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馆藏文物欣赏（上篇）

兰州家长 2023-06-15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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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物院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浣花溪历史文化风景区， 2012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现有院藏文物26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5万余件。常设展览有：张大千书画馆、巴蜀青铜馆、万佛寺石刻馆、汉代陶石艺术馆、陶瓷馆、书画馆、四川民族文物馆、藏传佛教文物馆、共和之光、工艺美术馆。

新石器时期人面型玉佩

1959年，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在巫山大溪进行考古发掘，在一座儿童墓葬中发现了这件人面形玉佩。玉佩只有鸡蛋般大小，却是国家一级文物。长6厘米，宽3.6厘米，厚1.6厘米，呈黑色椭圆形，两面中部各刻有一个凸出的人面形纹饰，顶端有两个穿孔，在人面周围，还可以看到一些略显凌乱的刻划纹。

有研究人员还认为玉面周边那些凌乱的刻划纹，表现的估计是古人的胡须。因为在五六千年以前，不可能有今天的刮胡刀这样锋利的工具，把胡须处理干净，所以这件玉佩表现的应该是一名男性。至于玉面的功能，有专家推测它可能是原始的玩具，也有专家认为它是一件类似护身符性质的器物。

新石器时期中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彩陶瓶

彩陶瓶为国家一级文物，高17.7厘米，口径6.2厘米，底径8.3厘米，1975年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瓶泥质红陶，形似竹筒状，腰部略内弧收。卷沿唇口，平底。器表施有一层红陶衣，器身上部彩绘黑彩平行纹和绳索纹，图案简单而明了。该器物是大溪文化的代表，揭示了长江流域丰富多彩的彩陶文化。

新石器时期中期红陶罐

商牧正父己铜觯（zhì）

牧正父己铜觯（zhì）1959年四川省成都市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此觯制作精美，从形制、花纹以及铭文款式而论，可能为商末殷人的家族之器，被专家们认为极可能是古蜀人参与周武王伐纣时的战利品或周王颁赐的掳获物，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交融于此地的证明。此器长口径11.7厘米，短口径9.9厘米，高15.8厘米，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颈、腹、上圈足处各饰一周变体夔纹带。内底有铭文“牧正父己”四字。

西周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

1959年与1980年，四川彭州竹庄先后发现了两处青铜器窖藏，出土器物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罍、解等酒器。这件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便是1980年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容器之一。罍是古代的盛酒器。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时期。这件器物出现在蜀文化的腹地，却并非蜀文化自身创造或吸收周文化后创造的冶铸品，而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蜀文化在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文化交融事件。据《尚书·牧誓》记载，在武王灭商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古蜀之师追随周人，参与了灭商的战争。竹庄两处窖藏存有中原风格青铜容器的现象，反映了蜀人征战凯旋，班师回朝携带战利品或军功品的历史。

此器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盔形盖（因盖子像古代士兵的头盔而得名），盖四周饰四鸟形突棱，中饰夔龙，突棱恰成夔鼻。

铜壘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铸一立体象首。

自颈部至圈足，由四道高耸的扉棱将器体分为四等份，其间分别铸四组相同的纹饰。

每组纹饰分上、中、下三段：肩上中间为一蟠龙，两边间以夔纹（夔为一种变形的小龙）；腹部为浓眉大眼的夔龙、张口蜷身，独足四趾；腹下饰牛纹一周。三段皆以云雷纹为地。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壘的器盖和器腹最显著位置上都装饰有涡龙纹，这种龙纹形似蜗牛，短暂的流行于西周早期。

此罍通体碧绿晶莹，似有古玉的光泽，造型宏大，纹饰美观，构图精巧，其造型、纹饰和铸造技术综合了绘画、雕塑、造型艺术和工艺美术于一体，带有民族原生时代的强悍、粗犷和勃勃生机，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难得的精品，国宝级文物。

