虽在乡野，却与官 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 社会地位上都远超普通村民[15]。并且，传统的乡 绅治村模式也是一种封建等级制下的人治模式，应 当反思传统绅治所存在的问题，尤其不主张官商等 具有较大权势地位的群体成为新乡贤的主体[16]。 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新乡贤应该更具平民化 色彩，应当让经济实力弱、社会影响力低一些，但比 较有德行、有公心、能服众的乡村道德权威、身边好 人等直接参加到乡村建设中来，而不仅仅是声望、 地位极高的官乡贤、富乡贤[17]。葛宇宁也认为一 些富商类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类似于资本下 乡，应该警惕当下基层治理中资本逻辑对乡村治理所带来的破坏作用[18]。李晓斐也认为“当代乡贤 应该是村民内心认同和界定的民间权威、而不是仅 具有客观支配权力的地方精英，只要能够遵守当地 的核心价值体系，乡村小人物也可以获得村民的广 泛称赞与主观认可，从而获得一定的权威性，乡贤 并不一定必须是居于当地社会分层体系顶端的精 英”[19]。张兆成也认为当代乡贤不应该像传统乡 贤一样讲究家族背景、财富政治地位、良好的教育 背景，平民百姓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诸如品质良 好、热心助人、热心公务、富有正义感，则无论是普 通党员、党外人士亦或乡村一般民众，都可以成为 现代乡贤的组成人员[20]。钱念孙也认为传统乡贤 基本上都是“有权有势有财”的人，出生于“大户人 家”[21]；而新乡贤的来源可以是“普通人”“人民群 众”，比如乡村道德楷模、基层优秀党员干部、乡村 教师、回乡创业优秀大学生等，“权势”也不再是“新乡贤”的必要条件，“德才兼备”才是，只要志愿 于乡村建设发展，有德有才的“普通人”照样可以 成为新时代的乡贤[22]。 3.新时代新乡贤的内涵与类型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学界对新 乡贤内涵和类型存在一定的争议和迷惑：新乡贤的 主体应该是“富人”“官员”型的权势阶层和社会贤 达，还是“身边好人”“道德楷模”型的具有平民化 色彩的普通人，并无统一的认识。尽管在官方宣传 和学者们的倡导中，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也被认为“新乡贤”，但在实 际的运作中，公职人员、经商人士、企业家乃至文化 名人等较有影响力的权势人物，因为自身丰富的资 源和影响力，很容易改变乡村的面貌，产生即刻的 政绩效益，而更被专家乃至政府所推崇，而忽略了 “身边好人”“道德楷模”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作 用。因此，许多“新乡贤”的典型，往往是一些具有 丰富资源的权势精英，他们能带来资金回流、企业 回迁，发挥“归雁经济”的效应，从而改变乡村落后 的经济面貌。总之，精英型的新乡贤因为自身的经 济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 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而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和有效力量。 并不否认精英型的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作 用，尤其是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兴旺方面的 人财物优势，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社会 约束新乡贤角色作用的“权力文化网络”已经遭到 破坏，激励新乡绅发挥保护性作用的机制也已经消 失殆尽，在这种背景下，精英型的新乡贤很容易演 变为“赢利型的经纪人”[23]。并且，尽管一些精英 型的新乡贤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不会损害村民的利 益，但作为一种强势精英，很容易出现决策垄断，造 成基层民主的萎缩和村民参与的不足，并不利于村 民自治的实行。反观平民视角下的新乡贤研究，我 们发现平民型的新乡贤作为土生土长的普通乡民 中的一员，无论利益、情感，还是时间和精力，都深 深的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并且，由于权势资源和 影响力较弱，只能依赖自身的道德感染力和与村民 的平等关系、人情往来，动员群众来共同参与到乡 村建设中来，引发村民参与和民主协商的热情，从 而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乡村治理上发挥真正的 引领作用。 历史上的传统乡贤，一般都是精英视角下具有 较大权势地位的乡绅阶层。尽管历史上传统乡绅 有较大的权势地位，但在传统文化网络的约束下， 绝大多数都属于地方社会的“保护型经纪”，承担 着地方社会“保护者”的角色。直到近现代以来的 国家政权建设，才导致大量土豪劣绅式的“赢利型 经纪”崛起[24]。为了打消乡土社会的“土豪恶 霸”，共产党成立乃至建立政权以来，对“乡绅”阶 层的打击也十分剧烈。但与此同时，政府也注重动 员普通群众和积极分子的力量，逐渐引导他们成为 乡土社会的领导阶层[25]。因此，解放以后，基层政 权建设一直对乡绅群体保持警惕状态，无论在社会 上还是政治上，他们的作用价值和影响力都较低。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的后撤、市场经济的崛起 以及传统文化的复苏，导致具有传统乡绅特质的富 人、家族头领等大量崛起，在乡土社会的影响作用 和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重新成为乡 土社会的领导阶层[26]，但目前，对这一群体在乡土 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仍存在较大争议。 