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任乃强对康藏问题的研究深感兴趣，并且这已经成为了他致力的志向。尽管人在成都、重庆与江安几地流动、工作，但从未忘情于西康的一切事业。在重庆工作期间，多次受邀讲演，他都是在宣传川边的垦殖问题，激励广大青年人前往康藏工作。 此时的刘文辉，已经由曾经四川实力雄厚的最大军阀，垮杆成了最为可怜的小军阀。尽管实力明显消减，但在名义上他还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占据着西康和宁远的地盘。刘文辉已经穷困焦作，其军队已经不够一个师（约一万人），其部属下的文武官吏，不分大小，每人每月最多二十元军饷养家活口。尽管如此，任乃强仍然对刘文辉经营西康寄有很大希望。 任乃强初到江安不久时，刘文辉在雅安。据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要前往西藏，参加达赖十四世的坐床典礼，刘文辉想写一本《经边计划书》交与黄慕松，请他帮忙带回南京，向中央政府申请资金。但是，他和当时残剩下来的部属，无人了解川边真实情况，更完全写不出一套能够说动中央的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帮助刘文辉四处奔走的，只有他以前的无线电台台长姚仲良。 这位姚仲良，籍贯泸州叙永。任乃强当年到二十四军部时，他就是刘文辉军部的无线电台台长。曾与韩文畦一道，追随刘文辉在资阳、内江等地与李家钰、罗泽洲、杨森联军作战。任乃强知道他的存在，但二人并不相识。姚仲良和交通处的蓝尧衢、胡某（一名副处长）等存在过节，经常听到后二者在背后诋毁姚仲良，所以任乃强对姚仲良的印象并不好。 刘文辉和刘湘的二十一军作战，失败之后，他的文武僚属四下分散，随同刘文辉留在雅安的，只有原财务处长李光普（刘文辉的妻舅）、师长唐永晖、旅长余如海、参谋长张伯言、建省委员段升阶。为刘文辉在南京四处奔走的，则是姚仲良。 姚仲良在南京，向蒋介石等吹嘘刘文辉的政绩，重在交通和经济建设方面。但他拿不出有价值和效果的办法，所以寻求任乃强多次。任乃强就任建省委员职位前往西康地区工作后，二人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在成立西康省府之前，姚仲良还来过一次西康。之后，任乃强再也不知他的下落。 这次刘文辉相应递交的《经边计划书》无人能写，商议之后，打算再次请托任乃强，却不知道任乃强人在何处。 姚仲良通过多方探询，最后惊人把信给投到江安来了。姚仲良等先委托和任乃强比较接近的韩文畦给任乃强写信，说“刘自公（即刘文辉）已经决意专心经营西康了”。要任乃强帮助刘文辉，想一些治理和经营的办法。 韩文畦，生于1895年，卒于1983年，四川资阳人，在佛学、书法等方面有相当高的造诣，著名佛教居士、诗人、书法家。民国时期，先后担任二十四军政务委员会秘书、四川省民政厅科长等职。西康建省后，担任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先后创办了始阳师范学校、雅安工业职业学校。1943年，继任乃强之后，担任西康省通志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川西行署农林厅副厅长、绵阳专署副专员、四川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 在韩文畦给任乃强写信之后，跟着就是姚仲良来函，并附有刘文辉的亲笔信，要求任乃强帮忙代写“条陈经康大计”。此时，正值1934年3月。任乃强鼓起勇气，给刘文辉当了一次义务的免费秘书，一共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意见。 其一，改善交通。其二，整顿吏治。其三，精练防军。其四，同化边民。其五，开发利源。 上述五个方面的题目虽然十分简单，但在内容方面，却有很多十分独到的见解。连篇累牍，语言丰富，阐述详细，完全就是一册书。并且还写了一封亲笔信，规劝刘文辉，老老实实地专注于建设和治理西康。 任乃强给刘文辉的信件，有以下内容。 自公（即刘文辉）军长尊鉴： ……每欲条陈经边意见，藉伸芹曝，顾以鄙务纠缠，时不我许。前得文畦函，谈及我公近况，谓已决心跳出川局漩涡，一意经营边地。闻讯之下，不胜雀跃。正拟申笺有言，适仲良来函，责以陈献。 窃惟：川省以百万方里之地，容七千余万之人，天灾人祸蝉联二十余年，工农商业摧毁殆尽。犹复群雄割据，盗匪充斥，失业者遍于城野，流离者填溢道途。吃人活剧，迭有所闻；川边貌若荒凉，蕴蓄殊富，为舆论之所重视，而群雄之所不争。经营著绩，则名实俱归；观变乘时，则进退有据。此其地利优于腹地远矣……但患不能转念于基础事业之建设耳。我公既已弃川经边，是已洞照及此。此强所以私喜雀跃也。 窃以为，我公此时，宜裁并机关，紧缩部队，汰除冗员，撙节开支，确立预算，量入为出，减税轻赋，抚字边民，招商兴垦，开发产业，延致专家主持建设，巡行边地，以益聪明。