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是一篇对初中时期生活真挚质朴的回忆。由于特殊历史年代，作者经历过停课、半耕半读，父母无暇顾及甚至反对他学习，他忍泪坚持，终以改变命运…… 初中时段我的生活 文 | 龚明德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3年第3期 看到文章标题，就可以大致推测我出生的年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不错，我就是一九五三年夏出生于湖北襄阳专区辖下南漳县内一个叫清泉的公社，即现今的清泉乡，父母都是农民，是文盲。不少人从我名字中的“明德”推想我出身于书香之家，所以才有机会成为学者、教授和作家的，其实不然。 不说“我的初中生活”而说“初中时段我的生活”，是因为我一九六六年秋虽然以优异成绩考入家乡最好的中学之一的“南二中”即南漳县第二中学，可很快“文革”发生了，“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联”等必须执行的群体行动让我的初中时段只上了两三个月的课。我就读的学校乱糟糟的，不久便完全停课了。我只有十三岁多一点儿，学校规定十三岁以上的学生可由学校安排分批前往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幸运者还可以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接见检阅。再过几个月或近一年吧，上头通知“返校闹革命”，我和清泉公社另几位全是因家庭出身贫农而保送上南二中的同班同学，回到新开办的“清泉公社耕读中学”半耕半读，这时我不到十五岁。 清泉耕读中学只有初中，老师就是从原来的小学高年级教师中抽调出来的。如今记得起来的，有教语文的罗老师、教数学的沈老师（沈老师也是校长）。稍后，沈老师之外，从外省调来了一位哈工大毕业的数学老师马老师。别的老师，我就毫无印象了。 上述三位老师，都是在清泉耕读中学时教过我的初中主课的。他们中只有马老师是经过科班训练的，也十分敬业；另两位老师是本地人，很朴实，课讲得还可以。我自己学习上的事，父母从来不过问。我是长子，上有一个大我三岁，早已辍学在家专管家务的姐姐，下有两个分别小我七岁、十岁的弟弟，我养成了一心读书做好功课的习惯。那时我几乎没有课外读物，我就反复阅读学校发的语文课本，把能写成文章的事都写在本本上。家里很穷，对纸张我就格外爱惜。上个学期写完了的各门课程的作业本，凡空白处都被我用来做数学题，先用铅笔再用自来水笔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算式，背后全空白的用来写作文打草稿，全部写满了之后，再练毛笔字，这才舍得和废旧的课本捆了提到武镇街上去卖掉。这个用废纸写东西的习惯，成了我沿袭至今的习性——在全新的白纸上我的文思总略显滞涩，拿一沓废旧的纸，往往能“下笔如有神”也。 父母完全顾不上管我。我十六岁时又添了一个最小的弟弟，全家七口人，全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年终分红来养活。记得为了买一支两三角钱的钢笔，靠辛苦的父亲起大早挑一百多斤干劈柴，到十多里外的武镇街上卖了才能买回来。一学期的学杂费总共才一两元钱，往往也要借几家人才凑得起来。我背的书包，和我的衣服鞋子一样，都是母亲和姐姐一针一线缝出来的，书包用的布料是旧衣服拆下来的大块的布拼凑而成。从我入学到我十六岁，我的家庭一直处于贫困状态，那时叫“超支户”。我十四五岁还在读书，连大队书记也劝我父亲，让我回去放牛，免得总是分不到红、总是超支。但，我的出身地主家庭的母亲却平静地微笑着回答大队书记：“只要我儿子读书读得好，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下去。”父亲却在很累很穷的时候变得狂躁变得不讲理，他见我大白天不下田劳动、不去山上拣牛粪或不去找野菜喂猪，就破口大骂：“老子没见过靠读书吃饭的，给老子劳动去！”如果母亲听见了，她就会过来把父亲吼走，还安慰我：“这一篇书读完，去干点活儿。”如果母亲不在旁边，我只能马上合上书本挑起粪筐到山上捡牛粪或下地干活，两眼却一直包着不敢流出来的泪水。 我特爱做数学题，总是新课本一发下来，每天吃罢晚饭后就趴在油乎乎、脏得黑漆一样的小饭桌上从头慢慢细细钻研数学课本。先把例题看明白，把数学例题的解答部分用纸蒙住，我分析题意后试着先解答，实在无法解答，再掀开蒙着解答部分的纸，参考了，自己再重解。如果有不止一种的解题方法，我会为一道数学题在煤油灯下熬夜到父亲半夜醒来。父亲一见我还在堂屋点灯看书写字，依他的境界，他不关心我这个大儿子的身体，永远只骂一句话：“煤油刚买的一斤，你这个败家子，点完了哪里找钱买？快给老子睡！”