西周羊首六涡纹铜罍

西周蟠龙盖兽面纹铜罍

此器1959年在四川省彭县竹瓦街出土，通高44.5厘米。盖子上铸造有立体蟠龙，前足蹲踞，四周饶三长尾夔龙纹盘绕。

器身侈口短颈，圆肩，敛腹，高圈足，肩部及两侧附兽首环耳，上腹饰对变形卷体夔纹，突目，利爪，尖齿。

下腹饰兽面纹，近底处及圈足饰夔纹，又附牛首形象鼻，通体以雷纹衬地。

西周羊首六涡纹铜罍

战国错金银水陆攻战纹铜壶

嵌错工艺，又称错金银，是古代特有的一种金属表面装饰工艺，其具体做法是：先在器物表面刻出凹槽，将金银丝嵌入其中，捶打压牢，再用错石磨平、擦亮，构成各种花纹、图像、文字。

错金银水陆攻战纹铜壶即是一件酒器，也可以装水。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出土，壶口径13.2厘米，高40.3厘米，侈口，溜肩，鼓腹、圈足。有盖，盖面微拱，有三鸭形钮，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如果把这个盖子翻转过来，铜壶的盖子上有三只小鸭子形状的钮就变成了盘子的支架，盖面上可以盛放一些食物。

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

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

第一层左边部分为射箭的场面，

第一个人正在号召口令，第二人已经射击完毕放下弓箭，第三人正在拉弓瞄准，后面的人依次排队射击，由于弓箭在狩猎和战争中都有重要作用，所以孔子将“射”列为教授弟子的六门必修课（时称“六艺”）之一，“射”成为当年贵族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

右侧是一组采桑的画面，两棵茁壮的桑树上挂着篮筐，有人忙着采摘桑叶，有人接应传送。树下有一个形体较高大的人，扭腰侧胯、高扬双臂，跳起豪放的劳动舞，旁边两个采桑女，面向舞者击掌伴奏。

追溯中国养蚕、丝织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正是丝织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该种社会背景，使采桑成为铜器上的一个重要图案。据统计，在已发现的青铜器中，有采桑图案的多达五件。

第二层左边是个盛大的宴飨场景。坐在厅堂地上的就是举行这次宴席的主人，他身边还站着一位手持铜戈的护卫人员，而被宴请的宾客则站起身来，手端酒杯，向主人敬酒。该种场合是一定不能缺少歌舞的，时称“钟鸣鼎食”。

图中参与演出的人员远远多于参加宴饮的人数，他们敲编钟、击编磬，个个体态轻盈婉约，似是边敲击边起舞。门柱旁还立有一只建鼓，有两人正在建鼓的两面进行击打。建鼓旁边的几位舞者，一手上扬，一手拿着兵器作为舞具，相对“文舞”而言，是“武舞”。

右边是弋射和练习射靶的场景。

右侧的猎射场景描绘了几个人正等待射靶时，天上飞来一群大鸟，引得他们兴起，拉弓向大鸟射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中了箭的大鸟身上分明有根长长的绳索，是因为射箭的人还要把射出的箭收回来，便用生丝线系在了箭杆的尾端，古时将箭杆上的生线叫“缴”。

第三层是整个壶身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描绘的是战国时期水陆攻战的场景。

他们手里拿着戈、矛、剑等各种兵器奋力厮杀，有的正敲击钲、鼓指挥军队。右边是水战，左边是攻城战。人们手持长戈、长矛，船头两人正在奋力厮杀，整个战争场面十分激烈。

先看水战，两条对攻的双层战船上飘扬着战旗，左船的战旗是用织物制成，旗上的圆点表示着最高指挥官的级别；右船的战旗用鸟羽修剪、编缀而成，称为旌旗。上层的兵士正在厮杀，手持有长兵器的或刺或钩，持短兵器的近体肉搏，右船有泅水的战士，伺机破坏敌船或登敌船格斗，夺取敌船。左船尾部则有人擂鼓助战。水军是中国春秋末期才形成的新军种，且出现在傍海临江的地区，在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军物品，因此，该组水战的图像更显珍贵。

陆战中主要表现的是攻城的场景。攻城的战斗简直有些惊心动魄，图中的横线代表城墙，斜线代表云梯。当时由于兼并战争比较频繁，促使攻城和守城的战术、技术、兵器都得以长足发展。从图中看去，守城的一方有弓箭、礌石、长戈、短剑等。攻城的一方有云梯、长矛、长戈、短剑。攻的一方处于下风，有的已身首异处，有的从云梯上摔了下来。

