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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10 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大军，200 架飞机，向红色区域开始了第五次“围剿”，北路顾祝同，南路陈济棠，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他们企图从四面，向中央根据地内陆压缩，以达到消灭中央苏区的目的。 面对敌人的军事围攻，中央红军开展了扩大红军运动。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用全部力量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以革命战争去粉碎敌人的围攻。 为了“扩红”运动的需要，中央机关的许多干部都深入到村村寨寨、家家户户做动员工作。 中央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如王首道、陆定一、金维映等同志到各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 1934 年 5月上旬,潘汉年和刘英被派到赣南动员区的杨殷县、于都县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潘汉年还被任命为赣南动员区的领导成员。 5 月下旬，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规定赣南动员区必须在 7 月 20 日前完成 2400 人的“扩红”任务。  江西红军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全动员区四个县到 6 月 23 日止,就完成了 7124名，获得全苏区“扩红”第二名。 尤其是刘英负责的于都县，三个月计划一个半月完成，原定五、六、七三个月“扩红”计划 2200 名，实际完成 4700余名，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也载文表扬“在赣南,于都是顶呱呱的”“是于都破天荒的第一次”。 但是，潘汉年去的杨殷县，情况却有所不同。 潘汉年下去后，经过调查，首先了解到，基层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非常严重，比如有的领导觉得派了突击队下去，好像他们的责任就完了，能否有成绩，只有等待突击队回来才知道。 而如突击队回来说，某乡难动员，区委也不去进一步追究原因在哪里，突击队本身工作如何，也一概不管。 到县委去追问时，只好空洞地说一些动员不够，宣传不好等等漂亮名词。 潘汉年列举了“扩红”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县——兴国县的经验，要求他们学习兴国的经验，解决“扩红”中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批县一级扩红突击队下去前，潘汉年要求他们在扩红突击中，具体地改变这些方式。 潘汉年还写了一篇《这样的工作作风好不好》的文章，刊登在 1934 年 6 月 9 日的《斗争》杂志上，批评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 潘汉年还了解到杨殷县是赣南的一个边县，紧挨着白区，红白交错，来回拉锯，情况很复杂。 这里与根据地中心区不同，党的影响比较小，群众对红军还不大了解，再加上国民党特务活动很猖獗，造谣不说，还搞暗杀，杀害红军家属，所以“扩红”的困难很大。  李维汉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时，负责领导“扩红”的是罗迈(即李维汉)同志，潘汉年到杨般开展工作，了解实际情况后,就如实地向他反映，说当地群众昕说“扩红”,不少壮丁跑上山去了，还有的跑到白区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分配的“扩红”任务很难完成。 他还提出，要求边县像中心区一样完成“扩红”任务是不可行的，这完全是实情。 罗迈听后,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突击队长给撤了，潘汉年对此心里很是不满，他被撤职回瑞金，路过于都，曾对刘英同志说: “下面的实际情况不反映行吗？反映了就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陈济棠为两广著名军阀之一,号称“南天王”，虽在五次“围剿”中被蒋介石封为南路总司令，但历来与蒋介石矛盾很深，早有摆脱蒋介石，保持广东独立并进而与蒋的南京政府对抗的打算和行动。 1931年，为保持广东的独立，陈济棠曾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抗衡,形成半独立状态。 因此，陈济棠深知，蒋介石决不会信任他，也决不会放过他。借刀杀人、挑拨离间、分化瓦解、强行改编，向来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势力的拿手好戏。 1933 年，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入闽，并委陈为南路军总司令，都有诱其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的意图，同时，蒋介石这次“围剿”的兵力部署，东西北面都以蒋嫡系为主力，气势汹汹，显然这不仅要“剿灭”红军，而且也是要威慑广东，使陈屈服。 鉴于以上形势，陈济棠在这次“围剿”中，思想是很矛盾的。 一方面，他认为闽赣的红军，拖住了蒋介石的主力，并隔断蒋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广东才得偏安一时；而且，与红军作战是凶多吉少，危险大，若一棋不慎，广东地盘和实力也有被毁的危险。 因此，在当时形势下，闽赣红军的存在显然对他起着有利的缓冲作用，若计谋得当，是可以保持原来地盘，偏安无事的。 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过于得罪蒋介石，因此，在陈济棠的行动中一度出现了举棋不定的动向。 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和对形势透彻分析的基础之上，决定对陈济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积极开展军事和统战工作。 毛泽东曾对当时粤赣省的领导同志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主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能像“本本主义”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1934 年 6 月,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告白军官兵书》,向国民党军指出： “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 号召国民党军“不要打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7 月 15 日,毛泽东又向全国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重申愿在过去提出的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8月 21日,周恩来到信丰视察，并于当日致电项英，要他告诉总政后方办事处赶印《告白军官兵书》及《告战地群众书》各 5000 份送到南雄、大庚，以加强对敌宣传，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 军事方面，红军加强了粤赣地区的力量。