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府志》考

龙安府是四川省绵阳市北部及广元市西部一带在明、清至中华民国初年期间设置的一个二级政区。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改龙州宣抚司置，隶四川承宣布政使司。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新设宁武县（次年更名平武）附郭。治地在今平武县城龙安镇。其境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平武、江油、北川、青川四县（市）。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还管辖松潘厅。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共存在347年。今存康熙《龙安府志》一卷、道光《龙安府志》十卷。

一、《龙安府志》的编修刊印

（一）龙州、龙安府旧志概况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地方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责之一。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宋代方志进入定型成熟阶段，明、清两代，地方志的修纂进入繁盛时期，就连龙州、龙安府这样的边远之地也概莫能外，自南宋起，历代均有修志之举，可惜传世者极少。

根据笔者目前所能查找到的史料显示，平武历史上在设立龙安府之前，曾编有《龙门志》和《龙门续志》，但均未传世。《蜀中广记》卷九十六记载：“《龙门志》，今龙安府，杨熹序。《龙门续志》，宋之源序。《阴平县记》，今青川所。唐大中六年（852年）周茵撰。”清代学者倪涛所编撰《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八“龙州碑记”记载：“《牛心山灵异记》，在牛心山之显济庙，即李龙迁庙也。庙碑不载撰人名氏。龙门志，杨熹序。续志，宋之源序。”表明《龙门志》和《龙门续志》的序言还曾刻碑铭石，与《牛心山灵异记》碑一起树立于龙州牛心山（今平武县江油关镇）。道光《龙安府志》卷四下《龙安府学校志・书籍》载：“《龙门志》：无卷数。宋郡守杨熹序。《龙门续志》：宋之源序。”说明在道光二十年邓承詠等编纂《龙安府志》时，也收集到了这两部志书的信息，但当时龙安府是否还有这两部旧志存世，则不得而知。

平武历史上确认无误的正式以“龙门”为名称的政区建置，仅有隋末的龙门郡（西龙门郡），其存在时间介于隋义宁二年（唐武德元年，618年）正月至五月之间，不足半年时间。《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西龙门郡为西龙门州。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改西龙门州为龙门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龙门州为江油郡。如此算来，称“西龙门州”的时间有9年，称“龙门州”的时间有115年（包括其降为羁縻州的10年），两者相加达124年。再加上隋末称“龙门郡”“西龙门郡”的半年，以“龙门”“西龙门”为郡、州名的时间共计125年。但经笔者反复考证，《新唐书・地理志》关于“西龙门州”“龙门州”的记载是错误的。实际上，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朝建立时，就直接改隋西龙门郡为龙州了。所谓“西龙门州”和“龙门州”，其实并未存在过，但“龙门”一名影响却极为久远。宋宁宗时，平武的政区建置为龙州，领江油、清川二县。已无龙门之名，时人好古，仍称龙州为龙门。故志名《龙门志》，而非《龙州志》。

综合多种史料推断，杨熹、宋之源二人均活动于南宋宁宗时期。杨熹大致在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到开禧年间（1205～1207）任龙州知州并编成《龙门志》。宋之源大致在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任龙州知州并编成《龙门续志》。

杨熹生平不详。据《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六记载：宋宁宗嘉泰年间，龙州多次发生“龙州蕃部寇边”事件。嘉泰三年（1203）正月，龙州蕃部掠大崖铺，陷浊水寨，屠知寨范浩全家。七月，兴州（今陕西略阳）驻札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兴州、利州西路安抚使吴曦派中军正将李好义等讨龙州蕃部（后吴曦降金，被李好义等击杀）。十月，龙州蕃部降，“守臣杨熹遣江油令马崇廉往受其降”。由此推测，杨熹可能就在这段时间担任龙州知州。《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五记载：嘉定七年（1214）二月十四日，“知巴川蹇似之放罢。以其结纳逆曦，交通夷酋，从利路提刑杨熹请也。”“逆曦”指投降金国的吴曦，“利路”是“利州路”的简称，龙州就隶属于利州路。杨熹当时的身份是“利路提刑”，他担任龙州知州应该是在此之前。

