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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北京，下广州。在广州只是一个“官”（1949年3月—1954年3月） 60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准备南下 我本人是宣传部的编制，但胡乔木叫我跟新华社进北京。进北京是三月二十五或二十六号晚上九点过，坐着卡车上的香山。毛主席他们是头天到的，也住香山。当时党中央在香山，组织部、统战部等在城里。毛主席住香山，新华社一定在他旁边。中宣部本部也在香山。毛的枪杆子均在千里之外，笔杆子只能在身边。 在北京香山住的两三个月，相当苦，比延安苦得多。因为刚进北京，粮食不够，要从东北调高粱米来。在北京什么也没有吃过，北京小吃、水果都没有吃过，一分钱没有。像我们这样下层的工作人员，也不参加其他社会活动。至于工作，我不忙，大家都不忙。有一天我去了一次颐和园，二十几个人坐卡车去的。当时颐和园没有开，里边是空的，没有游人，遇到谢觉哉夫妇。 在香山时，已经知道要南下了。这时，我请苏联医生米大夫给我看关节炎。他是给中央看病的，香山的人比西柏坡少得多，所以我能找他看病，当时有翻译。在小新华社时，我的关节炎严重了，要拄棍子。米大夫说，关节炎是世界性的毛病，很难治。有一种治疗方法，在海边用热沙敷。沿海有些地方解放了，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可以去治疗。 我找到当时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那个时候见杨尚昆不难。我说青岛解放了，交通也通了，我到青岛去治疗一段时间，不然南下也不方便。杨尚昆知道我要南下，因为上面对各个干部的调配，是要开会讨论的。他同意了。 当时康生在山东济南，他跟我们几个青年人的关系不错，跟于光远更谈得来。我六月底去青岛，经过济南市去看望康生，很顺利到了青岛。在海边用热沙埋腿，没有什么大效果。有一天，接到电报，叫我回北京。 我回北京，不回香山了，中宣部在西四大院胡同有个城里的办事处，正筹备成立宣传部。我到中宣部去，他们说，考虑到你的关节炎严重，已经决定你南下，到广东。你去找中央组织部报到，他们会告诉你一切。 我到中组部报到，一个副部长接见，说，上面决定你南下，行不行？我说，南下是我的要求。他说，现在就是派你到广东，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你去找第二书记张云逸，他还在北京。 我说，这职务我不行。我要求的是去做一个县属区委书记。这位副部长说，行不行，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过去了。你去找张云逸报到。以后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只能向他提出。 张云逸是十个大将之一，是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叶剑英。方方是第三书记。 我找到张云逸。他说，上面决定你做这个工作。整个华南的干部，全部是从东北调去的。从北京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张云天，做华南财经委副主任，兼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银行的行长。主任是个长征干部。这次干部的配备，中央要东北负责全套。北京去个别人。 他说，你一个人怎么走？你最好跟张云天一路。张云天可能还带几个专家去。张云天当时任北京市人民银行行长。 我很高兴，我在延安时曾跟张云天住一个窑洞。我说，我跟张云天太熟悉了。 过了几天，我到西交民巷去见张云天。他说，我去，我要带几个银行专家，我也不懂呀，你我都是搞政治的。 61 叶帅、方方谈话，改任《南方日报》总编辑。领导看来很满意 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初，最热的时候，我跟着张云天的小队伍走。除了他，还有四五个人。我们的目的地是江西赣州。当时只有这样走，坐火车先到上海，由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再走浙赣铁路，到江西南昌，最后坐汽车到赣州。这一带都解放了。经过上海、杭州，热死人。 上海是五月底解放的。到上海，住在外滩中国银行十四楼临时招待所，睡在地板草席上。往来的人，都住在那里，每天发一点钱，可以在路边买面、买包子吃。我们等了两三天，坐火车到了杭州。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的木建筑，面对西湖。 住了几天，我问，西湖在哪里？他们说这就是西湖呀！我说，这算什么西湖！西湖边上有洗衣服的，洗碗的，乱七八糟的，把西湖破坏了。当时的情况很不好，很乱很脏。住在西湖边，还问西湖在哪里，可见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的十几年，西湖已经破烂不堪了。 在杭州坐火车，直通南昌。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没有客车，我们坐的是闷罐车。七月份，从杭州到南昌，苦呀，这个闷罐车又热，蚊子又多，真是难过。 浙江西部，还有江西一些地方的庄稼、树林，是比北方好一点，但是，群众穿的衣服非常破烂。这么富的省，衣服还是那么破烂呵。浙江、江西田里，妇女很多，穿的是黑衣服，破破烂烂的。当时感觉到南方好、生活高的还是城市，到了农村，农民还是非常苦，苦得不行。