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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国际社团组织力的拓展 ——基于“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考察与解释 贾俊英 龙登高 张姣  海外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基层秩序主导力量。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并谋求资源的国际化流动和配置。在此背景下，海外华人社会逐渐涌现出一批华人国际社团，这些社团借助华侨华人纽带作用，开展世界性活动。时人多从跨域性和国际化的角度对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等的个案进行描述，或者强调侨领的作用，而忽视对华人国际社团自身组织力的考察和解释。 “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后改称为“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均简称“世联会”）由以林绍良为代表的侨领于1988年联合世界福清籍华侨华人在新加坡创办，是华侨华人最早在海外自发组建的县域乡亲世界性社团。本文在作者团队2014—2018年田野调查基础上、以“世联会”及各地分会的会刊、纪念刊等文本资料为基础，从比较视野考察“世联会”组织体系的形成及其作用，分析和解释其组织力的释放与功能拓展，揭示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机构的华人国际社团在全球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华人社团组织力的地域拓展 海外华人国际社团组织，是在各地华人社团联络逐渐强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世纪以来，各地华人社团延绵不绝，其渊源可溯至传统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林绍良的家乡，福清市海口镇的龙江桥，就是在宋代由民间主导建造与维护，至今仍在使用。此类公共产品，由乡绅、僧侣等地方精英组成理事会，负责资金筹集、建造及长期维护，并有效实施资产管理及其市场化经营以保值增值，因此历数百年不辍。这种传统，使民众能够自强、自立、自主，并且民间组织主导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依赖政府或强权而保持其独立性与持续发展。这种传统随着华侨华人移植海外，使得华侨华人社团组织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即使在没有当地政府支持甚至受到外界压力下依然能够自主生存。 但国际性的华人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活动，在当时则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海外华侨华人就在民族危亡时刻组建跨地域的民族组织，如“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等，但真正意义上的华人国际社团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形成持续不断的普遍现象。世界客属联谊会1971年成立于香港，因其政治力量的支持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缘性华人国际社团陆续成立，如1980年世界潮团联谊大会、1983年世界广西同乡联谊会、世界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等。1988年成立的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应该是当时第一个县域华人国际社团。90年代逐渐增多，如1990年成立的世界福州十邑同乡会，1991年成立的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广东人联谊会等。 作为非政府性民间机构的国际化，将全球各地华人与社团组织起来并持续开展活动，是十分不容易的。这需要突破地域的障碍，国家与制度的障碍，并具备相应的经济基础，在强烈的需求推动下，才能形成足够的组织能力。七八十年代以前虽然也不乏华商与社团之间的跨国联系，但总体而言，直到八九十年代后，华人社团国际化才具备相应的条件，也才使得华人社团迈向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新阶段。 其一，东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海外华商力量逐渐壮大，华人社团组织的经济基础与能量增强。二战后，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70年代东盟各国相继展开工业化，华商成为香港、新加坡和东盟工业化与经济起飞的重要主体，经济力量迅速壮大。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福清—莆田—福州群体虽只占海外华人总数不足5%，但却出现很多著名的海外华人企业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顶级的30个福州华商控制了超过1500家公司，净资产至少260亿美元。在印尼，1991年最大的200家私营企业集团中，华人企业集团占167家，且前11家最大的企业集团均为华人企业集团，如三林集团、金光集团、盐仓集团等。