据双流《宋氏谱牒》并综合网络资料得知，宋之源是成都双流人，字积之，改字深之。生年不详，卒于嘉定十四年（1221）。其父宋若水，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历任秘书丞、兼吏部郎、江西路转运判官、中大夫。宋之源从朱熹学，以父任入官，历江源县尉、茂州司户。宁宗开禧二年（1206），吴曦降金，辞官去。次年曦平，进秩知什邡县，累迁嘉定府通判、邛州通判、龙州知州、洋州知州。因抚夷有功，进知嘉定府（今乐山市）。嘉定十四年（1221）卒于官，葬于成都县阳侯乡祖茔。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改设龙安府之后，曾于明万历七年（1579）、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乾隆三十七年（1772）、道光二十年（1840）四次编修《龙安府志》。此外据《四川通志》记载，明代天启七年（1627）任龙安府知府的林有麟曾“纂辑郡志”，但未留下其他可以查阅的线索。坊间还曾出现“嘉庆《龙安府志》”的信息，但嘉庆年间是否曾编修府志则存疑。

（二）明万历《龙安府志》

明万历七年（1579），时任江油县令叶自新就曾编纂《龙安府志》。这是龙安府历史上首次编修府志。当时距改设龙安府仅13年时间，龙安府下尚未设置附郭的平武县，仅辖江油、石泉二县，青川守御千户所和王、薛、李三姓各土司，故府志是由江油县令编修。据查，万历年间曾担任龙安府知府一职的多达11人，但却是由所辖属县的县令编纂了府志，也可算是一大奇闻。《贵州通志》载：“隆庆丁卯科……叶自新〔贵阳人官知州〕”。清光绪《江油县志·官师志》记载：“叶自新，万历四年任，修葺城垣，增益垛堞。”不言自喻，叶县令在任勤于政事，多有建树，并在上任后的第四年修成《龙安府志》。

万历《龙安府志》其书早已散佚，仅在黄虞稷所编《千顷堂书目》史部卷七地理类中有“叶自新龙安府志〔万历己卯修江油令〕”寥寥十余字的记载，证实了明万历《龙安府志》的存在，惜该书目未标明《龙安府志》的卷数、类目等重要信息。

（三）林有麟“纂辑郡志”

据《四川通志》记载，明天启七年（1627）任龙安府知府的林有麟曾“修治学宫，纂辑郡志”，表明其在任时曾编修过府志。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资料证实有天启《龙安府志》的存在。林有麟，《龙安府志·职官·题名》记载：“江南华亭官生，天启中任。”《四川通志·卷七上》对其记载较为详细：“林有麟，号衷斋，华亭人。父景旸，万历间有声谏垣。天启七年，有麟以任子自刑曹出守龙安。时蜀定奢氏之乱，所在喘息甫宁，将士骄悍，有麟悉心休养，约束兵弁，皆肃然奉令。而给饷以时，赏劳优厚，将吏更相悦服。境外诸番所得岁赐，茶缯无或浮冒，皆感激拜舞。上官深器重之，遂署监军道事。亲履要害，捐赀练兵三百余人，皆一以当十。又修治学宫，纂辑郡志。自江南□经史古今文集，分布黉舍，课令诵习。又以边州，命诸生习骑射，亦悬赏以劝之，刻有射法成书。又建议龙安为省会北门，宜于秦蜀之交益兵驻镇，以壮锁钥。会有麟引疾去，事不果行。崇祯之季，秦寇披猖蜀北，蜀势不支，人乃服其先识。在官二载，百废具举，案无留事。龙人目为林青天，去之日，哭泣奔送者三百余里。”《龙安府志·职官·政绩》记载也与此基本相同。