在浙江看见农村男人的服装还是三十年前阿Q时代的服装，一点未变。 到南昌坐汽车。当时是私营汽车，没有汽油，是木炭汽车。汽车背后背一个大铁罐。我们从南昌坐这种汽车到了赣州。 到赣州后，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住在赣州周围的乡村。当时正值暑期，小学、中学、师范，都住满了南下的人。叶帅、方方他们也住在村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在赣州农村知道的。 一天晚饭后，叶帅、方方派人来叫我去。他们很和气，问我，中央派你来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吧？ 在这样的环境，他们这样问，我知道有可能情况有改变。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南下干部，一切是到这里来听分配的。我说，我多年来要求做个区委书记，我参加过几年的农村调查、土改，我愿意做区委书记。 我知道，县委书记的目标太大，区委书记的目标小，但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区委书记做决定。一般开会，是县委书记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夹在当中，看起来不重要，我所了解到的，县委并不能真正指挥到各个乡，区委书记实际在指挥工作，好锻炼人。 他们说，上面叫你来，不是叫你做这个工作的，是叫你做宣传部副部长的。但是现在跟你商量，准备把你的工作改动一下。 我说，我就是一个南下干部，一切听分配。 叶帅毕竟是第一书记，不大出面讲。方方说，华南老干部多得很，你知道一进城，报纸的宣传工作很难抓。现在找抓报纸的人，比宣传部长重要。你是知道的，毛主席近两年有规定，一个省委的报纸，大样要给第一书记看，要第一书记签字后才能付印。 毛主席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原因是土地改革时，有些报纸搞极“左”号召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毛便做了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非常严格，但第一书记半夜三更起来签字，实际上办不到。任何第一书记都不可能执行。 他们非常客气，说，你去，我们比较放心，你是老延安，延安这一套你清楚。他们都是香港回来的，虽然都是老同志，他们不习惯照根据地办法办。你去，你签字就行了，不用送来再签字。你知道的，要第一书记签字，我们半夜看了，白天怎么工作？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你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原定总编辑刘思慕，中央决定要调他到上海去，我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现在要你去。 刘思慕是一九二几年入党的老干部，跟廖承志是同学。早在我南下前，《南方日报》的干部配备电报，胡乔木已经给我看过了。哪个是社长，哪个是总编辑，我都知道。 我说，我当然服从分配。内心也是如此的。 名义上，《南方日报》的总编辑，比原来确定的宣传部副部长，“官位”大概要差一些。我答应得如此顺利，两个老前辈当然高兴。 在赣州住下后，文教干部、财经干部、组织干部等分开走，坐着租来的木炭车向广东进发。张云天是跟财经系统的在一起，我跟新华社及做报纸的人在一起。张云天坐的卡车比我们的先开一个多小时，大概在赣州之南不远的一个县，经过一个群山时，路不好，他们的车翻了，车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死了。带着我走的张云天，自己牺牲了。和平进军时，牺牲的人还是比较多。当时我很难受，非常难受，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车子还是在继续开，因为要接管广州。 62 代表叶剑英签报纸大样 广州解放三四天后，我们才进去。我们坐的是卡车，比大部队快。大部队是走路，我们进去时大部队还没有进广州。国民党撤退时，把珠江大桥炸毁了，其他的破坏不太大。我们两三个连从北面插进，没有打什么仗。南下干部住在几家旅馆。我们住在其中一家。事先地下党把一些大酒店都租下来，全部住南下来的干部。但吃饭要到街边小摊吃，广东小摊的东西比什么地方的都好吃。 这个时候，广州流氓地痞特别多，还有“大天二”（土匪）。解放军进广东前两三天，城里空的，大天二到处接管，竟然敢去接管中山大学。后来成立军管会，开招待会，把这些人请来，全部抓了。 进广州几天后，香港《华商报》的大批干部才回来。香港《华商报》是我们办的报，《南方日报》就是依靠香港《华商报》的班子来办。当时社长叫饶彰风，是个老同志，挂名社长；副社长叫杨奇，比我年轻几岁，带了百把个人，不光编辑，连印刷工人都带回来了。 停办《华商报》的决定不知是谁做的，是个很错误的决定。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对共产党的舆论机关卡得很紧，减少一个后，绝对不让你再办。所以，我们自己把这个影响最大的宣传阵地无条件放弃了。《华商报》分一些人到《南方日报》是可以的，还可以调一些人去香港，这样就可以把影响巨大的《华商报》在香港留下来。 我任总编辑，但我不懂行，报馆这一行，全不懂。我能起什么作用？看看版面，看看一些文章，一些消息，任何作用也不能起。杨奇是个非常好的久经锻炼的老同志，打游击出身的，能干得不得了，一个人管很多事情。