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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郊外的列宁山下有一处名为新圣母公墓的地方，这里埋葬着一批名人，诸如果戈理、布尔加宁、屠格涅夫等，相比这些俄国历史名人经常被瞻仰和悼念，还有一个中国人的墓显得格外冷清，那便是王明。 遥远的俄罗斯，王明的墓葬前很少有人光顾，陪伴着他的也只有无尽寂寞。  王明带走了他的家庭从解放战争开始一直到之后去苏联养病，王明涉足的工作只是在法制方面了，搬去北京后，他住在一处四合院中，这里的院子总体来说还比较宽敞，环境也很好，聚集着王家不少成员。 1950年10月底，王明准备动身前往苏联，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也已打响，即便火车要经过可能被轰炸的地带，王明还是打算出发，他还留下了一首《值得冒险行》的五绝。  3年后，王明的病情好转后回国待了一段时间，可没过多久他的病再度复发了，因此便没有重新工作，后来国家的法制委员会被撤销，王明也就没有什么职务了。 由于急性胆囊炎来势汹汹，随后心脏病、肝炎也是持续发作，在王明养病期间，包括周总理、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干部也专程前来探望过，对于他医疗上的问题也予以全力解决。 王明再度向中央提出要去苏联治病，中央也同意了。  这次离开的时候，王明甚至都是被担架给抬走的，之后，他的秘书田书元还按照规定定期给他寄去钱、药、报刊等，而苏联政府也对王明给予了特别的关照，甚至，中国方面还派出了两位针灸医生赶赴苏联协助王明的治疗。 王明于北京的住处留下了4位老人，分别是王明的父亲、继母以及岳父母，那会王明和妻子孟庆树还领着共计六百多元的工资，国家还每个月都给四位老人额外提供50多元的补助费，已经相当不错了。 即便王明自身拖着病体，可他家人的日子依旧过得不错。  一直到王明去世，他都没有再返回过国内，他的孩子们也就一直待在苏联。 王丹丁作为王宁的儿子，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苏联。 他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毕业生，这所学校向来是为培养外交官而出名，放在苏联来看，王丹丁也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 最开始，王丹丁的工作也是按部就班，从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远东研究所，这是苏联科学院下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文化和问题的机构，王丹丁在这里这里工作了十几年，也算是将青春燃尽了。  可是，这项工作却并不能使得王丹丁感受到自我价值，他真正的梦想绝不是在一个研究所当中待一辈子。 下了一番决心后，王丹丁辞职了，随后就开了一家中国武术中心，就这样，“奇怪的画面”出现了。 1993年，莫斯科东南处一家训练场内有一群肌肉健硕的俄罗斯青年正在有板有眼地练习着太极剑，他们的师傅穿着一件传统大褂和一条宽松的裤子，看起来非常“正统”，这个人就是王丹丁。  可他一张口，却是一口流利的俄语，他还以俄语向学员们介绍着中国传统武术中的“精”、“气”、“神”。 王丹丁在莫斯科的家也是按照俄罗斯标准装修的，不过和其他俄罗斯家庭不同的是，王家四处都挂满了中国画与中国书，其中还有一张他与父母的合影，看起来就是很久之前的照片了。 对于弃文从武，王丹丁自己的解释是：“我办这个班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也不只是为了教一些皮毛，8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也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发现中国武术与道家哲学是紧密相连的，能以个人健身达到与世界的和谐，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估计在最初王丹丁也没能想到，他的武术中心办起来后就收获了不小的成效，武术班的成员还能经常去俄罗斯其他地方参加表演，不少报纸还会报道这些事情。 有些学生在练习武术的时候，也会自觉地去研究中国古代武术传统文化，有一次，王丹丁去参加一个学生的生日聚会，竟发现他们弄了个全素宴，平日里也都很少吃肉，几乎把生活习惯都给改了。 除了中国传统武术之外，王丹丁还在莫斯科涉及中医，并从事了中医推广和文化交流活动。  那会，王丹丁还向朋友介绍过自己的家庭情况：“姐姐王芳妮后来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哥哥王丹芝是一起来苏联的，嫂子也是俄罗斯人。” 一家子人中，也只有王丹丁自己没有结婚，早年间王明还在的时候，他们全家人都住在奢华的别墅当中，然而王明刚刚去世，他们所住的别墅就被莫斯科政府给收走了。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有点让王家人不知所措，可王丹丁可不是闲着的主。 他后来的那套房子还是过去找莫斯科市委“要”来的，之后他感觉到莫斯科的治安不太好，干脆就搬家去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在那里住了一个一居室的小房子，对他个人来说，这也是足够了。  即便在这套小房子里，王丹丁还经常和自己的学生载歌载舞，他虽然没有结婚，可日常的生活却并不寂寞，他很享受这种生活。 对于父亲，王丹丁其实谈得也比较少，孟庆树去世后，王家的孩子将他们葬在了一起，新圣母公墓中郁郁葱葱，几乎每个墓碑都各具特色，王明的墓只是一个半身雕像，外加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其他就没什么了。 每逢清明节，王丹丁都会孤身一人来到新圣母公墓献上一束鲜花，他也习惯了。  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十年，王丹丁也习惯了以“俄罗斯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 可他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形成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在大学毕业后也读了各种各样的书籍，不断思考，才和自己过去的世界观逐渐产生了变化。 他对于很多事情，也有着自己的见解，想到什么的时候，他也会直接说出来。  王丹丁的思考即便王丹丁终日都痴迷于研究中国武术及其内核思想，可只要谈起政治，他总会聊起很多。