这位林知府，来自江南华亭人称“松江林氏”的名门望族。其高祖林济，成化十年（1474）举人，曾任沔阳州、裕州知州。其父林景旸，字绍熙，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南京太仆寺卿，万历年间在谏官当中较有名声，著有《玉恩堂集》。林有麟以“任子”（因父兄之功绩，得保任授予官职）授通政司经历，迁刑部郎中。天启七年（1627）出为四川龙安知府。当时刚刚平定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司奢崇明及贵州水西（今大方一带）宣慰司安邦彦叛乱，龙安府正是多事之秋。林有麟因“父荫”而入仕，却并不是无能的官二代。到任之后，他展现了过人的治理能力。在任虽仅两年，但文治武功，多有建树，“百废具举，案无留事。”被龙安人民视为“林青天”，在他因病辞职离任时，“哭泣奔送者三百余里”。同时，他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在书画、音乐、诗词诸方面，皆有高深造诣。他是松江派著名画家之一，工于山水，妍雅茂密，有宋人风格。他是著名藏石家，著有《素园石谱》。他精通音律，尤擅古琴，著有《青莲舫琴雅》。他还是诗人，有诗集《扣舷集》传世。《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载有其《龙安解组归舟口号》绝句四首（“解组”就是解下印绶，即辞去官职）：

 

秋风忽动季鹰思，鲈脍莼羹正此时。

傲骨止应麋鹿伴，松间明月好衔巵。

拂衣长谢蜀山云，漫说当年借寇君。

亦有青萍囊底吼，可怜无地斩妖氛。

簪组何劳伴我身，一瓢万里未为贫。

芙蓉九点秋光好，圣世偏容放旷臣。

归来不改旧时门，有客时开绿蚁樽。

记得云山多变幻，与君深坐细评论。

（四）清康熙《龙安府志》

清道光《龙安府志》邓存詠序称：“自康熙中，奉天陈府尹有志于志，纂刊成卷，凡天文、地舆、食货、学校，以及人物、艺文，订其舛漏，补其缺略者。嘉庆十七年（1812）所修通志，多所采辑。”此处所称陈府尹，即康熙年间龙安府知府陈于朝（陈飏言）。据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一《职官》记载：“陈于朝，镶黄旗，官生，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四川龙安府知府（并见《龙安府志》）”。在任时曾重葺龙安府署。道光《龙安府志》在邓存詠序之后收录有陈于朝康熙二十五年（1686）所撰旧志之序，序云：“惟我龙郡，僻处边陲，介在氐羌。松峰积雪，六月如银。柳笛凄凉，三春迟暮。地则刀耕火耨，人半耐冷披毡。”又云：“今上御宇之二十五年，郡邑奉纂修之檄。朝职守是邦，奉行惟谨。独苦兵燹之后，典籍漫漶，文献无存。因搜求前郡守翁较刊通志一册，与属令及郡邑之绅士考核而重订之。”清楚地记述了其编修《龙安府志》的过程。

陈于朝序中所称“前郡守翁”指前任龙安府知府翁佶。翁佶原籍浙江仁和，后迁直隶清苑，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载：“顺治十二年（1655）乙未科史大成榜……翁佶〔仁和人龙安知府〕”。《龙安府志·卷之六·职官·题名》记为“直隶清苑进士”。康熙五年（1666）任龙安府知府，康熙十年（1671）离任。在任期间曾重葺龙安府儒学，并新建观音阁。其《小河道中诗》对当时龙安府地理环境的险峻和战略地位的重要作了形象的描述：