其中，福清人举足轻重。林绍良、蔡云辉、林文镜、郑年锦、林学善等都是印尼最富有的华商。70年代以来这些华裔充分利用苏哈托的经济政策，在印尼工业化过程中壮大自身的力量。 其二，华商企业集团开展跨国经营，各国华侨华人经济联系逐渐增强，各地华人社团在国际联系中发挥作用，并在这些跨国活动中日趋活跃，组织力得以拓展和强化。20世纪中晚期的全球化，通讯、交通运输革命使生产要素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整合日益扩大，华商国际联系日益密切。70年代，林绍良的三林集团通过联合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的资源建立印尼最大的面粉厂，又在泰国华商陈弼臣和台商辜振甫、陈由豪的协助下，建立世界单体最大的水泥厂。华族商业成功的关键是跨越国界的族群联系。虽然80年代福清人社团组织在印尼还不能正式公开活动，但在雅加达、泗水、三宝垄等的玉融公会，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各种形式维系和延续着。在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北美等地，福清同乡社团进一步活跃起来。在香港、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国际都会与华商经济都会的功能得到提升，为华侨华人国际经济联系与社团活动提供了平台。福清籍华人在印尼最为集中，但却选择在新加坡举行成立大会，除了当时印尼的敏感性外，新加坡国际都会的便利性是重要原因。 其三，华商经营国际化恰逢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时，在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趋势下，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各国华商积极开展与中国大陆的投资和经贸往来。20世纪80年代至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在中国大陆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华商居主导地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社会组建华人国际社团的迫切性。这是由于二战后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普遍经历了认同的迷茫期和压抑期。二战后中国大陆与外界几近隔绝，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土著优先政策，华人受到程度不一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等政策打击。这些境遇积蓄了华人内部对民族认同的强力需求。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海外华人长期被压抑的民族情怀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喷涌而出，华人社团的组织力得以释放和拓展。 二、“世联会”的组织体系及其功能拓展 文化同质性会助长不同人民群体间的合作与凝聚，而文化差异则可能加深彼此间的裂痕与冲突，人们倾向于向具有同样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及制度的人靠拢。海外华人拥有共同的语言、习俗、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历史传统，并凭借此条件超越了不同的地域，穿透了各个政治实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组建华人国际社团以扩大华人间已有的联系，增强华人间的凝聚力，已形成强烈的需求推动。在上节所述诸因素的合力下，20世纪后期这种需求被释放出来。 （一）“世联会”的创立及其组织体系 印尼是海外福清人最集中的聚居地。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家乡情感，自60年代以来遭遇印尼官方的全方面抑制，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有所舒缓，长期被压抑的乡情和族群认同呈现井喷式释放。1966年，印尼总统苏哈托在“9·30”事变之后，全面关闭印尼的华侨学校，取缔了华人社团和华文报纸，只允许慈善为目的的基金会和姓氏互助会存在。印尼华侨华人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失去了赖以认同、联系、互助的媒介和组织，只能埋头在经济领域里。80年代，随着印尼福清籍华人经济实力的壮大，被压抑的家乡情感和族群认同日益强烈。直到70年代林绍良才获得印尼国籍。他1937年移民印尼时21岁，中华传统文化已根深蒂固。1961年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回乡探母。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目睹家乡与亲人的艰困，林绍良对母亲的愧疚、对家乡的情感更为深切。由于中国与印尼中断外交关系，他一直无法回到家乡省亲。在印尼工业化中崛起为华人首富乃至南洋首富的林绍良，浓烈乡情日积月累。七八十年代，林绍良千方百计通过香港向家乡提供各种捐赠。1981年，他与林文镜通过香港投资家乡，兴建了清华糖厂，成为福建省第一家合资企业。1987年，他委托林文镜、林学善等，组织40人的“融侨工商考察团”，开始筹划大规模投资家乡建设。