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该壶通体遍布图案，内容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2300多年前战国时期巴蜀大地上生产、生活、军事、礼俗的多个生活场面。

此壶嵌错精致、工艺高超、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整个壶身仅有40厘米高，却刻有两百多不同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中国战国时代社会生活的许多侧面，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战国时期带盖蟠虺铜浴缶

缶( fǒu) 为盛水容器，亦可盛酒。此缶为直口，宽肩，鼓腹，下腹内收为矮圈足。肩腹间对称象鼻双耳，耳系一链双环。肩上刻有巴蜀图语。盖上有四圆圈凸起，并有一圆钮。国家一级文物。

战国时期虎钮錞于

战国虎钮錞于出土于1972年四川省涪陵县小田溪2号墓，通高47厘米，底径19厘米。虎钮錞于是巴属文化中最具特征的一种青铜打击乐器，常和钲鼓之类的乐器一起用于战争和祭祀。盛行于春秋战国和汉代，以吴、楚地区出土较多。器为椭圆筒形，顶部成盘形，翻唇，钮为一张口龇牙翘尾欲扑的猛虎，极为生动。虎身饰卷云纹。巴蜀青铜器多有虎纹，錞于则具虎钮，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巴族以白虎为图腾的传说有关。

战国烫银青铜戈

铜戈是巴蜀青铜兵器中出现最早，流行范围最广，流行时间最长的兵器。从商周时期流行的三角形直内戈，到战国时期的中胡戈，各种形制的铜戈在新都的马家墓内组合完整。折腰圆刃式钺、长骹铜矛是巴蜀地区流行的式样；观虎斑纹戈，则可见到相当高的铜器表面处理水平。展陈的青铜兵器，历经二千多年仍熠熠闪光，不得不令我们惊叹不已。

战国虎纹铜戈

虎纹铜戈出土于1972年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独柏树。

此戈长25.2厘米，宽13.6厘米，高2.4厘米，长援中胡，长方形内。近栏处有三穿。援后部至内两面饰半浮雕虎头，张口吐舌，口中一穿；虎身阴刻，延于内上，内中一穿。戈的一面浮铸一椎髻、腰悬宝刀之人，另一面阴刻巴蜀文图语，援脊下两面均饰滴水纹。此戈既有挽“椎髻”的蜀人形象，又有属于巴人图腾的虎纹，足可证明战国时期巴人和蜀人在文化上已经相互融合，是我国古代巴蜀文化的一件艺术珍品。

战国时期带鞘铜双剑

战国时期铜胄顶

铜胄是古代战士作战时所戴的用以保护头部的“盔”。此铜胄顶为“盔”的顶端，上部有四个小方孔，下沿有八个方形小孔。

战国铜俎

铜俎为古代祭祀时盛放牛羊的礼器，其使用介于镬鼎、升鼎和豆之间，是承载、切割肉食的器具，一般应是每鼎配一俎。

战国陶虎

灰陶，捏塑，眼部凸出，嘴张开，似吼状，周身横条纹饰，系刻划。

战国蜻蜓眼琉璃珠

蜻蜓眼是古代一种饰物的俗称。为玻璃制成，玻璃又称琉璃，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人造玻璃首次出现于西亚及埃及，最早的用途是制造珠饰，先是出现单色玻璃，一千年后又出现彩色玻璃。公元前十五世纪玻璃珠上开始有彩斑条纹或点状图案。公元前十世纪，在玻璃珠母体上镶同心圆，制造出“眼睛”效果的镶嵌玻璃经终于在地中海沿岸出现。

“眼睛”文化据说发源于西亚或印度，当时人民相信眼睛有避邪功能的这种信仰，多盛形于从事畜牧的草原民族，在游牧民族迁徙的路途中，身上佩戴这种镶嵌玻璃珠，一方面可以避邪，一方面随时都有可能用来交换所需之物。