无可争辩，不管一道题是不是做完，也只得忍着眼泪去睡。就在父亲无数次的骂声中，我一直兴趣盎然地在夜晚做着心爱的有趣的数学题。第二天上学，老师讲新课，布置数学课堂作业，我只需工整抄写昨夜或前夜甚至更早我预习时草写的解答即可。这就使得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第一名。 我的语文成绩也好，尤其是作文总在班上被老师当作范例读给全体同学听，而我自己却羞红了脸，低头坐在座位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的作文乃至语文成绩好，说来真不知道是幸呢还是不幸，它得益于“文革”。“文革”提倡的“四大”中有“大字报”，就是把揭发批判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干部的“罪行”写在一张张的大白纸上，再用糨糊贴到公社革委会或大队革委会所在的机关外墙上。我十五岁时“返校闹革命”，回到清泉耕读中学念初中。我家所在的三大队有个造反派头头叫郑顺礼，也就三十多岁吧，不识字，一到周末或放假，便亲亲热热地把我“团结”到他身边，向我讲他知道的或搜集到的当地领导即大队支书们的“罪行”，由我编写成文再用毛笔写拳头大的字到白纸上，这一墙一墙的大字报全是我当时的“书法作品”。内容呢，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但对我编大字报抄写大字报时的兴奋和不知倦累的劲头儿倒尚有印象。 我十三四岁、十五六岁时，说我“孝顺父母”已不足以写实，我是在费尽心机地完成功课的同时吃力地“讨好父母”。家里贫穷，一家六七口人过年做新衣服只买得起一大块最便宜的白布，买来染料染成蓝色或黑色，一家人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过年换季”。吃白米干饭，是当时的上好愿望。我在假期，已想尽办法挣钱。我们清泉公社是丘陵地带，我就同邻居的大哥哥们进山区贩木炭，去山区找人家打剩下留在高大树上的核桃或板栗，然后挑到武镇街上去卖。凌晨天明前一两个小时出门，黄昏才从武镇卖完货物回家，来回要走二三十公里。我最多只能挑五六十斤，每天可以赚回一两元钱，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上百元，甚至还要多。吃晚饭时，把赚回的钱全交给母亲，母亲面无表情地包到她的脏手绢中，没有一句安慰或赞扬的话；我含着眼泪吃完晚饭，知道我这个长子做得还不够，人家同龄的男孩子早在全年挣工分了啊…… 十五六岁以前，我只拥有过一本课外读物，就是用挑柴到武镇街上卖的钱中的两角钱买到的《少年昆虫学家》，不到两百页，我反反复复地读了无数遍，还萌生过当昆虫学家的念头。农村的昆虫遍地都是，我用书上讲的与我见到的昆虫相印证，很有意思。如原来我们一群伙伴总是能捉到趴在树干上的“哑巴知了”，看了书才知道这是雌蝉，为了生殖的需要，它不能叫。 现在回忆，初中时段多半在写大字报，在破“四旧”，在学《毛主席语录》，数学只学到二元一次方程和勾股定律，语文大多是报上的时文。然而，我终生不会再走父母谋生的务农路子，天上掉馅饼一般地改变了家族的命运，我十六岁多一点儿十七岁不到时，提前当了我读书的这所耕读中学的老师！ 那天，沈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愿不愿意留校当中学老师，我想都没想，问了一句：“能不能转为公办老师？”沈校长说：“能。”当天下午放学排队集合时，沈老师向全校同学宣布：“龚明德从明天起，成为你们的老师，不能再喊他的名字，要喊'龚老师’。”我随即被另一位老师从学生队列中拉了出来，说了几句话，好像是表态“要努力学习和工作，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之类。 我开始拿工资了，转正前是月薪二十七元，转正后是月薪三十七元五角，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额钱款，我只留下零头，整钱交给父母。直到二十二岁离开清泉耕读中学去读大学，我一直没有心思谈恋爱；我苦苦而又快乐地在教师单间宿舍备数学课，改学生作业。当时我还兼职英文教师，每日早晚定时收听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教学节目。三年大学毕业，我又留校当了我读书的那所大学的中文系教师。但是，每年寒暑假回老家，我仍然下田劳动，仍然交出我的全部节余工资，却从来不敢提父亲曾经说过的他不相信靠读书可以吃饭的话。 编辑：揭莉琳 审核：王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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