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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翰日记 郑文翰 曾任彭总秘书,曾任军事科学院院长  1958年4月 17日 上午读训总四级干部会议①的文件。 午饭后到禄米仓试衣服。 归来，老总接见青年代表后上楼来，谈了革命者要敢想、敢说， 要有幻想， 才能有创造。 注： ①训总的四级干部会(3月20日开始，开了40多天)，是训总内部从1956年起即已开始了的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发展，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这次会议前，1957年3月，当时训总代理部长叶剑英主持召开过一次训总党委扩大会议，对分歧展开民主讨论，但未能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后来，叶不再代理训总工作，原副部长肖克被任命为部长、党委书记，原副部长张宗逊调回总参任副总长。 这年12月里，训总内部又发生过关于院校训练方针的一场争论。为准备召开第七次全军院校会议，院校部副部长王兰麟，处长彭施鲁在准备的文件中，提了一个院校训练方针，内容包括：以毛泽东著作为指针，批判地学习苏联经验，以我军现有装备条件为主，照顾将来可能的发展，以及与我国战略方针相结合等。训总部长肖克认为，他在1月军委扩大会上已提了—个训练方针，不要另提方针。在院校会议的预备会议上，院校部这一行动，又受到不少人发言进行指责。后来，由于叶剑囘表示对院校部所提方针的支持，才得以通过。 这次训总关于院校训练方针的争论，不在应不应另提一个院校训练方针，而是在训练方针的内容上存在歧见。 1957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在总结发言中曾谈到训练问题。指出1956年训练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也指出缺点还是不少。希望训练总监部将同志们对训练工作的意见，加以研究，斟酌修改1957年训练计划纲要，然后作为本年度的训练进度计划，下发执行。讲话没有提到全军训练方针问题。 这次会上，张宗逊也作了有关训练工作的发言，后来写成文章(《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发表于1957年2月9日《解放军报》，表明了他对几年来训练工作的看法和今后改进训练工作的建议。 195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我军建军30周年的通知中， “号召我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钻研毛泽东军事著作，总结我军建设作战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批判地学习苏联及—切外国的军事经验，继续发展党的军事学说，反对脱离我军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倾向”。 同年7月，张爱萍副总长为纪念建军30周囘年，发表了《对现代战争与我军军事训练的管见》一文(载《八一杂志》7月出版的121期)，提出“以我军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并照顾到今后若干年(比如十年)的发展情况，应是我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不能一般地采用苏军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战术进行训练”，不应“在战役和战术演习、作业中，都特别强调以我之优势(我之空、海军及原子弹)去对待敌人的战略进攻”。 (此文收入1994年出版的《张爱萍军事文集》)后来事实说明，1956年提出反对教条主义以后，虽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持反对立场的大有人在。一遇到机会，争论就重新挑起。 1958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训总在贯彻这一指示时，有人把反保守的矛头指向“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死抱着我军经验不放”的经验主义。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热潮中，有人指责张宗逊和孙毅等为代表“在建军和对苏联关系问题上是一种修正主义立场”。训总党委于3月19日写信给军委“黄秘书长转中央”，提出：“明天我们即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总结8年来的工作，对大字报中提出的问题展开争辩，会议情况后报。”训总还通知张宗逊副总长，要他参加训总的四级干部会，张请示军委后，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许多发言认为，反教条主义后，部队纪律松懈了，苏联的东西不学了，思想搞乱了，正常训练和教学不能进行了，等等。有人更指责张宗逊、孙毅、王兰麟、彭施鲁等人是“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反苏分子”、“逆流分子”、“右倾”、“右派”。