战国时候有一个关于“随侯珠”的故事流传甚广。传说，某日，随县的曾侯行至溠水河边的一个土丘，看到一条灵蛇受伤，觉得它很可怜，就命人用草药封住其伤口，医治它的伤。随后，在一个月圆之夜，这条灵蛇口衔明珠献予曾侯。人们就把这些珠饰称为“随侯珠”。在历史上，“随侯珠”的确存在。1978年，在湖北曾侯乙墓(又称随侯墓)中，出土了173颗带有蜻蜓眼纹路的古玻璃珠，做工精美绝伦，堪称古玻璃珠饰中的佳品。战国语汇中还有一个“随珠和璧”的说法，把“随侯珠”与和氏璧摆在并驾齐驱的位置上，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证明，当时古玻璃珠饰价值连城。

唐代玉觿(xī)

玉觿为角形玉器，造型源于兽牙。原始社会有佩戴兽牙的习俗，后来以玉仿之，遂有玉觿之形。商代之前是人们用于解系绳结的工具。佩戴装饰的玉觿于商代流行，其后历西周、春秋战国，至汉而不衰。

唐观音菩萨头造像

观音菩萨头像是1954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的文物，头像高41厘米，红砂石质，立体圆雕。观音菩萨头像头梳高髻留海两分，戴花蔓式宝冠，宝冠由左、中、右三个“卷云捧月”式圆形宝饰组成，正面宝饰上忍冬草纹中镌刻一阿弥陀佛像。

宝冠及头发刻画相当写实亦非常精美，用刻线将露在外面的头发规律地表现出来，宝冠上的枝蔓纵横，形式感非常强。

头像面庞稍长，面相饱满，眉弓高且细长，细长的双眉似弯月，双眼丹凤而微合似在静思，眉目疏朗，眉眼间流露智慧和善良，鼻梁细高直通额际，鼻翼圆润，上嘴唇略厚于下嘴唇且微微上翘，其俊秀丰润的脸宠和含蓄、安详的神情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容貌典雅秀美，慈祥端庄，充分体现出唐代佛像的特征。

此头像塑造手法洗练而且细腻，充满风采别致的理想美，被称为“东方美神”，曾被《文物》杂志选为封面像，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人们对它的精美绝伦叹赏不已，是万佛寺造像艺术中大唐风范的代表作。

万佛寺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门外通锦桥西，从清光绪八年（1882）以来，先后五次出土大批石刻造像，约200余件，其中有两次出土的造像大多为四川博物院收藏，内容有佛像、菩萨像、造像碑、造像龛、佛头像、菩萨头像、伎乐像和各种建筑构件等，其中大量精美的唐代菩萨像的出现，说明了观世音信仰在万佛寺石刻造像占有特殊的地位。

唐 '石涧敲冰'七弦琴

'石涧敲冰'七弦琴通长122.7厘米，额宽17.5厘米，肩宽15厘米。该琴为神农式，琴面桐底梓，黑间红漆，鹿角霜灰胎，通体有蛇腹断纹和少许梅花圈纹。

琴面张弦七根，嵌圆形螺钿十三徽。项中呈弧状尖凸，凸起较小，凸起的位置在一徽附近，岳山和承露长与边齐，肩在三徽附近，腰中在九徽偏下，足在腰中位置，

底面首部阴刻行草“石涧敲冰”四字，龙池下腹部刻有篆书“玉泉”方印一枚。此琴形制浑厚古朴，声音纯正圆润，有典型的唐琴风韵，是研究唐琴的重要史料。

古琴，古称“琴”，因缚弦七条，习称“七弦琴”。史迹中因其创製、用材及典故等，还有“瑶琴”、“雅琴”、“舜琴”、“绿绮”、“丝桐”、“焦桐”等别名。古琴位列中国传统文化四艺（琴棋书画）之首，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代表了古典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

目前海内外存世的唐琴不过二十余张，'石涧敲冰'七弦琴是1951年由一位叫蓝敬礼的藏家出售给博物馆的。此前“石涧敲冰”一直被认为是一张北宋古琴，1996年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将其定为一级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古琴研究专家郑瑉中曾专赴川博看琴。经过十多年研究，他通过琴身上“玉泉”印章的篆文章法和大小，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耶律楚材大字诗卷中的印章对比后，得出了“石涧敲冰”古琴曾为耶律楚材收藏的结论，更为这把古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和不一样的历史人文价值。

