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位先辈，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彼时的中国军阀横行，行业人民都乱作一团，而他作为一名学生，已然萌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义无反顾的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两年之后，又请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为党内第一个见过列宁同志的人，死后更是被移进了八宝山公墓。 这个人究竟是谁？他又是因何机缘见到列宁的？  早期活动，面见导师1902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柯庆施同志出生在了安徽歙县这个小县城。柯庆施同志的家里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能勉强说是书香家庭，一家子人都对学习抱有极大的热忱。  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与潜移默化之下，柯庆施同志也求知若渴，整日整日地扑在书本上学习，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进入了上海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上海外国语学社并不是成绩优异便可以进入，必须得到各地革命团体的推荐才可以入学，因此，通过这点便足以知道在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之前，柯庆施同志就已经具有充分的革命意识，并且受到了安徽革命团体的认可。  但既然上海外国语学社要求如此之多，偌大的上海也并非只有它一所学校，为什么柯庆施挑明了就非这所学校不可呢？ 这背后的原因，自然是脱不开上海外国语有着“培养革命干部学校”的别名。 这所难进的学府由上海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创办，刘少奇、任弼时等革命先辈都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  红色的人物流传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学府熏陶昂扬为国的精神。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日子，柯庆施同志紧抓学习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日夜扑在了对共产主义著作的仔细研读之上，《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等书籍，书皮都被他翻磨了花边。  按理说，书应当是越读越枯燥的，但柯庆施每拿到一本关于革命的书籍，都觉得烫手，因为其中那感人肺腑的革命热情。 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是柯庆施已经认定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组织，才能带领中国走出当前的困境，重新强大起来！ 革命的火种一经埋下，便不会再熄灭。柯庆施同志在他最有活力、最青春激昂的时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如饮冰室主人所言，少年强则中国强，柯庆施同志立志要做中国青年的领头羊，他要带领中国青年站起来看世界，他要告诉中国的青年，来革命吧！中国的未来，在我们青年人手中！  1921年在中国历史上注定会是极其特殊的一年，甚至可以说，如果谁回到过去偷走这一年，就是偷走了整个中国的希望。 1921年七月，毛主席、何叔衡、董必武等人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上泛着一叶小舟，舟上的几人谈笑之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未来第一次有了希望，而这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成为了开天辟地的一年。  但是此时的柯庆施同志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员，他在以一名青年人的身份在奋斗。 秋日凉风袭人，但是堂内却热情澎湃，这是为什么呢？1921年十月，柯庆施同志又一次来到了陈独秀同志的家中。 柯庆施同志与陈独秀同志两人，一位年仅十九，正值青春姿态，朝气蓬勃，另一位则年近半百，身体已经走上了下坡路。  但是畅聊中的两人却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与代沟，柯庆施同志的脸上看不见青年人的稚态，陈独秀同志的脸上也看不见饱经风霜的皱纹，两人情绪饱满、激情洋溢。 他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从中国的昨天，到中国的将来，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未来的壮大，他们不放过任何问题，热情地谈论，此时的他们，早已无关二十岁的年纪差距，他们只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中国的革命者，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在这样激烈热情的谈论中，巡捕突然登门搜查，柯庆施同志与陈独秀同志避之不及，被逮捕入狱。  牢房的日子对任何人来讲都不好受，潮湿的空气、恶臭的气息，每一样都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年轻的柯庆施同志，他的身体，他的心灵，都在承受着从他记事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 彼时的柯庆施同志就像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年轻的身体里充斥着对革命的热情、忠贞，不论是刑罚还是利诱，都没有改变他坚定的信念，革命的热情已经在他脑海中扎根，监狱里苦难的日子只会成为他最好的肥料，让他更茁壮地成长。不管是死亡还是酷刑，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好在，很快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将他们救出来，而救他们出来的手段其实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行贿，整整五百两白银，让北洋军阀的统治看起来如此可笑，这样腐败的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这样腐败的政府，要拿什么去保护国家呢？ 从监狱出来之后，柯庆施同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更加清晰，对革命的热情更加澎湃，但是也变得更加稳重、成熟。