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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10月 10 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 8.6 万余人开始长征。 当时，撤离的机关、单位和干部，分别组建了两个纵队，第一纵队亦称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 第二纵队,亦称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卫生部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等组成。  长征开始前，集结的红军队伍 图片来自网络 潘汉年在完成了与陈济棠的谈判任务，赶到于都向周恩来汇报后,即加入了长征队伍，他被编入中央纵队，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李富春是总政代主任。 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的有成仿吾、李一氓、黄镇等。 红军开始长征时，为了隐蔽行动，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了天热乘凉，所以多夜行军。 刚开始时，大家很不习惯，不管是有无月亮，有无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 特别是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白天的生活改到了晚上，开始感到很别扭，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慢慢地习惯了。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幽雅。  红军长征经过的瑞金武阳桥 图片来自网络 行军途中经过村落时，从稀稀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欢喜的眼光，望着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 “晚上走,凉爽呀!”“你们人真多呀,走了三天三夜了!”“白军早走了!”“你们真文明呀!救命菩萨!” 听到这些话，潘汉年和战友们的精神更加振奋，当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时，大家便含着愉快的微笑，到了宿营地。 有时，夜行军是很艰苦的，比如遇到隘路或上山下坡，或遇桥过水，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五步，极不痛快，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快速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 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如忽遇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 天气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的，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水淋淋了。 有几次，队伍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 离敌人很近，或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那么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 然而，当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有时可以并肩而行，大扯乱谈，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 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在总政治部的行列中，还组成了邓小平、李富春、陆定一、潘汉年、贾托夫、李一氓等同志合股的“牛皮公司”。 大家在行军中一路走一路谈，东西南北、上下古今的乱谈，没有吃的，就吹吃的，搞精神会餐，谈到有趣的事，大家往往哈哈大笑，这样也就忘记了饥渴，忘记了疲劳，由于潘汉年见多识广，所以也就成了“牛皮公司”的主角。 潘汉年所负责的地方工作部，聚集了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能说会写的同志，男同志有贾拓夫、吴亮平、谢唯俊、王观澜等，女同志有蔡畅、刘英、金维映。 地方工作部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还负责安置伤员。 对伤得比较严重，无法跟着队伍继续前进的伤员，就同当地老乡商量，给一笔钱，留下来住在老乡家里养伤。 后来，地方工作部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叫做“撒种子”,就是在打土豪发动群众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人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潘汉年总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 当时，总政治部出版了一份油印小报，有时候还要根据行军途中的情况和当地政治形势，散发一些宣传口号，他对这些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有的时候，毛泽东的宿营地离总政治部不远，潘汉年就会跑到毛泽东那儿谈工作或聊天，毛泽东也很高兴与他交谈。 1935 年 1 月 9 日，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城，15 日至 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时，大家都受到了鼓舞，认为红军应打出一个局面来。 所以，在放弃遵义以后，部队曾经集结主力于土城的青冈坡地区，力求歼灭尾追部队的川军的两个旅。 中央军委要把各机关的军事政治干部，都分配到基层连队去，以加强战斗力和指挥能力，潘汉年不仅带头积极响应，下了连队，而且向宣传部的同志作了动员，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一次战斗，要求大家奋勇作战，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后来，因为军事形势的变化，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又都回到总政治部。 李一氓曾经说过:“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指潘汉年)，他没有当过兵，是以一个文职人员在军队中出现，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遵义会议决议》中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 红军开始长征以后，党中央同上海地下党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中断。 1935 年 3 月 5 日，张闻天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获悉上海中央局于 1934年遭到破坏，十分重视。 随即，他代表中央找潘汉年谈话:“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 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近况。” 张闻天还说: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决定下来。 现在派陈云和你出去，就是要使党中央保持着和国际国内的有效联系，不致被长久地隔绝在边远闭塞的地区。 当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向潘汉年介绍了到贵阳城，找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办法。  陈云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云也和潘汉年谈了话，他们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期已经有过良好的合作，彼此都很了解和信赖。 