根据记载，耶律楚材又号玉泉老人，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博学多识，精通汉文，匡佐蒙古，任中书令后。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促进了各民族的稳定与团结，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两朝任事近三十年，功高不赏，后因弹劾皇后宠信之人，渐被排挤，忧愤而终。耶律楚材最好古琴，不仅善弹《广陵散》，自称有“琴癖”，曾在诗文中提到所收藏的“春雷”、“石涧鸣泉”、“升元宝器”等传世名琴。到他去世时，家中遗产“唯名琴数张，金石遗文数百卷而已”。

耶律楚材曾经居於北京西郊别墅玉泉山莊，因此在他珍藏的这把古琴上刻下“玉泉”方印，而“石涧敲冰”则喻其可发金石之声。

五代前蜀玉大带

1940年时，成都有关部门在当地抚琴台附近发现一座古墓，经考证此墓为该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王建墓，史称永陵，“陵”是帝王葬所的专称，“永”则是寓意长久。永陵是全国范围内发现的第一座平地起建的皇陵（即墓的墓室是直接搭在地面上的），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座。玉大带便是出土于此。

王建（847年—918年），字光图，小字行哥，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年轻时是个无赖之徒，以杀牛、偷驴、贩卖私盐为业，又因排行第八，故被乡人称为“贼王八”。后来，王建犯罪入狱，被狱吏偷偷放走，藏匿在武当山上。武当山僧人处洪指点他前去投军，唐末王建加入忠武军，成为忠武八都的都将之一。

因救护唐僖宗有功，成为神策军将领，天复三年（903年）被唐昭宗封为蜀王，成为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天复七年（907年），唐朝灭亡。朱温篡位，建立后梁。王建因不服后梁而自立为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

永陵内出土的玉大带经考证为前蜀皇帝王建生前佩戴的玉质腰带，是一件国宝级文物，是迄今所知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完整的成套玉带，也是唯一一件能够确定为帝王本人所使用的玉大带。

玉大带整体为和田玉质，由七方銙（kuǎ）、一方䤩（chá）尾、两节革带（原件已腐，此系复制品）和一对银扣组成，銙每一块都是长8.2厘米，宽7.4厘米。

带銙上雕刻着八条蟠龙造型，蟠龙虽样貌相同，却又同中有异，既整齐和谐又变化生动。龙的头部有鹿形双叉角，其上唇都呈上翘之状，腿部的关节处都有羽翼修饰，四肢关节处还生有毛发，龙爪为三趾，尾部为蛇形，通体布满了鳞纹，蟠龙们都展现出昂首奋爪的姿态吞吐宝珠，造型矫健有力，制作精致细腻，是力与美的和谐体现。带銙背面四角处有象鼻小孔，用线或银丝将銙附于鞓上；

䤩尾阴阳凹凸浮雕龙戏火球图案，背面首部也有小孔多处，以将铊尾系固于鞓上。所雕之龙均生动活泼，矫健灵动，线条流畅。龙颈后有须，下唇留须，龙身满饰方格形鳞纹，背生火焰状鳍，四肢作腾飞状。

䤩尾的背面刻有一段铭文，记载了前蜀宫中的一件大事：“永平五年乙亥孟冬下旬之七日，荧惑次尾宿。尾主后宫，是夜火作，翌日于烈焰中得所宝玉一团。工人皆曰：'此经大火，不堪矣！’上曰：'天生神物，又安能损乎！’遂命玉工解之。其温润洁白异常，虽良工目所未睹。制成大带，其方阔二寸，獭尾六寸有五分。夫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向非圣德所感，则何以臻此焉！谨记。”