当前，新乡贤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传统时期 和解放时期两种治理传统的创造性结合，“新乡贤”新就是新在：一方面，它并不排斥经济社会地 位较高的富人、党政干部、企业家、技能人才、专家 学者等群体；另一方面，它还囊括了诸如农村优秀 基层干部、乡村教师、小家庭农场主、经纪人、乡村 工匠、家族权威、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 精英、普通群众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愿意为农村建 设出力都可以成为新乡贤群体的一部分，“财富” 和“权势”不再是新乡贤的必备基础，“德性”和“公 心”才是。 本文的新乡贤也包括了上述两种乡贤类型，因 此，本文把新乡贤定义为：乡土社会中拥有一定财 富、技能、文化、品德和政治觉悟的人，他们成长于 乡土、奉献于乡里，有较高的口碑和声望，他们既包 括富人、党政干部、企业家、技能人才、专家学者等 精英型新乡贤，也包括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乡村教 师、小家庭农场主、经纪人、乡村工匠、家族权威、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平民型新乡贤。 精英型新乡贤和平民型新乡贤在不同地区的 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没有哪一种类 型的乡贤能够完全实现当前对乡村振兴主体能力 的要求，而是需要不同类型乡贤的相互作用和配合。不同类型的新乡贤可以以不同的角色，从不同 的路径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方式 新时期新时代，不同类型的新乡贤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质和能力，从不同的路径切入，发挥自身在 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但在实践中，由于学界和政界 对新乡贤性质和类型理解的错位，造成新乡贤在乡 村振兴中角色和路径的混淆。最容易出现混淆的 就是许多人直接用“富人”替代“新乡贤”的逻辑。 富人因为拥有较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可以弥补乡村 建设资源的不足，也可以解决乡村治理中权力不足 的困境，从而能够较快的产生影响和政绩效应，因 而被政府青睐[27]。政府也往往鼓励富人参与到乡 村治理中来，成为村庄的领导阶层，但富人因为利 益、产业都不在村庄中，很少会投入过多的时间、精 力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往往会找一些人“代理 认”来代理村庄事务，并且，富人因为“私人治理” 的性质，也容易造成个人谋利、基层民主萎缩和村 民参与不足[28]。因此，很多研究并不鼓励富人成 为新乡贤，更不鼓励他们成为村治主体和乡村振兴 的主体[29]。但这些研究并不反对富人群体参与到 乡村振兴中来，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新乡贤在乡村 振兴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富人、官员、学者 等精英视角下的新乡贤在实现乡村的产业兴旺、村 民致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较大的作用空间； 而平民型的新乡贤则在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方面有较大的成效。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各自的特色 和能力，设置不同的参与角色和路径。 1.精英型新乡贤的参与路径 对于富人、党政干部、企业家、专家学者等新乡 贤，他们虽然出生于乡土，但却功成名就在城市，收 入来源、居住场所、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都已经远 离乡土社会，他们相对于土生土长的乡贤来说，属 于已经“走出去”“脱离”村庄的乡贤，大部分这类 乡贤是出于政府的主动邀请，才参与到乡村社会中 来，他们的利益、收入、时间和精力也都不在农村， 很难完全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来，因此，属于“不在 场新乡贤”，这也导致了他们无法成为乡村振兴的 主体。但由于他们成长于乡土，对故乡也有情感， 一部分人也有意愿和能力帮助故乡实现振兴。他 们在市场信息、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外部关系和金钱资材等方面有较多的资源，能够预估未来发展的 趋势，也具备较高的发展视野，能够为乡村振兴带 来较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一些对故土有较大眷 恋之情的成功人土，就愿意捐钱捐物，参与到乡村 建设中来；一些企业发展和自身利益涉及到农业、 农村的企业家、商人等，也有更强的动机和意愿投 入到乡村振兴中来，并切身的参与到农业发展、乡 镇企业、乡村旅游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方面。 对于这部分“不在场的新乡贤”，他们在外功 成名就之后，完全可以作为外援力量和第三种力 量，出钱出力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具体途径包括 以建言献策、乡村顾问、投资产业、开拓农村市场、 招商引资、项目承包、农村基建、捐钱捐物、村务监 督等方式协助乡村振兴，从而发挥他们在乡村基础 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农民富裕以及 民俗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以笔者调研的江西为例， 江西有很多传统文化保持较好的村落，从村庄走出 去的成功人士有较强“回报桑梓”的意愿，经常为 家乡的发展提供物力和财力支持，通过捐资修祠 堂、庙宇、道路、水利的方式，回馈家乡[30]。这类乡 贤由于长时间在外工作，没有精力亲身参与到乡村 振兴中来，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资材”回报家乡，尤 其表现在对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的贡 献上。 