1990年，中国与印尼复交，林绍良迫不及待地率领上百人的印尼华商代表团回乡考察。家乡经济的落后与改革开放的大潮，激发了林绍良、林文镜为代表的福清企业家建设家乡的豪情。 与此同时，印尼政府对华人社团的限制有所放松，在70年代中后期已遂涌现出各类以福利的名义服务同乡的基金会，如万隆福华理事会、泗水仙谿福利基金会等。林绍良、林学善、林文镜、郑年锦等福清籍知名华商最初也考虑以基金会的形式成立世界福清华人组织。然而，基金会的各类资产归国家所有，与同乡会等社团组织有巨大的差异。在印尼华人社团被禁止的30多年中，日本等地先后诞生了福清同乡会，在80年代中后期进入蓬勃发展时期。然而，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福清籍华人仍像一盘散沙，未有联合。 1988年新加坡福清会馆的三庆活动为“世联会”的成立创造机缘。以林绍良为代表的福清籍侨领借新加坡福清会馆举行福清大厦落成典礼、福清会馆成立78周年及培青学校建校68周年三庆活动的机会，召集来自印尼、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的300多名福清籍代表与会，共同商议成立世界性的福清同乡组织。林绍良在座谈会上指出成立世联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大家（福清人）侨居世界各国，国籍不同，但乡情却仍然存在，应该保持自己的传统。如果我们这一代不互相联络，再过两三代，这份乡谊就会被湮没。要创办世联，把漂泊海外的福清乡亲团结起来，把乡情凝聚起来，把乡谊延续下去。”林绍良的发言引发与会代表的共鸣，一致同意成立世联会。会议推选林绍良为世联会主席，林文镜为世联会第一副主席，各地福清同乡会的代表出任副主席，如日本林同春，新加坡魏成辉、林方华，印尼郭毓秀、郑年锦、姚春桂、林学善、许可旺、何隆朝，及香港赖庆辉等。 “世联会”将秘书处设在新加坡福清会馆，负责日常事务，并专设经济组，确保“世联会”顺利运作，同时负责出版会刊《融情》。会刊除按照制度定期发放给“世联会”的成员之外，也向“世联会”组织活动中的参与者分发。新加坡作为国际都会与东南亚华商经济都会，为非政府性民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联络与活动提供便利。 “世联会”号召世界各地已经成立的福清同乡组织加入其中，建议尚未成立福清同乡会的重要区域成立“世联会”秘书处作为暂时联络基地，并支持其成立新的福清同乡组织。“世联会”秘书处曾多次到日本参加“旅日福建同乡恳亲会”、到台湾岛参加“平潭同乡会”。“世联会”到印尼各地访问福清同乡，各地玉融公会迅速恢复重建。印尼各地的华人社团网络曾经较为活跃，在80年代恢复过程中成为推动华人归化加入印尼国籍的组织基础。重建之后的印尼福清同乡会，成为“世联会”的主导力量。 “世联会”主席林绍良在香港建立福清同乡会，并于1999年“世联会”第二届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通过决议，将世联总秘书处迁址香港，以方便“世联会”与家乡的联系。“世联会”推动各大同乡聚集地设立分会，以更广泛地联络各地乡亲。 （二）“世联会”推动家乡建设：组织化、常态性、制度性 “世联会”因建设家乡而设立，这一点最初体现在其筹建团队的思想中。如前述林绍良在创会动员大会中的发言，又如创会副主席魏成辉（新加坡）明确表示，“之所以成立世联会就是为了推动对福清的建设。把福清发展起来是世联会的目的”。这种思想，最终以文本形式在“世联会”的宗旨、标语、贺电、会刊中加以确立。 “世联会”的创会宗旨是“团结、爱乡、发展”，并具体阐释“爱乡”即爱祖籍国中国、爱第二故乡居住国、爱家乡福清，“发展”即支持国家(居住国和祖籍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是时“世联会”的信笺标语中也明确写上“联络感情，发展商务，关心家乡”，以时刻提醒会员。林绍良的秘书陈上臻称，只提“关心家乡”，主要是世联会以支援、建设家乡为核心，在当时尚存在极大的政治风险。“世联会”的主要倡议者林绍良、林文镜、郑年锦等印尼华商都身处在印尼对华人政策尚未开放的敏感时期。在“世联会”与各地会员的往来贺电中也常常重申建设家乡的责任。例如，“世联会”总秘书处在1999年祝贺东爪哇福清同乡会诞生并加入世联会时提到：盼旅居东爪哇的乡亲兴旺发达，盼贵会和世界各地的福清同乡会一道，团结在“世联会”周围，为支持家乡建设发展共同奋斗。 “世联会”通过会刊《融情》（后改称《世界融音》）刊登福清同乡的通讯和福清人文地理，联络了福清同乡之间的感情，加强了海外福清人对家乡的认识。《融情》通过大篇幅报道“世联会”成员建设家乡的具体措施激励福清同乡开展建设家乡的竞赛。早期，“世联会”不定期推动“海外华裔福清考察团”到家乡考察交流，动态性地促进海外福清籍华裔群体了解和建设家乡。之后则演变为通过在福清每四年举办一次“世联会”代表大会的方式，形成常态性的建设家乡的机制。 在“世联会”的首届代表大会上，参会者共同讨论如何建设家乡，林绍良主席作了《突破地域，走向世界，团结同乡，做出贡献》的致辞。第二届代表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福清社团代表共同讨论如何加强乡亲间的团结与合作，如何促进家乡的经济与社会事业。且在会后响应“世联会”号召，积极回到家乡投资兴业。2000年开始，历届会员大会基本都在福清举行，为“世联会”成员与家乡福清建立了直接交流的平台。 世联大会的召开，为海外乡亲，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机会，借此感受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培养、增进对家乡的情感，让“世联会”的“团结、爱乡、发展”宗旨传承下去。2000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个福清同乡社团、668名福清籍乡亲及375名国内嘉宾参加。