陈云对潘汉年说，我们这次要分开走，中央决定让你先行一步，到上海之后，我们再设法会合。 他们约定了在上海的联络办法，是用与陈云相识的潘汉年的表妹吕鉴莹的地址会合。 吕的丈夫潘渭年还是潘汉年的堂弟，中共党员，一切安排妥当后，潘汉年化装成一个商贩，改名杨涛，混入被红军拘捕的一帮烟贩子中，没有多长时间，他便同这些商人混熟了。 凭着他丰富的社会知识和能言善辩的口才，使那些不法商人都很信服他，当红军转移时，这些在押的商人一起跟着部队出发，潘汉年策动他们有意行动迟缓，落在大队人马的后面。 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时，潘汉年便带着他们逃脱，押送这些商人的部队战士，已经心中有数，虚假地追赶了一阵就作罢了。 这些商人都把潘汉年当作义士侠客和救命恩人，处处给以照顾和保护并奉送路费，礼送出境。 这样，他们混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盘查，平安地到达贵阳。 潘汉年到贵阳后，找到了贵州省工委的秦天真，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潘汉年向秦传达了三点指示： (1)迅速建立起贵州省工委会; (2)准备迎接红军，建立面向贵阳、遵义，背向川滇的黔苏区; (3)搜集贵州军事地图、军队密电码、飞机符号等。 潘汉年在贵阳休息了一个星期，即同秦天真派的社会关系一起，乘地方军运输物资的军用汽车到达柳州、梧州，又转乘轮船到达广州，经广州赴香港。 到达香港后，潘汉年即写信给吕鉴莹联系，得知潘渭年在上海，没有发生危险，经吕联系，与潘渭年约定在上海相见后，潘汉年即离港赴沪。 在上海，潘汉年得知潘渭年的领导是董维健(当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长)，即要潘渭年向董报告，要求与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会面。 经董联系后，潘汉年与负责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的浦化人见了面。 其时,上海中央局已遭到 1934 年 6 月、10月、1935 年 2 月三次大破坏。 1935 年 3 月至 8 月成立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以维持白区工作及各方联系的局面，同年 5 月，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又名劳伦斯)被捕。 潘汉年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间，潘汉年向浦化人说明了到上海的任务，并要求寻找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关系。  浦化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浦化人告诉潘汉年，共产国际方面已经没有负责人在沪，鉴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潘在沪多不安全，主张潘汉年仍回香港等候，由浦化人通知有关方面，与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接到指示后，再经潘渭年通知他。 于是，潘汉年同潘渭年约好联系办法后，重返香港。 回到香港后，潘汉年又主动设法谋求另外一条打通“国际”的渠道，他设法会见了原先的情报关系梅龚彬、钱铁如以及长期失去组织关系的柯麟和叶挺等。 从这些熟人中，他初步了解到共产国际下半年将要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如果要找共产国际关系，可以到莫斯科去找中共代表团。 于是，他便寻求办理出国的手续，梅龚彬约请前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和潘汉年见面，请他们利用两广的关系找出国的门路。 叶挺也找到了广州警察局专管出国旅行护照的一个关系，为潘汉年办理了出国手续。 自潘汉年接受任务，离开红军以后，陈云继续随军西行，经过两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艰难历程，于5 月 31日到达西康地区的泸定县。 当晚，陈云出席了在泸定县城附近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陈云受命后，约 在6 月中旬离开长征队伍，在四川中共党员席懋昭的掩护下，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村出发，经荥经、雅安、成都、重庆，乘船前往上海。 约 6 月底，陈云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新永安路永安旅馆，化名李介生。 由于党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时难以接上关系，陈云只好先去找老朋友章乃器。  章乃器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的章乃器已是一位知名人士，他除了担任浙江实业银行的副总经理和沪江、光华大学的教授外，更重要的是，他以很大精力从事抗日救国运动。 他的三弟章郁庵被誉为“中国左翼运动的理论家”,曾任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与陈云共同从事过工运斗争。 此时，章郁庵改名为章秋阳，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继续从事秘密工作。 通过章乃器，陈云很快见到了章秋阳，为安全起见，章秋阳将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 弄尚贤坊 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北路老泰安里唐文云(章秋阳爱人)家中。 这时，原商务印书馆党员孙诗圃奉组织之命，亦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掩护陈云在沪的安全工作。 安顿之后，陈云即通过章秋阳,找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了解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 他还通过潘渭年，告之在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在此期间,陈云分析时局，产生了赴苏的想法，并通过章秋阳顺利找到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嗣。 她俩与共产国际驻上海联络员都有联系。 大约8月份，陈云与潘汉年在上海取得联系，鉴于上海形势险恶，暂时还没有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他们两人决定，先后乘苏联货船赴海参崴，然后转赴莫斯科。 作出决定后，陈云便通过秘密交通，与陈潭秋、杨之华等人，先期乘坐苏联货船经海参崴，于8月20 日到达莫斯科。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及陈云、滕代远等人。 而后，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三个正式代表之一，化名史平。 大约 8 月下旬，潘汉年化名水番三郎，也乘苏联货船“东方号”离开上海，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托，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也以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作了关于中国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随后，潘汉年化名柏林，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学习，目的是系统地了解一些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情况及其思想路线、政策等等。 在此期间，他与陈云、曾三、孔原、饶漱石、杨之华、高自力、梁广、夏采曦一起到苏联各地参观。 这是潘汉年第一次出国，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种种情况都感到新鲜，他兴致勃勃地了解了苏联的许多城乡的建设事业，不放过一切学习与吸收新事物的机会，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阅历。 