8 月 22 日,周恩来给江西省委去信，指示信丰、大庚、南雄等地要大发展，以便巩固我之后方，不久，在赣南成立了八军团,以抗击南线敌人。  陈济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济棠在此情况下，深感威胁，他既恐惧蒋介石入闽，又怕红军乘虚反攻，于是，便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虚张声势，摆出打的架势，以应付蒋介石；另一方面，决心同共产党谈判。 9月下旬,陈济棠派代表李君到瑞金，要求同工农红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受到周恩来、朱德的热情接待。 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形势和反蒋办法，李君临走时，朱德还让他带一封信给陈济棠。 9 月 27 日,陈济棠授意驻在筠门岭(江西会昌境内)的第二纵队第七师来电称: “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并盼赐复。” 9 月底，朱德《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棠的信》送到陈手里，信中详细阐述了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投降卖国政策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 “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愈演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 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 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 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 “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信中，还提出共同协商谈判的五个条件: “(1)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统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2)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3)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4)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5)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此后,中共方和陈济棠正式开始了电讯联络，第一阶段商讨了如下问题:一、关于谈判内容。10 月 1 日陈济棠给中共方来电，建议先会商军事问题，并希望中共仍“派军事负责代表来广州面商”周恩来看了此电后，立即亲自起草了复电，希望对方对朱德的信所提的方案先行答复，以便我方有所依据进行准备。 二、关于谈判地点，对方要求去广州，由于时局紧迫，我方建议在江西寻乌，对方接受了我方意见。 三、关于联络。双方一致同意： 1、电讯联络，双方确定在筠门岭的第七师转达，其电台代号为KSD；我方则以在会昌前线的八军团转达。 2、互相派出代表进行联络。在离筠门岭的第七师，也常派代表来苏区转达消息，陈济棠派出的代表是他信任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黄延桢等，原来陈济棠在赣南寻乌一带的部队是李扬敬的第二纵队，该纵队所属有七,八、独立等师，七师长为黄延桢，驻筠门岭，黄和陈济棠关系极深，颇得陈信任。 因此，确定为与中共方谈判的代表之一，也是和中共方联络的代表。 中共对这次谈判十分重视，党中央讨论决定，派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谈判。 为确保通讯联络无误，周恩来还调来了钱壮飞、伍云甫等老无线电工作者为译电员。  朱德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0 月 5 日，周恩来起草，朱德签署了给陈济棠所属第七师师长黄延桢的信。 全文如下：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希予接洽并照拂为感！ 专此,顺致 戎祺 朱德手启 十月五日 临行前，周恩来召集潘汉年、何长工当面交代了这次谈判的任务。 他说:“南天王”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 朱德同志已给他们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策略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周恩来还嘱咐说: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任,望你们“勇敢沉着,见机而作” 他还向潘汉年，何长工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在场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也兴致勃勃地嘱托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周恩来还对谈判代表沿途的安全和到白区的接头办法，亲自做了周密和妥善的安排。 10 月 5 日晚 21 时,他给八军团司令员周昆和政委黄苏发去电报，告知“粤方已约我代表在寻乌相会，我方派潘健行、何长工于明日动身，7号午过站塘，拟当晚即到门岭”。电报还指示他们，于 6 日早晨先派一位侦察班长持致筠门岭黄师长信,去通知对方,要对方派员到“白铺镇以北相接”。 7日凌晨零点 20 分，周昆、黄苏给周恩来复电，报告已得到对方的口头答复，同意派人到白铺镇以北接中共代表。 这次谈判，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黄苏在周恩来 10月 5 日给他的电报旁边注了“此电除了我和两个译电员知道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他看”。 中共方去的代表，对方也注意保密，还专门准备了两顶 4 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都以这是陈司令请来的贵客为名，使下级不敢多问，故一路畅通无阻。 最后，他们到达离筠门岭约 20 公里罗塘镇的一处寂静的山村，住在一幢临时赶修的二层小洋楼内。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2)解除封锁,互相往来; (3)互通情报; (4)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 (5)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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