除了投钱投物，一些商人和企业家，也以发展 产业、承包工程和项目的形式介入到乡村社会之 中。特别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近郊 农村，较多的市场机会和较多的乡贤资源，可以充 分实现乡贤资源与乡村振兴的创造性结合。一些 产业较为发达、距离大城市圈较近的农村，村庄内 部就有很多富人、企业家，他们并没有脱离农村，并 不属于外嵌型的新乡贤，他们在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各个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以笔者调研的浙江上虞为例，上虞 地区临近沪宁杭大城市群，本地的工商企业、中小 企业又很多，市场机遇较多。由于地方社会城乡一 体化程度较高，有一定的工商业机会，有相当部分 的富商群体就住在离村镇不远的地方，尚未完全脱 离农村。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农村建设， 因此，这个地方富商型的新乡贤就比较多。他们不 仅仅只是以捐资捐物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而且也 亲身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因此这个地方富商乡贤当政的就比较多。例如，浙江上虞地区较为有名的 新乡贤典型——杭兰英就是祝温村的书记。杭兰 英虽然本身并没有什么企业，但她的儿子和丈夫都 有自身的产业，家庭收入状况并不低，这也为她提 供了一定的声望和地位。 由于中西部的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较多的工 商业机会，乡村社会内部并没有那么多的富商精英 群体，也很少有富商群体居住在乡村社会之中。因 此，大多数的精英群体主要居住在城，属于不在场 的新乡贤，主要以捐钱捐物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 但在新农村建设和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也有一部分 富商、精英群体开始重返乡村，甚至成为乡村社会 的领导阶层。需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区并没有东 部发达地区较多的工商业机会，富人群体难以真正 扎根在乡村社会之中。不乏一部分资本和商人，借 乡村振兴和新乡贤发展的契机，下乡圈地赚钱，借 “新乡贤”之名，与民夺利。一些产业振兴的项目 也可能演变为一些资本和商人攫取利益的机会，特 别是当前的项目承包、农村基建方面仍有较大的操 作空间，很容易成为他们返乡谋利的机会[31]。遍地生花的“旅游村”和“富人典型”，已经成为不少 富商群体谋取自身利益的契机[32]。 因此，尽管我们倡导和允许各类新乡贤参与乡 村振兴，但在村务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新 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要有一定的限度， 并不主张富商资本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在一些 项目资源较多的典型村，尤其要防止资本式的“新 乡贤”下乡圈地，警惕他们进入乡村领导阶层。但 并不阻止他们捐钱捐物，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参与乡 村振兴。同时，村务监督机制也要健全，要让民众 参与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公共事务探讨上，也要防 止和警惕这类商人和资本进入乡村领导阶层。因 此，精英型乡贤主要是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出钱出 力，并不实际的介入到乡村振兴中来。 2.平民型新乡贤的参与路径 对于平民型新乡贤，他们并不像富人、官员一 样在城居住，长久的脱离农村。他们成长于乡土， 收入来源、居住场所、社会关系和人情往来等都在 乡土社会之中，并没有脱离农村。他们依赖自身的 知识、能力、道德、声望和公心，在乡土社会之中享 有一定的权威，自然而然的成为公共事务的带头人 和群众中的领头人。他们甚至自发成立一些组织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属于“在场的新乡贤”。由 于他们的时间、精力、收入和社会关系都在乡村中， 他们真正的热爱农村，关心农村建设，并能实际的 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之中，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也 开始鼓励和引导他们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与精英型新乡贤相比，平民型新乡贤最大的优 势就在于，他们是村庄的“在场乡贤”，生产生活都 在农村，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在农村，受农村社 会舆论和地方价值系统的约束较强，有意愿、也有 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乡村振兴中来。平民型 新乡贤就在村民的身边，他们与村民有着千丝万缕 的情感往来和利益关系，与村民的关系地位较为平 等，能够与村民之间建立真正的互惠关系和信任关 系，也能够在村庄公共事务上平等协商，并可以用 自己的声望、人情、面子等，组织、动员村民一起行 动，共同解决村庄事务。因此，农村优秀基层干部、 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 先进典型，才是“新乡贤”的主体[33]，他们连同普 通村民才是真正的乡村振兴主体[34]。 这部分“在场的新乡贤”，他们虽然没有较大 的权势和资源，但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人力和智力资 源投入到乡村振兴之中。更关键的在于，他们通过 群众动员的方式，群策群力的解决乡村振兴中的难 题。他们以自己的时间、精力、技术和文化，真正的 投入到农业生产、文化礼俗、公共品供给、乡村治 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他们可以是个人的方式， 也可以是组织的形式，如成立乡贤理事会、乡贤参 事会、村落理事会、监督委员会等，参与到乡村振兴 中来，并能发挥引领村民的作用。