首先接管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当时这个报纸只有排字工人，编辑部的人都走光了。开始一两个晚上，我只看看报上的东西，签字付印。 香港回来的同志弄不清楚解放区这一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的好处是少麻烦上级，承担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吧。 《南方日报》创刊不多天，香港来了一个参观团，是左派人士组织的，叫“香港侨胞回国参观团”。我一看，吓了一跳。把香港人叫侨胞，把香港人回到大陆，叫回国。香港不是中国的地方吗，怎么成了“侨胞”呢？怎么能叫“回国”呢？我说，只能写“香港同胞回穗参观团”。因为这些活动都是我们统战部组织的，我说要跟统战部打电话，明天我们的报纸不能用这个名称，征求他们的意见，请求他们改名称。 当时广州还有其他一些报纸没有停，就是态度还比较好的，一些民主人士掌握的。我说，要紧急通知这些报纸，还有新华社、广播电台。所有这些，要在半小时内办妥。我说绝对不会错，我负全责，中央不会责备的。像这种问题，我体会得出中央素来的态度。 我去，一个好处就是能处理这类小问题。我再举个例子。 十一二月，财经困难，上面决定腊月不发双薪。当时，按照历史上多年惯例，要过年了，腊月是要发双薪的，全国大体如此。我说，明天这消息登出去，那不闹起来吗？ 这样的事，我们这些“老油子”就知道，事先要有舆论准备，他们财经机关不管闹不闹事，就一个通知了事。我立刻写社论：《同甘共苦，渡过艰难》。我们做宣传的人，就是干这种事的。有时锦上添花，有时雪中送炭。可现在的媒体只做前者，不做后者了。 我的好处，临时可以决定，临时可以写。同是南下的原延安《解放日报》的同志有些犹豫。我说不要请示了，这样只登消息，是要闹翻（出事）的。我说了一大堆道理，就是上述的社论。过了若干天后，我去参加分局的扩大会议，列席会议的有些同志说，我们就是根据你们的社论去做解释工作的。不然的话，突然来一个通知，真是不好办呀。 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任务就是补这些漏洞。另外，我对此也有把握，不会错，我自己就可以负责。 但是，不到两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上面似乎又在强调，报纸大样要第一书记签字。这个怎么能办得到呢？叶帅就把签字权委托给华南分局常委、十五兵团政治部主任、挂名宣传部长肖向荣。肖向荣只是挂名，宣传部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哩。肖向荣很有名，是长征时的年轻干部。肖向荣会半夜三更起来签字吗？ 于是，又耍个花样，把我调到他的政治部，因为《南方日报》离兵团政治部很远。我住在那里，上宾招待，半夜后代表他签字，《南方日报》换个总编辑上班。这样转了几个弯，我代表肖向荣签字，肖向荣又代表叶帅、方方签字，完全是形式。 这样搞了一个多月，上面突然宣布，我是华南分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的社长。这样，我又回到《南方日报》，签字的任务就正式交给我了。其实按毛主席的规定，我根本不够格。我估计，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实行上面的这个规定，自然各有对策。 一九五二年后，大概五六月，到一九五三年的六月，有十来个月的时间，我离开报馆，到宣传部去当“坐堂医生”，原来的坐堂副部长，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李凡夫，调工作了，挂名部长肖向荣一九五〇年就到北京了，所以就没有部长。我的前一任“坐堂医生”调到哪里去了，当时不清楚。“文革”时听说在安徽，做省委文教书记，被斗得很厉害。 这时，陶铸调的李心清来了，李是我马列学院的老同学，他正式任宣传部长，但是李心清跟陶铸他们住在广东的东山，距我们比较远，相距十来里路，李心清不来上班，他在那边参与机要。当时，叶帅、方方已经调走，新的三个核心人物是陶铸、赵子阳、李心清。李心清抓大学教授的思想改造。我的天老爷，这件事，够要命的了，广东那么多大学，一个个教授要过关，忙死人。别的事，他就不大管了。 我在广东待了四整年，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干，成了华南的一个典型的文化官僚。什么文化官僚的名字，都放在我的身上。我兼了一些什么工作呢？华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但我没有去过。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还兼广东教育厅厅长，正式的，报纸上都登了，是陶铸定的。教育厅我去过。还兼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等等，会长都是领导人，叶帅、方方挂名，他们哪里管这些。我这个副会长也不管什么，这些会址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总干事就完全够了，只是开招待会之类要我出席。 所以我在那里成了宣传界一个典型的官僚。关键是叶帅他们相信老解放区的延安干部，认为是最可靠的，认为延安干部是最忠实于党中央、最忠实于毛主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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