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关键的人物，王丹丁当初一家子人去苏联，那头也是由斯大林点头同意的，他提到斯大林的时候，也以苏联历史的视角吐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谈到毛主席时，王丹丁也表示：“毛主席是一位伟人，他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在王丹丁聊这些的90年代，俄罗斯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历史变化，那关系着俄罗斯国内的每一个人。 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推行了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各种西方经济、政治理论都涌入苏联，市场和民主的观念逐渐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很短时间内就结束了过去的体制。 可叶利钦政府的“休克疗法”还是造成了一些问题，政府丧失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居民的生活水平也直线下降，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在世界上的政治与经济地位都迅速衰落。 大规模的私有化成为叶利钦时代的标志，很多人都对叶利钦的改革道路提出了批评，认为叶利钦的步伐迈得太大，也出现了“寡头分家产”的事情。 这些社会的变化也与王丹丁息息相关，他谈到叶利钦以及当时的改革时，也不赞成这些激进的改革措施，并说：“这等于将俄罗斯投入了一场战争，并且战败了，这场战争的赢家实际上还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这么多年过去，王丹丁一直在俄罗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风火火，他其实也挺想找到机会回去看看。 1995年，《上海滩》杂志发表了一篇题名为《王明的儿子王丹丁》的文章，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很多熟悉历史的人也通过这篇文章了解到了王明后人在国外的生活状况。 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封署名为“陈维东”的人给文章作者写一封信，原来，这个陈维东竟然是王明的侄女。 陈维东也在信中提及了她们那一边的情况：王明的伯父与妹妹都在1994年去世了，几十年过去，这边的一家人对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非常思念，她自己正在上海的一家公司担任财务工作。 文章作者也约了陈维东在一家咖啡厅见了面，双方再度聊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原来，陈维东的父亲是王明的弟弟，早年间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从事起了文化教育工作，在王明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前，两家人都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孟公府，当时人们还说那是“王明大院”。 1956年，家人都看到王明是被担架抬出房子的，当时的王明确实病得不轻。 陈维东这一系的后人还有不少，她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这家子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人还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有了这位作者牵线搭桥，王丹丁与陈维东很快就联系上了。 1998年，王丹丁在随父离开北京后第一次踏上故土，这次他去看了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也见到了自己的堂兄妹。 中断了几十年的亲情第一次重新维系起来，一家人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去祭扫了爷爷的墓。 那位爷爷名为陈聘之，也是王丹丁比较尊重的人，那段历史，也是王家人的痛。 在战火纷飞的1946年，国民党48师逮捕了王丹丁的爷爷陈聘之以及姑姑陈觉民，陈聘之当时被关押在霍山县监狱，国民党还对他动了重刑。 陈觉民的丈夫算是当地的一个小地主，身上有些钱财，为了赎出家人，他变卖了几亩地，又找了远在南京的同乡花钱去疏通关系，好不容易才将被关押了一年多的老爷子给救了出来。 陈聘之在出狱后也以教书为业，他一共招来了19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也不收他们的学费，就像最为传统的师生关系那般，孩子们从家中带来各种各样的粮食给先生，先生教他们读书写字。 1950年，在湖北省当公安厅厅长的陈一新将陈聘之接到了北京，老爷子这才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那会的王明也将启程前往苏联了。 从时间线上来看，王丹丁与爷爷陈聘之是有联系的，他对于爷爷的故事自然是有所耳闻。 此外，这次王丹丁故土之行绝对没有白来，他所从事的工作本就和中国传统武术有关，趁着这次机会，他也受到了少林寺主持释永信的委托，成为了少林寺在俄罗斯的代表，在国内有了一些影响力，并和一些早期领导人的子女恢复了往来。 2000年，王丹丁再度踏上故土，这次他的时间比较充裕，先后去了天津、北京、广州、深圳、上海等多处，最后从北京返回了莫斯科。 这次他游览了浦东，感叹道：“上海是个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这里人的素质也是很高的，俄罗斯演员都说过这里的人穿着时尚、得体。” 当汽车穿梭在高架桥上时，王丹丁又发出了感叹：“莫斯科现在也在修建类似的高速干道了，围绕市区的道路已经有4个环了。” 在金茂大厦外，王丹丁还拍摄了几张照片留念。 介绍自己情况时，王丹丁说：“我那个武术中心还在办，现在的情况还可以，每期的学员还都有20多个。” 进入21世纪之后，有关王丹丁的消息又渐渐少了起来，后续的情况也都没有再惊动媒体，他的姐姐王芳妮已于1985年病逝，时年53岁，死后和孟庆树葬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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