这则铭文的大意是说：前蜀永平五年十月月二十七日，灾星荧惑星运行到二十八星宿中的尾宿，预示着后宫将要发生灾祸。当天深夜，王建后宫中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无数珍宝在大火中悉数化为灰烬。第二天，在灰烬中发现独有一团宝玉得以保存。常言道：“火炎昆岗，玉石俱焚”，玉最怕的就是火烧，因此工匠们都认定这块经过大火焚烧的玉石已毫无用处。然而王建却不这样看，他说：此乃天生神物，大火又怎能损坏它呢！于是命玉工解治，结果发现这块玉石异常洁白温润，连见多识广、技术优良的玉工也从未见过如此好玉，于是制成了王建所佩戴的玉大带。

三年之后，王建因病去世，其子王衍继承了皇位。又过了八年，即公元925年，后唐宗李存勖发兵攻蜀，逼迫王衍投降，致使前蜀彻底灭亡。

关于此次大火的起因不明，火灾发生后，任诸军都指挥使的王建义子王宗侃等人率兵前来救火，王建却紧闭宫门，不让人进宫，任后宫珍宝付之一炬。王建当时的做法至今仍是前蜀政治史上的一个谜，有说法是当时，王建的儿子和太子为了争夺皇位，双方之间刀兵相见，所幸太子被消灭，王建的王位得以继续。但经此一事，前蜀皇帝王建却患上了疑心病，整日怕别人抢自己的皇位。王建紧闭宫门就是怕有人借此机会对自己不利。

玉带的銙尾铭文除记载大火外，还载有制带之原因及䤩尾和玉銙的尺寸，它为研究唐、五代的度量衡及玉带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佐证。

五代后蜀残石经

孟蜀石经，又名广政石经，肇始于后蜀广政元年(938年)，由当时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并增刻注文，历时八年，刻成十经，碑石上千块，立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余下三经在宋代补刻。这是我国古代唯一附有注文的石经，首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汇集一堂。

　　蜀石经残石迄今为止确认者非常稀少，现仅存7块，其中1块《仪礼·特牲馈食礼》原藏重庆市博物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余6块均藏于四川博物院。四川博物院院藏的6块中，5块时代为后蜀，1块为南宋。从稀有性和影响来说，四川博物院所藏的这6块蜀石经残石不但是一级文物，还可称得上是一级中的一级。本次展览中，这6块蜀石经将全部集结呈现。(完)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在碑石上刊刻官定儒家经书，被称为“石经”。

宋赵佶腊梅双禽图纨扇面

赵佶即宋徽宗，号宣和主人、教主道君皇帝、道君太上皇帝。宋神宗赵顼之子，哲宗赵熙之弟。宋朝第八位皇帝，画家，书法家。

赵佶初封端王，其兄哲宗赵照因死后无子，故皇太后向氏召立继位，并由向太后协同听政。元符四年，向太后病亡，赵佶开始执政。其在位初期，支持蔡京等大臣，不断改革茶法，盐法等专卖制度，改革币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还在中国设置居养院等救济机构，普及地方州县学校建设，大力发展大学，以升舍的方式代替科举考试。后期却对人民却横征暴敛，崇信道教，修建艮岳，大兴土木，挥霍无度，立“花石纲”，豪夺天下珍奇花石鸟兽，致农民起义频发。加之北方金朝女真贵族乘机率兵南侵，赵佶又屈辱妥协，导致靖康元年(1126年)底金兵攻破汴京，次年与其子钦宗赵桓一同被俘，最后病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虽然宋徽宗赵佶虽然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却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不但发展了宫廷绘画，广集画家，创造了宣和画院，还培养了像王希孟等一批杰出画家，其组织编撰的《宜和书谐》和《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更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徽宗赵佶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赵佶书法在学黄庭坚、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

1955年，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前身）大量向社会征集文物。7月20日，博物馆来了一位姓杨的男子，自称手上有一套珍贵的花鸟册页想要卖给博物馆。此套册页共有四幅，分别是《腊梅双禽图》《秋葵图》《林原双羊图》以及《荷塘聚凫图》。经过仔细审看，确定这四幅册页为宋画，其中《腊梅双禽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真迹，于是川博花了十五元买下这套册页（当时中国1斤大米卖1角2分到1角5分不等，猪肉6角钱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