终于，在所有人的期待之下，1922年，柯庆施同志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即日起，他可以以一名光荣的党员身份来称呼自己。 这还不够，柯庆施同志还得到了组织的充分信任，在组织的推荐之下，年仅二十岁的柯庆施同志踏上了通往莫斯科的征程，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主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正是在这场会议上，柯庆施见到了列宁同志。 年轻的柯庆施同志两眼饱含热泪，他紧紧地握着这位革命导师的双手，列宁也热情地看着这名来自东方的年轻人，此时的苏俄还不是苏联，还没有成长到它日后的超级大国状态，而此时的东方，此时的中国，还陷在军阀的统治之中，民不聊生、生产停滞。 好在，苏俄有列宁，而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热忱的共产主义战士。一道红光在两人的握手交汇之中窜出，直冲上天际，在场的每个人都相信，红星一定为照耀整个世界，赤旗一定会插遍整个环球。 党内工作，主席评价1927年，随着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遭受一次极大破坏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决心把枪杆子握在自己的手里，绝不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 于是一个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除了这些根据地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需要整合整个国家心向中国共产党者的力量。于是，在这种需求之下，柯庆施同志到了安徽主持工作，这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 彼时的安徽，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建立很大的根据地，一切活动都只能冒着巨大的危险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展。 在这种巨大的困难之下，年轻却经验丰富、十分老道的柯庆施同志展现出了极优秀的工作能力，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省委书记将安徽的一切工作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并且还发展出了不少的根据地和新的共产主义战士。 1928年秋天，经过党组织的考量和对中国当前实际的研究，柯庆施同志被派往上海闸北担任区委书记。从各方面看，柯庆施同志都面临着比在安徽时更大的考验，不只是因为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国民党反动派对其十分重视，更是因为上海多租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社会层次相当复杂，十分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但是柯庆施同志却完全不理会这些困难，只管迎难而上，尽全力做好一切工作。 此后的十年，柯庆施同志都奔波于各地组织敌后工作，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建立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的约定，柯庆施同志才再一次重新回到革命根据地里，而这时候的柯庆施同志也已经年满三十五，再也不如从前年轻。 但这十年的奔波也使他彻底成长了起来，此时的他担任着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要职，他的成长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他也即将在全新的工作单位上面继续发挥自己的光热，为中国革命出一份力。 转眼，八年的全面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在不久之后也迎来了胜利，中国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此时全国的状况也不容乐观，长期的战乱使生产停滞，甚至有生产力倒退的迹象，而国民政府的滥发国债和不作为的财政货币计划也使整个国家的财政都处在崩溃边缘。 总之，一场新的战斗等待着所有共产党人，国内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战乱依旧，人民们期待着和平，更期待着吃饱饭。 作为一位有经验、有阅历、有激情的干部，柯庆施同志自然而然地被选作了地方官员去促进地方生产的恢复与建设的重启。1952年11月，与以往相同，组织将极为重要的地方交给了他，此时五十岁整的柯庆施同志将以江苏省委书记的身份到江苏去指挥工作。 不断的学习和不断的工作实践，在为柯庆施同志积累经验的同时，也使柯庆施同志的工作水平不断地提高，此后，柯庆施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就连毛主席也曾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 丧妻之痛，魂归桑梓柯庆施同志的工作能力极其出众，但人生并非是一帆风顺，中年的他便经历了一次丧妻之痛。 在延安的时候，柯庆施的妻子因为种种原因选择了自杀，对于柯庆施来说，这样的打击是巨大的。 既因他与发妻的感情很好，也因他想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柯庆施的情绪都是颓废的，虽然工作照常进行，可只有两个人清楚，他心里关于希望的火苗正在慢慢熄灭，幸好，知晓其痛苦的周总理将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 周总理在党内拥有极高的地位，所有人都很尊重他，这既是因为周总理的远见卓绝，也因为他是一个相当之细心的人，总是能注意到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 在周总理的宽慰下，柯庆施的精神世界才慢慢复苏，遗憾的是，生命的长轮也很快到了尽头。 1965年是属于柯庆施的芳菲尽，因为重病不治他在成都离世。 柯庆施为中国革命奉献了整整一生，鲜血、汗水，都浸满了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出于对柯庆施同志一生的奉献与孜孜不倦工作的肯定，党中央决定将柯庆施同志收敛埋葬在八宝山上，这里在北京城西，高度有一百零三米，算不上高。 但是八宝山上有两座公墓，一座名叫“革命公墓”，一座名叫“人民公墓”，两座公墓伫立在八宝山上给了八宝山全然不同的意义，这些安静地躺在山上的人们，与他们活着的时候相同，会一直庇护着这片土地。 但是最终，根据柯庆施同志的遗愿和其子女的请求，柯庆施同志的遗体被迁往其家乡，终于，这位出走一辈子的革命先辈终于落叶归根、魂归桑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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