有一位处长并提出建议，要彭德怀收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讲话和向中央的报告。张宗逊等被指为“右倾”、 “保守”的几位同志，也在会上发言给予反驳，会议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已下发，会议无结果而休会。争论最终转到了军委扩大会议上，在更大的范围、更尖锐激烈的程度上展开。 ①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1958年3月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决定召开的。确定的主题一是整风，一是进一步整编，并可对全军性的一些问题作出决议。当时，正是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毛泽东认为，地方工作各条战线都出现了热气腾腾的跃进景象，相形之下，军队工作显得冷清落后。彭和周恩来、邓小平磋商后，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中央军委的决议和意图在全军很好的贯彻实行。但是总部机关运作不灵光、呆滞、效率低，为此应通过整风，使总部机关统一思想、理顺工作关系，充分发挥潜力和积极性，和谐地高效率运转，以推动全军工作。这一主张得到毛泽东批准。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的情况，我国中枢军事领率机关在组织形式、工作职责和分工等方面，一直处于在实践中摸索、改进的过程。由于军委委员多数年龄较大、身体不好，难以承担繁重的日常工作任务，彭和军委其他同志曾建议增加一些年纪较轻的新生力量。一些军委委员不再兼任大部的领导职务，使军委集中精力于解决大政方针问题上。1956年“八大”后，经中央批准，11月增加了10名军委委员。12月，任命谭政为总政治部主任， 肖华为总干部部长，洪学智为总后勤部部长。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因此，需要明确军委、国防部与各总部的职责与分工。彭曾谈到军队领导体制、问题。认为军委是不对外的；它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机关；军委只是委员会，必须依靠总部实体机构实施领导，推动全军工作。国防部既不像苏联的也不像美国的，它在战时主要是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平时要多了解各工业部门的情况；所以，军委要把重点放在总参谋部，依靠它去领导全军工作。毛主席是统帅，战时要依靠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去指挥全军。彭还说过，军委工作的改进，主要是加强具有头脑作用的总参机关，当然总政、训总等总部也是重要的。但综合处理合成军队的协同，非由总参来办不可。 因此，他主张加强总参领导，可以增加几个人。1956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彭期望这一方针， 由总参组织贯彻实施。聂荣臻在军委会上说：全军工作一是由军委秘书长归口，即国防部口；二是与军事有关的工作由总参归口。现在战略方针有了，总参可在军委大政方针之下放手大胆工作，不必事事都向军委请示。但由于总参谋部领导人健康情况不好，加上日常工作繁重，增加领导人员也未能如愿实现，以及其他原因，战略方针的贯彻实行，不能不受到影响。 彭在1957年10月10日、11日邀请军队参加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各总部领导同志座谈时，就不安地说：战略方针大的原则是一致同意的，但具体措施上意见不统一，使战略方针就难免仍是一纸空文。并列举事例加以说明。在1958年5月31日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在座谈会上又说：战略方针确定了，总参和训总都不讨论，军事学院也不讨论。这并不是看不起我彭德怀，而是对历史经验体会不深。彭希望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能够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使军队工作活跃起来，摆脱“落后”的状况。在军委发出召开扩大会议的通知中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首先采取整风方式，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研究军事建设中的某些思想问题，以便达到统一认识，改进工作，提高觉悟，联系群众的目的，其次讨论军队裁减整编和其他问题”。但会议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26日 上午继续读训总四级干部会议文件①。这次会议如果能好好地开下去， 对于问题真能展开认真不苟的讨论，这对于弄清某些同志的错误观点， 从而提高全军同志的认识水平都有好处。 ①彭对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很重视，认真阅读了有关文件，曾于4月15日作了批示： “训练总监部在'双反’运动基础上，从3月12日开始，召开全部的四级干部会议，就8年来训练方针问题展开了争辩，对于进一步明确我军在训练工作中的指导思想是会有好处的。 