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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陈诚对周恩来、叶挺都持敬重的态度，但是，他仍坚持蒋介石的反共立场，不愿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得到壮大。 许知为口述 1938年11月间，我在江西吉安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十五期受训，1939年元月，我们毕业了，绝大部分同学分配到部队，我留校了。 不久，重庆军委会政治部来了命令，说是部长要选调5名毕业生到部里工作。 经教育长唐冠英、政治部主任胡轨（字步日，黄埔四期，1944年以后任蒋经国的幕僚，代为处理日常工作）在留校的毕业生中挑选了童长庆（安徽枞阳人）、黄道南（浙江诸暨人）、朱复权（女，江苏淮阴人）、宋才娟（女，回族，安徽宣城人）和我共5人，派到政治部见习。 我在政治部工作期间，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黄金年代。 政治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是周恩来，下设三个厅、一个秘书处、一个设计委员会。 第一厅即总务厅，朱代杰任厅长，主管人事、经费和总务； 第二厅主管军训，厅长不大出名，忘记其姓名； 第三厅主管宣传工作，郭沫若任厅长，秘书处长张宗良（曾留英，政治学博士，安徽庐江人）。 三厅是政治部的灵魂，属副部长周恩来掌管，陈诚只主管总务厅，不大干预三厅的事。 三厅全是知名的进步人士，田汉任主任秘书，洪深（大学教授，剧作家）任宣传科科长兼教导剧团团长，万籁天（上海电影界著名导演，擅长制作卡通片）任教导剧团主任，很多上海电影、话剧演员在执教。 三厅还负责组织日本反战同盟，活跃在前线，开展对敌喊话宣传工作。还有孩子剧团、夏声京剧社，在三厅领导支持下，在前线、在后方巡回演出。 孩子剧团的小演员，都是10岁左右的流浪孩子，他们在重庆演出大型京剧《陆文龙》，字正腔圆，神态逼真，有声有色，表达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誉满山城。 政治部设计委员会有设计委员二三百人，月支薪津二三百元不等，待遇算是优厚的，他们大都是流落重庆的宁、沪一带知名人士，差不多都是周恩来和郭沫若提名，由陈诚聘任，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两人均是设计委员。 我在政治部和谐的政治气氛中，看到了国共合作的新鲜活力，大开眼界，深受鼓舞。 我们5人到达政治部以后，都渴望能早日看见周恩来副部长，那时，我们都很幼稚，不知道主动谒见、拜访，只想遇见，看看而已。 一天傍晚，我们在政治部后山两浮支路上散步，朱复权忽然说：“周副部长来了，瞧！”只见一位穿黄哗叽呢军服、斜挂武装带的将官从转弯处迎面走来。  周恩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喜，赶紧退立路旁，一字排列立正，等到周恩来走近了，一齐举手敬礼，目迎目送。 周副部长早就注意到了，两眼明亮而带有警惕的光芒，注视着我们，带着微笑颔首，迈步走过。 我们看清楚了，周恩来面容清瘦，浓眉亮眼，略显疲劳的神态中蕴含着一股开朗、坚毅的气概。 在政治部，我们看到周恩来，大半是在做“总理纪念周”的时候，陈诚常在前线，回渝时必主持“总理纪念周”，而周恩来也在此时必定到会。 那时的常规是，讲台上无座位，仅主持人站在台上讲话，与会的人一律排队站在台下听讲，厅、处长站在前一排。 纪念周有一套固定仪式，开始时全体齐唱党歌，再齐读“总理遗嘱”，结束前还齐读“党员十二守则”，这种仪式，实在是强加于非国民党人士的。 我发觉，周副部长总是迟到，等读过“遗嘱”之后才匆匆赶来，站在第一排中间；也总是早退，避开读那“党员十二守则”，迟到倒容易，而早退就很困难了。 但是，周恩来有巧妙的办法，每当陈诚讲得快要结束而未结束时，周恩来便抬腕看看手表，如果陈诚看到这个动作，便立即结束讲话，交待朱厅长主持齐读“党员十二守则”，走下台来，和周恩来并肩走出会场，同车离去了。 如果陈部长讲得正来劲，没注意到抬腕看表动作，周副部长便说：“辞修，时间差不多了！” 有时也说：“辞修，我们该去了！” 这么一说，陈诚也就终止了讲话，下台与周恩来并肩走出会场，这样，周恩来就很自然地“早退”，避开读那“党员十二守则”。 可能是我敏感，我看到两位部长类似这些的情况，便由衷地钦敬周恩来顾大局的苦心，并与陈诚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后来，我了解到，在黄埔军校、东征时期，周是陈的主管长官，陈是周的直属下级，我的这个看法，就更自信无疑了。 徐怨宇口述 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为了声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来武汉，受到各界人士和武汉市民的热烈欢迎。 一天，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身份，偕同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和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来到汉口中山路（今中山大道）汉口市商会主持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会议。  