然后对川中将领、南京要人，诚恳表达经边决心，去其猜防，获其同情。则可资人援助以振兴事业，减缩防军以专力夷务。 资不厚，而可以渐厚；力不大，而可以日增；根基固，而声誉驰也……将来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纵不然，亦可长保康、宁，分川而治。盛业重开，亦易事耳。如蒙下采一得，毅然行之，则识时之士方将争拊风云之不暇哉。 附拟《经边意见》，虽老生之常谈，实不易之步伐。 耿耿愚忱，伏维察照。 任乃强谨上，五月四日。 任乃强在信中所写“天灾人祸蝉联二十余年”，是指民国初期，四川动乱，形成军阀割据。大小军阀相互兼并，争夺地盘，战祸相结20多年，生民凋敝，给四川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损害。 信中所写“群雄之所不争”是指川边地区，自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尹昌衡西征之后，先后设四镇守使管理。1927年最后一任镇守使陈遐龄，不重边务，卷入川内军阀混战，被刘成勋战败。刘成勋接管川边，被任命为西康屯垦使，仍漠视边务，热衷内战，被刘文辉打败。刘文辉接管西康，任西康边防总指挥后，起初精力仍专注于川内，直到1930年被刘湘打败，退守雅安一隅后，才倾力经营西康。 任乃強的这一封信，深入分析当前形势，说长道短，规劝刘文辉，坚定经康的信心和决心。 这年5月（1934年5月），任乃强因为参加生产建设会议，前往成都。正好遇到入藏专使黄慕松率领大批人马，押运礼品，浩浩荡荡路过成都。刘文辉、姚仲良等，都留在雅安等待迎接。应《成都快报》的请求，任乃强写了一篇《西藏问题与黄专使》的论文刊发。 全文如下。 自民三'森姆拉会议’破裂，国人口中不道西藏问题者垂二十年。我中华民国继承满清胜朝之境土，除西藏问题未解决外，满、蒙、新疆诸边境初固无恙。今则外蒙附俄，满洲沦没，新疆割裂，内蒙与华北同登日伪刀俎之上，而沿海亦不安矣。国人痛定思痛，忽然觉悟过去漠视边篱之失策，而呶呶然于二十年不谈之西藏问题。嗟夫！国人亦可谓善能警觉矣。 西藏被中国放任，英人引诱已历二十余年，尚未换英国之旗帜，足证其向心力之坚强韧固，迥非满蒙可比。其所以未遽内附者，特缘中华未施拊循，远人末由自达耳。观于民九，朱绣以甘省小使入藏，而藏军停止内犯十稔；民十八，刘曼卿以女子入藏，而藏方代表旋亦入觐，足见赤子未泯孺慕之心，保傅实有拒人之色；怀柔失道，其曲在我，迫而亲英，未可责人。此次黄慕松专使以枢府要员、东方人望，代表国家，唁祭教皇，赏赐所需，传达四十余万。藏人当此，其心里之感激快慰，宜何如乎？以西藏为我数千年同教相携之藩属三百年培护嘘植之领土，声气隔阂仅二十年，一旦受此殊宠厚惠，激发情感，恢复旧谊，则西藏问题随黄专使此行获得解决，固贩夫走卒、妇人孺子所当测为必然者也。 虽然，余甚疑之。尝考经营藩属方式，有以武力征服者，有以和亲羁縻者，有以财币收买者，此中国历朝所常用，亦其所以常致失败者也。有操纵其经济以资控制者，有更易其信仰以资驾驭者，有因顺其语文习俗以诱致之者，有移民填实，以喧宾夺主者，此东西洋国所常用而未有失败者也。中华直接管理西藏二三百年中，未曾殖货移民，亦未曾深究其习俗、信仰、语言、文字，徒以脑满肠肥之颟顸员吏，挟朝廷暴力，深居高拱以鞭策之，一教一令，无不丧失藏人同情，于是有亲英之变，独立自治之声，争地争民之战。英人得因其隙而利诱之，遂使弃仇为友，言听计从。所谓西藏问题，症结在此。国人尚不觉悟更思根本救治之道，徒欲以口舌争回主权，此所以争之愈力而藏事愈不可为也。 人皆谓英人夺我西藏。试思：藏人对于同种、同教，相亲相附千余年之祖国，何以必欲脱离，何以反能亲彼异种，异教，素所仇视之英人乎？观英人如洛兹，荣赫朋，查理·贝尔，庆路易，柯尔斯，台克满等之于西藏，莫不先自精究其语文习俗，宗教与史地，故能识其性，得其情，言中其意，行契所欲，自然诱之就范，如影随形。就中，查理·贝尔尤为精绝。藏人于太平洋会议，竟宣言非查理贝尔出席者，藏人不愿赴会。此亦可见其致信之专，与能信之由矣。 ……吾人所望于黄专使者，不敢期此行遂能抚定西藏，但盼以此行增进华藏之好感。同时，以此行所见英人在藏得利之原因转告国人，促其猛省，而为培植研究西藏问题人才之计，则是彻底解决西藏问题之道，奠定于黄专使也。 论文完毕。 当时，西康有一个师长，名叫唐永晖，造了一个《建筑西康马路计划》。当时四川人所说的“马路”，是指通行汽车的公路，并不是指马匹通行的“马道”。他这个是神仙都想不出来的计划，根本不问四川与西康的马路如何修法，何时建筑，却要先把康定到关外各县的马路修造起来。他要想用这套计划去向南京当局要钱，可想而知，自然是半个钱也要不到的。 这年7月（1934年7月），姚仲良又把那套计划给任乃强寄到江安，要求我帮他进行修改。任乃强很不客气地回了一封。 信件是这样写的。 雅、炉（即雅安、康定）之间未有马路，此路孤悬，无所联络，虽有犹无，一也。