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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 1936 年 5 月初，潘汉年和胡愈之到达香港，他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并安排他们住进饭店。 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商量国共谈判的具体事宜。 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5月下旬，胡愈之到上海后，通过沈钧儒和茅盾找到了由党中央派到上海的冯雪峰。 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 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 此时，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 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 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实际上，潘汉年本应先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但因自己已经写信要陈立夫派人到香港接洽，故只能暂住香港。  陶行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播汉年在香港期间，和各界人士广泛进行接触，先后会见了救国会成员陶行知、邹韬奋，国民党反蒋派李济深，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桂系在港代表王公度、刘仲容、黄皓明，还有旧的情报系统人员梅龚彬、胡南湖、钱铁如等。 潘汉年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宣传了共产党《八一宣言》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潘汉年还通过柯麟(中共地下党员、医生)约见了叶挺，他告诉叶挺说，中共将由推翻国民党统治，转变为联合国民党抗日，希望叶挺能够运用他在国民党军队将领中的影响，促进团结抗日的目标早日实现。 同时，还希望叶挺在反蒋的两广和其他地方实力派中，做一些工作，使他们能够同意联蒋抗日，叶挺完全赞成中共的政策主张，并愉快地接受了潘汉年的建议。 这是叶挺自从离开党的组织，在国外流亡多年回国后，在香港第一次同中共的重要干部面谈。 这次会面，对叶挺未来十年的人生旅程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认为:“正是有了这次会面,才有了后来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事情。” 自从潘汉年主动约见叶挺，把党的最新政策主张告诉他，并且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之后，叶挺心情舒畅,情绪很高，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 1937 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愿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春节后，他带全家从澳门迁到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在香港期间，潘汉年指定胡愈之负责联系救国会事宜，并通过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在海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早在1936 年 1月，胡愈之从香港到达法国巴黎时，就接到邹韬奋的电报，要他去帮助创办一份报纸。 胡愈之到达莫斯科后，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潘汉年。 潘汉年从胡愈之那儿还了解到，两广的国民党实力派正在策划反蒋，也想利用这张报纸。 针对这种情况，潘汉年告诉胡愈之，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报纸不能再搞反蒋宣传，他要胡愈之给邹韬奋回电，要他先不要出版这份报纸，等胡愈之回到香港后再“择吉开张”。 5 月初，潘汉年和胡愈之到达香港后，由胡愈之向邹韬奋介绍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告诉他，报纸的宣传也应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转变。  邹韬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贯彻了这一精神。 潘汉年还帮助救国会起草了一份在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文件。 1936 年 5 月 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由于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比较复杂，除了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外，还有一些是国民党的实力派，因此，救国会提出的口号、宣言都比较激烈，不利于争取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为此,潘汉年特意找邹韬奋、陶行之等做了说服工作，并叫胡愈之起草《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这样的文件，这个文件“基本上和《八一宣言》的调子相近，是站在中间派的立场写的”。 文件写成后，由邹韬奋、陶行知签名，再由邹韬奋亲自去上海找沈钧儒、章乃器签名。 沈钧儒在文件上签了名，但章乃器却嫌文件太右了，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修改后,章乃器也签了名。 陶行知在 1936 年 7 月的一首诗歌中这样写道:“大祸已临头,萁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接着，他又把文件起草及签名经过记述如下:“团结御侮文件，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经过修改，与邹韬奋先生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 这样，7 月 15 日，文件以公开信的形式在《生活日报》正式发表。 由于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主张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因而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 毛泽东也于 1936 年 8 月 10 日公开复函给救国会领导人，表示:“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们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这个重要文件的产生，主要是潘汉年努力的结果，正如章乃器后来回忆所说:“潘汉年代表党在我们面前出现，就负着纠正'全救’文件左偏的使命。” 7 月 7 日,潘汉年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 “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饭店一叙。兄黄毅。” “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饭店与张冲见了面。 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 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心情甚为迫切。 约 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 此时，由于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 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 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 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  曾养甫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 CC 派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 曾养甫在重申了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 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 考虑到潘汉年此次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先经西安，住七贤庄海伯特牙医生的住所，海伯特是与史沫特莱、宋庆龄有关系的外国革命者。 8 月 8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他向党中央递交了王明的信，报告了中共代表团派他回国的任务以及他同国民党方面初步接触的情况。 他还向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交代了共产国际所约的密码办法。张闻天同志的爱人刘英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 “他(指潘汉年)肩负秘密使命回来，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所以，小开来后，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窑洞里，用门板搭了一张铺，谈话方便。 小开一路上不知在哪里买了一件细线的针织套衫，蓝白相间的条子，嫌小，送给了我。在那时,可算是一件时髦衣服了。 闻天和小开彻夜长谈，主要是讨论怎样同国民党谈判，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问题。 从 1936 年起，国共双方在国内通过几条渠道进行秘密接触，这时已经秘密商谈合作的具体条件了。” 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内一直宣传“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但随着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急速上升和蒋介石对抗日态度逐渐发生的变化，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新的考虑。 