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祖杰丨美国城市化转型中的乡村情结

游客y3pzs2uxy4 2023-06-12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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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于公众号“美国史教学与研究”，节选自商务印书馆《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作者：原祖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转载请注明来源。

◎ 书籍内容简介

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的著作

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的农民问题，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化大趋势下农民面临的困境，探索现代农村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当年的经历存在很多差异，但也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和社群发展的不平衡性。如何解决这种不平衡性，研究和总结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有着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其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本书对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较为全面地探讨了美国历史上从早期自耕农性质的小农场经营到19世纪后期农业全面市场化过程中农民命运的变化，重点分析了工业化转型对农民境遇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联合与抗争，让学术界对这个数量庞大却相对沉默的弱势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短板，也为全面认识世界现代化转型做出贡献。研究19世纪美国工业化时期的农民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工业化大趋势下农民面临的困境、探索现代农村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总结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原祖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史，著有《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发表学术文章五十余篇，为国家重大项目“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化转型中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研究”首席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天府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城市化转型中的乡村情结

与上述“农业传统”“农业神话”“农耕主义”“农耕意识形态”以及“自耕农民主”等词语相关联的还有一个更能表达情感的用语，叫做“乡愁”。霍夫斯塔特对于19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弥漫于美国社会的乡愁曾做过如下描述：

然而，不管怎么说，（农业）神话是有威力的，因为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是由有文化并且在政治上自认为农民的多数人组成的。对这一数量上占优势的阶级加以有益无害的恭维，神话就为乡村编辑和政客们提供了标准的话语。……不仅如此，恭维他们的编辑和政客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故作真诚。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中更多的人似乎出身于小乡村或农场，他们的话在挑动了大批老家人情怀的同时，也拨动了他们自己的情怀，对他们早年岁月的怀念，或许可以减轻他们因抛弃父母家园和儿时经历而残存的负罪感。

并非所有乡情都像霍夫斯塔特描绘的那样虚伪。至少在城市化还处在粗放阶段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很多来自乡村的城市人还并没有完全适应城市生活。一方面是他们美好的乡村记忆，虽然缺少发展机会，但宁静的生活、熟悉的人群，都让他们魂牵梦绕；另一方面是城市中的陌生、嘈杂以及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关系，都会激起他们的反感。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曾经以一本小书改变了世界的斯托夫人（全名哈丽雅特·比彻·斯托），继其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先后推出两本反映时人心态的著作，一本叫做《老镇上的人们》，另一本名为《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前者以其丈夫斯托的故乡，马萨诸塞州的内蒂克为背景，描述了传统美国乡村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和谐社会。在那里，德高望重的人受到尊重、被奉为楷模，友善与怜悯弥漫着整个社区，人们彼此以礼相待，以诚相知。她在《老镇上的人们》一书的开头即指出：

每个个人都是他所生活和行动的社会大场景中的一部分和一分子，如果不能重新制作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他的生活就不能被绘制。对我来说，回忆中新英格兰时期留下的最为特殊也最为有趣的形象和身影现在正在快速消失。我指的是前铁路时代，当新英格兰还是一个艰苦的、崎岖荒凉的半希伯来神学、半小村庄式的极端民主共和体的时候，与旧世界的所有文明和教养远隔重洋，被遗忘被忽视，然而在这样的寂寥中，一种带有强烈的、新点燃的、特别的个体生活的热情行动却能使之像炭火一样燃烧。

在斯托夫人的眼中，小村庄文化的核心是教会及其定期的宗教活动。如她所述：“在过去的时光中，当一个小男孩出生在马萨诸塞的乡村时，兼具尊崇与威严的最生动的形象来自牧师。在这个由朝圣者建立于荒野的神权政体中，牧师代表着唯一的贵族秩序。”除了牧师等神职人员身上残留的贵族精神外，令人怀念的还有老镇上的人们的质朴与善良：“老镇上的人们富有同情心，对于原来定居于此处而现在处于流浪状态的印第安人从来不吝啬施舍。我的祖父祖母都是仁慈的好人，经常给口渴的印第安人一扎苹果汁，我祖母不限于此，还为他们提供毯子之类的生活用品。”

而斯托夫人的另一部作品《我们和我们的邻居》展示的则是一幅令人不快的场景：陌生的人、嘈杂的环境、古怪的行为、无礼的举止，凡此种种，都与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大量具有异质文化特征的外来移民、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抗挂上钩，成为人们城市化焦虑症的一部分。

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大量的贫困的外来移民，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贫困、犯罪、伤风败俗、破败肮脏的居住环境以及让老移民惊诧的异质文化和不断发生的骚乱，都给发展中的城市蒙上阴影。回望美国的早期史，对城市的恐惧和抵制几乎可以被看作美国的文化传统。在国家的缔造者当中，最憎恶城市的非托马斯·杰斐逊莫属。在他发表于1784年的《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将城市中的乌合之众视为民主制度的疾患，与健康、独立的自耕农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城市物质形态的恐惧和对政府以城市为基地（首都或首府）来控制整个国家的怀疑，让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了杰斐逊的担忧。

这种变化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世纪初的研究者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免感慨世事沧桑。在《城市生活及其改善》一书中，乔治·夏普感叹说：

我们的城市增长如此之快，在它们当中做生意的方法变化如此之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我们早期适当限制政府行为的杰斐逊思想被抛弃了，或者至少被大大修正了。我们意识到（借用一种陈腐的表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形势，而不是一种理论”；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城市、国家与综合政府，一定是逐步形成并运用着某些我们早期历史中难以想象的权力。

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美国人的反应分为悲观和乐观两种情况，前者如斯托夫人，祭出其怀念东北部旧式乡村风俗的小说以表达怀旧之情；后者则对城市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并积极投身于城市风气的改革之中。有趣的是，不管是悲观派还是乐观派，都来自于城市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