参会者在会议中感受侨领支援建设家乡的成果，感受侨务和政府部门欢迎海外华侨华人共建家乡的诚意，感受福清领导和人民对“世联会”工作的肯定和赞扬。这直接赋予了前期参与家乡建设的“世联会”成员以社会定位和影响力，同时鼓励后来者形成投资、建设家乡的竞争机制。在会议召开之际，福州市和福清市顺势举办的招商暨项目签约仪式上共签订41个项目，总投资356亿美元，其中福清市签约31个项目，数量超过总投资的一半。与此同时，世联大会的参会者在各自的村庄分别协助修路、建学校、安抚弱势群体等，最终形成了群体性、组织性建设家乡的浪潮。 以林绍良和林文镜为代表的“世联会”成员，学习和引进新加坡、印尼工业化与工业园区建设经验，与家乡政府一道制订高起点前瞻性的战略规划，率先投身并带动台商和海外华裔。“带项目、带资金、带技术、带管理、带市场”，成为福清工业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生力军，为当时举步维艰的家乡改革开放事业，注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世联会”成员们在建设家乡中形成了连贯和攀比的效应，先后建立了国家级的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元洪投资区，及洪宽工业村、元载工业村、友精工业村、康辉工业村等大小不一的建设项目。以林绍良为代表的福清华侨华人积极配合，捐资与当地政府共同完成了庞大的福清闽江调水工程，解决了福清百万人民用水的难题，并惠及周边一些市县。三林家族、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第六届主席团总秘书处暨《世界融音》编委会：《永远荣誉主席林绍良纪念册》，第68页。“世联会”援建家乡取得了瞩目的成果。80年代中期，福清工业总产值在全省69个县中排名第58位，90年代中期，排名跃升福建县城前三甲，并连年跻身于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与林绍良、林文镜和世联会华商群体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家乡相配套，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县级市）三级政府设置了相应的改革机构。针对计划经济制度障碍，华商投资到哪里，制度配套就到哪里，充分发挥海外华商工业化的经验与前瞻性。这种机制的建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省市县政府重视世联大会与海外乡亲的联系，侧面建立了政府与“世联会”直接沟通的平台。世联代表大会逐渐成为维系海外福清籍华侨华人和家乡联系的一种长期纽带，形成常态性、制度性建设家乡的机制。 三、侨领与国际社团：领导力和组织力的拓展 社团与侨领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在海外华侨社会担任侨领，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并有意愿为社团服务。而社团的声望和地位又进一步提升了侨领在居住地和祖籍国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华人国际社团组织中侨领的影响力和动员力根源于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及个人魅力。而侨领又通过社团拓展了组织能力，实现了人生追求与社会价值。 （一）“世联会”中侨领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世联会”创始人林绍良，从1988年至2009年连续21年担任“世联会”主席，对“世联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林绍良与苏哈托关系亲密，使得他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吸引华人社会追随他。林绍良强大的经济实力，多样化的产业，在经济上对其他区域的华商自然形成了一种吸引力。“世联会”中林绍良的追随者希望通过社团活动，交换林绍良等侨领的实际奖励，来满足个人的经济需要。日本的福清社团在早期非常注重与“世联会”的联系，以此寻求合适的经济合作和利益增值。林绍良的个人魅力则使其受到敬重和敬仰，能够在社团中以德服人。华人社团组织中侨领的影响力和动员力，还体现在其物质与资金的付出方面，特别是带头捐款和在款项不足时起“兜底”的作用。例如，新加坡福清会馆三庆活动时，林绍良一次性捐10万新币用于庆典活动，另捐50万新币给培青学校兴建新校舍。在林绍良的带动下，“世联会”其他成员也纷纷行动，捐款总额突破150万新币，是新加坡会馆筹款活动中史无前例的。 侨领的个人魅力，如责任、勇气和担当，推动社团组织的影响力和动员力。组织的建立也有赖于侨领的能量。筹备“世联会”时正值印尼政治敏感期。以林绍良为代表的印尼侨领与印尼政治密切相关，他们克服各种障碍与困难，才使得“世联会”得以成立，体现了作为侨领的勇气和担当。新加坡福清会馆的新大厦接近竣工时，时任会馆主席林日顺突然去世，会馆丧失领导核心，茫然失措。林绍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主持了大局，保障大厦资金及时到位，建馆工程顺利完成。 侨领以身垂范，在资金上勇于担当，在个人魅力上以德服人、公平公正，在家乡投资和经济合作中，不计个人回报，以大局为重，使其在社团中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得以提升。 （二）通过国际社团，侨领的组织能力得到提升，人生价值得以实现 华人社团中侨领组织力的拓展需要侨领本人在社团活动中倾注时间和精力，并拥有一批能够从事实际工作的得力助手。林绍良和郑年锦等印尼福清籍侨领，都曾在二战前加入玉融公会，并成为华人社团战后复兴的中坚力量。