在各院校，各军种、兵种中，对训练方针问题也可能同样存在着认识不一致的情况。特提议将训总4月9日的第19号简报和肖克、张宗逊同志的发言，以及其他同志的重要发言，陆续印发军委所属各部，各军、兵种的军，各军区和各院校的党委，组织研究讨论，以使达到在全军中统一认识，改进训练工作的目的。同时应将这些文件分发军委委员并呈报主席、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志阅。”5月10日，彭在军委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上的争论，由训总党委自行作出结论。 军委于4月26日发出关于召开扩大会议通知，明确议程是整风和整编。5月20日又通知：请与会者阅看扩大会议第一号文件，训总四级干部会所有文件和彭德怀的4月15日批语，明确了把训总争论列为扩大会议议题。 这些文件送中央后，邓小平曾在一份简报上批道：“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 叶剑英6月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会议上说：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又好又不好。好的是什么话统统讲了，什么问题都暴露了，有对立面，有争论。不好的是，未站在全军利益的立场上解决问题，方向不对，风气不正。  毛泽东是否看了这些材料，不得而知。但是从这期间(5月)的一些记载中，可以看出他对军事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问题是关注的，是有看法的。他指出：军事也有神秘色彩；原子弹尤其可以吓人，拿苏联吓人。没有苏联就不能活(工业、军事)，此论不通。要学苏联，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地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制式教练要学，其余都可自学。必须认真学马列、学苏联，不学、少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教条诸公对我没有发言资格。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还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这是我们的敌人。批判学习一切东西，党中央的、马列的、外国的、我的、你们的。他还指出：我军有许多有头脑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应将一切东西拿过来，并且有所独创。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军事史及其他。 毛泽东7月8日曾说：肖克和训总有些人说，毛泽东的军事学说过时·了。我没有新东西。外国也没有打原子弹的经验，朝鲜战争还有细菌战。战争原则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不变的。战术原则坚壁清野，封锁消息还是有用的。可以拿出来跟肖克对抗。作为指针可以考虑。 (黄克诚7月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联席会上传达。黄还传达了毛泽东说：刘(伯承)是好人犯错误， 肖克是坏人……) 29日 上午讨论和修改老总写的遵义红军烈士碑碑文。 下午参加军委所召开的座谈会， 酝酿军委扩大会如何开法等问题① 注： ①4月26日，军委发出召开扩大会议通知后，29日，黄克诚主持由军委委员和各总部领导同志出席的座谈会，·讨论军委扩大会议整风如何统一认识问题。黄说：中央指示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运用整风方法开会，这与过去不同。地方各部门都用整风方式有很大提高，军队高级干部究竟提高得怎样?也难说。 黄克诚说：成都会议提出，地方比中央部门进步，军队干部更落后。小于同志对训总四级干部会议，也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军队干部落后，讲不出道理来。训总的干部会议可能是好事情，涉及到全军范围。高级干部能否鸣放起来，畅所欲言，是个问题，准备动员鸣放。 叶剑英发言：去年彭总向中央写个报告，要求主席抓军事，想去向主席汇报。应该总结几年来的工作，训练方面去年开了两次会，没有作结论，就是为了准备汇报材料。成都会议，主席要抓军事，应该在组织编制、训练方面先讲讲，然后大家鸣放。 国防部和总参是上下级关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务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至于工作方法，可以研究，但那是，枝节问题。 要想把会议开好，要使人敢讲话，发挥民主作风。 毛主席要来讲几句开场白。不要空论，要结合业务如整编，只强调保留空架子，军不成军，师不成师，严时不好训练，战时不好打仗，但仍有很多人坚持这样作，这就要有实际结论。 对于开好这个会，心里要有个底，在国防工作中有哪些问题。如教条主义，编制上有，装备上也有，下边认为不完全符合中国情况。在训练上的教条主义，条令上有，教学中有。编制上老想保持师，这不适合，应该充实连、排、班。后勤有很多东西是否适合中国军队情况?