谁凿鸿蒙一线开，盘空鸟道傍岩隈。

遥通隔岸缘绳度，忽断悬崖接栈来。

树杪穿云疑作雪，石横障水激成雷。

只因锁钥西陲重，不惜流沙远堠台。

据陈于朝序所言，翁佶也曾“较刊通志一册”，陈于朝所修府志是在此基础上，“与属令及郡邑之绅士考核而重订之。”“较刊”之意就是订正后雕版印刷。“通志”一般是指一省之志，四川历史上有雍正《四川通志》和嘉庆《四川通志》。也有府志而称通志者，如明嘉靖《平凉府通志》、清康熙《徽州府通志》。但从此处语境来看，这里的“通志”应当是指《龙安府志》，而非《四川通志》。一是康熙年间四川并未编纂全省通志，二是一省之通志不会让一个地处偏远的龙安府知府来“较刊”，三是一省之通志也不会仅有“一册”。从“较刊”一词来看，此志应是前人编修，而非翁佶新修。而此前明确有史可考的龙安旧志，只有明万历七年（1579）江油县令叶自新编纂的《龙安府志》，翁佶所“较刊”的“通志”，很有可能就是叶自新所编纂的万历《龙安府志》。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认定，康熙年间编修《龙安府志》基本事实是：康熙五年（1666）任龙安府知府的翁佶，收集到“一册”前人编修的龙安府“通志”，进行订正后刊印成书。当时可能印数不多，加之其后因战乱等原因，很难找到了。康熙二十五年（1686），龙安府知府陈于朝接到朝廷编修志书的公文，为完成修志任务而四处收集资料。但“独苦兵燹之后，典籍漫漶，文献无存”。经多方搜求，才找到了翁佶订正刊印的一册“通志”，于是“与属令及郡邑之绅士”在此基础上“考核而重订之”，修成了康熙《龙安府志》。《四库全书》在介绍道光《龙安府志》时说：“龙安自康熙、乾隆以来，修郡志者，只存草稿，未及梓行。”说明康熙《龙安府志》修成后，当时并未刊印成书，只留下抄本。

现流传于世的康熙《龙安府志》不著纂修人，亦未见刻本，仅见北京图书馆收藏清抄本和民国二十一年（1932）传抄本。其内容比较简略，与邓存詠序中“凡天文、地舆、食货、学校，以及人物、艺文，订其舛漏，补其缺略者”的描述不完全一致，且没有后来收入道光《龙安府志》中的陈于朝所作序言，应该是节录本。全书仅22页，不足3万字。主要内容为历史沿革、山川疆域、官宦人物、古迹名胜、田赋物产、学校礼俗之类，以古迹名胜略多，因龙安府其地自汉魏以后便为兵家争战出入陇蜀之要道。

（五）清乾隆《龙安府志》

据《巴蜀方志总目录》（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基础，补充以《中国地方志提要》及《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乾隆《龙安府志》一卷，（清）佚名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修，抄本，南大。”表明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乾隆《龙安府志》抄本一卷，系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编修，编修者不知何人。受客观条件所限，笔者未能与南大图书馆联系查证此事。经查，时任龙安府知府为奉天附贡王立柱，未闻其在任时有修志之举。《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之九百八十三记载有其受冀国勋侵亏军需一案而被革职之事，故由他主持编修府志的可能性极小。道光《龙安府志》编纂者之一的张方觐在《新修龙安府志募启》中说：“龙安入圣天子版图，自康熙中至乾隆修郡志者，止略存底稿，而未及板行，岂纂辑无成欤？抑资斧不足欤？甚哉！创始之难也。”模糊提及乾隆年间曾的修志之举，但未细言。由此推断，此志可能是继承于康熙《龙安府志》，甚至就是康熙《龙安府志》的抄本，其内容应该都已被后来的道光《龙安府志》继承。这仅只是推测，其真实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六）清道光《龙安府志》