汉口中山路市商会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大会开始后，首先是周恩来讲演，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和军委会，对世界学联代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国际友人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和支持中国民族抗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周着重指出，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帮助，将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把伟大的抗日战争坚持到底！ 中国人民有信心，一定会把日本侵略者彻底打败，赢得最后胜利！ 这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当周恩来继续讲述中国的抗战形势，介绍抗战一开始，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西北战场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时，会场骚动起来，唏嘘声和语言不清的吼叫声夹杂在一起，搅扰得周恩来无法再讲下去。 这时，周恩来挺立在讲坛上，凛然不动，静观场内的变化。 我坐在讲坛后上方的左边，右边一排坐着的是陈诚、黄琪翔、郭沫若、康泽，他们虽然都未离座，却一致睁大着眼睛，面朝会场。 约两分种后，只见陈诚对着黄琪翔把头微微一扬，使了一个眼色，黄琪翔便急步跨到周恩来身边，朝下面大声喝道： “是什么人捣乱！全国人民正在团结抗战，你们还敢捣乱！不愿听的，马上都出去！” 黄琪翔身材魁梧，全副武装，佩着中将领章，一派大将军气概，他这几句响亮的呵斥之后，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我凝视着对面的康泽，他是主管所谓“民众组训”工作的第二厅厅长，这类集会活动正是他分内的事，然而，他一直若无其事地像木鸡一样，视而不见，可见这位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复兴社”头目“书记”，是什么存心了。 周恩来雍容自若，在连续几次热烈的掌声后，结束了他的讲演。 接着是郭沫若讲演、世界学联和中国学联代表发言。 大会结束时，陈诚临上车离去前微笑地对我说：“刚才那种不好的情况就不必在新闻中发表了，以免影响团结抗战……” 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杨伯涛口述 1940年7月，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又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长官部与省政府均驻鄂西恩施。 担任恩施城防、长官部和飞机场的警戒任务的是第185师，师长为石祖黄，兼恩施警备司令。 我当时任该师参谋长，又兼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常驻警备司令部办公。 1942年12月某日，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忏向我说： “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在重庆受到辞公（陈诚字辞修）的邀请，来恩施休养，嘱要好好保护叶挺将军的安全，不让闲杂人等干扰叶将军的生活行动。” 叶挺将军到达恩施时，先暂住旅馆，警备司令部在湖北省银行内，与叶将军所住的旅馆，仅一街之隔。 我为了履行任务，与长官部军务处长李则芬前往晋谒叶挺将军，并见到叶夫人李秀文与女儿扬眉，我两人向叶将军恭致问候，系纯礼节性的拜访，片刻即辞出。 这次晋谒，我对叶将军的印象是：身体魁梧，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与夫人及女儿，衣着整洁，仪表端庄，当时在恩施是少见的。 过去，我对叶将军一无所知，这次亲自接待了叶将军，为了掌握分寸，需要了解陈诚与叶挺之间的关系。 我从陈诚左右的机要人员和由第三战区新调来的第86军军长方日英等处知道一些情况（方在“皖南事变”时任第40师师长，是袭击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1943年，我调任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处长，对这些情况又进一步有所了解。 叶挺将军系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生，陈诚是第八期毕业生，叶一度留校工作，为陈诚的区队长，二人有师生之谊，大革命时期，二人又共过事，陈诚对叶挺深为敬重。 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七七”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 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迁往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则在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抗战中心，在全国同仇敌忾、救国图存、团结一致抗日的情况下，陈诚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共同负责；并聘请郭沫若、田汉、洪深等进步人士，组成政治部第三厅。 