华人社团被禁后，又以基金会的形式参与华侨华人社会事务。且随着生意从印尼扩展到香港、新加坡等地，逐渐与当地的福清社团建立联系。林绍良还曾在1986年强力支持黄双安等创立（福州）吉祥山基金会，之后加入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林绍良等侨领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凝聚世界各地福清人的力量，最终在80年代末，建立了“世联会”。 侨领通过“世联会”实现跨界联合，进一步拓展了组织力。在海峡两岸未实现三通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分别派出代表团参会，支持新加坡福清会馆的三庆互动及“世联会”的成立活动。如果没有林绍良等福清籍侨领的号召就不可能团结这么多高层次的人参会；如果没有“世联会”这个平台，侨领也很难有如此大规模的组织力。林绍良等侨领通过“世联会”的组织形式，如会刊《融情》、会员大会的召开及建设家乡的具体活动，强化“世联会”成员热爱祖籍地的价值观念，激发社团成员对家乡的情感，有效提升了侨领在各项事务中的组织力，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跟随者的长期培养，明确合适的接班者。 海外华侨华人领导在继承性中往往体现着“老带青”的特点。有影响力的侨领在任期内会注重培养新一辈的侨领。林绍良邀请年轻一辈的福清籍华人参加“世联会”，帮助其建立和家乡同胞们的情感，为未来承担社团工作打下基础。例如：林绍良的继任者、“世联会”第二任主席俞雨龄是侨生，属于少数会讲流利福清话的印尼福清籍移民第二代。据俞雨龄回忆，林绍良将其带在身边加以栽培和鼓励。特别是1994年第一次跟随林绍良回家乡福清参加“世联会”会员大会，开始了与祖籍地福清的交流和往来，更奠定了其后来在社团的领导基础。从此，俞雨龄更积极参与福清社团活动，在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担任领导层职务，在林绍良、郑年锦等老侨领的支持下于2000年成立了雅加达福清同乡基金会，并于2009年当选为“世联会”主席。俞雨龄感念林绍良对他的扶植和栽培，称“我目前的事业卓有成就，以及在印华社团享有的荣誉地位，都来自借鉴林老（林绍良）思想精神的感染和提携”。现任主席姚忠从也有类似的经历与感触。 华人国际社团组织力与侨领之间的作用是双向互动的。侨领的影响力、动员力和组织力促进了社团的发展，同时通过社团互动，赋予了侨领更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满足了侨领需求层次与人生价值的提升。富有影响力的侨领推动社团组织的建立、发展与制度化；华人社团机构则使侨领的能量进一步扩大，使其在组织中的能量超越个人的力量，特别是超越自然人的生命时限。国际华人社团的组织化、网络化、制度化，激发华侨华人、华商企业、社团机构跨越国界、克服制度障碍，释放更大的更持久的能量。 结 语 传统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与基层自主秩序，随着华侨移植海外，形成海外华人社团组织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使其在没有当地政府支持，甚至反而受到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自主生存。20世纪后期，海外华商充分利用共同的语言、习俗、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历史传统上，超越不同的地域，穿透各个政治实体，突破制度障碍，形成跨越国界的族群合力，在东亚、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壮大，并走向国际化经营。华人社团组织的经济基础与能量逐渐增强。长期因族群歧视而积蓄的乡情与族群认同，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所带来的情感召唤和经济机会，都使华人社会有强烈的需求组建华人国际社团，以扩大华人间已有的联系。“世联会”应运而生，通过出版会刊，协助创建各地分会，相互拜会、交流、定期举办会员大会等形式构建全球组织体系，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地乡亲间的认同与互助。在建设家乡的过程中，林绍良、林文镜和“世联会”成员与家乡政府通力合作，实现福清籍华侨华人群体组织性、常态化、制度化的投资与开发模式，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世联会的组织功能。侨领通过创建制度化的国际华人社团，不仅实现了自身组织能力与人生价值的升华，而且激活了世界各地同乡社团的组织力与华侨华人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 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国际性组织，华人国际社团是民间自生自发的产物，也是传统中国本土民间组织海外移植与演进的产物，是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式与新发展。在此过程中，其组织力跨地域拓展，其作用空间逐渐扩展，其功能不断强化，其影响力不可替代。华人国际社团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相比，没有权力机构的支持，与营利性跨国企业集团相比，没有利润积累与支撑；其性质与运作机制都迥然相异，但其作用与发展空间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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