现今流传于世的完整的《龙安府志》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由邓存詠等编纂的。邓存詠，字树堂，江西南城县人。嘉庆十四年己巳恩科二甲第三十二名进士。道光十六年，任南澳同知，倡建虎屿塔。十八年，升任龙安府知府。邓存詠到任后，认为“龙郡边界陕甘，羌番杂处。阴平缒兵径入（指三国时魏国征西大将军邓艾出阴平邪径奇袭江油关从而灭亡蜀汉之事），白草风村变乱（指明成化嘉靖年间白草番众反复叛乱之事），自古为用武之地。”他急索旧志查阅，无奈书已残缺。他当时见到的残缺的“旧志”，应当应是康熙，距当时已时隔150余年了。如是，邓存詠遂以重修府志为己任，约集龙安府学教授张方觐，平武县学教谕彭维植等开局举事，先访之道里传闻，再采辑《四川通志》、康熙旧志及所属各邑志乘，分门别类加以厘订编纂，“搜遗补辑，蓝本通志，采取陈志，征诸四属邑志，重修成十卷”。张方觐在《新修龙安府志募启》中说：“古龙州在旧州，此魏、蜀时之称名也。西魏龙安在梓潼（即今江油市小溪坝镇之阴平）、唐龙安在安县、明龙安在平武，此据《蜀水经》而言也，而旧志无传。即率土归诚，龙安入圣天子版图，自康熙中至乾隆修郡志者，止略存底稿，而未及板行，岂纂辑无成欤？抑资斧不足欤？甚哉！创始之难也。今郡伯树堂太守，以名进士由中书历粵东司马，擢守是邦。甫下车，肫肫然以学校、农桑为首务，檄取四邑志乘阅之，析为四而未归一于府志，是府志阙如几二百年矣。莅政之暇，不惜心力，广事搜罗。据《四川通志》为蓝本，复于此二十余年中，《通志》未载之政事大小，以及营伍之改移，关隘之防守，文事武备，各条一一续之，成志十卷。”《四库全书》在介绍道光《龙安府志》时说：“龙安自康熙、乾隆以来修郡志者，只存草稿，未及梓行。至邓守乃莅任，锐意搜集而为此。”书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于是年刊刻印行。

此志分10门56目附8目，共1884页、22万余字。其目录为，卷一天文志：图、星野；卷二舆地志：疆域、图考、沿革、形势、山川、城池、公署、关隘（附场镇乡团）、津梁、祠庙、陵墓、寺观、古迹、金石、风俗；卷三食货志：户口、田赋（附堤堰）、仓储、蠲政、盐法、茶法、榷政、物产；卷四学校志：典礼、祀典（附春秋祭祀银两）、学校（附学额）、卧碑、圣谕广训、书院（附义学）、书籍；卷五武备志：武功、兵制（附铺兵）、边防、土司；卷六职官志：表、题名、政绩；卷七选举志：进士、举人、贡生、武科、封荫；卷八人物志：人物、仕宦、忠节（附义士）、孝友、行谊；卷九艺文志：记、诗；卷十杂志：纪事、纪闻、外纪、祥异。其特色是对川、陕、甘边地之名胜古迹，山川关隘、风土人情等收载极为详尽。如古蜀道之雄险，蜀汉与曹魏多次征战之遗迹，边地羌藏民族之生活习性等，实属珍贵的地方史料。其艺文门仍为重头，亦多收载上述之史料，如唐五代杜光庭《窦圌山记》、宋杨遂《李白宅记》、杨天惠《附子记》、计有功《大禹庙记》、明何卿《议征白草五事》，以及历代题诗等。

《四库全书》对道光《龙安府志》的评价是：“此志凡例仅三条，其中编次一条，抄袭旧志几乎不更一字，有失修志之体。又各类均冠以小序，虽非陈腐韵语，而引经据典，每篇必寻源溯流，穷尽端绪乃已，恨不将一部十七史尽纳其中，以示其博，岂知实形其陋。综观全书，冗杂破碎，罔识体要。搜讨虽勤，而裁剪失当。记述散漫，率无关宏旨，葫芦依样，诚无佳处。”这段评语很不客气，把这部志书说的一无是处。但在龙安府347年的历史上，仅传下这一部完整的府志，不管其质量如何，其价值都是无比重要的。此志今存主要版本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刻本和咸丰八年（1858年）补刻本。

（七）嘉庆《龙安府志》之谜

笔者搜索有关《龙安府志》信息时，曾见《川渝旧方志合集》一书中有嘉庆《龙安府志》之目，经笔者多方搜求，购买电子本到手，阅后方知实为道光版本，不知何故标为嘉庆。各大图书馆旧志目录中也没有嘉庆《龙安府志》的信息。那么嘉庆年间是否编纂过《龙安府志》?