在各方面的合作下，政治部内群情振奋，有力地推动了抗敌救国宣传、民众动员和组织工作。 叶挺将军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一直蛰居国外及香港，抗日救国是他从“九一八”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 抗战开始，他报国情殷，即与陈诚取得联系，陈诚热烈欢迎叶挺将军速来武汉，共商抗战大计，叶挺到达武汉，陈诚竭诚款待。 最初，陈诚建议叶出任国民政府职务，叶一时未决，后经周恩来副部长多方考虑，建议为了国共两党更精诚密切地合作，应该将十年内战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解决，这就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南方湘、赣、粤、浙、闽、鄂、豫、皖八省和其他地带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之事。 在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官吏看来，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是他们的心腹大患。在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救亡，留于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当此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关键时刻，已无继续坚持之必要。 但是，又不能一纸命令将之解散，致使这些武装队伍在脱离党的组织和领导后，无家可归，甚至无法谋生。 积极有利的办法，是国共两党协商，由共产党喻以形势和大义，负责将散处各地的游击队，分别收容集中起来，编成一支整齐的部队，增加一支抗日力量，最好是交叶挺将军统帅，使之带上抗日前线。 此举，也有利于消弭两党历史遗留下来的裂痕，有利于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 周恩来副部长把这个解决方案作为建议，向陈诚部长提出，得到陈诚的赞成。 叶将军也以能作为一个非党中间人士，为两党和睦团结抗日，对国家民族利益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为荣，同时，也实现了他请缨杀敌、不甘居后方的热切愿望，因此，对周恩来副部长这一建议，亦慨然承诺。 陈诚对此建议方案缜密筹划，写成书面报告，亲自面呈蒋介石，委婉陈述建议内容，分析利害得失，力主促成。 蒋介石考虑后，认为可行，予以批准，陈、周、叶三位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具体执行步骤，进行得颇为顺利。 惟独这支部队集中后，编入国军正式战斗序列，应赋予什么番号及隶属问题，一时尚未有较为妥善的方案，几经磋商，还是叶挺将军提出，北伐时期的第四军，所向披靡，尤以第四军独立团，攻城略地，战无不克，有“铁军”之誉，为鼓舞士气，发扬北伐时的锐气，提出这支部队以“新四军”为番号。 经过周恩来与陈诚协商，蒋介石同意，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 下辖4个支队：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三支队司令员由张云逸兼任，谭震林任副司令员；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军部政治部正、副主任由袁国平、邓子恢分别担任。 这些人事安排，是由国共两党的陈诚与周恩来两位部长研究，报请军事委员会决定的。 原在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红军武装，统一向安徽南部的歙县岩寺地区集中，编组为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原在湖北、河南、安徽等省长江以北地区的红军武装（第四支队），向安徽省霍山以西地区集中编组。 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建成后，由叶挺将军率领亦进驻岩寺，他命令所部编组就绪后，长江北岸的新四军向皖中及苏北的日军发动进攻；长江南岸的新四军，则在南京至上海的宁沪铁路沿线两侧地区，破坏日军交通，袭击日军据点，并向皖南发展，新四军在历次战斗中，作战勇猛，表现出顽强的抗日斗争精神。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年7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叶挺将军被解至桂林。1942年1月，又转至重庆。 陈诚在重庆几次探望过叶挺将军，邀请叶就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 陈诚一向忠于蒋介石，对于严重、张发奎、薛岳、黄琪翔等反对过蒋介石的故交，拉拢调解，把这些人由反蒋转化为拥蒋，起到不少作用。 陈诚素性好动，除勤劳治军外，稍有暇时，即延揽名流，敬礼贤达，秉此一贯作风，陈认为叶挺将军是争取的对象，几次与叶恳谈，劝之附蒋，都遭到叶的拒绝。 陈又向蒋汇报说，如蒋能亲自召见，加以抚慰，可能使叶挺就范。蒋介石亦表同意。 陈诚为了动叶以情，特派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前往重庆劝驾，郭是保定军校六期生，与叶挺素有交谊。