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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大肆搜罗珍奇法帖，后来他在自己的卧室旁的西暖阁，专门设置了一间书屋，用来存放他认为最珍贵，水平最高的三件书法作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希堂”。 里面的三件作品分别是东晋王珣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后来这三件作品被并称为“三希帖”。
王羲之与王献之并称“二王”，他们的作品能入列我们并不奇怪，那这个王珣的《伯远帖》又凭什么能和“二王”的作品并列？ 明代书法宗师董其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然米南宫大令已罕，谓一纸可当右军五帖，况王珣书。”
意思是米芾和王献之的真迹就已经很少了，一件作品能顶王羲之五件，何况是王珣的书法。在董其昌眼中，一件《伯远帖》能顶王羲之五件作品。 董其昌会这样想并不奇怪，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子，也是“二王”书法的正统传人，而他的这件《伯远帖》是学界唯一认定的东晋名家书法真迹。
欣赏这件作品，我们要从时代背景上来看，魏晋书法之所以难以企及，有两个原因：一是魏晋时期各大书体驳杂发展，法度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第二点是在于纷乱的、玄学盛行时代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在书法作品中所展现的潇洒放达，是后世所不能企及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魏晋风度”。
东晋时王、谢两家士族不和，王珣身在其中，被掌权的谢安调出了京都，王珣心中闷闷不乐，于是便给堂兄王伯远写下了这件《伯远帖》。
《伯远帖》中的很多用笔，都与王羲之如出一辙。比如其中的“从”、“别”等字，没有起笔收笔，也没有映带，和王羲之《姨母帖》中的“摧”、“剥”等字是一样的。 其中的“永”字，和《兰亭序》比，潇洒清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伯远帖》的用笔、结字和“二王”是一脉相承的。
当代书法家张锡庚先生说：“王珣的《伯远帖》宗法'二王’而启示后人：既是一种纯真的晋韵，特别是它的线条松散而突出东晋士大夫的风度韵致和潇洒出尘的气息；又用笔随意而精到，情绪平和而淡远，间架动荡且飘然，瑰丽多姿，文采风流。”
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王羲之的作品，最早的也不过是唐代钩摹的，气韵不够通畅自然，而《伯远帖》作为魏晋书法的“活化石”，是我们研究“二王”笔法，感受书法中至高的魏晋风度不可被替代的作品。 作为唯一的东晋名家书法真迹，它的收藏价值也是其他作品所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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