道光《龙安府志》所录陈于朝旧序记述其修志过程是：“因搜求前郡守翁较刊通志一册，与属令及郡邑之绅士考核而重订之。”前面我们说过，翁佶所“较刊”的“通志”应是指《龙安府志》，而不是《四川通志》。道光《龙安府志》邓存詠序记述陈于朝编修康熙《龙安府志》的过程是：“自康熙中，奉天陈府尹有志于志，纂刊成卷……嘉庆十七年（1812年）所修通志，多所采辑。”这里所说的“通志”，与陈于朝旧序所说“前郡守翁较刊通志一册”中的“通志”是一样的意思吗？如果是，说明“嘉庆十七年所修通志”一语中的“通志”，应该是指是《龙安府志》，就可以说明嘉庆年间曾编纂过《龙安府志》，确实有嘉庆《龙安府志》存在。但是，结合邓存詠序前后语境，我们可以断定，此处所言“通志”，应当是指嘉庆二十年（1815）刊刻的嘉庆《四川通志》。“嘉庆十七年所修通志，多所采辑”一语，意思是说嘉庆十七年所修《四川通志》采用了康熙《龙安府志》的很多资料，而不是说嘉庆十七年编修了“龙安府通志”。查嘉庆十七年在任的龙安府知府是满洲镶红旗监生奎保，系嘉庆十二年（1807）到任。其在任六年，未见有修志之记载。邓存詠连康熙年间陈于朝修志之事都说的很细致，却未提及距他任职时间更近的奎保曾编修过府志，这也是嘉庆年间未曾编修《龙安府志》的间接证据之一。《川渝旧方志合集》一书应是误记。

二、《龙安府志》的收藏流传

现存传世的《龙安府志》有康熙《龙安府志》清抄本、民国二十一年（1932）传抄本，道光《龙安府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咸丰八年（1858）补刻本。至于乾隆《龙安府志》，则仅见于书目记载，未见其书。平武县内仅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道光《龙安府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一部。据《巴蜀方志总目录》（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为基础，补充以《中国地方志提要》及《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各版本主要收藏情况如下：

⒈〔康熙〕龙安府志一卷

（清）佚名纂

传抄清康熙间抄本

北京、川大（胶卷）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抄本

北京

（来源：国图）

⒉〔乾隆〕龙安府志一卷

（清）佚名纂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修、抄本

南大

⒊〔道光〕龙安府志十卷

（清）邓存詠等纂修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

北京、科学、人大、北师大、北师院、上海、复旦、旅大、吉大、山东博、南京、南京地理所、浙江、台湾、湖北、武大、湖南、湖南博、四川、四川社科、川大、重庆、北碚、泸州

清咸丰八年（1858）补刻本

北大、上海、天津、陕师大、南大、福师大、湖北

（来源：国图）

此外，应该还有一些民间藏本，且有少量藏本通过拍卖等方式流传。如“北京德宝2008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曾拍卖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官刻本《龙安府志》一部十卷（二函十二册，尺寸：26×17.2cm），起拍价4500元，成交价5040元。拍卖者对该拍品的介绍是：“是书墨色均匀，图文并茂，主修者邓存詠，江西人，时任龙安府知府。龙安地处四川，今为平武县。龙安多山川，又地处偏僻，故明亡之后，明朝宗室仍有逃至此地，从事反清活动者。该地又属少数民族聚居区，故聚众反叛事件屡有发生，此志于此类事件记述颇详，可补正史之不足，于研究民族关系史者亦有重要价值。”

这段介绍文字中“故明亡之后，明朝宗室仍有逃至此地，从事反清活动者”之说，应当是指明建文帝朱允炆隐居青溪华严庵的传说。其地当时属青川守御千户所，嘉靖四十五（1566年）年划归龙安府，顺治十年（1653年）并入平武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复设青川县。