陈云与潘汉年的赴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特殊使命，使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并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 在共产国际七大开会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确立的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经集体讨论，由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执委会审阅通过后，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  八一宣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发表的第一个阐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文件，宣言的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1935 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侵占华北，而且妄图吞并全中国，这就直接威胁了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 英美与日矛盾日益加深，并开始影响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国民党内以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为了自身利益，开始要求联共抗日，国民党内的其他许多上层人士，也都希望国共两党全力御侮。 冯玉祥首先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开始谋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以改善国共关系作为姿态，通过各种途径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而国民党驻苏大使官员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  邓文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5 年春,国民党政府派邓文仪为驻苏大使武官,具体了解苏联在军事上的意向。 1935 年秋，邓文仪回国述职时，向蒋介石汇报：苏联政府曾向其表示，愿支持中国抗击日本的侵略。 这就更促使蒋介石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与此相配合,蒋介石授意邓文仪，设法与中共在莫斯科的人员接触，向苏联作出和解的姿态，以实现中苏联盟对抗日本的侵略。 邓文仪奉命于 1935 年12月 21 日从上海动身，乘俄轮抵海参崴，再坐火车于 1936 年 1 月3 日抵达莫斯科。 邓文仪到莫斯科后，立即按照与蒋介石及陈立夫商量好的办法，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明确表示希望与王明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进行秘密商谈。 但是，此信发出后，一连几天没有回音。 随后，邓又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以便能与王明见面。 1月 11日，中共代表团得到消息，专门召开小范围的会议，讨论了是否同邓文仪见面的问题。 会上，大多数人对国民党派代表来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同意与邓见面以了解其真正动机。 会议明确决定，此事应由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播汉年出面，王明应视潘接触结果再考虑下一步见面的可能性，国共两党的莫斯科谈判由此揭开帷幕。 1936 年 1 月 13 日，邓文仪与潘汉年在莫斯科胡秋原的寓所，举行初次会谈。 会谈中，潘汉年先向邓文仪重申了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表示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军队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共同挽教民族危亡。 邓文仪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目前，国民政府正谋求联苏,欲从苏联得到军需物资，为抗日作准备；并主张国共合作后，抗日军队应由政府统一指挥。 此次会谈，双方都表明了合作抗日的愿望和各自的主张，但是，双方对两党合作后统一指挥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分配苏联援助物资等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又同邓文仪举行了多次会谈。  王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会谈中，邓文仪告诉王明：蒋介石是在看到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发言和有关文章后，才决定同中共接触谈判的。 邓还提出三项初步建议，供双方讨论： (1)取消中华苏维埃，这个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 (2)改编中国工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因为同日军作战必须有统一的指挥; (3)国共两党间恢复 1924 至 1927 年间存在过的合作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可以继续独立存在。 邓还提议，改编后的红军可开到内蒙前线抗日，或划给西北部分地区作为红军的基地。 对此，王明未予同意。他认为，邓文仪所提出的政权、军队、抗日区域等问题事关重大，是中共代表团所无法决定的，最好由国民党派人在国内同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 出于这样的考虑，王明于 1月 23 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信中说: “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 1月曾派驻苏大使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接洽。” 同一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邓文仪“愿赴川陕苏区亲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谈判抗日救国合作具体办法，关于邓文仪先生至苏区及红军防地之日起，迄离开苏区及红军防地之日止，邓先生之行动自由及身体安全之保障，我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及红军总司令负完全责任。” 邓文仪将他同王明、潘汉年等人的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副官专程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 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陈果夫、陈立夫等接洽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联络工作，同时向党中央汇报，并恢复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 潘汉年回国前,曾到共产国际有关部门，专门学习新编密码，鉴于保密安全起见，他几乎将密码全部背诵默记下来，以便回到陕北后，供党中央机要处使用。 同时，他还拜会了共产国际苏共代表曼努伊斯基等人，听取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方面的意见。 此外,潘汉年还会见了邓文仪，详细询问了他回国后与国民党方面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具体联系办法。 1936 年 2 月,潘汉年从列宁格勒秘密乘船去希腊，准备从那里绕道回国。 当船离开列宁格勒两天后的途中，因希腊政局发生变化，船不能安全靠岸，又返回莫斯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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