他们在村民中的 影响力和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让他们可以很好的 协助村两委助力乡村振兴，成为连接村民和村干部 中的一环。他们除了成立民间组织以外，一些积极 分子和个别较有威望的人，也会作为小组长、村委 干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这部分人较为了解农 村，也受当地舆论和人情面子的影响，较有意愿为 农村的建设发展做出贡献。 这类“在场新乡贤”相对于权势较大的精英群 体来说，其弱势就在于个人的经济基础和资源较为 稀缺，并没有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来带动乡村产业的 发展，也没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和权威资源来实现乡 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很多时候，往往需要借助 外部资源和力量来达成自身的目标。一些传统文化资源保留较好的地方，可以借助“在场”和“不在 场”的乡贤力量，实现内外资源的整合，从而在乡 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建设方面卓有成效、例如 广东的清远地区的乡贤文化建设[35]。但对于中西 部经济不发达，传统文化资源又比较薄弱的农村地 区，往往存在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双薄弱的困 境，难以激发外部资源的投人。但目前这种现状大 大改观，在资源下乡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大量 的资源向农村注入，这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西部 地区乡村振兴资源不足的局面。这为“在场的新 乡贤”发挥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物质保障，解决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也激发了村民乡村建设 的热情。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较 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实现国家资源与乡村社会内部 的有效对接?如何发挥新乡贤在联结村庄社会和 国家资源的中介作用？在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和乡 贤资源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以经济和文化资源 都较为薄弱的湖北秭归地区的农村为例，政府部门 组织长期居住在村庄的退休老干部、身边好人、道 德权威等组成了村落理事会，当地政府不仅赋权赋 名帮助他们树立威望，还输入资源帮助他们开展乡 村建设和村庄公共活动。村落理事会不仅在乡村 治理、村庄文化建设上发挥了较多作用，还在村庄 公共品建设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有效的解决了项目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36]这些成效也间接的方 便了农民的生产和当地脐橙产业的发展，村庄逐渐 被激活，越来越多的村外力量被引入进来，形成了 内外联动、群众参与较多的局面。[37] 村落理事会的成员大都属于平民型新乡贤，他 们可能是一些小型家庭农场主、“中农”、农机和农 技人员，也可能是一些经纪人、运输司机、小商小贩 群体，有的也只是一些退休的小老人群体。他们在 经济上并不富裕，但能在村庄中维持较为体面的生 活，负担并不重。并且，由于他们长期生产、生活在 农村中，有较多的时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一些积 极分子、有“公心”的群体也愿意为村庄社会贡献 自己的力量，这部分人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的“身边 好人”“道德权威”等。[38]他们虽然不像传统文化 保留较为完整地区的新乡贤，有较强的文化滋养和 回报桑梓的情怀，但他们客观上与村庄社会的紧密 关联以及村庄内部碎片化的传统资源，不断的驱动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39]这种平民型的新 乡贤并没有脱离乡村和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生活 仍主要在乡村内部展开，乡村的发展和振兴关切到 他们的利益，对他们的生产发展、家庭幸福、生活质 量、子女的教育和婚姻生活，有切切实实的影响。 因此，他们有较强的动机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对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等也有较高的渴望。 四、结语与讨论 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在内涵和范围上都进 一步拓展和延伸了，这是传统延续发展和现代转型 变迁的结果。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变迁时期，各地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语并不平衡，历史传统和 革命传统在各个地方的保存状况也不相同，这直接 影响了各地新乡贤的特质类型和参与乡村振兴的 路径方式。根据已有的研究和不同地区新乡贤的 类型特质，我们发现当下的新乡贤主要分为“精英 型新乡贤”和“平民型新乡贤”，并根据新乡贤的主 要收入来源和生活居住空间是否在乡村社会，分为 “在场的新乡贤”和“不在场的新乡贤”。一般来 说，精英型新乡贤的收入来源和生活居住空间都在 城市，属于“不在场新乡贤”；“平民型新乡贤”的生 产生活主要在乡村社会之中，属于“在场的新乡 贤”。