三、《龙安府志》的整理重印

（一）县外整理重印情况

从1991年起，《中国地方志集成》就以省为单位分辑，择优选择资料性强、内容最丰富的志书逐年推出，至今已经连续不间断地出版了25个省的《府县志辑》和一个《乡镇志专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由巴蜀书社于1992年出版，全套70册。道光版《龙安府志》列入其中第14册（591～1015页）。

2014年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启动《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的影印出版工作。2015年4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四川历代方志集成》第一辑，其第十九册收录了康熙《龙安府志》（不分卷，抄本）和道光《龙安府志》（十卷，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2016年3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共收集了地方志727种，其中孤本方志500余种，稀见方志200多种，涵盖了除台湾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省、府、州、县地方志。该丛书收录四川旧志41种，其中有康熙《龙安府志》一卷，（清）佚名纂，民国抄本。

另，《川渝旧方志合集》（应是重庆直辖后所编）中收录了嘉庆《龙安府志》（10册，缺第7册）。经笔者查证，实为道光《龙安府志》，不知何故标为嘉庆《龙安府志》。

上述均为影印本，且均为丛书形式。目前县外尚未发现有单独整理重印的《龙安府志》，不管是影印本还是点校本。

（二）县内整理重印情况

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道光《龙安府志》一部，系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这是平武县境内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旧志。据传，《龙安府志》刻印所用木雕梓板保存至解放后才被烧毁。上世纪80年代初，县党史文史县志资料收集整理办公室曾将《龙安府志》中与平武相关部分内容摘出，取名《平武县志》油印刊行。同时，县志办聘请人员仿该志原版式手抄《龙安府志》一部。

1996年，县人民政府对《龙安府志》进行点校排印。由平武本土著名学者、文史专家曾维益先生负责。曾维益先生依据县文管所藏本，在县志办手抄本的基础上进行点校、整理（后该手抄本由曾维益先生个人收藏），于1996年10月排印出版。该书为内部资料性图书，批准文号为绵新出字第3072号，16开精装本，580千字，印数1000册。

这是平武县第一次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次旧志整理，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受当时客观条件和整理者个人能力所限，该排印本在旧志整理规范和编排校对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瑕疵，有的还较严重。例如，原版《龙安府志》封面是，右上竖排“道光壬寅年重修”七字，正中竖排书名“龙安府志”四个大字，左下角竖排“板藏本署”四字，是说明该书刻印梓板收藏在龙安府署。而作为点校底本的县文保所藏本，封面右上角的“道光壬寅年重修”七字中“年”前面四字已模糊不清，左下角“板藏本署”四字则脱落缺失了最下面一个“署”字。因当时无条件与其他版本对照，故在这次整理重印时，将封面右上角的“道光壬寅年重修”七字改为“清道光”三字，左下角的“板藏本署”四字排为“板藏本”三字，从而使读者误认为这是对一种版本的说明，而版本学中根本就没有“板藏本”这一概念。又如，整理者为“补道光《龙安府志》……的不足”，在府志原文之后加了“附录”，收入整理者所著《平武县建置沿革志》及《平武县城龙安镇》《江油戍的设置时间问题》《平武土司述略》三篇与平武历史相关的文章。这种做法在主观上是出于善意，想补充《龙安府志》的不足，帮助读者了解更加完整的平武历史，但这种做法不符合古籍整理的原则。另外，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无专业录入、排版、校对人员，在该书排版印刷过程中，所有编校工作均由曾维益先生独立完成。曾维益先生在这次旧志整理工作中功不可没，其敬业精神的确令人感动。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书中文字错漏之处，就笔者所见，还是不少的，远未达到古籍整理出版的质量要求。2019年3月，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平武社会历史文化丛书》，共19部，都是曾维益先生历年内部印行的学术专著，由他整理重印的清道光《龙安府志》也列入其中。但此次正式公开出版，并未进行任何修订，一仍其旧。

 