潘汉年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南京方面的信息，这就促使中共中央必须作出决断。 在潘汉年到达保安后的第二天，即 8 月 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 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京政府真正抗日，我们就承认其统一指挥，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的名义，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会后，还为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政治局委员联合发电报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传达会议决定，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 8 月 25 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汇报完工作后，潘汉年来不及休息调整，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风尘仆仆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面，商谈加强双方合作与逼蒋抗日问题。 张学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张学良部逗留期间，潘汉年看到，张学良自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合作关系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为实现团结抗日作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潘汉年也觉察到，张学良在部队中，对联苏、联共问题依然讳莫如深，始终不敢公开宣传，害怕因此给蒋介石抓住把柄，造成祸患。 为了帮助张学良打消顾虑，潘汉年做了大量解释说服工作，并向张学良建议，要在部队中公开宣传联苏、联共主张。 因为联苏联共是政治主张,完全可以公开。需要保密的是政略和战略，以及与共产党交往的程度。 他还告诉张学良，可以利用蒋介石的言行和国民政府的举动，说明当局正在准备联苏、联共，甚至把南京方面派人找红军的事，都可以张扬出去，这一建议立即为张学良所接受。 8月底，张学良便开始找师长以上军官谈话，公开表明联苏、联共进行抗日的政治主张，受到东北军将领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帮助张学良做好这项工作，潘汉年还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派几名政治上强，并且能言善辩的干部到张学良部工作，充当张的代表，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联络，促使他们赞同联苏、联共的主张。 同时，再派几名有相当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张学良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收到明显的成效，张学良感到非常满意。 潘汉年在西安逗留的最后几天，几乎每天晚上都和张学良见面，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深入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张学良把收到的前线军事情报，也都交给潘汉年过目，可见其对潘的信任。 在交谈过程中，潘汉年还如实地向张说明了红军当前所面临经费、着装与给养方面的困难。 张学良听后，主动提出先拨款 5万元，并帮助红军做一批冬装，以尽朋友之谊。 8 月 26日,潘汉年接到毛泽东亲自打来的电报，指示他立即返回陕北，面告与国民党方面谈判联络的方针，并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和密码赴南京和国民党进行联络。 接电后，潘汉年立即着手作出发的准备，9 月初,潘汉年离开西安回陕北。 张学良对潘汉年的旅途安全极为关心，因为毛泽东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提出，希望潘假道肤施(即延安)返回，而当时肤施属杨虎城将军所属的十七路军管辖，为了保证潘汉年的安全，张学良特地关照潘汉年去找杨虎城，并在潘去拜访杨之前,先和杨打招呼，还假称潘汉年是张子华，以防暴露。 这份悉心的关照，充分体现出张学良对朋友的真诚，对潘汉年的看重。 9 月 15、16 日,潘汉年参加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刘英同志回忆道:“我印象中汉年同志在这次会上作了比较重要的发言、他是刚从共产国际那边来的,说话有影响。……其中谈到毛主席的一段,我觉得相当重要。 他批评四中全会以来对干部政策在几个问题上是犯了错误的。 他说:对自群众中产生出来的领袖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如朱德、毛泽东同志，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群众信服的领导。 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在国际都少有的。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应该赞助他们，他们的意见如果有某些不对的地方,应善意批评,不应借故攻击。汉年同志这一番话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当时，对拥护毛主席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9 月 24 日,潘汉年携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分别致宋庆龄和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的两封信，还有周恩来分别致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 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面，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 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潘汉年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回上海，与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进行谈判联络。但是，他没有直接去上海，而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途中先到西安,准备再次会见张学良，向张通报有关情况，并深人磋商一些军事、政治问题。 他此次赴西安，是与中共中央派往张学良部工作的红军代表团同行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叶剑英，随行的还有汪锋、边章伍、彭雪枫、刘克东，吴自立等人。 为了安全和保密的需要，他们根据每个人的身材、形象,分别化装成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士兵，名义上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同红军谈判的代表团路过西安，返回南京。 因为边章伍身体胖，便扮成代表团的团长，穿高级料子服，胸前佩带圆形蓝色徽章，还挂着勋标;潘汉年本属典型的知识分子，温文尔雅，故化装成秘书，穿一套黑西装，戴一顶礼帽，还夹着黑皮包，拄着洋拐杖;彭雪枫化装成副官，扎武装带;而叶剑英身着士兵服装，化装成地位低下的马夫。 他们化定装，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像“演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叶剑英严肃地说，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戏”一定要演好，如果露出马脚，可能有生命危险！ 他们先到达属红区与白区交界地的富县张村驿，住进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然后骑马到东北军的防地，由东北军的刘昆师长在事先约定的地方接应，再换乘汽车到西安，这时已经是 10 月 2日。 到达西安后，叶剑英和潘汉年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双方就如何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对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与张学良见面时，潘汉年还把随身带去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和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征求他的意见。 对前一个文件，张学良看后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提要求，蒋介石一时恐难接受，建议请中共中央写封信给他，提出以停止对红军的进攻作为国共和谈前提，然后，他再把这封信报告给蒋介石。 叶剑英、潘汉年立即把张学良的建议电告党中央，得到党中央的同意，于是产生了 10 月 5 日由毛泽东、周恩来署名致张学良的信，要求停战和谈，并转达给蒋介石。 对于后一个文件，张学良认为，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已成事实，因此不必再具形式签协议，免得被蒋介石抓住把柄。 叶剑英、潘汉年在与张学良会谈过程中，再次提出希望东北军在经济上向红军提供帮助，得到张学良的首肯，张表示，一定给红军拨款，再给红军做一部分棉衣，帮助解决红军面临的困难。 此外，潘汉年还向张学良说明，准备办个刊物，张随即资助了几百元开办费。 事后，他还进一步向刘鼎了解这份刊物的开办情况，关心是不是还有困难。 10 月 6 日,叶剑英、潘汉年和张学良举行最后一次会谈。10月 7 日，张学良便乘飞机离开西安,赴甘肃平凉检查部队工作。 当时，红军拟定了打击陇东中央军的通谓会战计划，张学良此行是要东北军各部守中立，配合红军行动。 潘汉年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对张学良做了工作，关心他的处境，而张学良热衷抗日，与中国共产党赤诚相见，紧密合作，对与他相处的共产党员既尊重又爱护。 直到他被囚于浙江奉化时,还对他的部下何柱国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吾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他以交了共产党这个朋友自豪，并要部属继续保持这一友谊，实在是难能可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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