各个地区不同类型的新乡贤，也影响了他们 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 东部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的近郊农村地区，乡 村社会内部或附近有较多的工商业机会，“在场” 和“不在场”的精英型乡贤众多，有较多的区位优 势和经济优势吸引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 这些地区较多的新乡贤资源和物质基础，也使得新 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角色和路径多样化，不管他们 是以捐资捐物、建议献策还是亲自参与乡村的文化 建设和乡村治理，都对乡村振兴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一些传统文化资源保存较好的地方，也可以吸 引“不在场的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特别 是号召他们捐钱捐物，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文化礼俗建设。 中西部经济和传统文化资源都比稀缺的偏远 农村地区，精英型乡贤较少，“在场”的精英型乡贤 更少，传统和家乡对他们的价值和情感束缚力比较 弱，他们回报桑梓的意愿不足，愿意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的只是少部分，乡贤的主体是一些在场的 “平民型新乡贤”。平民型新乡贤由于主要的生产 来源和生活居住都在农村，与乡村社会的发展紧密 相关，也有较多的时间、精力和意愿投入到乡村振 兴中来。他们与普通村民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在村庄公共事务上有较强的公心，道德品质上也 要超出普通人，他们是优秀的基层干部、身边好人 和道德权威，从而成为村庄中的新乡贤，他们和普 通村民共同组成乡村振兴的主体。由于他们自身 较高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渐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的带 头人，甚至成为村治主体的一部分。由于资源有 限，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主要以自己的时间、 精力、技术和文化，投人到农业生产、文化礼俗建 设、公共品供给、乡村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中来。他 们可以是个人的方式，也可以是组织的形式，如成 立乡贤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监督委员会等，并动员 村民参与进来。 对新乡贤类型的划分，可以为我们认识各地区 的新乡贤内涵和特征提供理论参考，并根据他们的 特征制定合适的参与路径方式。但在实践中，一些 地方政府并没有对不同类型的乡贤及其社会影响 有清晰的认识，往往不加限制和不分方式路径的盲 目吸纳各类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甚至引入 到乡村领导阶层，这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特别是 中西部地区，往往学习借鉴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 吸纳各类精英型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并对 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给予较高厚望。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工商业机会本身就较少，对各类精 英的吸引力并不大，为引他们返乡，地方政府也要 花较大的成本，并许诺一定的利益空间，甚至默许 他们在资源输人的过程中获取利益，这反而丧失了 动员民众和激活乡村社会平民型新乡贤的机会。 此外，各地也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资源，因 地制宜的制定乡村振兴的重点。但当下，学界和政 界往往把“产业兴旺”定义为乡村振兴中的重中之 重，特别希望一些富商型和官员型的新乡贤能够返 乡带来资源、信息和市场，从而造成“归雁经济”， 实现乡村社会的产业兴旺。但他们却并没有准确 认识未来乡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国正在进行前 所未有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必定有相当一部分 人会离开农村，实现城镇化；会有相当一部分村落 会消失；工业企业也会逐渐向城市聚集。东部发达 地区的农村靠近产业基地和大城市群，还有一些机 会和人才会留在农村，产业兴旺还具备一定的条 件。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则不具备这种条件，除去一 些特色资源村和特色旅游村还能实现产业兴旺外， 绝大多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文化建设”和 “社会建设”，以保证基本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序”，而这只需要平民型新乡贤的组织动 员，需要村民的共同参与。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农 村也承担着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一些偏远山 区，并不适合进行产业投资的地方，也要防止产业项目投资和乡村旅游的泡沫化，保证基本的农村生 产秩序和农民生活的方便。 参考文献： [1]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17，17（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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