会议要开好，—是鸣放中口头发言与书面发言结合，二是准备好，先印些文件，三是解决问题要在中型会议上(军委各部、军区、军兵种负责人等四五十人即可)，但解决思想问题要大一点的会。时间不要太长，这样开一个月也差不多了，会开得好坏，关键在领导。 (彭德怀未出席这天的会议) 30日 上午读训总会议文件。 5月3日 8时半军委继续讨论扩大会议问题。大体上对人数、开法做了安排①。  下午黄老召集几个人谈关于编制问题的报告， 要我负责起草。由于对这项工作平时注意不够， 感到有些无从着手。 注： ①5月3日，继续4月29日会议，黄克诚主持，彭到会发言：当前军队中有些思想问题，在思想上、认识上还不统一，应统一起来。成都会议中，邓小平提出军队干部发展不快，我们学术思想是落后的，落后的原因，是没有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中去。 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军队的思想老是落后，不能跟上形势。对资产阶级消灭方法是“左”的想法；对农业合作化感到快了些；对高饶事件未想到胜利后还有这样的人；对朝鲜战争未料到；对匈牙利事件未料到；对军队中的右派，反出那样多，未料到。 会议主要是分清是非，而不是追究责任。是非问题的分清，不要同敌我矛盾相混淆。会议的目的是将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会议的顺序是大鸣大放，整风总结，最后搞编制定额。 5日 今天全天写稿， 晚饭前把第一段写出来， 共约2000余字。只是把想到的意思叙述了一遍而已。 补：彭参加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要准备对付党的分裂。一年多以后，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说，去年讲准备对付党的分裂，就是针对你讲的。 23日 补：彭主持军委例会。讨论军委扩大会的具体开法，说：我军已经搞了几十年，对战争和建军都有了—些经验。但是，现代化的军队建设则复杂得多了，既要懂社会科学知识，又要懂自然科学知识。例如既要会组织各军、兵种的协同， 又要会与党政工作协同，还要会与外交工作协同。工作的内容复杂了，机构也复杂了。 1954年初，我们曾召开过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那时对很多问题还不大熟悉，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只能着重从理论原则上去考虑。现在有了—定的基础，经过几年实践，摸了一些，对于这些涉及方针的问题，必须明确和具体化了。如海军的建设方针，各军、兵种的比例，都建成什么样的，以什么为主，现在都应该具体解决了。再有，关于整风问题，我觉得大军区和我们这些人，过去整风都是对人家的多，整自己的少。成都会议上中央建议军委要开一次大一点的会议，进行整风，政治局已经批准了。 这次会上彭虽未明确反教条主义是扩大会议题，但黄克诚说：“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罗荣桓说：“思想问题大争一下好，历史上一到转变的时机，气候一变，即发生动摇。……现代化开始以后，训练最乱了，主要是学习苏联就要全套无缺地学，混乱是全军都有的，高头乱得更厉害。肖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会者均在阅看第一号会议文件，准备开幕后发言。 本次军委会议还确定不同苏联合办大型电台。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提出建议，要求1958～1962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所1，000千瓦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所远程通讯的特殊收报无线电中心。投资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地址选在中国。在5月10日军委例会上，将马利诺夫斯基的建议交给海军和总参通信部先行研究提出意见。 本日，彭在军委会议上说，这个大型电台不要合办，应由我们自己办，钱归我们出，平时可给苏方提供情报，战时苏方可以来人。免得在平时我们国内驻着许多外国人，影响不好。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不好。我准备先口头向他们谈一次，然后正式答复马利诺夫斯基。6月4日，彭向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申述了我国意见。谈话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否是系统的军事学记录毛泽东在7日批：“刘、林彪、小于、周、朱、陈、彭真、陈毅阅，退彭德怀同志，可照所拟办理，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共同使用。如苏方以高压加入，则不要答复，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6月10日正式回复了苏联。 ” 24日 军委扩大会议今天上午开预备会议①。老总和黄老先后讲了会议目的、开法等问题。后来大家讨论， 至中午结束。大体同意， 会议以双整——整风、整编为主题，尤以整风为中心。 注 ①本日会议称为军委扩大会小型会议。会议成员为军委委员、军事系统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大军区、各军种、兵种、直属院校的党委书记，共56人，实到40人。