四、按规范重新整理出版《龙安府志》确有必要

按照国务院《地方志条例》和《四川省地方志条例》的要求，旧志整理是一项与新志编纂同等重要的史志工作。我县1996年这次意义重大但不尽完美的旧志整理已过去近二十多年了，目前县内已无存书。而且现在整理旧志的客观条件，也比当初更为完备。因此，按照旧志整理规范重新整理出版《龙安府志》确有必要。

旧志作为古籍，内容丰富而驳杂。旧志整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工作，要经过制订整理规划、撰写旧志提要和旧志题解、辑录旧志专题史料、旧志标点校勘、旧志注释（重点部分今译）、编制关键词索引等一系列程序。

按旧志整理的基本要求，制作影印本，再现旧志原貌，是旧志整理必须要做的功课。否则，哪怕录入、标点、注释十分完美的版本，使用者都会有是否信得过的顾虑。因此，出版《龙安府志》影印本意义重大。同时，为方便普通读者阅读和使用《龙安府志》，在出版影印本的基础上，出版专业、规范、高质量的点校本也是势在必行。

规范的旧志整理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版本收集。参考相关资料，收集信息，到全国各地图书馆走访查阅，有的甚至需要到海外图书馆查阅，再复制完整齐全的版本。就《龙安府志》而言，首先应到南大图书馆查证乾隆《龙安府志》之事，搞清楚乾隆《龙安府志》的真实情况；其次，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道光《龙安府志》都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还应到北大、上海、天津、陕师大、南大、福师大、湖北等图书馆查证其咸丰八年（1858）补刻本，搞清楚两个版本的异同。

第二步：录入排版。古籍整理必须由熟悉繁体字、异体字，能通顺阅读古汉语的专业录入人员对书稿进行录入，录入正确率必须保证在99%以上。而普通的录入人员录入旧志文字时，错误率通常高达15%～20%，完全达不到要求。另外旧志对排版的要求也有非常多的讲究与规范，如目录的分级、段落的缩进等均有专门的要求。如果由非专业古文排版人员依葫芦画瓢，排出来的东西可能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

第三步：专家点校。志书的点校与普通文言文的点校也有所不同。志书属于史学范畴，一般编辑人员对于古文的修养往往局限于文学范畴。真正要点校出高质量的旧志，必须由历史学、古典文献学等相关专业的教授级专家进行点校，如果点校者不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平与素养，就会造成点校本的成书质量低下。

第四步：校对。旧志整理必须要有专业的古文编辑参与校对工作，普通的文字工作者、编校人员能够通顺阅读文言文的都不多，能胜任古文校对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普通文字工作者是无法胜任旧志校对工作的。

第五步：制作。由专业的古籍出版印刷单位将整理好的旧志制作成仿古的手工宣纸线装书，除供普通读者阅读使用外，还可以作为当地招商引资的文化名片和赠送嘉宾的高雅礼品。

旧志整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上述的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稍有疏忽都会对成书的整体质量失去控制，为了保证不愧先贤，同时也是对后人负责，必须寻求专业团队负责全程工作。因此，如果要对《龙安府志》进行规范的整理重印，建议此工作可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委托专业机构，聘请旧志整理专家，与平武县方志办专业人员（可邀请江油市、北川县和青川县方志办参加），组成专业团队，广泛收集现存各种藏本（复印本、胶卷、电子版等），选择最优底本，再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刊整理，出版《龙安府志》原版影印本。鉴于康熙《龙安府志》仅残存抄本一卷，且其内容已纳入道光《龙安府志》，故单独整理重印价值不大，为保存资料，可考虑将该抄本附于道光《龙安府志》之前，《四川历代方志集成》就是这样做的。

第二步：在出版影印本的基础上，由上述专家团队按照旧志整理规范对《龙安府志》进行专业点校，由专业的古籍出版印刷单位精心制作，出版高质量的点校本。如果考虑出版成本，也可直接出版点校本，同时将原志影印电子文档制作成光盘附于书后。当然，其效果肯定不如纸质影印本，是不得已的办法。