1942年5月，郭至叶处说：“委员长亟欲见兄一谈，特要我来迎候，请一道前往。” 蒋介石与叶挺见面时，蒋先询问了叶在重庆休养的情况，又问及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 叶挺声明，自己在皖南没错，请求释放在上饶集中营监禁的新四军干部，并恢复新四军这一支抗日部队，丝毫没有附蒋的态度，蒋、叶谈话，也未使叶有所转变。 陈诚为打破这个僵局，遂报请蒋介石批准，最好将叶转移至恩施休养，得到蒋的认可，陈将这个决定告诉叶挺，陈态度诚恳，叶慨然应允，借以解脱在重庆的禁锢生活。  叶挺外恩施居住之地 图片来自网络 1942年12月，叶挺将军由重庆转移到恩施，陈诚礼遇备至，叶得以安静休养，每日除阅读书报外，经常与夫人、女儿在住宅前后散步、种菜养花。 1943年5月，鄂西会战时，我军收复五峰渔洋关， 日军溃退后，重庆组织以居正为首的慰问团来恩施，名记者陆诒亦为慰问团成员。由重庆出发时，周恩来托陆诒带给陈诚一封亲笔信，信中请陈准许陆诒面见叶挺。陈慨然应诺，陆当日即与叶见了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第六战区与湖北省政府均迁回武汉，叶挺将军不便留恩施，经郭忏向重庆请示后，遂于同年8月28日礼送叶将军起程。叶安达重庆，告别了两年又八个月的恩施。 陈里特口述 皖南事变发生的时候，我在湖北恩施第六战区党政分会工作。 我们事前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就在这个时候，陈诚没有带卫士，一个人跑到党政分会来了（陈在国民党军官中生活比较朴素，平时外出亦不常带随从、卫士），我正在同秘书长袁同畴闲谈，陈诚一跑进秘书长室，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叫我们挂一个电话到重庆的侍从室一处。 袁同畴就拿起电话机向重庆挂电话，挂了电话之后，我们三人都坐下来，陈诚就坐在电话机旁边，等候重庆的电话。  皖南事变中被围攻的新四军官兵 图片来自网络 这时候，他的心情好像有些沉重。他说：“在皖南，可能要发生事情。” 他讲了以后，接着说：“我们担负着抗战的重任，共产党就利用这个机会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发展它的势力，现在已经发展到几十万人。” 他还说：“在沦陷区，我们的军队和共产党经常发生冲突。”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当时对沦陷区的情况并不了解，只听说过有八路军，没有想到已经发展到这样大的势力，感觉到，他告诉我们这个情况很新鲜，同时也感觉到他的说话是比较客观，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共产党骂一通。 十几分钟以后，重庆的电话来了，他就坐在电话机旁，拿起听筒，只听到他在电话上说：“我是陈诚，是司令长官。” 对方什么人接电话，我们不十分清楚，像是侍从室一处钱大钧的口音。 陈诚在电话上问：“第三战区的情况怎么样？” 对方说：“很好，问题已经解决得很顺利，项英下落不明，叶挺被捕，对方伤亡大概一万多人，我们损失很小。” 我们都很担心，大家都坐着等消息，过了不太久的时间，侍从室又转来皖南方面的来电说： “共产党的军队已经被包围，进展得很顺利。” 接着，又得到“给共军歼灭性的打击的胜利”，“现在，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正在清理战场”，“这一仗是顾墨三（祝同）指挥，他占首功，具体地打是由上官云相指挥的”。 说完以后，双方在电话上都表示庆贺之意。 电话挂了以后，陈诚对我们说：“蒋委员长看问题是看得很远的，皖南离首都南京很近，如果现在不把它干了，等到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军队就威胁到南京，后患无穷。 现在抗战虽然还没有胜利，但是，蒋委员长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抗战胜利后的准备。 蒋委员长还在苏南、苏北布置了军事力量，要韩德勤在那里指挥，山东也作了布置。 这样，在抗战胜利后，首都就不会受到共产党的威胁了，蒋委员长看得多远啊。 从前，我们在黄埔军校的时候，蒋委员长每次讲话，口口声声总是不离反帝、反封建，总是说：'谁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我。’ 其实，蒋委员长早已暗暗地反对共产党，并作了反对共产党的准备。当蒋委员长说'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我’的时候，我们在黄埔军校发起组织浙江同乡会，我们向他请示，他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给我们支持，为以后反对共产党作了具体的准备。 我们要懂得蒋委员长，就必须从他的这些作法当中来了解他，这才能增进认识蒋委员长的英明远见。 他处理问题，总是先发制人的，皖南的事情，在没有发动以前，我们很担心，我们把共产党在皖南的军事力量估计得过高，以为是不容易把它打垮的，没有想到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了。” 他讲完以后，就起来走了，我跟袁同畴送他到楼下，他就一个人出了党政分会的大门。 陈诚真不愧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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