与军委扩大会出席成员364人相比，属于小型。这即是叶剑英在4月29日座谈会上提议的“解决问题的中型会议”规模。这种小型会只开了五次，6月5日后遵照毛泽东指示停开。 彭主持本日第一次小型会议时说：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关于整风方面，几年来在军队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干部中存在着不——致的认识，譬如我军是实行党委领导制好，还是实行单…—首长制好；对于苏联经验的学习，究竟应当说；我军('小米加步枪’的经验是否完全不适用了；组织编制上'横宽纵短’原则是否合适；军队的体制问题是否应加改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进一步明确。现在已经有对立面的是训练问题，训练总监部已经争辩了50多天。一面以肖克同志为首，代表人数很多；一面以张宗逊同志为首，代表人数较少，这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实际上是全军性的问题，去年扯了将近一年，直到现在还未扯清，这次会议应当扯清它。 “到会的同志可以回忆一下，建军以来就有两条路线斗争，从三湾改编就有人说，兵不打，带不动，到古田会议才作了结论。昨天主席讲，军队主要是红的，也有白的，有右派几千人，灰的也有，似白非白。 “关于整编方面，军费要大大缩减，以便节省出钱来支援经济建设，解决军内新式装备。军费要减到占国家预算15％～14．2％，就是要搞原子、导弹，要六七十亿元，但一定要搞。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军队总额削减到60万人，我军保留200万有无危险? 大家可以考虑，这样搞对不对，裁减后军种、兵种比例如何定?组织机构怎样编?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会议的开法，在成都会议上，中央指示我们用整风的方式是很对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应当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讲错了不扣帽子，做错了不追责任，主要是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统一认识，提高觉悟。 “对于我个人，同志们有意见可以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有了保留，对我不好，对军队也不好：我是欠有债的，欠债就需要还。欠债就是犯错误，犯错误就应当改。 “这次会议总共应出席364人，不好好组织，会就开不好。军委指定了黄克诚、谭政、粟裕、肖华四同志负责组织准备工作。关于会议的进程， 由黄克诚同志来谈。” 在大家发言后，彭说： “这次开会的方式方法，就是大鸣大放，毫无保留，不暴露问题就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各总部就是不一致，重点是训总，在学习态度和训练方法上都不一致，借大会鸣放的方法搞一致。 “我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军的建军原则内容有：党的领导，军民一致， 内部一致。 “在建军方针上，我们提过正规化、现代化。正规化主要是打击游击主义。到1952年才有'五统’。没有'五统’即是否定了过去的经验，过去你能说我军不是正规化?一仗参加几十万人。过去是有游击习气，但不是游击主义。现在看来，只提正规化、现代化的方针，就可能产生否定我军优良传统的偏向，事实上也一度发生过。后来才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在1954年的高干会上，两个口号都提了。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苏联没有开'二十次大会’，提的时候有顾虑；二是认识不深。这个问题，我有一次到天津(1956年11月7日在杨村看空军表演后)，听见一位医生说，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医生，才开始了解，后来在整风中才真正认识。现代化、正规化口号，是谁提的，不必去追，但这个方针是不明确的。 “还有一·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二是组织编制；三是教育训练。总的都是要服从政治，对这些问题是有不一致看法的，主要是训总。还有我在军事学院的讲话，我是决不收回的。有人说我方式不好，未经学院的上边商谈，是挖了墙脚，至于我所作所为是否正派，大家可以批判。但墙脚有时是要挖的，上边是有苏联作后台的。说党委制是低级的制度，这是苏联顾问讲的。有人接受了这种思想。从中国军队的历史上看，党委制并不是落后的。苏联革命第40周年时，两国的国防部长讲话，在一长制问题上是有差别的，我说朱可夫是违背了列宁的建军原则的，他们则不讲。 “总的来说，就是要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搞一致。开始准备老总总结发言的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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