西康经济落后，住民寥落，市场未兴，货品不流，牲畜低廉，运输费小，尚非行驶汽车之时，二也。康地一般高出海面三千公尺以上，距雪线近，每年冬令冻土数尺，路面恒被摧松，砌坎不能牢固，每年养路费与筑路费相当，三也。 愚见以为，改马路为车路，只以行驶华北大骡车为目的。照陕、甘、新疆旧式车道，修治坦途与缓坡，依式造车，利用康区固有牲畜拖运，以为因地制宜之计。 其利有五：除河谷须架桥外，坡陀因势，修路之功易就，一也。改驮运为车运，去旧习未远，民悦而易推行，二也。用此简便方法开辟川康间之车运较易，可为将来建筑汽车公路先驱，三也。康北草原北连俄洛接于夏河与兰州，此路可导致华北商货直运入康，四也。西康多横断深谷，目前建成汽车路网极难，若改为车路，则各县联络成网甚易。即使将来汽车公路修通，亦将赖此种车运与之衔接，始能使西康交通全面灵活，五也。 如其决建车路，则新路沿线每六七十里间，必须建设畜站，为调换役畜之所。俾牲畜有草料供应，迭互休息，增大运效。其详曾于《垦牧公司计划》言之。 果能车路修通，畜站完成，则关外交通已进于佳适境地。固不必即修成马路，致反凿枘不合也。 此信于9月14日发出。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雅安至康定的“马路”，即后来所称的“川康公路”，当时正勘测，1939年才开始修筑，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未修通，因工程受阻于二郎山天险。1950年，十八军进军西藏时才修通。所以，唐永晖师长提议修筑关外马路，被任乃強批评脱离当时实际，建议先修大车道，发展牧站联运，既以应当前交通亟需，亦为将来公路作先驱。其实，任乃强一贯力主西康建设交通第一，最早为西康建省规划了11条公路。 发起《西康垦牧公司宣言和计划书》，是任乃强和孔庆宗等一道，在二十四军“政治经济讨论委员会”时，邀集一些同事们共同写就的，将其印成书册，准备募股推行。由于川战爆发，刘文辉败走，没有顺利事事。现在，姚仲良给任乃强来信，说刘文辉军长认为此事该办，邀请任乃强前往主导办理。 孔庆宗，生于1895年，卒于1981年，字廷素，四川长寿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6年任中国驻比利时副领事，同时就读于布鲁塞尔大学，获政府经济学博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刘文辉聘为二十四军“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后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及驻藏办事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财经委员会计划研究室边疆组组长，四川省政协委员。撰有《《西藏概览》及多篇有关西藏史料的文章。 任乃强于11月26日回信。信件有如下一段核心内容。 刘自公素来留心军事，无意建设。况西康一部，又自有方面重臣，属意此否，无从探悉。似此大路椎轮，百年大业，千人举之尚难致功，一人挠之破坏有余。不慎于始事之初，将悔在噬脐之日。 在这封信中，任乃强约姚仲良，于旧历年底在成都见面，商谈此事。姚仲良回信，将时间订在腊月中旬。但到了腊月，任乃强因为有事，并未前往。 这件事情，竟然被拖延到了第二年的阳历七月。任乃强到成都，为教育厅接收农学院时，与刘文辉、姚仲良都成功见面。刘文辉苦苦要求任乃强回去帮忙，安排姚仲良过来，和任乃强商谈了两天。 任乃强说：“刘自公当前立脚还未稳。此时决非谈举办垦牧公司的时间。” 姚仲良提出，任乃强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县，将其作为“实验县”，将该县的民、财、教、建、保安等权力完全划归县府，由任乃强去办。或者给任乃强安排一个专员（行政督察区专员）职位，方便操作。 任乃强说：“我素性不喜人事周旋，断不胜任行政工作。只搞经济建设和生产教育这一套，现在西康用不着。” 姚仲良说：“西康已经成立建省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指定刘自公组织的。经费由中央补助。现在委员名额已满了。但张铮快要死了。刘自公决心把你补上。这是不亲行政、专搞计划的闲职，薪水很高，你愿干不？” 任乃强只好说：“将来再说罢。” 后来，刘文辉、姚仲良二人再次要求任乃强再为他写一篇《经边大计》，他计划在前往峨眉山受训时，面呈蒋介石委员长。并提出这篇材料的重要性“能否稳定康局，在此一举”。这样的要求，任乃强欣然接受。当天就在成都客寓写了一篇给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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