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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苏轼的朋友圈才知道,所有的离开都有因果

 茂林之家 2023-06-11 发布于湖南

作者:洞见ciyu

择善友而从,远恶交而戒。

关于朋友,苏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聚散交游如梦寐。

朋友的到来与离开,让人如在梦中。

苏轼交友圈子很广,上有王侯墨客论圣贤大道,下有贩夫走卒说人间烟火。

可缘分难料,人情反复,有心神相契的相逢,就有花开两头的散伙。

当我们看了苏轼朋友圈里那些知交零落的故事,才知道所有的离开都是有因果的。

01

  • 际遇不一,各走天涯路。

元丰七年,苏轼在泗州遇到故交刘仲达。

刘仲达也是眉山人,从小和苏轼一起读书,情谊深厚。

但苏轼自从走出家乡上京赴考后,从此宦海浮沉,家乡成了故乡。

这一别就是三十三年。

苏轼悲喜交加,提笔写下《满庭芳·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漂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

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

人各有归途,或为理想扬鞭赶路,或被命运推搡而行,不可避免迎来一场场折柳送别。

因环境不同、造化不一,在苏轼颠沛流离的路途里,有人登船作伴,有人离岸而去。

苏轼在黄州时有一个酒友,叫潘丙。

潘丙在武昌樊口开了一个酒坊,酿酒远近闻名。

好酒的苏轼常常过江来此,蹲坐在板凳上,和潘丙以诗文、坊间趣事为下酒菜,饮至微醺。

后来,苏轼跟官府申请了一块荒芜的土地,种粮食、瓜菜。

潘丙主动过来帮苏轼开垦,扛着锄头挖土、担着篮子播种,帮忙干农活。

在苏轼被贬的日子里,樊口是他饮酒赏景的好去处,潘丙是他把酒诉衷肠的交心人。

可随着一纸调令,苏轼继续如飞蓬一样飘来飘去,潘丙则安稳地守着他的酒坊。

后来,他们偶有书信来往,却只能咀嚼回忆。

相逢在人海中,聚散不由你我。

可能是因为他起高楼、宴宾客,你愁那几两碎银、囊中羞涩。

也可能他想回小镇当个散淡闲人,你想去外面闯个出人头地。

就这样,没了山水同路的交集,只能渐行渐远渐无书。

02

  • 三观难容,注定分道扬镳。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割席断交”。

管宁和华歆为好友至交,一次同在园中锄草。

发现地上有金子,华歆赶忙扔下锄头去捡,管宁不为所动。

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仍专注于经书,华歆却直接跑出去看热闹。

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三观不同,难以相融。

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天涯与海角,人与人之间三观的差异。

一次,苏轼与朋友谢景温相约在郊外散步。

一只受伤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苏轼刚想俯身把鸟捧起来。

谢景温却一脚把小鸟踹到一旁。

苏轼顿时蹙眉,心中很是不悦。

他认定,此人一定是个欺凌弱小、损人利己之徒,不可深交。

果不其然,后来谢景温钻营功名利禄,为了攀附王安石,把妹妹嫁给王家。

在跻身朝臣后,他为了一己之私,诬陷苏轼贩运私盐营利,也经常以权谋私,打压排挤对手。

见识到他的为人后,苏轼便不再与他来往。

一个汲汲于名利,不择手段,一个忧民忧国,煌煌正道。

这样的两个人,注定走不到一块去。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磁场,吸引着同质的人和事。

飞鸟与鱼难相依,三观不同的人,注定不能为友。

03

  • 道若不同,互相不为谋。

元丰三年,白发苍苍的王安石,接待了一个来自黄州的客人。

席间,他兴致勃勃地问客人:最近苏轼有没有写什么文章?

客人笑道,苏东坡有一次酒醉之后,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成都圣像藏记》。

王安石不禁大喜,将文章阅览了一遍。

感叹道: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

说完,王安石将苏轼原文“如人善博,日胜日负”,改为“如人善博,日胜日贫”。

苏轼听说此事后,抚掌大笑,欣然采纳。

王安石曾赞叹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撇去政治立场,苏轼大抵是可以和王安石成为忘年之交的。

但是因为政见上的鸿沟,彼此只能站在对立面上。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掀起变法运动,苏轼多次上书,抨击新法。

王安石认为政由己出,才能法令通畅,改革才能有的放矢。

苏轼却难以苟同。

毕竟集权利一身,容易独断专行,所以苏轼经常骂王安石为乱臣贼子。

甚至,在一次主持士策问时,苏轼特地出了一道题:

“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哙专任子之而失败,为什么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

以此为题目,完全就是借古讽今。

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论奏他的过失,苏轼无可奈何之下,请求到外地任职。

虽然在晚年,他们俩有相见恨晚之意,但终究为时已晚。

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

理念之争,立场不同的人,终究会分别在各自的阳关道和独木桥上。

04

  • 患则相倾,易反目成仇。

明代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类。

其中第四类,他称之为贼友:利则相攮,患则相倾

这种人在你得势时,围绕你团团转;在你失意时,恨不得多踩一脚。

被贬黄州后,苏东坡在给朋友李之仪的一封信中就感慨道: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曾在凤翔共事过两年。

张璪知道苏轼非池中物,有朝一日可能飞黄腾达,于是刻意结交苏轼,对他照顾有加。

因此,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倾心写了一篇《稼说》祝福他。

在京都,张璪借着新法的东风,官场上左右逢源。

乌台诗案事发时,张璪以知谏院的身份参与案件审理。

密友含冤入狱,按理说张璪应该奔走相救,可他却想凭这次案件捞取功劳,以期官运亨通。

所以,他烧掉《稼说》,推波助澜,欲置苏轼于死地。

有官员劝皇帝宽恕苏轼时,张璪当着面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苏轼自从看清张璪的真面目后,便与他断交。

大悲大喜看清自己,大起大落看清朋友。

眼里都是利益的人,见人便要称兄道弟,但在关键时刻,朋友就是他们的垫脚石和牺牲品。

这种感情如纸薄,如瓷脆,熬不住火炼,经不起世事磋磨。

元祐六年春,苏轼与好友钱穆父把酒言欢后,准备送他赴任。

离别之际,钱穆父不免心生惆怅。

苏轼宽慰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与人之间的聚散离合,一半在天命,一半在人力。

一段关系若注定离散,那就各饮一杯酒,互道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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